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個共同點

一年多來，《炎黃春秋》與南方報系發表了一系列文章，一部分社會“精英”們也不甘示弱，紛紛以演講、座談等形式，敦促中國共產黨盡快啟動政治體制改革。縱觀這一系列的文章、演講、座談等，具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共同點：

（一）肯定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就?！堆S春秋》在2011年第一期發表的題為《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編輯部文章中說：“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政治體制改革滯后。”10月8日，在胡德平召集的《慶祝粉碎“四人幫”三十五周年座談會》上，曾在中組部工作過的退休干部崔武年發表的《我對政治改革的十三點看法》的演講中說：“中國取得了輝煌的令世人矚目的經濟建設成就。這一點的確是事實，是誰也否認不了的。”

（二）否定現行的政治體制?！堆S春秋》在《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一文中說“由于政治體制改革沒有跟上，權力缺乏制衡，今日中國的公權腐敗已經讓社會難以忍受，成為全民感到劇痛的社會癌癥?！贝尬淠暝凇?STRONG>我對政治改革的十三點看法》一文中說：“很遺憾，人們同時還看到了普遍存在的社會不公、黨以代政、機構龐大、官僚特權、腐敗遍地、貧富懸殊等等。”“總之毛病都歸到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上。”

（三）如何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炎黃春秋》、南方報系以及這一類的右派“精英”們幾乎是眾口一詞的推崇西方資本主義的“憲政”道路，似乎不搞多黨制，中國就再無第二條路，只有多黨制，只有西式的“憲政”道路，才能拯救中國，為中國人民帶來福祉，崔武年在《我對政治改革的十三點看法》中直言不諱：“一黨制”不行，并且是肯定不行。今年六月份，原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編輯、政論家、鳳凰衛視評論員馬立誠在第113期“騰訊”燕山大講堂所作的《當代中國八種主要社會思潮》的演講中說，“自由主義者在今天的中國主張政治體制改革，要求推動民主發展，擴大公民政治參與，保障人權，發揮人大政協作用，推動問責制、預算公開、司法獨立和新聞自由?！蓖瑫r提出了“新老左派只有破壞性，自由主義才是出路”的論點。

二、私有制是萬惡之源！

時下的中國，分配不公與嚴重的腐敗已成為尖銳的社會矛盾。因此，如何能夠行之有效的治理這兩大頑疾，是全國人民普遍關心的問題。《炎黃春秋》、南方報系與右翼分子們正是打著消除兩極分化，遏制腐敗，推進“民主”，保障“人權”等各種旗號來促進政治體制改革的。如李銳、辛之陵之流于2010年10月1日署名題為《執行憲法第35條，廢除預審制兌現公民的言論出版自由！》——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公開信中就以“揭發官員貪污腐敗，是為民請命的神圣事業，應受到保護和支持?！钡?，西式民主真的能夠消除兩極分化嗎？真的能夠遏制腐敗嗎？如果西式民主能夠消除兩極分化，能夠遏制腐敗，謝天謝地，則國家幸甚！人民幸甚！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義無反顧的支持西式民主，支持崔武年等人提出來的“多黨制”！對此，我們應該用階級分析的眼光，從轉型接軌的制度變遷中觀察與分析兩極分化的產生以及腐敗嚴重的社會根源！

