然而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手段，這是與資本主義社會進化論對立的，而 社會主義的本質并不是發展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發展的前提，把本質和前提混淆起來，如不是是宣傳私有化的一貫伎倆，否則就是學識存在問題，胡叫狂囂罷了。生產力由人們的能力、工具、知識、文化程度的一系列因素組成，這不能代表人的類的本質。鄧小平對社會主義的本質論述有其深刻性。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共同富裕。這是對的，對整個社會主義都是適用的，對整個人類都是適用的。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不僅是一個制度演化適應問題，也是一個人類整體素質推進的問題，在一個國家就是這個國家公民整體素質意識提高的問題，相伴而行的是交往的頻繁，文化科技的普及與提高。誰由此而得出私有化。這是開歷史的倒車，也是把人還原到動物的境界。而中國文化正是醫治這種開歷史倒車的良藥。中國文化的天人合一，不僅提倡與自然和諧，與人和諧，提倡一種人文主義和自然主義統一，是挽救當今世界科技危機的良藥，當今世界的政治危機說到底是由科技危機引起，因此也是挽救當今世界政治危機的良藥。天人合一也是挽救當今世界經濟危機唯一的良藥，天人合一強調的是人與自然發展的理性步調的一致性，這正可以有效緩解世界資源因過度開發而引起急劇的匱乏性。天人合一同時強調的是科技的應用的匹配性，認識與發展的一致性。即各正性命，保合大和。當今世界的一切危機均為未做到這一點而引起。各正性命就是反對異化，剔除異化，使各得其所。這要求人類逞其智力，一方面發展科技，解決當今世界的科技帶來的難題，另一方面要求人類順自然而行，依道而走。私有制作為一種以個人為中心的個人主義制度應受到嚴厲限制，而作為激發個人之力發展生產經濟的手段可適當保留，但這是一種具有社會性質的私有制，這是私有制演化的必然邏輯，這是和人的文化素質發展水平處于特定時期相適宜，從而盡力使社會走向天人合一的境界，從事人類各民族真正做到各正性命，保合大和。西方資本主義，其本性是逐利的，G……G'最明白地表示出資本主義生產的動機就是賺錢。實體經濟生產的過程只是賺錢而不可少的中間環節，只是為了賺錢而必須干的倒霉事。因此美國它一旦有機會不通過實體經濟而是有虛擬經濟能賺錢的時候，它必然大力發展國際經融經濟，這也是美國的虛擬經濟十分發達的內部原因，這一點又必須以強有力的軍事做后盾，這也造成美國軍工企業是他的支柱產業的原因，今天紛爭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資本主義的本性的發展所致，當今的美國已不是二戰之前的美國了。面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形而上學性，實現人類社會的和諧發展任務是任重而道遠。實現這一點必是國際間的縱橫捭闔，以軍事為后盾，打經濟牌、地緣牌等，國家必是民族國家為基礎，以新國家社會主義為手段，現實使自己國家走上共同富裕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推動民族國家走向共同富裕，第三步才可能真正走向天人合一。當然，天人合一社會的建立，也是以前者為基礎，逐步建立的，前面也會貫穿天人合一的理念，這是一個斗爭的過程。

        天人合一，不僅是中國提出的人天和諧相處的科學的學說，也是一種政治學說。中國古代的天人合一是一種認識論意義的天人合一，是一種個人的天人合一，更多是一種人文道德的天人合一，在實踐上是一種很膚淺的天人合一，并沒有真正走向天人合一，或說只是處于天人合一的低級階段，或說一種偏狹階段，這是與古代中國人的認識水平和發展水平相一致的。今天的天人合一應是辯證的發展，以形而上學為環節螺旋向前推進，這是人文和自然的統一，這不僅是一種認識論，更是一種方法論，其立足點在于人類的實踐，目的是人。現代人不研究自然科學，就是不研究天理，不懂天理就無以與自然宇宙和諧相處。懂了天理不善運用是違背天理，是反良知，那么人就無以談未來。人只有進一步明白天理，從而致良知，善巧運用，和諧相處。天人合一非不前行，相反只有前行才能真正盡可能地天人合一，古之天人合一更多是作于象，而未深入實質。自然是什么？自然是自在之物，是本來的樣子。當人們說走向大自然的時候，并沒有真正走向大自然，而只是看到了自然的景觀，看到了外相。從這種相中人們去領悟，多是著于皮相而已。我們并不認識自然，身于其中，只是感受，只是一個過客而已，是外在于自然之內的，而沒認識到人只有認識了自然，才可真正融入。面對宇宙自然，我們的祖先在觀察中、感受中，以象和數來認識自然，模擬其象，推之以數，以此導理，再把此和人事相聯系，從而趨吉避兇。這種總體的把握，不可避免的顯得粗疏而神秘，忽略了對天理的細致研究和把握，中國古代自然科學落后也是必然，也沒做到真正的天人合一，只是著于皮相，最后落后也成為必然。自然主義與人本主義，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因為人本是自然的，天理不僅指人文、也指自然規律。人只有合于道，合于天理才是依道而行，才可能贏得可持續的發展，生態環境才可保持，人才能立足地球向宇宙進發。人文中雜入人偽時，就不是真正的人文，也不合于道，不合于天理。人是自然的高級產物，因此人具有與自然的統一性與同一性，這是全息論的基礎，因此康德說人具有一套先驗的認識形式，具有一定深刻性，但并不是正確的，這就是這個原因造成，故而說是唯心的，而我們認識事物有必須以自然為準包括人，人與自然的同源性，注定人可以認識宇宙自然，因此是唯物的、可知的。人是宇宙之樹上結出的果實，天人合一是自然的人，天人合一是講自然是人的延伸與人是自然的產物，人也遵從自然規律。人們之所以能改造自然，只是在彈簧的限度內而已，并沒有超出規律，一旦超出彈簧限度，人就越規律而行，就破壞自然，最終把自己引上死亡之路，也破壞了天人合一之規律、正道。

