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學家評“江湖術士”蔣正華副委員長

齊景潤

齊景潤按語：下面我們轉載幾篇文章。在這幾篇文章中，我國人口學工作者梁中堂、馬瀛通、何亞福等人從人口學的角度出發，對號稱我國最權威的人口學家蔣正華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他們用事實指出：蔣正華是一個“江湖術士”。

二十五年以前1986年，就是這個根本不懂得數學的“江湖術士”蔣正華，建立了一個完全錯誤的數學模型，用所謂的數學方法制造出了一個我國“非正常死亡1700萬人”的巨大謠言，欺騙了國家、欺騙了人民、欺騙了歷史，成為我國“餓死數千萬人”這一重大政治謠言的主要來源。蔣正華在公布我國“非正常死亡1700萬人”這一結論時，既沒有公布原始數據，也沒有公布他的這一數字是如何計算出來的。

最近幾個月以來，數學工作者孫經先教授連續發表文章，揭穿了蔣正華制造的這一巨大的謠言。孫經先教授的文章已經發表幾個月了。蔣正華卻裝聾作啞，根本不敢對孫經先教授的學術批評做出任何回應。這恰恰說明了孫經先教授的批評擊中了蔣正華的要害。

依靠著這個謠言，蔣正華騙取了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登上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高位。但是他的“江湖術士”的本性依然不改，繼續在其他重大問題上進行學術欺騙。

下面轉載的幾篇文章，是幾個人口學工作者寫的，他們在文章中進一步揭露了蔣正華“江湖術士”的本來面目。

人口學家和江湖術士

梁中堂

作者簡介：梁中堂，男，1948年出生，漢族，山西省永濟市人。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國務院批準的享受政府津貼的優秀專家。山西省"優秀專家"，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專家委員。現任山西省政府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南財經大學兼職教授。國際人口科學研究聯盟會員、中國國情研究會理事、中國人口學會理事、山西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山西人口學會副會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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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新世紀以后，由我們敬愛的蔣委員長蔣正華牽頭搞了一個包括全國政協副主席徐匡迪、原國務委員宋健在內的，囊括了許多兩院院士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蔣正華與宋健有比較接近的學科背景，只不過所出身的西安交大屬于地方軍，上個世紀80年代初中期他進入人口學領域的時候，最多屬于宋健的跟班，被宋健及其嫡系的那幫人看不起。現在因政治身份當了名義上比宋健大的大官，就又當別論了。2004年，蔣正華異想天開要做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的研究。我們知道，中國的所謂人口發展戰略，少不了要做人口測算。在此之前，2000年10月1日，我國進行了一次人口普查。但是，國務院人口普查辦公室根據10月5日初步匯總的全國人口不到12億的結果，立即決定停止預定的普查程序，要求全國的普查員回頭再做一次“補查漏報”工作。經過將近20天尋找遺漏人口，全國總計為12.4億。即使如此，這個數據比國家統計局1999年年底的人口數還少1600多萬，甚至于比1998年年底還少300多萬。為了與此前公告的人口數據銜接，國務院人口普查辦公室又增加了2000多萬，公告我國總人口12.6億。本來，人口普查是由中央政府領導的一次權威的獨立的人口調查。可是，這次普查期間違犯普查程序安插一個“補查漏報”和最后空降2000多萬，顯然都是用1999、1998年等平時的人口動態檢測來影響和決定人口普查。

蔣正華數學學科背景和接受聯合國人口基金資助在印度學習人口統計，當然應該懂得人口普查和調查應該遵循中立和獨立原則，當然懂得這是一次失敗的人口普查，其數據無法使用。如果做人口戰略研究，計算未來的人口究竟該用那個數？國務院公告12.6億，應該說是國家認可的我國人口總數。但是，這其中有2000多萬屬于空的，沒有具體的性別、年齡以及空間分布、職業構成，是無法拿來做測算使用的。用12.4億？國務院普查辦公布全國人口數為12.6億就直接否定了12.4億，也是不可使用的數據。還有，測算人口數據必須確定婦女生育率，按照2000年人口普查的資料普查前一年的婦女生育率為1.22，幾乎所有的人認為太低，不真實；除此之外，其它數據又都沒有權威性的調查支持，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使用1.8-1.9，都只是一個估計的數據。如果是一位嚴謹的學者，應該知道不具有作戰略研究的基本條件。但是，蔣正華竟然敢做這個課題。當時的國家和人口計劃生育委員會還號召各個省、市、自治區的計劃生育部門動員全國的人口學研究機構都來做這個題目。2004年6、7月份，我那時還在山西省政府所屬的一個單位工作，一次由省政府的一位副秘書長召集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課題啟動的會議上，我講述了因為上述的理由根本沒有條件做這個課題，并指名道姓地批評蔣正華這樣做是欺世盜名和明確拒絕參加這項研究。2006年春節前的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的專家委員會上，我在發言中再次申述上述理由，并說我將拭目以待，看我們敬愛的蔣委員長怎樣做這個課題。