（一）、私有制是兩極分化的罪魁！

雖然，新中國是在飽經戰亂后的積貧積弱、物質極度匱乏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但是，由于“三大改造”建立了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制度。因此，在分配關系中，盡管也存在八級工資制，存在著城鄉、工農、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但絕不存有嚴重的兩極分化。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要“大力發展個體經濟”，從此，私營經濟在我國重新有了合法地位。隨著市場經濟與私有制經濟的發展，在短短的二十多年內，兩極分化日益加劇，基尼系數迅速攀升。目前已達0.57，超過了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2011年10月7日，“胡潤百富榜”發布的報告稱，“今年中國財富在10億美元以上的富豪有271名，而2009年為129名。中國目前億萬富豪人數居世界第二，僅次于美國的400多名。”胡潤的報告同時指出，今年有7500名大陸居民資產超過10億人民幣，遠高于去年的4000人。2011年對中國富人來說是創紀錄的一年。然而，盡管富豪人數大增，但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中國的GDP已躍居世界第二，但人均值仍在百位以外。有統計顯示，中國13億人口中近一半每天的生活費不足2美元，處于世界公認的貧困線以下。（《參考消息》2011年9月9日）可見，中國超富人群暴富與兩極分化的速度，在資本主義的發展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盡管昧著良心的“精英”們否認資產階級對于勞動人民的剝削，否認馬克思剩余價值的理論，否認資產階級對于國家與社會貪婪的掠奪，否認資產階級們在市場經濟中種種不齒與罪惡的投機，然而，始終沒有高明的經濟學家或者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對這種快速暴富的緣由做出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解釋，沒有人能夠證明這一類的富豪們除了剝削、掠奪與投機之外，還有其他的什么堂而皇之的財源，因此，我們且不談這一類的億萬富豪、千萬富豪們的資產是怎么得來的？只要有一條就足夠了，這就是私有制經濟沒有合法性，剝削、掠奪、投機就沒有載體，只要私有制經濟有了合法性，這就為資本家們的剝削、掠奪與投機攫取財富創造了條件，提供了載體。

2010年的“兩會”后，溫總理對數百名中外記者向全世界說：“經濟工作和社會發展都要更多地關注窮人，關注弱勢群體，因為他們是多數?！蔽阌怪靡?，溫總理已向全世界人民昭示：我國現在創造出了“多數是窮人”的社會！ 但是，鄧小平說，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怎么改出了“一個多數是窮人”的社會呢？怎么會改出了“一個是多數的弱勢群體”的社會呢？社會主義怎么會產生兩極分化呢？怎么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呢？這一切足以說明，私有制經濟愈是發展，兩極分化將會愈演愈烈！

兩極分化是私有制的產物，這既是一個基本規律，也是一個基本常識，在中國，私有制的封建社會存在了兩千多年，官僚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就存在了兩千多年。如果走西方的政治道路就可能消除兩極分化，那么，西方的資本主義搞了三百多年，就不會存在兩極分化，就不會存在著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事實恰恰相反，只要有私有制的存在，就無法消除兩極分化！最近，美國人民發起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就有力的證明了這一點。因此，市場經濟是兩極分化的幕后推手，私有制的經濟制度才是產生兩極分化的罪魁！

（二）、私有制是腐敗的禍首！

早在1982年，鄧小平就指出：“現在是什么形勢呢？我們自從實行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經濟兩個方面的政策以來，不過一兩年的時間，就有相當多的干部被腐蝕了。卷進經濟犯罪活動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嚴重情況，不是過去‘三反’、‘五反’那個時候能比的?！保ㄠ囆∑轿倪x第2卷第402頁《堅決打擊經濟犯罪活動》1982年4月10日）

從鄧小平的上述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九八二年距離毛主席逝世僅六年，距十一屆三中全會僅僅兩年多時間，市場經濟還沒有全面鋪開，私有制經濟還沒有放開，經濟犯罪與腐敗的程度已遠遠超出了“三反”“五反”時期。

腐敗不僅引起了民眾的廣泛關注，也成了黨和政府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溫總理在回答美國有限電視新聞網記者的問題時說：“當前，我以為最大的危險在于腐敗。而要消除腐敗的土壤還在于改革制度和體制?！钡?，我們的黨和政府并沒有從制度上揭示與剖析腐敗產生的根源。雖然，腐敗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但是，主要還是以貪污與受賄為主。如果我們隨機剖析一下改革開放以來腐敗的案由，就可以揭示出一個規律，這就是改革開放以來的落馬的貪官，95﹪以上的案例、案值都是收受賄賂，貪污的案值不到5﹪，原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克杰，其4109萬余元的案值全部來自于受賄。江西省原副省長胡長清，前后共受賄87次, 在任副省長期間，平均每天受賄5000元，受賄款物折合544萬。原安徽省副省長王懷忠案值500多萬元，全部來自于受賄。近日被一審判決的甘肅省宕昌縣委書記王先民在1212天內共收受賄賂1556.8萬元，平均每天受賄超過1萬元，真所謂日進斗金。

