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餓死三千萬”謠言的產生發展過程
改革開放之初，在一股強大的逆流推動下，各種反毛反社反共的謠言相繼出臺，其中影響最大的一類正是所謂的“餓死三千萬”（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新中國遭遇三年困難時期期間因糧食短缺而造成的人口非正常死亡）。這一謠言在海內外的學界、媒體、官方的合謀下廣泛地傳播開來，負面影響極大，至今也是攻擊毛主席和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主要口實。
它的基本發展過程如下:
1、問題重重的83版《中國統計年鑒》
起點是國家統計局83年版的《中國統計年鑒》，聳人聽聞地將公安部戶口登記數字（本身存在嚴重矛盾）作為歷年人口數字、出生率、死亡率公布。讓國內外媒體驚訝地看到三年期間人口負增長，且60年總人口減少了整整一千萬。
2、按圖索驥的人口學研究
隨后是國內外學者掀起的研究熱潮，嘗試用僵化死板的數學模型，以本不可靠的戶口登記數為原材料，以正常年景為基線，對饑荒中的出生率死亡率做主觀修正，試圖以此估算出三年的“線性死亡人口”和“真實死亡人口”，用兩個估算的值相減得出所謂的“超線性死亡人口”。其結果有多個版本，尤以美 國 教授安斯利·科爾（在洛克菲勒基金會和美國全球研究理事會資助下）“超過線性趨勢死亡數”的2700萬，和國內蔣正華的1700萬與 李成瑞 先生的2200萬影響最大。
3、聳人聽聞的“餓死三千萬”
統計局的《年鑒》，學者的研究數據，在未得到正確理解和甄別的情況下被西方和國內部分媒體廣泛傳播。“戶口登記減少數”變成人口減少數，“超過線性趨勢死亡數”變成“非正常死亡”，“非正常死亡”再變成“餓死三千萬”。隨著某些媒體十幾年來持之以恒的宣傳，謠言反而成了輿論的共識。
4、異想天開的饑荒史學
伴隨著“餓死三千萬”謠言的傳播，國內出現了一批“學者”熱衷于生產制造虛假的饑荒史學，從金輝《風調雨順的三年》主張不存在天災，一直到張戎《鮮為人知的故事》主張政府故意餓死三千萬人民；最具代表性的是楊繼繩的《墓碑》，把“餓死人”數字夸大到七千萬。
這些嚴重歪曲事實的流言，依靠炎黃春秋、鳳凰系、南方系等右翼媒體在民間反復宣傳渲染，造成了極壞影響。一部分經歷過食品短缺的老人，在媒體宣傳的浸淫下，潛移默化地接受了餓死數千萬的說法，并把刻板印象傳遞給了年輕人，并以此為核心系統地灌輸各種謠言來進一步加深反毛、反黨的宣傳。
5、態度曖昧的黨內“精英”
輿論對“餓死三千萬”的責任論述總是與人民公社（合作制）、大躍進（群眾運動）和毛澤東（浮夸與專制）掛鉤。其出臺過程，與改革開放初期推行分田到戶同步進行，對削弱地方官員在農村合作制方面的“保守情緒”起到了“積極”作用。
“餓死三千萬”的原材料來自官方，而官方對此謠言長期以來既不否定也不承認，卻縱容其傳播發展。部分官員也以私人身份認可之。較具代表性的，有副省級官員袁隆平在接受廣州日報采訪時脫口而出“1959年大干旱……餓死了四五千萬人啊”；以及人民日報邀請原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做客強國論壇時，石稱《年鑒》和李成瑞的論文得到了黨史系統的層層認可。
2011年出版的黨史第二卷，在提到三年困難時期時，公開稱“據正式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終于正式表明了官方的態度。
2 以往研究的若干誤區
左翼的民眾和學者，長期以來堅持對該類謠言進行駁斥批判，并揭露造謠傳謠的個人和媒體，而烏有之鄉網站也一直為此提供輿論平臺。這些年來在此領域內的斗爭已經積累了許多成果，多年以來形成的幾條主要的思路如下:
1 質疑國家統計局公布的83版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
2 質疑人口普查數據的可靠性
3 質疑所謂的“人類學”研究的理論、方法與結果的合理性