一年多以后，“中國人口發展戰略”竟然真的做出來了。整個課題報告可以不交待計算的數據是怎樣來的、具體如何處理，【齊景潤按：1986年，蔣正華炮制非正常死亡1700萬人這一巨大謠言時，就不公布原始數據，不公布計算過程。這里蔣正華在承擔另一個重大課題時，故伎重演。】但可以有發展目標、有要求今后30年繼續把婦女生育率控制在1.8、有繼續穩定現行生育政策的建議，等等。據說，該課題遞交中央后，成為編制中國“十二五”計劃的基礎。一個不具備測算條件的所謂“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的重大課題，就是這樣糊弄國人的。【齊景潤按：1986年，蔣正華炮制非正常死亡1700萬人謠言時，也是這樣“糊弄國人”的！】

根據我對這段歷史的敘述，即使沒有人口統計學知識的讀者也完全可以自行判斷出來，近30年來在我國似乎產生重大影響的兩次人口測算，恰恰都是根本不具備人口統計學計算要求的基本條件而由當事人瞎糊弄出來的結果。我之所以說“似乎產生重大影響”是因為這種影響完全是人為地制造出來的。

即使完全按照人口統計學的要求條件經過人口統計學家（簡稱人口學家）很嚴謹地測算是一回事，人口發展的實際過程又是一回事。不用說那個在人口學家的電腦里或者被打印在紙上的東西純粹是按照人口學家的假設條件計算的結果，就是客觀的人口過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現代科學還根本沒有弄明白。

不錯，如同每一滴水珠匯總為一條江河或大海一樣，各個家庭的人口實踐也最終演繹出全社會的人口過程。但是，與那個可以直接從江河海洋分離出無差別的水珠迥然不同的人口過程，除了化學的、物理的運動以外還有生物的和社會的運動過程，人口的生產和再生產會涉及有利害關系的不同集團和處于不同社會條件下的各個家庭，以及有思想、有感情的人。

這樣，那個總是處在運動狀態的總人口過程和千百萬社會條件都不相同的家庭之間究竟是一種怎樣的必然聯系，卻是在目前的社會發展階段中人們還無法解釋的問題。各個家庭的具體生育和社會總人口之間的關系，本來是人類還根本沒有提出要解決的問題（這就是除了我們國家以外世界上任何國家的政府和他們的人口學都沒有想管制自己的老百姓生孩子的原因），我們國家卻出現了兩位大科學家，一個宋健和一個蔣正華，竟要求老百姓按照他們的所謂“科學計算”去生孩子。

宋健、蔣正華，一丘之貉也。兩人除了一個先有了偽裝的科學計算從而獲得政治地位和一個先有了政治地位從而擁有了偽裝的計算似乎有所不同外，在欺世盜名的手法上連一丁點的創造都沒有。由于成長于亂世之中而又不自律，就既缺失了傳統文化中“處江湖之遠憂其君、處廟堂之高憂其民”的士大夫風尚，又沒有得到資本主義市場熏陶的職業操守。

宋健、蔣正華似乎屬于知識分子，但是卻迷戀官場仕途和習作無德政客的那一套作派，無法從已有的知識升華出獨立的科學品質從而獲得現代知識分子精神，所以才會淪落為江湖術士一般，把所有之技當作騙取功名利祿的手段。【齊景潤按：1986年蔣正華就是利用江湖術士的手段，迎合極少數人的需要，制造非正常死亡1700萬人的謠言，“騙取功名利祿”，登上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寶座的。】

再議人口學家和江湖術士

梁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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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文章《人口學家和江湖術士》張貼出去以后，有人暴跳如雷，以為是對賢者的不敬。其實，大凡江湖術士都是絕頂聰明的人。特別是我國歷史上最初出現的被稱之為方士者即有一技之長的人，都堪稱為當時的科學家。