在毛澤東時代，雖然也存有貪污、挪用等腐敗現象，但有誰聽說過黨政官員中有過收受賄賂的現象發生嗎？沒有，根本就沒有！有人說，這是因為一系列運動的原因，這種說法顯然是片面的！眾所周知，“反右”與“文革”運動，是意識形態領域內的斗爭，其目的是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而不是經濟領域內的運動，在毛澤東時代的三十年中，能夠稱之為經濟運動的，就是一九五一在黨政機關開展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與一九五二年在私營工商業者中開展的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為什么在一九五二年前后發動“五反”運動？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后，雖然建立了各級政府的新政權，但在生產資料上，還是處于私營經濟占主體的混合經濟狀態，公權力仍然在為私營經濟服務，很容易尋租到腐敗的載體。不法資本家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雖然也存在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制假販假等現象，也存有行賄、受賄之風，但是，正如鄧小平所說，拿改革開放的三十多年相比，還是沒有可比性的。社會主義的“三大改造”完成后，資源性資產與經營性資產全部成為了公有制，各級黨政機關的公權力也完成了為私營經濟服務轉向為公有制經濟服務的轉型，即所謂“公權公用”，權力失去了賣方市場，找不到尋租的載體，為什么改革開放后腐敗進入高發期？為什么在腐敗的案例中收受賄賂的案件居多？有人認為，其根源是摒棄了毛澤東從嚴治黨的方略，放棄了整黨整風運動，拋棄了階級斗爭，這只是問題的外因。其最重要的內因就是私有制的復興，改革開放后，經營性資產逐步轉化為私有，但土地、礦產、河流，交通等各種資源性資產的市場配置仍然掌握在各級黨委、政府等在公權力部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就為公權力的尋租鋪設了溫床，提供了載體，公權力就變成了“公權私用”，為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服務。

長期以來，我們將反腐的目光都聚焦在官員身上，殊不知行賄與受賄就是權力與利益的交易，猶如嫖客與妓女的性交易，必須同時具備兩個主體，出賣權力的受賄者為妓女，獲利的行賄者為嫖客，但光有妓女，沒有嫖客，這種交易根本就無法實施，受賄的主體是黨政官員，行賄的主體是誰呢？普通的勞動人民群眾當然不需用向官員行賄，行賄的都是私營經濟體的業主，資本家們為什么要向官員行賄？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以有限的賄賂而收到數以十倍、百倍乃至千萬倍的利益回報。因此，行賄的過程，就是資本家搶劫與掠奪財富的過程，就是加速兩極分化的過程。因此，從法理的角度講，行賄與受賄理當同罪同罰，然而，我們的法律卻是只抓妓女，不抓嫖客，受賄的官員們一旦東窗事發，就有坐牢與殺頭的危險，而行賄的資本家們不僅逍遙法外，還能因發家致富，經濟上做大做強而參政議政，因此，這實際上就是滋長了私營經濟體向官員們行賄，時下的中國，雖然說是市場經濟，實際上根本毫無市場經濟的規則可言，而是行賄與受賄的潛規則在發生作用，招商引資中有腐敗，企業改制中有腐敗，工程招標、發包中有腐敗、土地出讓中有腐敗，銀行貸款中有腐敗，制假、售假中有腐敗，黑惡勢力的保護傘中有腐敗，執法、司法中有腐敗，“樓歪歪”的“豆腐渣”工程中有腐敗，就連體育賽事中都有腐敗……！公權力與私有制經濟體的買賣就如嫖客與妓女一樣，行賄受賄就象賣淫嫖娼一樣遍及官場，隨時隨地在市場經濟中演繹著，人民群眾亦是司空見慣，這絕不是夸大其詞，也不是危言聳聽，而是活生生的社會現實。

（三）、私有制是喪失民主侵犯人權的幕后黑手！

轉型接軌三十多年來，我國的人權狀況日益惡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行政與政策性侵權

政府及其行政機關是行政侵權的主體。屢禁不止的非法“圈地”不僅侵犯了農民的財產權，還侵犯了他們的生存權。而“強拆”引發的悲劇更是觸目驚心，因“維權”而自焚的事件時有發生，一個又一個鮮活的生命喪身于熱火之中，演繹了一幕又一幕慘絕人寰的人間悲劇，上海的“釣魚式執法”事件則是具有代表性的行政侵權的案例。