       在這個天人合一政治實現的過程中，中國之路，最終與美國的戰略相違背，美國戰略是少數人的，中國的戰略是多數人的，中國只有發展自己的基礎上，走世界共同富裕的道路，這在一定意義上說就是馬克思的初衷，這也是社會主義的道路，中國最后的結果是團結美國國內人民和世界人民迫使美國等轉向大多數人的幸福，這是很長的路。雖然發展生產力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但在一定時期把發展把發展生產力作為首要任務這個邏輯并沒有錯，若因此就該是私有化是錯誤的，特別是個人主義制度的私有化從走向私有制更是大錯而特錯，這會斷送我們國家的前途，也將把中國人引向無底深淵，從而也會把世界引向未來的無底深淵。目前中國只能是走國內共同富裕的基礎上，促成世界不發達國家走上共同富裕，這在一定意義上說也是人類國際統一戰線的發展和前進。

       私有制在中國只能是經濟發展的一種手段，而不是根本制度，這一點與中國文化史有深刻淵源的，中國你只要認真考察從古到今沒有完全意義的個人主義制度下的私有制。 私有制在中國歷史上實質是皇帝所有制，歷史上有皇帝，可這個皇帝只不過是家天下，其他人要想家天下，皇帝不答應，老百姓也反對，這是天無二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在一定意義上可看成是以皇帝為中心的類似于公有制的一種所有制。在中國，地主階級占有大量土地田以剝削農民剩余勞動。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富豪之家，不斷兼并土地。此外，還有皇莊、官莊、屯田、營田等大量土地歸封建國家所有。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就不完全是私有制了。雖然土地私有制是封建生產關系的基礎，但在中國的封建社會里，公有制土地所占的比例有時相當高，因為歷次農民戰爭造成的土地重新分配，使得土地兼并過程不斷反復，公有制與私有制的比例在周而復始的變化，并一直延續到封建社會末期。其中最典型的是魏晉南北朝的屯田制和均田制。后漢年間，中國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度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土地兼并令大莊園經濟繁榮興旺，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但是黃巾起義和后漢末年的軍閥混戰對社會生產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在此情況下，曹操等軍閥努力發展屯田制，將大量的私田收歸國有，然后分給百姓耕種，收取高額地租。這種做法雖然在亂世有助于恢復生產，緩和矛盾，積聚國力，但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卻是一種倒退。從后漢末年到唐朝中期，土地公有制都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國家不但掌握大量土地，而且禁止民田買賣，防止土地兼。直到唐朝中期以后中央政府統治力度削弱，土地私有制才重新抬頭，并在宋朝發展。明代土地關系仍沿用宋制，國有土地與私有土地同時并存。其中，屯田是明代國有土地的主要組成部分，當時的屯田有軍屯、民屯、商屯、戌罪屯、贖罪屯等。同時，皇親、貴戚、宦官等占有大量莊田，出現了大地主階級土地所有權。清朝建立后，清朝皇室、八旗宗室、八旗官兵通過執行圈地令強占土地作為諸王及八旗兵丁的私產，即“旗地”。同時，清朝仍沿用宋元明的舊制，實行土地私有制和屯田制。但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和政治變遷，官田、屯田漸漸為官吏、地主、商人、高利貸者所收買或侵占。因此，私有土地權日益擴大。總之，我國封建社會存有三種土地所有制形式：土地國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農民土地所有制。戰國以來的土地私有制主要有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農民土地所有制兩種形式，其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為主體。