上篇文章把宋健蔣正華喻為江湖術士，并不是因為他們用了無法使用的數據預測了人口。即使不像宋健蔣正華那樣裝模做樣地搞測算，一個人根據自己周圍有了不少的人生了二胎、三胎，從而感慨地說“用不了多少年我們國家就會達到20億”；或者，依據自己不少的同事懶得結婚，結婚后又都不愿意生孩子從而感嘆“用不了幾年我國人口會下降的只剩下2億人口”，那也無須我們去批判或者評論人家。

如果宋健蔣正華都是在那里做學術研究，我同樣不會評論他們。但是，宋健蔣正華要把他們的測算當作公共政策的依據，要把自己的玩意說成是科學的，從而論證說現行的生育政策給廣大人民群眾的傷害是合理的、正確的，是符合客觀規律的，那就不一樣了。

同樣沒有條件做測算，蔣正華不僅主持做測算了，而且測算的結果還能證明現行的生育政策是有成效的，從而是正確的、合理的，要求繼續穩定現行的生育政策；不僅憑空知道現在的生育率是1.8，而且要求未來30年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繼續保持在1.8。

更有甚者，蔣正華宋健二人最近聯名上書中央，諫言穩定現行的計劃生育制度，抨擊當前日漸高漲的要求停止計劃生育的民意，進而批評計劃生育部門中個別干部有動搖之心和調整政策之意。

宋健蔣正華要用他們的測算證明現行的計劃生育政策，那就超出了個人發表意見和學術研究的范圍，必須揭露他們如江湖術士一般可以用無生產出有、從根本不具備測算條件出發制造出一切維護現行計劃生育制度依據的伎倆。

江湖術士型的“科學家”

何亞福

作者簡介：何亞福（1967~），長期研究人口與生育問題，自主生育倡導者。寫過幾百篇有關人口與生育問題的文章,其中有一些文章發表在《東方早報》、《第一財經日報》、《中國青年報》、《新快報》、《南方都市報》、《信息時報》、《新周刊》、《領導者》、《人力資源》等報刊上。這篇文章此處只節錄了一部分。全文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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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梁中堂教授寫了一篇文章《人口學家和江湖術士》，談到1980年“中國人口百年預測”的草率出臺經過，并說：“請讀者自己判定，一幫從其他學科反串進入人口學領域，把用極不匹配的數據的計算稱之為科學研究結果，并且要老百姓去實踐他們的計算結論，這樣的人口學家（如果接觸人口問題不到一年就可以稱之為人口學家的話）與江湖術士有什么區別？”

    梁教授把中國人口學家比喻為“江湖術士”，我認為這是一個恰當的比喻。江湖術士型的“科學家”，不但中國有，前蘇聯也有，因為中國和前蘇聯有一個共同點：以政治權力干涉學術研究自由。在中國，由于計劃生育被捧為“基本國策”，因此有關人口與生育政策的討論長期被視為傳統媒體的禁區，只是在近年來，隨著網絡的普及，情況才有所改觀。我在《計劃生育的擋箭牌》一文中已說過：某些人企圖用“基本國策”這個大帽子來打壓質疑計劃生育的人。這是因為，計劃生育的理論已經破產，只能靠“基本國策”這個擋箭牌來茍延殘喘。

控制論創始人維納在《人有人的用處》一書中說：“科學是一種生活方式，它只在人們具有信仰自由的時候才能繁榮起來。基于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從的信仰并不是什么信仰，基于這種假信仰而建立起來的社會必然會由于癱瘓而導致滅亡，因為在這樣的社會里，科學沒有健康生長的基礎。”科學和學術要得到健康的發展，需要有一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學術環境；用行政命令支持一種意見，壓制不同意見的發表，只會造成萬馬齊喑的可悲局面，只能起到阻礙科學進步的作用。中外歷史一再證明了這個道理：以政治權力干涉學術研究自由，最終必然釀成惡果。

300多位專家不及一位小學生

何亞福

原文見

 http://heyafu67.blog.163.com/blog/static/107334342201118729551/

2007年1月公布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齊景潤按：這是蔣正華主持承擔的一個國家重大課題】說：“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集中了包括十多位兩院院士在內的300多位專家學者，自2004年2月至2006年4月，對科學發展觀、人口發展態勢、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重大關系等3個分課題及其42個子課題，進行了廣泛、深入地調研和專題研究論證，取得了階段性成果。”由此可見，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的陣容非常龐大，共有300多位專家，其中還有十多位兩院院士。這樣看起來，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的研究成果——《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是非常具有權威性的，是不容質疑的。