4 從常識、個人經歷和邏輯角度駁斥“餓死三千萬”的荒謬處
5 駁斥反毛反共右翼的個人和媒體在“餓死三千萬”的基礎上開發的二次、三次謠言
6 用陰謀論的視角分析“餓死三千萬”謠言出臺的政治背景
7 正確地認識三年困難時期，與當時歷史條件、社會背景、政治狀況之間的關系
8 高度重視“餓死三千萬”命題的政治意義。
每一條思路展開來，都有很多值得探討的問題，大量有力的觀點。更為細致的匯總將在附錄中列出。
在閱讀過去“餓死三千萬”相關的辨析文章中，發現了一些問題。實事求是地說，許多文章的論述中存在各種錯誤，盡管正確地發現了矛盾，卻錯誤地解讀之。這些錯誤在我們未來組織話語的過程中要盡量避免之，防止陷入被動。其中最主要的幾個是:
2.1 沒有意識到83版年鑒中的歷年人口總數、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真正含義
根據 李成瑞 先生在《“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一文中所述:
“我國經常性人口統計資料，是通過公安部門的戶口登記取得的。關于“大躍進”和隨后的經濟困難時期的戶口登記數字，長期沒有公布。特別是由于這些數字中顯示1960年全國人口比1959年凈減1000萬，所以當時把它作為絕密資料。直到1983年，國家統計局報經國務院批準 才將這些數字列入了1983年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鑒》，第一次向國內外公布了1949年到1982年戶口登記的每個年度的人口數字。”
由此可見，83版中國統計年鑒中引起軒然大波的所謂的“人口統計”數據，其實只是公安部戶口登記數字。
1、而戶口數字并不等于客觀的總人口數，它會受到戶口登記自身誤差的影響。
2、★該統計數據中歷年人口數字 和出生率、死亡率來自兩個不同的來源（這個消息需要找李成瑞先生復核，要生成書面的材料）
3、★該統計數據是公安部交給統計局的現成結果，統計局沒有核查也沒有改動的權力（需要找李成瑞先生復核，要生成書面的材料）
在這一前提下，我們發現了《年鑒》中歷年人口數字、出生率、死亡率之間的各種矛盾，但對這些矛盾的解讀需要慎重。我們的文章過去傾向于把這些矛盾解讀為人為造假，這其實很被動，因為：
第一、 如果指控這些數據是人為造假，則勢必存在著大量參與造假的人或者造假的證據，要求指控者進一步給出；
第二、 指控《年鑒》人口數據一定是蓄意造假，由于這個論斷非此即彼，則也暗示著如果這些數據并未造假、餓死人的指控反而為真了。
第三、 根據目前掌握的信息，《年鑒》人口數據是有可能為真的。因為它的數據來源其實是戶籍方面的統計數據，而且人口總數和出生死亡率本來就來源不同，它本來就不足以反映真實的人口數字。相互驗算必然會出現誤差。
這誤差反映的不一定是造假，更可能反映的是戶籍數字和真實人口數之間的差距，而這一差距是由戶口登記在特定歷史時期的偏差（瞞報、漏報、重報等）造成的，而這種偏差又是由當時的歷史條件導致的（人口遷徙、政策調整、戶籍機構不健全等）。如果是這種情況，則意味著：
1. 戶籍統計數字是真實的，問題在于怎么解讀它
2. 將戶口登記數據解釋成“歷年人口數”是非常嚴重的謬誤，這是官方、統計局、黨史的根本錯誤，應該是我們重點揭露的方向
3. 我們的結論不應是“數據誤差證明數據造假”，而是數據誤差意味著當時有怎樣的歷史條件和發生了什么歷史事件
2.2 不了解國內外“學者”的研究并非基于戶籍統計數據
根據 李成瑞 先生文章《“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一文可知，從科爾到蔣正華，他們都了解《年鑒》上的人口數據、出生率、死亡率是戶口登記的結果，而且也發現了這一數據的不可靠。按他們的思路，戶口登記上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是偏低的，所以戶籍人口的非正常減少數量仍遠低于真實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數
