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覺”提出的語境
“文化自覺”為費孝通１９９７年首次提出便引起廣泛注意，成為人文領域的一個中心話題，持續討論，至今未竭。什么是“文化自覺”，它對于我們今天的意義究竟何在，其中有什么問題？必須它的提出置于當時的語境來看，它之提出在世界范圍內有著更廣闊和復雜的話語背景：一是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伴隨著后現代潮流出現的文化多元主義；二是新舊世紀之交熱議的全球化；三是大致同時興起的文化研究。首先文化多元主義有著一定的哲學思想背景，最早與６０年代法國后結構馬克思主義者阿爾都塞提出的多元決定論有關。它針對簡單的經濟一元決定論進行反撥，由此生發出哲學決定論及因果律上的多元主義，隨后展向文化多元論并與全球化掛上鉤。問題的復雜性在于，所謂“全球化”恰恰與多元主義相齟齬。全球化的決定因素首先是經濟的，那就是資本的跨國傾向與世界市場的新格局。經濟全球化決定著上層建筑與意識形態以及文化的相應格局。冷戰結束之后的世界，一方面打破了冷戰時期世界兩大陣營在社會形態與政治上二元對立的緊張格局，多極政治為多元文化作出了鋪墊。另一方面經濟強勢決定著文化強勢，以信息產業為主體的后工業文明的領先導致西方中心主義重新抬頭又抑制了文化的多元性，當時約翰·湯林森的《文化帝國主義》以及大量全球化批判論著揭示了這個問題?！ ?/p>
在這樣一種世界格局下，中國的狀況是從改革開放初期“現代化就是西方化”行至９０年代的文化轉向中，民族主義在文化保守主義與“反西方中心”間發酵?！罢衽d中華”與“弘揚民族文化”代替了“全盤西化”，納入西方的后殖民話語之中，成為文化研究的主導話語。文化轉向中兩種相反的傾向交匯在一起，起伏、碰撞，一是追隨文化研究的反西方中心主義；二是與文化研究熱潮有關對以后現代大眾文化面貌出現的文化消費主義以及對它的抵制與批判，如弗·杰姆遜提出的“消費社會”、費瑟斯通的《消費文化與后現代主義》，以及對“電視文化”“媒體文化”、“好萊塢”等“垃圾文化”的批判；我國也圍繞著“日常生活審美化”展開了有關的爭論?！ ?/p>
文化自覺作為在全球化語境與文化多元文化格局中的基于民族意識以文化為核心的自我身份確認，這種自覺被包括在古代希臘哲學家概括的“認識你自己”之內。一個民族的文化是在其文明的歷史進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與精神成果的累積與印跡。任何民族的文化無不充滿著正面的、負面與中性的價值差異。因此，文化自覺不僅是對文化傳統中積極因素的自信，也包含著對消極東西的清醒和自省，孔子所說“吾日三省吾身”。真正的文化自覺中必然包含著文化批評，唯此方經談得上在改造、變革中對于文化在未來發展中的自新與自強。
在全球化語境下的多元主義與中心主義問題在不同層面上涵蓋著人類文化整體普遍性與民族文化異質獨特性的關系，以及傳統文化與當代文化的關系問題。這些關系在歷史的張力中常常會呈現松弛與緊張兩種交互作用的基本狀態。在松弛狀況下，多元文化的不同中心以人類整體文化為核心，在文化群體間際性關系中以相互交匯、互補、交融為主要特征，相反則呈現疏離、排斥，甚至對立、沖突。費孝通所倡導之文化自覺更著重從文化在多元性中正面成分互補出發，提出不同民族文化傳統“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比較同時出現的“２１世紀是東方的世紀”等中心主義口號，這種眼光超越民族中心主義，指向作為歷史終極目標之“大同”。這一宏大終極目標唯有通過多元文化中交織著自覺與自省的對話以及文化批評，以客觀真理為基礎對人類普遍價值的共識方能實現?！ ?/p>
多元對話中的文化自覺
文化自覺以及由此生長出來的文化自信、自強，在身份確認中對 “主體自我”的突出、強調很容易被誤解，或導致某種縮放的“自我中心主義”。其之“縮”，小到一已個體自我；其之“放”，大到一定地域、民族、國度之社會群體之自我。這個問題在我國長期以來被套在“體用”之二元對立框架中，或是“中體西用”（張之洞）或是“西體中用”（李澤厚）?！绑w用”關系表達的是一種“中心／邊緣”的緊張關系。在“本土－自我”與“西夷－他者”這樣兩個中心鐘擺式的反復中是談不上文化自覺的。唯有走出“自我／他者”中心主義二元對立模式進入多元文化平等對話平臺，文化自覺方有可能走上健康道路，這是在不同民族間際關系中“自覺、自信與自強”與“他覺、他信、他強”達成人類整體文化的“共覺、共信與共強”。這就是走出了“體用”框架之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 ?/p>