那么，由300多位專家進行了兩年多的研究，究竟獲得了什么巨大的成果呢？其中一個主要成果是：中國總人口將于2010年達到13.6億人，2033年前后達到峰值15億人左右。

　　剛才有一位小學生來我家玩，于是我就想出兩道數學題考考他：

　　第一道題：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近幾年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的數據：2000年凈增人口957萬，2001年凈增人口884萬人，2002年凈增人口826萬人，2003年凈增人口774萬人，2004年凈增人口761萬人，2005年凈增人口768萬人，2006年凈增人口692萬人，可見近幾年中國凈增人口的基本趨勢是逐漸減少的。那么我們可以假設從2007年到2010年每年凈增人口不超過800萬，并且已知2006年末全國總人口為13.14億人，求：2010年末中國人口最多不超過多少人？

　　這位小學生用筆算了起來：2006年末13.14億，2007年末13.22億，2008年末13.30億，2009年末13.38億，2010年末13.46億。答：2010年末中國人口最多不超過13.46億人。

　　第二道題：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近幾年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的數據：2001年出生人口1702萬人，2002年出生人口1647萬人，2003年出生人口1599萬人，2004年出生人口1593萬人，2005年出生人口1617萬人，2006年出生人口1584萬人，可見近幾年中國出生人口的基本趨勢也是逐漸減少的。那么我們可以假設2023年的出生人口大約為1500萬，人均壽命按73歲計算，并且已知1950年~1955年中國每年出生人口約1900萬。我們知道，出生人口多于死亡人口，人口數量就會增加；出生人口少于死亡人口，人口數量就會減少。求：2023年中國人口是增加還是減少？

　　這位小學生用筆算了起來：1950年出生的人口，到2023年已是73歲，那時每年死亡人口為1900萬左右，而每年出生人口為1500萬左右，出生人口減去死亡人口的得數是-400萬。答：2023年中國人口減少400萬。

　　上面第二道題沒有考慮到多種復雜的因素，例如1950年出生的人，有一部分可能活不到73歲，他們可能在60歲、50歲甚至在童年時就死亡了；也有一部分人壽命超過73歲；另外還有一部分1948年、1949年、1951年、1952年……出生的人在2023年死亡，也就是說，2023年的死亡人口并不全是1950年出生的。另外，2023年出生人口可能只有1400萬或1300萬。因此，2023年出生人口減去死亡人口的具體數值可能不是-400萬，而可能是-600萬、-500萬或-300萬，但人口負增長應該是確定無疑的。

　　綜上所述，【齊景潤按：由“江湖術士”蔣正華主持的】由300多位專家花了兩年多時間的研究而得出的結論，被一位小學生經過幾分鐘的運算就推翻了：300多位專家認為總人口將于2010年達到13.6億人，而小學生計算的結果是2010年總人口不超過13.46億人；300多位專家認為中國人口在2033年之前不會負增長，而小學生計算的結果是在2023年之前，中國人口就會負增長。

最后要說明一點：本文的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的官方數據，不論是小學生還是300多位專家，都是以官方數據為基礎進行計算的。我認為官方的數據是有水分的，但這并不影響本文的論點：300多位專家不及一位小學生。這是因為：小學生根據官方數據計算，可以自圓其說；300多位專家根據官方數據計算，卻自相矛盾。

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中的

若干問題與科研體制問題

馬瀛通 

作者簡介：1985至今歷任國家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專家咨詢組專家、人口專家委員會專家。1991年被國務院授予在科學技術方面有突出貢獻專家,終身享受政府津貼。這篇文章此處只節錄了一部分。全文見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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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2007年1月11日報道,“為落實 2004 年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關于加強人口發展戰略研究的重要指示精神，由蔣正華、徐匡迪和宋健任組長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組成，集中了包括十多位兩院院士在內的300多位專家學者，自2004年2月至2006年4月，對科學發展觀、人口發展態勢、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重大關系等3個分課題及其42個子課題，進行了廣泛、深入地調研和專題研究論證，形成了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很顯然，《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以“高官”為責任人向社會公布其成果，是用來表明《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的權威性和學術上的高水平。其實，從任課題組負責人過去與現在的學術水平，以及對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所起的作用看，基本就可以估計其結果不可能具權威性和高水平。果不其然，《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既沒有明確指出國家人口發展規模的取向，也沒有指出當今與未來的人口和計劃生育任務。面對低生育水平下的人口結構變動問題，非但沒有解決認識問題、取向問題，甚至還出現了自相矛盾的問題。

