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今天，要像古代那樣“去其史”幾乎是不可能了。那么怎樣才能達到上述目的呢？就只有歪曲其史，妖魔其史，讓你覺得自己生來就是劣等民族，一身改不掉的“劣根性”，只能給“優等民族”提鞋，當“提款機”。你要是稍有不從，或者想要反抗一下，不但“國際社會”會視你為妖魔鬼怪，就連變身沒幾天的自己人，也會拿“五毛黨”的帽子來壓你。你說可憐不可憐！

至少在十九世紀之初，中國的國際形象還不是這樣的。盧梭、伏爾泰、黑格爾等許多西方啟蒙思想家都對心目中的中國贊美有加。盡管這些贊譽中有著很多主觀成分，很多道聽途說、只鱗片爪，但反映了當時，以金融和戰爭起家的西方資本主義，在人文主義思想家眼里，是野蠻的，是落后的，是不具備合法性的。

資本主義從不入流到成為普世價值用了長達一百年的時間，在一代又一代燦若繁星的西方思想家行列里，貢獻最大的是兩個人：一個是尼采，另一個是馬克斯·韋伯。尼采顛覆了之前思想家的人文主義理論，宣揚“強力意志（will to power）”，認為資本盡管確如馬克思所說是“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的，但也“并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指責的”。這就為資本的剝削和擴張找到了理論支持。

盡管尼采聲嘶力竭地為資本喝彩，可他的“上帝已經死了”過于驚世駭俗，因而資本家們只敢暗地里鼓掌，卻不敢公然叫好。因為無論是從哪個方面來看，資本主義都沒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傳統，要想和啟蒙階段的人文主義叫板，就要從思想理論上找到基石。而馬克斯·韋伯之所以成為資本主義的圣人，就是由于他從基督新教的高度，為資本主義找到了道德制高點和宣揚自己優越性的思想基礎。

資本主義發展到二十世紀初，早已不再是盧梭、伏爾泰眼中的“問題少年”，而是長成粗胳膊大腿的青壯年了。無論是經濟實力還是戰爭能力，都已所向無敵，但心理陰影猶在，那就是由于血統導致的合法性問題。特別是英國，都“日不落”了，怎么還能說是“野蠻黑暗”呢？這就像成功后的曹操，總被人指來路不正——乃父不但曾經認宦官作父，而且爵位很可能還是買來的。這個問題如何解決，其實比經濟和軍事上的勝利更重要。“必也，正名乎！”資本主義正在蒸蒸日上，當然不甘心像印度的首陀羅那樣，掙了再多的錢，見到婆羅門都要下跪裝孫子。唯一的辦法就是“改家譜”。同樣是曹操，你不是說我來路不正嗎？那我告訴你，我的高祖是漢初名相曹參，比你們高貴多了。其無恥的程度，甚至超過了冒充“漢景帝閣下玄孫、中山靖王劉勝之后”的劉備。這個完成了為資本主義“改家譜”重任的人，就是馬克斯·韋伯。

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馬克斯·韋伯將現代文明的實質稱為“宗教的理性化”。到了今天，這已經成為西方社會科學的權威論斷，也是西方對中國居高臨下心態的鼻祖。他的觀點來自于一個古怪的發現：由于北歐的清教徒受讀寫能力和文化程度所限，不能閱讀《圣經》，于是轉而把經營生意和日常生計當做上帝交給的“任務”（天職）去崇奉。經營生意成了念經等宗教活動的替代品，結果從中產生了“資本主義精神”。但是，這個論斷本身并不能證明歐洲的優越性。為了從根兒上顛覆盧梭、伏爾泰的“歐洲黑暗論”，就要把盧梭、伏爾泰證明歐洲黑暗的樣板——中國請下神壇。這正是馬克斯·韋伯的另一篇名著《中國的宗教：儒教和道教》所要完成的使命。
然而正是這樣一部被當代資本主義奉為“新圣經”的名著，卻充滿了想當然和歪曲污蔑。這一點在正直客觀的西方學者那里從不諱言，但是在西方主流渠道內卻鮮有人提，原因就在于它把道德、科學、市場、自由等好的字眼兒都和資本主義劃上了等號，是資本主義優越性和價值普世性的理論基石。拆除了這塊基石，資本主義道貌岸然、唯我獨尊的巨幅雕像，也就瀕臨垮塌了。

馬克斯·韋伯理論中的謬誤，早就為一些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所指出，其最主要的闡述約略如下：

首先，馬克斯·韋伯對資本主義的一切解釋，都離不開西方“精神”與生俱來的優越性。之所以必須把這種優越性定義為宗教和精神上，而非物質和經濟上的，恰恰是因為一方面在十九世紀以前的很長一段時間里，歐洲都處于物質匱乏的狀態下。另一方面在發現新大陸之前，歐洲在地域上一直是狹小和分散的。說白了就是“暴發戶不如破落貴族”的心理在作祟。