直接的行政侵權比較容易界定，隱晦的政策性行政侵權則是一把殺人不見血的軟刀子，往往使人民上當受騙。企業“改制”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最慘烈的侵權事件，不僅侵犯了工人階級的財產權，而且還剝奪了他們的就業權。使數千萬原本作為國家主人的工人階級淪落為資本家的奴隸，醫療的產業化不再將治病救人作為一項社會福利事業，而是作為了一項以盈利為目標的產業，導致了富人與窮人在醫療與救助上的不平等！使很多生了重癥的窮人喪失了救治的機會，剝奪了他們的生命健康權！教育的產業就是國家不再將教育作為培養人才的義務，而是將教育當成一種謀求生財之道的產業，金錢化的教育，使很多窮人的子女喪失了接受平等教育的機會，導致了受教育權的不平等，侵犯了他們的受教育權！交納社會扶養費就可以超計劃生育，導致了生育權的不平等！住房制度的市場化改革，顛覆了社會主義福利事業的本質屬性，導致了居住權的不平等！　　　　

二、資本侵權

行政侵權與私有制經濟不僅是一對孿生兄弟，而且是腐敗賴以寄生的怪胎，在企業“改制”中，在招商引資與建立經濟開發區中，在房地產市場開發中，資本家及其利益集團們深知自身不具備與人民抗衡的法律條件，還不便于明目張膽的搶劫與掠奪，只有借助公權力向人民大施淫威，于是，在一切為了經濟，一切向錢看的氛圍下，地方政府便理直氣壯的打起了發展地方經濟的旗號，行賄與受賄就猶如嫖客與妓女一拍即合，名正言順的成為了資本家的御用幫兇，公、檢、法也淪為資本利益集團的御用打手。據公安部統計，1993年到2003年10年間，我國發生的群體性事件數量急劇上升，年平均增長17﹪。2005年我國發生的群體性事件數量達到8.76萬起，2006年超過9萬起，平均每天達到246起，不僅數量逐年上升，而且在規模上也日益擴大，大量的事實與一系列的數據表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體性事件與私人資本有直接關系，因此，私有制就是喪失民主與人權的幕后黑手！

除了官商勾結侵犯勞動人民的生命財產權之外，資本家直接侵犯勞動者人權的更是屢見不鮮，比比皆是，山西黑煤窯事件，2005年發生在銀川的民工王斌余因討薪殺死四人的事件，臺資企業“富士康”14起員工“連跳”事件。鄭州青年農民張海超的“開胸驗肺”，這些血淋淋的案例無一不在昭示著人權的階級性，無一不在揭示著資產階級人權的虛偽！間接的侵權更是無處不在，無處不有。層出不窮的偽劣產品、食品既侵犯了消費者的財產權，也侵害了人民的生命健康權，日益嚴重的環境污染剝奪了大自然賦予人民的生存環境與健康權。

另外，刑事犯罪率呈逐年攀升態勢也是人權惡化的縮影，改革開放后，以暴力手段侵占與攫取人民的財產權的黑社會迅速漫延，黃賭毒泛濫成災，引起全國轟動的鄧玉嬌事件，在2010年3至5月的兩個月內發生了六起舉國震驚的幼兒園“弒童”與校園兇殺案。致使18人死亡，66人受傷?！拔野质抢钿摗?，藥家鑫交通肇事殺人案更是折射出中國的治安形勢的惡化！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在2011年3月向全國人大會議報告：2010年，各級法院審結一審刑事案件779641件，判處刑事罪犯1006420人，同比上升1.68%和0.98%，即一年新增犯罪分子100多萬。據相關資料顯示，目前，我國的刑事犯罪率是改革前的五十倍之多！因刑事案件侵權導致死亡的人數也是改革前的五十倍之多！年平均自殺人數達三十萬之多。

三、西式“民主”亂中華！

嚴重的階級分化，嚴峻的腐敗態勢，民主的缺失與日益惡化的人權狀況，使得中國社會的階級矛盾日益激化，社會矛盾烽煙四起，亂象環生，國家與社會充斥著暴戾，錦繡的幕后鋪滿了干柴，平靜的水下暗流洶涌，升平的反面孕育著暴風驟雨，官員的攜款外逃與富豪們紛紛的“出藉”，昭示著“先富與共富”論的徹底破產，險惡的國際環境，更是宣告了韜光養晦對外政策的失敗。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中國所有不同的政治派別都在呼喚著另一次變革，中國向何處去？不同的階級、不同的政治派別開出來了不同的處方，資產階級及其右派們開出來的藥方是：