從科爾到蔣正華，這些學者的研究方式或有不同，但使用的數據都不是《年鑒》上的人口總數、出生率、死亡率，而是主要依據三次人口普查（53年，64年，82年）和1‰生育率調查等其它數據。他們先用各種數據對比來驗證這些數據的可靠性，然后再把這些數據帶入根據他們理論設計的復雜方程式中，得出他們想要的“超線性死亡人數”或“非正常死亡人數”等等。這些所謂的“學術”研究成果再由其它個人媒體引申出各種政治性解讀。
問題在于，他們使用的并非《年鑒》中疑竇百出的人口數字和出生率，所以對《年鑒》的反駁并不等于對科爾、蔣正華等人的“學術研究”的反駁。我們在指出《年鑒》自身的各種錯誤之外，也要指出科爾、蔣正華等人“學術研究”本身不合理的因素，但不能把兩者混為一談。
2.3 其它一些需要避免的錯誤
除了上述兩個主要誤區，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我們的文章中還出現了其它的一些小錯誤。這些錯誤自然需要在以后的研討中避免。一個例子是對“總和生育率”理解有偏差。基于之前對《年鑒》數據粗劣造假的判斷，對《年鑒》中“總和生育率”的奇特出也輕易得出了造假的結論，事實上并未正確理解“總和生育率”的學術定義。另一個例子是，在部分作者的文章中，認為《年鑒》的死亡率偏高是出生率降低造成的。然而以新中國當時6億左右的人口規模，出生減少到千萬級別也不會對死亡率產生百分之一的影響。像這一類的錯誤，也需要從我們的話語中逐漸摘揀出去。
3 孫經先先生的研究成果
孫經先 先生今年上半年先后發表了三篇文章《破解國家統計局戶籍統計數據矛盾之謎》《關于“非正常死亡1700萬人”與蔣正華先生商榷》《 蔣正華 先生關于“非正常死亡1700萬人”研究中死亡學術錯誤》、辨析《年鑒》中數據誤差的原因和蔣正華研究的錯謬之處。
3.1 《破解國家統計局戶籍統計數據矛盾之謎》
孫 先生的文章《破解國家統計局戶籍統計數據矛盾之謎——關于我國六十年代人口變動問題》，對《年鑒》中歷年人口數、出生率、死亡率相互矛盾的問題提出了一種很好的解釋。首先 孫 先生認識到《年鑒》中的數字來自公安部戶口登記，而戶口登記會受到各種因素影響（登記制度建立、瞞報、漏報、重報等）。
重要的是， 孫 先生也指出了《年鑒》中我國城鎮人口變化數量、農村人口變化數量兩者間出現了千萬級別的差額，而這一差額卻在53年到79年的漫長過程中逐漸抹平了；我們在過去的文章中對這一現象的解釋是人為造假，并有大量的論述（但卻難以驗證）；而 孫 先生認為這一現象可以由國內兩次大規模人口遷徙中的瞞報、漏報、重報以及隨后的歷次戶口整頓來解釋。
這一解釋在理論上沒有疑問，特別是符合了當時新中國兩次大規模的國內人口遷徙（農民招工進城與工人精簡下鄉，在這個過程中因政策因素，存在大量瞞報、漏報）的歷史背景，也被許多上一輩人的生活經歷所驗證。進一步的，強化這個方面的研究，或許可以得出三年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的另一個估算數字
這個觀點在唐堯的《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人口統計問題上的偽科學及其推波助瀾的機構》一文中初有涉及，但并未給與它足夠的重視。現在看來，是破解“餓死三千萬”謠言的一把關鍵鑰匙。
孫 先生的觀點在邏輯上有說服力，學理上沒有問題。在這篇文章基礎上我們需要考慮的是：
1、 是否仍然要對《年鑒》的戶籍統計數據提出質疑？例如：
l 《年鑒》的戶籍數據來自公安部而非統計局（ 李成瑞 先生透露，需要復核），從當時的政治局勢出發，公安部的數據從政治上看并沒有比《年鑒》更高的可信度。
l 戶籍統計制度也是在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逐步建立起來的，在這一過程中獲得的數據勢必受到制度不健全的影響，而這一影響又會在隨后十余年的制度完善過程中被抹平。這是否意味著對《年鑒》中的戶籍統計數據也要有棄有取，不能完全假設其為真？