其次，新教倫理并不必然導致貿易和借貸，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的雛形和原動力，同樣也就不是導致地理大發現的精神依托。毋寧說正好相反。反倒是中國，這個被形容為封閉守舊的國家，在十九世紀以前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充當了亞歐大陸和海上貿易的發動機。

再次，新教倫理與科學也是背道而馳的。推動歐洲科學發展的根本動力是連綿不斷的戰爭。同時這些科學技術也并非歐洲人天才的大腦所獨立發明的，而是大量借鑒了中國、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甚至是土耳其等東方民族的科學知識和技術成就。這一點李約瑟在他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等專著中有過詳盡的介紹。那些聲稱“理性與科學和資本主義一樣，是上帝賜予的禮物”的說法，完全是無稽之談，是想在發達之后對之前侵犯其他民族知識產權的行為的抵賴。

又次，馬克斯·韋伯一方面把新教定義為西方文明的本質，另一方面又把儒教和道教定義為中國文明的本質，從而把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作為整體對立起來，開了簡單化中國文明的先河。比如，他把儒教貶低為利祿之學，把道教指斥為巫術，這不但表明他對儒教和道教的基本概念全無了解，同時也就對儒學和道學相互滲透，并最終結合為理學、心學的事實缺乏起碼的認知，因而也就更是對中國古典世界觀與現代科學之間的關系缺乏必要的深究了。而在最后這一點上，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老子》一書在世界范圍內的地位。

最后，與馬克斯·韋伯“儒教反自由”的判斷相反，個人意志和“良知自由”的思想，是宋明心學的核心。王陽明指出，沒有良心和良知的自由，非但不可能有獨立自主的意識，也就不能正確地認識事物，更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的人。這種“貴我”、良知自由的論斷，不但比黑格爾對“精神自由”的論述早了三百年，而且在自由主義思想泛濫的今天，顯得尤為精辟和深刻。

因此我們說，正是由于有了馬克斯·韋伯這番“天才的創造”，西方才在不到一百年前徹底找到了證明其出身高貴的“偽家譜”，從而把偶然和骯臟的發跡史，描繪成上帝的特殊寵愛。基于這種“扭曲的心態”，他們把西方的歷史稱作了“世界史”，把哥倫布等人的“循規蹈矩”稱作了“地理大發現”，把從東方文明借鑒來的數學、天文學、物理、化學等文明成果稱作了科學技術上的“文藝復興”，把幾個巧取豪奪的強盜國家稱作了“國際社會”......換句話說，西方文明之外無文明，西方學術之外無學術，西方道義之外無道義，西方真理之外無真理。通過近一百年的自說自話，徹底把假話說成了“剽悍”的普世真理。

龐樸先生曾經辛辣地指出：“我們中國現在老老實實地用國際公制，什么公斤、公分、公升、公里——可能只有中國人和法國人這樣——英美他們才不管你這些，還是用他的英磅、英寸、英里、加侖。他們怎么就那么理直氣壯啊？所以啊，至少在這方面，需要和國際接軌的不是中國，而是英、美這些國家。”李零先生在《學術科索沃》里揭露和批判的，也正是這種籠共“十幾個人來七八條槍”的隊伍，就敢指手畫腳地冒充“國際學術界”的不正常現象。更何況他們所指斥的，還是我們中國人對自己民族文化的研究。這手就伸得未免太長，而態度又未免太霸道了。

很多中國人愿意相信這些，在中國就有很多馬克斯·韋伯的信徒，他們愿意把中國一百多年來的民族屈辱，都歸結為我們的文化不如人，我們的性格有劣根，以及創造了人類歷史上輝煌燦爛文明的中國人，一直是處在黑暗殘酷的專制主義之下，忍受著先進民族所沒有忍受過的厄運。他們愿意這樣想也無可厚非，可有人不愿意這樣想更不是什么“罪”。歷史就像是個鐘擺，一千多年擺在中國這邊，有個一兩百年擺到西方那邊去很正常，那么接下來再擺回中國這邊，友邦大可不必過于驚詫。

中國如今也在蒸蒸日上，有個自己的尼采或者馬克斯·韋伯出來正本清源，把改亂了的“家譜”再改回來，有什么不可以的？何況我們有理有據，比馬克斯·韋伯的杜撰強多了，為什么非要塞給人家五毛錢，不按你的標準就不行呢？

海外華人同其他少數族裔不同。其他族裔可以全身心地皈依西方，而華人不行，因為后面有個中國。黑人拷貝點文件頂多是個經濟案件，而華人一定要被指控為中國間諜。這就是區別。離開了中國文化在世界上的正名，華人的地位永遠不可能雄起。所以，在妖魔化了中國這么久之后，有一點妖魔西方的言論也沒什么，這就叫“中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