一、經濟制度上徹底私有化。

盡管鐵的事實表明，私有制是兩極分化的罪魁、是腐敗與人權惡化的禍首，然而，資產階級極其右派“精英”們卻百般抵賴，恰恰相反，他們狡辯說這各種丑惡現象就是因為改革不徹底造成的，是由于國有企業的壟斷造成的，是由于市場的不公平競爭造成的，因此，他們便不遺余力的鼓噪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將國有企業與資源性資產徹底私有化，讓市場成為私權之間進行公平交易的平臺，他們還欺騙人民說，只有徹底私有化，公權私用就會大幅度減少，潛規則也就失去了市場，腐敗也就必然相對減少。誠然，如果將一切的資源性資產全部私有化，公權力有可能相對減少，但是，即使所有的國企全部私有化了，土地、礦產、河流、交通等資源性資產私有化了，文化、教育、衛生等各項社會事業也私有化了，但是，各級黨委、政府總不能私有化吧！工商、財政、審計、稅務等各級行政管理部門總不能私有化吧！人大總不能私有化吧！公安、檢察、法院總不能私有化吧！因此，即使徹底私有化，公權力產生的腐敗也并不會減少。

私有制的存在就必然會有剝削，有壓迫，就必然要加劇階級分化，千百年來的人類發展歷史證明：那里有壓迫有剝削，那里就有反抗有斗爭，這是一條亙古不變的鐵律，也是人類發展史上的普遍真理，或者也可以稱之普遍適用的規律，今年英國倫敦的騷亂，特別是美國人民發起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就證明了這樣一條真理。因此，如果徹底私有化，不僅要付出斷送社會主義作為代價，少則三年、五年，多則十年、二十年，中國人民必將迎來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革命。

2011年10月25日，溫總理在南開大學說：“政府是窮人最后的希望”但值得商榷的是，清朝也有政府，八國聯軍還不是照樣打到中國來？民國也有政府，日本侵略者還不是照樣在南京大屠殺？歷朝歷代，哪一個時期沒有政府？哪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沒有政府？清朝政府統治了中國幾百年，中國的窮人看到了希望了嗎？美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政府也統治了美國幾百年，美國的窮人看到了希望了嗎？也沒有！如果美國的窮人看到了希望，占領華爾街的運動也就不可能發生了！因此，僅僅有了政府并不意味著窮人就有了希望，這個政府必須是為了廣大人民謀利益的政府，窮人才會有希望。

二、政治體制上走西式的“憲政”道路。

資產階級及其右派們不僅欺騙人民說兩極分化、腐敗與人權的缺失是經濟體制的改革不徹夜造成的，還蠱惑人民說是由于中國共產黨一黨執政的政治體制造成的。祭起了所謂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的大旗，敦促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要求取消共產黨的一元化領導，對公權力予以制約與分權，在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權力機制中引入競爭機制，將由中國共產黨一元化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改革”成為西方多黨競選制，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改革”成為西方的“憲政”體制，使中國成為多黨競爭，三權分立的政治局面，實際上就是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但是，只要是在私有制的條件下，又有誰能說黨委掌權改為政府掌權就不會公權私用呢？共產黨改為其它的黨執政就就不會腐敗了呢？有誰能保證公權力由張三掌握換成李四就不會“前腐后繼”呢？