2、 孫 先生的文章事實上給出了幾個可以被驗證的假設。我們要考慮如 何對孫 先生文中的假設給出驗證、以增加文章的說服力？例如：
l 59年以前農村人口招工進城過程中，大量地存在重報戶口
l 62年以后大規模精簡二千萬左右城市工人，回鄉后大量存在瞞報漏報戶口
l 在三年困難時期因為逃荒等因素，戶口登記出現嚴重誤差
3、 我們需要了解當初戶籍登記和統計的一些細節，例如：
l 農村、城市戶籍制度的建設與完善過程
l 戶籍登記過程中形成的數據，數據的上報匯總機制
l 《年鑒》中的全國人口出生率、死亡率來源是什么，又是如何統計出來的
3.2 《蔣正華先生關于“非正常死亡1700萬人”研究中的學術錯誤》《關于“非正常死亡1700萬人”與蔣正華先生商榷》
于是到今年八月中旬，烏有之鄉網站上又發表了一系列有關蔣正華研究的文章。發現了蔣正華研究的各種問題，例如：
l 蔣正華數學公式書寫不規范、沒有基礎的學術能力；
l 蔣正華數學公式推演、求解存在嚴重錯誤，學術資質令人質疑；
l 蔣正華的研究并沒有給出細致的推算數據，其結論近乎獨斷
l 蔣正華的研究成果在接受審核時，僅有一名年過七十的數學家參與，其他人都是行政人員
l 李成瑞 先生并不了解蔣正華研究中數學計算過程的細致過程與可靠性，并沒有參加對蔣正華研究成果的評定
這些問題都提示蔣正華的“研究成果”是易被推翻的。結合其它一些信息：
1、 蔣正華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７９年西安交通大學自控系助教、講師。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０年西安交通大學系統工程研究所講師、副主任。從事過導彈研究、雷達跟蹤、工業生產自動化等工作。
2、 蔣正華以系統工程講師的身份，突然于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２年在印度孟買國際人口科學研究院學習。有一些突兀。當然，系統工程和電子計算機應用技術這些，和當時興起的技術人口學之間不是沒有互通之處。另外，這個印度孟買的國際人口科學研究院究竟是一個什么機構，國際上地位如何，是誰資助的，宣傳哪一個學派的思想等等，都是值得研究的。
3、 蔣正華于82年回國后仍是西安交大系統工程研究所講師，84年升至西安交通大學人口與經濟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85年時便接受了“對建國以來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研究，包括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的研究”（李成瑞語）。其成果得到了官方認可，從他之后的工作履歷中可以看得出來。
4、 蔣正華于１９８１年獲印度國際人口科學院金質獎章。還曾獲英國劍橋國際傳記中心授予的“二十一世紀貢獻獎”。１９９３年，被載入美國傳記研究所出版的《當代國際名人錄》和英國國際傳記中心出版的《國際知識分子名人錄》。還曾當選為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度“國際杰出人物”。
以上信息也可供我們參考。在厘清真相之前，做一些泛政治化的猜測并不過分。
附一：“餓死三千萬”問題-辨析思路-綱要
以下內容是本人在整理“餓死三千萬”相關資料過程中，綜合作者文章觀點得到的一個簡明綱要。下文所提出的八個方面，粗略地涵蓋了研討“餓死三千萬”問題的各方思路。更具體的觀點和論據在作者的文章之中，本文會在附二中挑選較有代表性的一部分文章，對此綱要作出補充。
1. 質疑國家統計局公布的83版中國統計年鑒