在自我與他者這種平等對話關系中包含著相互尊重前提下的文化評價或文化批評。在這里費孝通所言之“美”不是美學學科的專用術語，并非限于“審美文化”之美學效應，而是對社會大文化正面價值之最高判斷，雖然文化較之一般理論形態的人文科學更傾向于創造的實踐，更貼近藝術與生活中的審美活動。這種大文化正面價值判斷是有標準的，這個標準是什么呢？“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說明了“化成天下”的“人文”標準，“文化”便是其縮義?！ ?/p>
“人文”不僅指后來用于翻譯humanities的學科性意義,也不限于古代的“教化”，“人文”作為“化成天下”之標準包含著倫理人道主義但不歸結哲學人本主義及相應價值觀。這句話與前句“觀乎天文以察時變”不可分割開來孤立地理解?！疤煳摹币膊皇仟M義的“天文學”之學科性，應理解為宇宙的客觀規律，“時變”是指世界的運動、發展和變化；而“人文”是人類社會的規律。這個話完整的意思為：通過認識宇宙的客觀規律，察知世界的運動，掌握社會發展的規律來改造世界。文化價值歸根結底不能脫離客觀真理，如此看來，文化自覺不僅僅是封閉在群體或個體自我中對民族本土文化的認識與評價，而其中包含著對客觀真理的認識?！疤煨薪?，君子自強不息”，“天行健”是對宇宙物質運動的規律客觀性的確認，這種客觀性不以人們的主觀為轉移。在這個前提下，通過探索，認知最后掌握宇宙和人類社會的規律之客觀真理方談得上主體在改變世界的實踐中自我本質力量的強化。
“美”相對與“丑”而存在，文化中正面價值的東西與負面東西是一枚錢幣的兩面?！盎弊职鴮ω撁鏂|西的改造，以“人文”判斷負面的標準，就是不合人文的東西。“人文”從據以“化成天下”的社會規律而言就是人與人的社會關系中合乎人之為人的東西，也就是最終指向“大同”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上，文化與客觀真理以及人類普遍價值得以整合，文化自覺也就最終歸結為對這種一體化東西的認識。盡管我國文化思想史，特別是現代史以來，如魯迅、柏楊、龍應臺等從來沒有停止對文化負面東西的反省和批判。然而，近些年來，中外輿論對中國權貴、富豪們在世界各地狂購、擺闊、斗錢、炫富，并在公共空間旁若無人的斑斑劣行多有詬病，說明在整體國民素質上我們對文化負面的東西缺少自覺與自省。那些古墓真假沸沸揚揚之爭，以各種莫須有名義巨資打造的偽“文化城”，以及假名勝、假古跡的制作等等都是在“文化產業“名義下以冒充的文化價值牟取商業利益。在根本上，這些文化自覺的盲點是建立在主流意識形態對民粹主義與權貴資本主義這兩種東西沒有清醒認識之麻木狀態上的。我國當前主要以腐敗和貧富兩極分化引起社會矛盾激化狀況下，文化自覺與自省在意識形態中已經化為一種對于危機的政治警覺與民族憂患。近年，張木生的《改造我們的歷史文化觀》以及劉源為該書作的“序”公開反對民粹主義和權貴資本主義，并警惕“文革”余孽以及防止重蹈德國、日本法西斯覆轍。[1]
納入人類普遍價值的文化自覺
現實的社會關系中反人文的東西從根本上說就是少數人占有生產資料對多數人的剝削和壓迫，以人文為標準化成天下就是要從根本上改變這種人與人的不合理關系。正是從這一點出發，列寧認為人類社會每個民族的文化分為統治階級的文化與被統治階級的。這是就當時資產階級用民族文化問題掩蓋階級實質而論，在實際生活中這兩種文化的界限常常被其間許多中性文化現象所模糊，特別是當前的“后階級”時代。真正的文化自覺是對人文狀態的認識，從而上升到改造世界的實踐。以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形態全面創造人類文化是一個“實踐－認識”到“再實踐－再認識”的反復過程，以建立在對這個客觀真理認識上的文化自覺之“大同”為根本。這個終極目標是與自我中心的狹隘民族主義對立的。