【齊景潤按：下面這一段評論的是蔣正華關于非正常死亡1700萬人的所謂研究。】　 二是出現了隨意而武斷地用非人口學方法，或不適宜的人口學方法來計量人口各種變動的怪現象，并將其所得結果，自詡是解決了人口中某一說不清問題。諸如，要科學求實地計量出1959-1961年中國“困難時期”，因非常規原因而死亡的人口量，凡老老實實做人做事的學者，都清晰地知道，首先是需有按常規與非常規分的相關數據資料與相關專業知識，其次是在必要時還要做相關專題調查。若以其后的人口年齡結構倒推來估計，當然，距離估計對象的時間愈近，可信度也愈高，首選的資料就應是1964年人口普查數據。若應用數據質量較高的1982年人口普查數據，來估計所計量的對象，其實時間已遠離20余年，其間的死亡變化較大而倒推的估計結果，顯然其置信度就是個問題。因此，即使在計量沒問題的條件下，輕易、草率、“大膽”的妄下定論，那也只不過是未如實反映客觀狀況的自以為是而已，況且計量還存在若干多的問題（見附件【齊景潤按：附件指的是孫經先等人的文章】），那就更是如此。   

三 從以權力壓制科研創新到導致失誤看科技體制改革的迫切性
    一旦這種自以為是者，身在學術而心在仕途的捷徑走通、升遷，那簡直宛如是在看魔術，搖身一變，“官變大了，人變小了”。魔術師以在眾目睽睽之下，欺騙觀眾的眼睛為水平高超，而一些人學術水平雖不高，但在走仕途捷徑方面的水平卻猶如魔術師。可以想見屢屢得手的“魔術師”施展于學術研究領域能有什么好成果？只要將其發表的文章對照實踐檢驗一下，不必言說自有公論。可是今天他們仍在以一貫正確與學術高水平自居，指手畫腳著科研與實際工作。我不管別人怎么認識，反正我是持懷疑與不信任態度。誠然，若沒有切身經歷，我怎么會有如此之言表呢？
    人非圣賢，有容乃大，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出錯或存在問題在所難免，只要不是有心計的妄說，都是完全可以理解、諒解的。然而，若把權勢凌駕于學術之上，不僅以俗充賢、不懂裝懂、不知裝知，而且還對學術創新得出的新結論，借以“政治”層面問題來實施“封殺”，甚至盛氣凌人地以己之見，來裁決科研，把學術問題與人混同來裁決他人。這種以“權術”忽悠和壓制“學術”的探索創新，一是因其從未有過學術上的創新，對創新背后不為人知的艱辛也沒有親身的體驗，所以既不懂得何為創新，也不懂得為何要創新，故只能以陳舊或被否定的東西來認識客觀實踐已發生了變化而產生的問題，因此，也就更甭說尊重他人的付出了；二是因對科學的新發現，新理念根本沒認識，所以才自以為是地詆毀創新。這種以握有一定權力的裝腔作勢，以及不求甚解地打擊與己不同學術觀點的學者，乃至以權術背后公開“整人”雖可容之，但實在令人生厭。其實，這正是改革所要破除的那種反映封建個人迷信與專制余毒思想的實例。科學是規律的反映，實踐是歷史的見證，后來的多次人口調查實踐檢驗，都反復證實了中國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的主要成因，不是統計不實問題而是客觀存在的事實。然而，又有誰知道在當時斷定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問題時，科研者及其成果是遭受了何種的打擊報復與否定？！