1.1 83版中國統計年鑒的人口數字、出生率、死亡率來自公安部戶口登記數據的統計，而且來自兩個不同渠道。這種數據嚴重受到當時的歷史條件和歷史事件的影響，并不能夠反映中國當時真實的人口數字。公安部戶口登記受社會動蕩影響（人口遷徙、逃荒、饑荒等），大量存在漏報瞞報，歷年戶口登記都可能存在數百萬級別的誤差，諸如此類。李成瑞先生也有過回憶：“從1964年到1982年，已經過了18年。這期間，戶口登記有遺漏，比如有些地方人死亡了，因為家人想繼續領糧票、布票等，就沒有去報，人口數字有不確實的部分。另外戶口登記是在派出所，城市是比較健全，但很多農村沒有派出所，只有靠鄉政府、村公所臨時派人去數一下人，很不準確。” 把這樣的數據當成真實的人口數據發布，要么是極不嚴肅的，要么是別有用心的
1.2 如果像黨史第二卷那樣，把戶籍數據當成真實人口數據，就會發現各種問題，例如歷年人口數無法驗算，計算出來的60年出生人口三、四十年后不降反升、人口數不正常的凹陷等等。
1.3 83版中國統計年鑒自身存在各種問題。首先國家統計局早就被撤銷過，82年以后才剛剛重建起來，人力和資料都是問題。《年鑒》的出臺也是在特定歷史背景下的，接受了上級官員的層層審核。而且《年鑒》中的各項數據存在的誤差就不可忽略，
2. 質疑人口普查數據的可靠性
2.1 國內外學者的所謂“技術人口學”研究，大多不是從戶籍數字出發，而是從人口普查數據出發。他們都對人口普查的數據高度認可，但這種人口本身就是可疑的。比如據 李成瑞 先生所述：“解放后第一次人口普查在1953年，是結合第一次普選進行的，有蘇聯統計學家的幫助。那時候調查項目少，很簡單，基本上就是安兩個桌子，一邊登記人口，一邊登記性別之類。這次普查的人口數是六億多一點。第二次普查是1964年，正在開展‘四清運動’，整理農村的賬目和一些干部的貪污現象。因為普查一次要動員好大的人力和經費，‘四清’工作組每個鄉村都有，于是把這個工作委托給‘四清’工作隊。當時普查領導小組組長是楊尚昆同志。普查的結果是7億多人。”這種狀況下的人口普查到底有多么高的可靠性，需要有專門的分析才行
2.2 事實上，以中國人口基數之大，人口普查結果即便只有輕微的誤差，數字也超過了許多國家的人口規模。根據百度詞條《第六次人口普查》，1982年人口普查的誤差率是千分之一點二，2000年普查的誤差率是百分之一點八一。則82年人口普查的誤差是百萬級別的，2000年人口普查的誤差達到了近兩千萬。而且對全世界而言，流動人口規模越大人口普查的難度越大。
3. 質疑所謂的“人類學”研究的理論、方法與結果的合理性
3.1 “技術人類學”研究本身的產生發展時間比較短，它的合理性并沒有得到普遍的檢驗。理論基礎本身是可以質疑的。無論是線性、超線性、生命表，都可以分析批判。
3.2 從科爾到蔣正華，他們對所使用的人口數據的挑選方法和質量評價是可以質疑的,比如高度認可64年的人口普查數據這點。他們的態度是草率的
3.3 這些學者研究的細節，從設計公式到數學計算，其實存在大量可以質疑的環節。常看見為方便計算就主觀地修正公式和數值，卻沒有指出這種修改背后的數理或人口學含義。而且他們的基本技術，比如蔣正華的數學能力就未必可以相信。
4. 從常識、個人經歷和邏輯角度駁斥“餓死三千萬”的荒謬處
4.1 網友這方面的文章非常多，有口述，有分析，有提問題。例如短時間內餓死三千萬，為何不見萬人坑；當年訪華國際友人為何沒有負面報道；年輕人自己的父祖親朋中在困難時期餓死的有多少、是否達到三千萬比六億的荒唐比例……這類文章非常多，此處不一一描述了。
5. 駁斥反毛反共右翼的個人和媒體在“餓死三千萬”的基礎上開發的二次、三次謠言
5.1 以“餓死三千萬”為發端，反毛反共右翼的各種勢力又發明了許多歷史出來（一部分是資改派的主張）。這些宣傳往往把未出生當成死亡，把死亡當成非正常死亡，把非正常死亡當成餓死，用這樣的手段把數字反復翻倍擴大，以夸大“餓死三千萬”的悲劇效果
5.2 金輝的“風調雨順的三年”，主張三年困難時期根本沒有天災，純粹是他所說的各種人禍造成的……
5.3 楊繼繩的《墓碑》，還有一本《夾邊溝記事》，用文學的形式偽造了大量故事，用來欺騙讀者使之相信餓死幾千萬的謠言，并不斷放大數字。兩千萬、三千萬、七千萬、一億多，各種版本都有。網上也有很多駁斥他們的文章
5.4 誣陷新中國在饑荒到來之后不顧人民的死活，禁止人民逃荒（借此攻擊戶口制度，試圖推行土地私有化，趕農民進城），還大量出口糧食、刻意對蘇聯還債、拒絕外援等。這些都不是事實。
