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在解放前的大學時代讀的是律師專業，改革開放以后，我父親成為最早的一批執業律師。他曾勸我也加入律師行業，但我對此沒有興趣。違背父親的心愿，要在過去，可能算是不孝。父親晚年因體力原因，很少辦案，他曾經同我討論過中國的律師這個行業，他對于一些年輕律師的行為方式頗有意見。我多年的工作與律師接觸也不少，當著父親的面，我不愿對這個行業有太多批評。但是，父親去世后，我寫過一些批評律師行業的文章，遭到很多律師的反對。我相信，如果父親在世，看到我批評律師行業的文字，他大概也不能完全接受。
    我與很多律師或者法律工作者一樣，都有一個共同的理念，即，一個社會應該追求公正和正義，它需要一個獨立于利益集團的環境。然而，在這個問題上，我與很多律師的差別簡單來說，突出體現于一個地方：當一個社會要追求獨立和公正，那么，獨立和公正究竟在哪里？由誰來體現？前幾天我的幾篇文章，遭到很多律師的反對，關鍵之一就是，律師們大都認為，律師是代表獨立和公正的，換句話說，律師們往往認為，獨立和公正是在民間。我先不說這個觀點是否正確，事實上，我對律師這一觀點之所以產生，非常能夠理解。它并不是王婆賣瓜的含義，而是西方社會律師產生后形成的，“獨立公正在民間”這一觀點，的確是西方社會的必然。
    歐洲歷史上長期都是嚴格的等級社會，從社會平等的角度說，等級制度就是不平等的鮮明表現。因此，在歐洲中世紀等級制度下產生的律師，最初的確就是為等級制度服務的，就是為權貴服務的。歐洲啟蒙運動時期，很多啟蒙思想家之所以對中國充滿向往和熱情，就是因為中國比當時的歐洲早一千多年就進入了平民社會。中國社會比歐洲平等得多，民主得多，中國古代政治的無數政治理念和社會制度才成為那時期歐洲的榜樣。然而，歐洲在啟蒙運動以后，進入平民社會，在很長時間里也沒有做到像中國古代那樣徹底，其典型就是多次的王權復辟或永久保留。在這個問題上，美國作為一個新興國家，雖然比歐洲要好得多，但是，美國依然像很多歐洲殖民者一樣，很長時間里都保留著奴隸制。換句話說，西方社會在啟蒙運動以后，進入真正的平民社會，是一個漫長的、尚未徹底完成的過程，正是在這樣的過程中，西方律師的地位發生了改變。
    如果說在等級制度下，歐洲中世紀產生的律師是為權貴服務的，那么，在歐洲平民社會逐步建立后，律師的確開始逐漸擺脫對權貴的依附。這一擺脫的體現就是，律師開始代表社會的獨立和公正。對于歐洲歷史來說，它無論如何都是一個進步。這一現象的實質就是，一批掌握法律武器的公共知識分子，在個人利益之外，獨立地追求社會的公平正義。西方文明進入平民社會，并不是一蹴而就、截然分明的，而是在相當長歷史時期與等級社會有著交叉。在這個過程中，一部分律師依然像等級制度時代一樣，以為權貴服務為使命。但不可否認，西方在啟蒙運動以后，律師作為一種民間力量，主動承擔社會正義的責任，始終都是存在的，而且是被人稱道的。由于中國近代以來，一直以西方為榜樣，尤其是隨著近代史上中國傳統的多次斷裂，律師這個行業基本上已經完全西化，因此，西方的這一律師精神或法律精神，也被當今中國的很多律師接受。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是學了西方文化中比較有益的部分，這也是很多中國律師自我高尚感的源頭。我并不想說，律師代表民間正義的高尚感都是做秀，我相信，很多律師是發自內心的。但是，這種以民間身份代表正義的高尚感，與中國的傳統政治相比，其實只是退而求其次的無奈。
    我們可以換一個角度看這個問題：如果社會的正義只能由民間的律師來代表或維護，那么，律師所對抗的對象是什么？很多時候，律師所對抗就是政府，就是權力。因此，西方文化中，由民間律師代表或維護社會公正的現象一直延續到今天，實際上從反面說明了一個問題：政府所掌握的權利是不公正的。這的確是當今西方社會的政治常態。不管西方社會如何說它的民主、制衡，從本質上說，西方社會的政治權利依然是利益集團瓜分的狀態。與中世紀相比，當今西方社會的等級制度只不過不那么明顯而已，但確實依然存在。而且，它的等級形態與中世紀也有所不同，由中世紀法律認可的世襲等級，變為較為隱蔽的資本等級。也正是這個原因，造成當今西方社會的政府權力依然是不公正的，所以，真正獨立的社會公正，很多時候只能靠民間律師在與政府對抗中來維護。這是一個簡單的結論：如果社會正義只能在民間，就等于政府不是維護社會正義的。中國的很多律師接受這樣的觀念，并不錯。對此，我表示高度的理解。