   與西方的城邦王國形成的私有制大不同。 在西歐封建制度下，國王和百姓、封主和封臣都遵循一種契約。每個人都對他人負有某種義務，國王有權強制執行。在西方如果一個國王侵犯了一個封臣的權利，封臣們也可聯合起來反對他。封臣們組成國王的議事會。國王應按照封臣們的勸告行事。如果封臣們覺得國王濫用他的權力，可以對他進行限制。故封建制度下的王權是有限的，封建主之間的關系是相互的，互相制約，具有契約性質。國王以下的各級封建主都效仿國王實行分封。這樣層層分封，形成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騎士的封建等級制度。等級越低，人數越多，組成一座以國王為首的金字塔式的統治結構。在這個統治結構內部，每一層的上下級之間都是領土（封君）和附庸（封臣）的關系，彼此負有義務。但是，每個領主只能直接管轄自己的附庸，不能管轄附庸的附庸，所謂“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這是西歐封建社會的一條常規。實際上，每個封建主都是一個小國君，割據一方，各自為政。所以，整個西歐封建社會是分裂的，國王的權力有限，不能統治到各級封國，難為天下“共主”。西歐封建社會分裂割據，各自為政，紛爭不已，所以盛行尚武之風，當騎士是莫大的光榮。從一份公元1002－1023年的有關諾曼底征服前的英國社會史料中，我們了解到：如果一個平民發展順利，擁有屬于自己的足足五海得土地，一座鐘樓和一座城堡，在國王會堂里有他的席位和專職，那么，他以后就有資格獲得一個武士的各種權利。……如果一個武士發展順利，成為伯爵，那么，此后他就有資格得到伯爵的各種權利。這就是說，在當時，財產和武藝是進入貴族行列的主要依據，跟血統關系不大，很多國王的侍衛，最后發展成為貴族。因此，在西歐貴族和平民之間并沒有難以逾越的鴻溝。另外，西歐封建社會沒有中國封建社會那嚴格的宗法制度。查理曼帝國在查理死后，帝位由兒子路易（814－840）繼承。路易的兒子們彼此爭權奪地，甚至對父親發動戰爭。路易死后，他的三個兒子把國家瓜分了。長子羅退耳雖然繼承帝號，但沒有得到整個國家。西歐封建制度的領主與附庸的關系，實質上是一種土地和兵役之間的交換，雙方都受到封建契約的約束。臣下從領主那里得到一塊采邑，成為領主的附庸，同時必須為領主服兵役和履行其他一些附庸應當履行的義務。附庸不能履行義務或者附庸死掉，領主有權收回采邑。另外，領主對其附庸需要奉行公平原則，并且盡力“維護”、“保護”附庸。否則，附庸可以廢止契約，離開采邑，另擇領主，或上訴國王。中國西周封建制度上下級之間沒有相互義務的封建契約。下級只對上級有義務，而上級對下級沒有什么約定的義務。上級對下級有絕對的支配和決定權力。所以，“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父叫子亡，子不能不亡”。西歐各國的封建國王，他的經濟來源要靠他自己的莊園。所以當時有“國王靠自己生活”的說法。中國西周天子靠全國臣民養活，“聚斂貢城闕”，各諸侯國都要給他納稅、貢獻、服役。西歐封建制度的初期，采邑是不世襲的，后來才出現世襲制度。西歐各封建國王想控制，但不能控制伯爵，于是，它們利用宗教，在每個伯爵領地內建立能與伯爵競爭的權威。任命主教或修道院長，建立具有特權的宗教特區，主教和修道院長受國王保護。伯爵及其附庸禁止進入這些擁有豁免權的宗教特區，不能在宗教特區征收稅金、施行法律。后來，隨著教會勢力的膨脹，在歐洲出現教皇的權力凌駕于國王權力之上的現象。綜上所述，西歐的封建制度與中國的封建制度根本不是一碼事。但由于現在封建社會、封建制度、封建主義、封建意識等等，有關封建的概念用的非常之多。所以，封建的這層涵義，我們也必須了解。這就形成了古代中國特色的具有更多公有性質的私有制決不同于西方那種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契約性的私有制。因此中國當代的所有制中的私有制是具有社會性質的私有制，僅是社會所有制的一部分。

        中國的政治制度，從現實意義看，何新說的較客觀：不可能是西方的，而是中國古代堯舜時代的禪讓制的現實化，這是一種能人政治與道德政治的結合。中國的民主制度必然也與西方有區別，中國早在漢代的時候就有民主制的發端，如舉薦制，有人說西方的普選制是這種的升級版這是有道理的，但這種升級版與西方文化傳統相適應，雖然有人嚷得兇，要西方民主政治，可中國沒這個文化傳統，中國的升級版還得另尋別路，新傳統的發展和形成是要時間的，就是形成了也和西方不一樣，除非中國沒有歷史。

       這就是中國和世界未來的大體走向。

      備注：這篇東西有點雜，但成系統，文字段落還需調整，有重復，修改待有時間再說。論述西方封建私有制的那一段有內容來于網上無名氏，和我之意同，就只大體改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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