中國實行多黨制，將是一種什么局面呢？“炎黃春秋”可以成立“炎黃黨”或“春秋黨”黨，南方報系可以組建“南方黨”，賀衛方、李莊可以組建“法律黨”，達賴、熱比婭可以組織“民族黨”……。對于資產階級及其右翼“精英”們的鼓噪，一部分不明就里的“憤青”也跟著起哄，認為只有實行西式“民主”，人民才能獲得自由與平等。對于這一類上當受騙的人，毛主席早就指出：“是因為不懂得世界上的具體情況，他們以為在我們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議會民主制度自由多。他們要求實行西方的兩黨制，這一黨在臺上，那一黨在臺下。但是這種所謂兩黨制不過是維護資產階級專政的一種方法，它絕不能保障勞動人民的自由權利?！保珴蓶|選集第5卷第367頁《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多黨制”根本就是騙人的東西，雖然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可能有眾多的黨派，但是，在私有制的條件下，一個黨也好，兩個、三個黨也好，不管你有多少“黨”，其實就是一個黨，這就是“金錢黨”，至于多黨之間的所謂“競選”，充其量不過是資本利益集團兄弟之間的內訌而已。他們雖然在權力競爭中吵鬧得不可開交，但是，在對于國內勞動人民的壓迫與剝削的方針政策始終是一致的，在對于打壓與削弱他國的措施與手段上，其目標與方向也終究是同步的。是的，如果開放了“黨禁”，農民可以組建“農民黨”，工人可以組建“工人黨”，學生們也可以組建“青年黨”……。如此一來，偌大的中華大地將黨派林立，陷入一個無休無止的政治與權力斗爭的漩渦。但是，如果要想把一個“黨”做大做強，沒有國際資本利益集團的支持，沒有國內強大的經濟支撐，就是那么容易的嗎？正如江澤民同志所說：“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并不像他們宣揚的那么美妙，從來就存在許多弊端。在美國的政治生活中，民主黨、共和黨兩大政黨和一些大型利益集團可以呼風喚雨，而一般民眾并沒有什么影響。在西方國家，政治丑聞不絕于耳，徇私舞弊、貪贓枉法、假公濟私、勾心斗角等現象也屢見不鮮?！保ㄕ越瓭擅?001年4月2日在全國社會治安工作會議上講話）

沒有了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執政，首先是軍隊國家化，軍隊也就喪失了人民軍隊為人民的本質屬性，蛻變為資本與勢力集團的雇傭軍，各級黨委自然就會不復存在，往遠處說，中國將回到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割據稱雄的政治局面，往近處說，中國就必然又回到二十世紀初期，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并存的政治局面，城市的政權在國民黨手中，而農村則建立了共產黨的黨支部，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可以遷都重慶，汪精衛又可能到南京重建國民政府，而延安則有可能再一次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根據地，正如鄧小平所說：“在我們的國家，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就統一不起來了。”（鄧小平文選《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1985年5月6月，第3卷第124頁1985年5月6月）如此一來，腥風血雨的戰亂將又一次降臨到中國人民的頭上了。

中國要不要政治體制改革呢？鄧小平說：“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保ㄠ囆∑轿倪x第3卷第110頁《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我們的經濟體制改革導致了兩極分化，產生了新的資產階級，根據鄧小平的論斷，“改革”已經走上了邪路。鄧小平又說“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則，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能違背，這是毫無疑義的。”（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14頁《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在三十多年中，摒棄了階級斗爭，拋棄了毛澤東從嚴治黨的方略，中斷了整黨整風運動，“革”掉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則，“革”掉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革”掉了中國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改掉了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轉型接軌中，取消了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四大自由”，取消了人民的罷工與集會的自由，“革”掉了人民享有的民主，理應通過再一次的政治體制改革來正本清源，撥亂反正！

崔武年在《我對政治改革的十三點看法》一文中說：“對于這個‘一黨制’，我們這個‘地球村’的‘村委會’肯定是認為不好。那個‘村委會’所倡導的普適價值觀與人的天性相符，具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魅力”崔武年口中的“村委會”是誰呢？毫無疑問是美國，他認為“村委會”不喜歡中國的“一黨制”，所倡導的普適價值觀與人的天性相符，具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魅力，因此，中國應該聽從“村委會”的，緊跟在“村委會”的屁股后面?？墒蔷褪沁@個老眼昏花的崔武年，在同一篇的文章中他又說：“作為大國，中國的國際環境是最惡劣的！這么多“研究室”、“研究院”、“研究所”和“研究中心”，又是“部級”、“副部級”、“司局級”，可是誰又能跨上“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駿馬縱橫捭闔一番呢？可憐啊！悲哀??！”好一個“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真是讓人啼笑皆非，難道你們說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是跟在“村委會”的屁股后面轉嗎？

因此，對于《炎黃春秋》對于南方報系，對于鼓噪普世價值的右派“精英”們，我們不妨借用崔武年先生的話“可憐??！悲哀??！”

二0一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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