    然而，我們更應該問一個問題：為什么獨立公正、社會正義只能在民間？為什么掌握社會最高權力的政府不能成為獨立公正、體現社會正義？換句話說，如果像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戰爭那樣的社會革命后，社會政權的本質發生根本性的改變，由那些代表獨立公正、社會正義的律師之類的人物掌握政權，等于是把政權徹底變為獨立公正，那么，何必還要只把獨立公正留存在民間呢？當然，西方政治理論說，政權永遠都是壞的，因此，不管什么人成為權力的掌握者，都會變壞。探討這一理論，本文容量不夠，暫且不說。但是我想說，這一理論實際上只是對現實的認可，而沒有體現改造不合理現實的意愿。從人類的理想和人類的歷史實踐來說，政府永遠是壞的，關鍵就在于西方文明在等級制度被破除后，依然有大量的殘留。所謂資本主義，實際上就是將資本的等級制度合法地保留下來而已。所以才造成由資本控制的政府永遠都是壞的這樣一個難以改變的現實，但這是一個不合理的現實。也就是說，如果獨立公正和社會正義只能在民間，只能由部分有自覺性的律師、知識分子以民間力量來體現，那么，這個社會就是不合理的。
    而在中國古代政治中，比當今西方政治更先進的地方就在于，中國古代政治從2000多年前逐步成為平民社會開始，就始終不斷努力把政權塑造成獨立公正，始終要求由政府來體現社會最為需要的社會正義。它首先表現為政治理念，即要求政府、政權“天下為公”；其次表現為科舉制度，廣泛地從社會各階層選拔優秀人才，尤其是德才兼備的人才來掌握社會公權力，而不像西方等級制度那樣，掌握權力的人都是世襲；第三，它還表現為，在消除了世襲貴族之后，中國古代政治還對容易產生新等級的資本力量實行一定程度的控制，即，只給予資本有限的自由，而不讓資本完全自由。此外，再加上政權內部監督和社會監督等手段，中國古代政治的核心就是，力求讓政府成為獨立公正的管理者，成為社會正義的維護者，而不是無可奈何地只讓獨立公正存在于民間。這既可說是東西方政治的不同，也可認為是西方政治至今還未達到中國古代政治的高度。具體而言，在西方社會，獨立公正、社會正義由民間律師來體現，他們在法庭上對抗不公正的政府，顯得非常具有英雄感；但是，中國古代政治要求官員、法庭上的每一個法官都像包拯那樣獨立公正，要求政權直接體現社會正義，而不是僅僅讓律師在與法官、法庭的抗衡中曲折地、被打折扣地體現社會正義。如此，讀者應該理解我與某些律師之間的根本分歧所在：當很多律師在西方文化影響下，只承認“獨立公正、社會正義在民間”的時候，我認為，中國傳統政治的理念要求、并且曾經做到：“獨立公正、社會正義在政府”。我認為，中國古代政治的這一精華，比當今西方政治境界更高。
    當然，對于中國傳統政治的這種認識并不能完全否定“獨立公正、社會正義在民間”的現實價值。造成這一現實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中國古代“獨立公正、社會正義在政府”的這一政治核心理念，曾經也被扭曲。例如，蒙古、滿清掌握皇權后，少數族裔成為特權階層，政府的獨立公正的確受到不同程度的傷害，使得一部分正義的力量，不得不靠民間來體現。二是，西風東漸后，西方文化被錯誤地當成人類最先進的文明，因此，現代西方文明中難以避免的資本等級制度也進入中國，我們在向西方全面學習的思潮下，缺乏辨析能力，沒有清醒地意識到，現代西方政治，實際上依然是不公正的，從政治理念上，還不如中國傳統政治。然而，我們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西方的政治理念和社會形態，因此，使得中國現實中的政權，在走向文明、走向先進的盲目驅動下，也朝著利益集團政治大步邁進，從而使得獨立公正只在民間的重要性得以體現。它的確具有一部分的現實合理性，但它并不是真正合理的社會形態。
    當今中國政治如果說與西方現代政治有什么根本不同，我認為，關鍵就在于中國傳統政治要求政府本身就是獨立公正的、政權就是社會正義的體現這一理念始終沒有消失，并且始終在發揮著作用。對于今天的中國政治來說，這一傳統與利益集團政治處于相互糾纏、較量的狀態。而我希望，中國傳統的政治理念最終能夠占據主導，即——政府本身成為獨立公正的裁判者，政府本身成為維護社會正義的最重要的角色。而不是退而求其次、無可奈何地把獨立公正和社會正義僅僅交給少數民間人士去維護。如果說世界上有什么“中國模式”，這就是“中國模式”的核心。西方人由于沒有這樣的歷史，也沒有經歷過這樣的政治形式，他們對此不理解、不相信，可以理解。說他們少見多怪也好，說他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好，他們因為沒有到達過這樣的政治高度，懷疑也很正常。但是，人類歷史上，全世界范圍內，只有中國曾經以制度化的形式，認真努力地實踐過這樣的政治理想。對于中國人來說，除非我們忘記自己的歷史，除非錯誤地否定自己的歷史，否則，當我們看到中國古人曾經到達那樣一個至今西方人未能管窺、未能企及的高度，那么，再看當今西方政治，我們只能說：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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