5.5 用無法核對的轉述，稱某時某地某官員透露了死亡人口數多少多少。比如說某官員透露四川餓死一千萬（當時四川人口才幾千萬），比如說楊尚昆見到過全國餓死人的統計數據位幾千萬云云。
5.6 將“餓死三千萬”和“大躍進”聯系起來，不是探討人禍背后的舊的社會文化文化，舊的基層社會威權結構，以五風為代表的官僚主義，新中國初期水利工程缺失、農業技術落后、荒地利用不夠等問題，而是攻擊人民公社，攻擊集體經濟。這方面烏有之鄉網站的辨析文章很多
5.7 把“餓死三千萬”和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聯系起來。
5.8 把“餓死三千萬”和隨后的七千人大會聯系起來。說劉少奇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撼動毛主席權威，偽造了劉少奇去游泳池見毛主席的“人相食、要上書”（其實是七千人大會時劉對他人所說），毛主席回答他“你頂不住，我死了后，你怎么辦”（刮黑暗風時對右傾的劉所說）的對話。用這種方式闡述毛主席和劉少奇的矛盾，一則否定了毛主席，二也吹捧了劉少奇代表的道路。類似這樣的二次、三次謠言還很多（例如毛主席在困難時期大吃西餐等），此處不一一介紹了。
6. 用陰謀論的視角分析“餓死三千萬”謠言出臺的政治背景
6.1 83版《中國統計年鑒》中把問題重重的戶籍統計數據當成人口數據放出，這種不負責任的態度背后，或許跟當時推行包產到戶、否定集體經濟的政治需要有關（初期全國各省對分田到戶普遍抵觸）。與同時期其他方面的輿論宣傳（張志新案、民主墻、傷痕文學等）相參考，這個猜測并不奇特
6.2 高盛和統計局是有合作的
6.3 國外科爾等學者的研究是直接受到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的。這個基金會的背景和意圖世人皆知。而且所謂的人口學研究，也被反復用來攻擊其他國家的政權。
6.4 國內學者中，蔣正華的個人經歷也有不合常理之處。
7. 正確地認識三年困難時期，與當時歷史條件、社會背景、政治狀況之間的關系
7.1 正確地認識三年困難時期與舊中國積貧積弱、新中國一窮二白的關系。
7.2 正確地認識三年困難時期與大躍進的關系
7.3 正確地認識三年困難時期與人民公社的關系
7.4 正確地認識三年困難時期與浮夸風的關系
7.5 正確地認識社會主義制度，在三年困難時期發生時宏觀調控、減災救災的效果，以及三年困難時期之后持續十幾年的農村、農業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
7.6 正確地認識三年困難時期之后嚴重暴露出來的右傾路線，以及毛劉分歧的內涵。
7.7 正確地認識毛主席在三年困難時期前后所扮演的歷史角色。認識毛主席在農業集體化和全民生產運動中的領導作用，在大躍進五風等問題暴露后的積極解決態度，在三年困難時期發生時以身作則領導全國走出難關，在之后為防止這種災難、從政治、經濟、科技、教育、文化各個角度所作的巨大努力。
8. 從政治角度作出解讀，高度重視“餓死三千萬”命題的政治意義。
附二：烏有之鄉“餓死三千萬”專題精選文章
學理分析
★孫景澤：解開60年代人口變動真相，破解國家統計局戶籍統計數據矛盾之謎
觀點交鋒
史實辨析
陳晉：毛澤東1959年初親自主抓糾正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發生的“共產風”的情況
★老田：以五八年浮夸風中的趙紫陽為例—談談“高產衛星”的產生機制與死亡人口數字把戲
★王任重：十七年來我在湖北工作的情況（關于大躍進部分的摘錄）
政治解讀
1984年強力解散“人民公社”的原因（“1984一號文件”的由來）
責任歸屬
造謠傳謠者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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