四 概略評述《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

人口現象與人口問題遠不像“忽悠”者認識的那么簡單，即使是人口專業工作者與人口科研工作者，也還時常把一些人口問題搞錯，況且是非人口專業學者了。因此，人口學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要透過外在的人口變動現象，來認識其內在的質，或稱認識其規律，使人們既能正確認識人口問題，也能分辨何為正確解決人口問題。
    我從事人口與發展研究30多年，深知十多位兩院院士絕大多數，都未從事過人口研究與人口工作，也無人口學專業背景，故只能提供其領域的部分相關結論或信息，僅供《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參考而已。課題負責人中，唯獨一位有人口專業背景又一直從事人口工作的就是，曾任過西安交通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國家計生委副主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蔣正華；一位只是曾以第一作者出版過“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專著，曾任國家科委主任、國務委員、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宋健；另一位是無人口專業背景，曾任上海市市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徐匡迪，鑒于他不可能有實質性的參與而將其除外。
    我相信歷經對中國人口控制實踐與學術問題的思考與反思，想必宋健同志一定會有新認識。那么，在此基礎上，加之他的學術功底，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對21世紀10年代的今天，搞出如此無專業水準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而給予認同。
    人口專業雜志基本都刊登了《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但卻不見近10年發生大轉變而被學者公認是嚴把學術關，以及學術水平、質量要求，都較同類專業期刊高得多的《中國人口科學》刊載。從這一側面也表明，如此重大科研項目的研究報告，竟未達到《中國人口科學》要求的專業發表水準，可見，學術水平內涵的欠缺。顯然，從既往學術少嚴謹，動輒以“權術”壓“學術”，不知強以為知的學風，以及對人口和計劃生育問題的孤陋寡聞認識，便可以推測這是以蔣正華同志為主要負責，而得出的缺乏科學性、嚴謹性、整體性、知識性的 《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
    面對《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對一個有一定專業水平的人口學者來說，簡直不敢相信這是動用了全國那么大人力、財力得出的結果。我之所以有這樣的認識，是因為《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既未體現今天與明天人口與經濟社會所處發展階段各自特征與相互關系，也未體現近期人口發展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重點戰略新任務，更未體現40年來在實施計劃生育的各方面條件都為最差背景下，卻反而能取得最佳成效、最佳社會效益的生育政策及實施方式的根本經驗。所以，《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也就不可能提出關于人口發展戰略的生育政策抉擇，大中小城市人口均衡分布的政策抉擇，以及引導農村剩余勞動力合理轉移的政策抉擇之類的參考意見與建議。

《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缺乏科學研究含量，缺乏與中國實際人口發展狀況相結合，提出存在問題，重點解決問題。尤其是缺乏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創新發展方略結論，突出反映出基礎理論的薄弱，功底的不扎實與學術研究上的浮躁問題。因此，不得不對《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深表遺憾。

只要將《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主要負責者的既往人口學術水平，與這一"成果"相聯系，就使我再一次清晰看出的是：只見其“官曾大升過“，但卻從未見其人口學術水平同步也曾大幅提高過, 更未見其為人口學與中國人口控制，曾做過任何經得住實踐檢驗的顯著成果與貢獻，這即是有學者所言的“內行”中的外行，外行中的“內行'。官位的高低代表不了學術水平的高低，但是在現科技體制不健全條件下，在學風不正、八股文盛行，以及過分追逐私利，急于求成的浮躁心態下，學術能不腐敗嗎？有人就是仗著曾經的“官勢”影響，卻駕馭與其學術水平遠不相稱的重大科研項目。在此氛圍下，也確實因存在著相當大一部分，為謀私利而迎合的隨波逐流者，這才使得退位的“高官”仍有其不小的群分市場，甚至在其他領域還在扮演著不懂裝懂，不負責任的信口開河角色。然而，他們在真正追求科學、尊重科學，以科學發展觀做人做事的學者那里，卻確實一直沒有市場。因為那里尊重的是科學，探索的是規律，從不違心以“官位”、“官勢”來判別“科學性”與學術水平高低。
    真正地搞科研，一定要尊重科研工作的規律，要依靠那些一直在科研第一線從事研究工作的有成就學者，而不是靠從不敢于否定應該否定的，也從不敢于肯定應該肯定的，那種缺乏實事求是的“官”樣學者。否則，就是科學研究中的極不正常現象，也是搞不好科研的。那又何談科研為決策服務與科學決策呢？
　 人口過程是一個社會過程，在此研究報告中，幾乎少見社會學的觀點，更不見體現中國人民智慧的首創“晚、稀、少”式計劃生育，以及有關其神奇成效的經驗論述。因為，這一階段計劃生育歷史與其后階段的歷史比較，雄辯地證明了一個真理，這就是計劃生育政策屬社會公共政策范疇，若計劃生育政策“沒有一個社會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來做，那是不行的”。時至今日，《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都沒充分認識到這一點，體現出這一點，只是把以人為本體現在了方方面面的教育中，而在人口和計劃生育方面，則成了無實質內容而刻意映現指導整體大局理念的穿靴戴帽，但具體到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何能體現以人為本的社會管理理念，卻不見其蹤影。

盡管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集中了十多位兩院院士在內的300多位專家學者，如果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果真如實地反映了他們的科研成果與學術水平，那只能說，今天的人口學術水平較之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不是進步了，而是大倒退了。因為，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成果，竟出了那么多令人不可置信，且背離了人口學基本常識的學術問題。

（以下作者對《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中的18個值得商榷的問題進行了論述。有興趣的讀者可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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