關于世界大同的現實狀態與理想都曾深深地扎根于人類最早期的文明之中，《禮記》中所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是謂大同矣；大道既隱，天下為家，是為小康”描述了歷史從原始的公有制社會向私有制的發展變化，并高度贊頌了在公有制度下，“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的平等與博愛狀況，但是那樣一種建立在生產力水準低下之上的社會狀況離人類的最高理想尚遠。馬克思晚年，在繼續完成《資本論》第三卷寫作的同時，對古代的原始社會產生了極大興趣，閱讀了許多有關原始公社的文獻，摘錄了大量的筆記。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正是根據馬克思對摩根的《古代社會》所作的摘要和批語加以補充完成的，其中寫道：“管理上的民主，社會中的博愛，權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將揭開社會的下一個更高的階段，經驗、理智和科學正在不斷向這個階段努力。這將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復活，但卻是在更高級形式上的復活”?！ ?/p>
由于私有制造成社會財富的不平等，文化也分裂為列寧所說的兩種文化。在文化分裂為兩種文化的歷史階段充滿著不同的價值訴求，所有的惡事又都可安放在某種“普遍價值”名下。正如魯迅與柏楊在對國民劣質性批判中都曾指出的，專制主義統治下的中國文化是“欺與瞞”的文化。統治者要把自己當作絕對真理的壟斷者與道德楷模，而把人類普遍價值作為蒙騙的旗號。被統治者對這種虛偽性的揭露在中國有“滿嘴仁義道德，滿肚子男盜女娼”，在西方有“自由，自由，多少惡事假汝名行之”等等。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此更作了大量尖銳、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其本質集中到一點即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制度下的“自由”是勞動者把自己的勞動力作為商品到市場上出賣的“自由”。人只有擺脫這種“自由”才能真正成為的“自由王國”的公民?！ ?/p>
以各種虛假形態出現的價值普世性并沒有從根本上消解為歷史總體線性所決定的由人類共同的價值的客觀的歷史性存在與在理想與實踐層面上的可追求性。馬克思批判和揭露資產階級把 “自由平等博愛”口號虛偽化的同時絲毫沒有否定這個口號具有普遍真實性的價值意義，非但在西方人類學家對現代少數未開化之帶有原始形態的部落中發現古代共產公社的遺跡，１８５１年當他聞得有關太平天國起義的情況，認為；“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國，八年來在英國資產者印花布的影響下，已經處于社會變革的前夕，而這次變革，必將給這個國家帶來極其重要的結果”。他當時把腐朽沒落的清王朝看作“最反動最保守的堡壘”，但他仍然相信世界共產主義最終必將同時在這個封建王朝實現，奮筆疾書：“如果我們歐洲的反動分子不久的將來會逃奔亞洲，最后到達萬里長城，到達這個最反動最保守的堡壘的大門，那末他們說不定就會看到這樣的字樣：中華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瘪R克思以一種深遠的歷史觀看到世界落后地區人民對先進文明派生的殖民主義的反抗指向了種終極性的普遍價值。正如今天我們在中東北非阿拉伯等地那些“最反動最保守的堡壘”看到的那樣，那里的人民在擺脫了殖民地統治之后同樣不能忍受本民族獨裁者的統治，正向這種普遍價值的實現走去?！ ?/p>
文化批評與文化自覺在人類解放的歷史進程中的根本意義在于，隨著人類普遍價值不斷以新的欺騙形態出現，在揭露其欺騙性的過程中指向真實的普遍價值之最終實現。在歷史的先驅者引領下被統治者的覺醒所創造的文化是人類歷史最優秀的先進文化。在這個意義上，“美美與共”所要“共”的“美”正是這種在現實的社會關系本質發現基礎上對客觀真理的認知與普遍價值的認同，這是階級性、民族性等群體性與人類性一體化的文化自覺之身份認同，也是文化批評與意識形態批判的統一、真理與價值的統一?！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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