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2月9日，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天花滅絕。但這個說法不夠準確，嚴格的說法是：全世界天花病毒已經在野外滅絕。目前世界上只有美國、俄羅斯還保留了兩份天花病毒活體樣本。自上個世紀80年代起，世界衛生組織已召開多次會議，討論何時銷毀這兩個樣本，以實現人類徹底滅絕天花的目標。人類歷史上，天花野外滅絕是件大事，畢竟，這個病毒僅在20世紀就造成3億多人死亡。從古至今，世界上多少人死于天花，沒有準確統計數據。

　　天花歷史非常久遠，但究竟起于何時、何地?沒有準確答案。有人說起源于古埃及，也有說起源于古代印度。這種說法來源于少量的文字記載，這也可能是一種不公平：有記載的，就說它是源頭；沒記載的，可能更早，卻能“逍遙法外”。畢竟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上沒有文字的年代，比有文字的年代要長得多。

　　而天花蔓延到全世界是因為15世紀歐洲人開始的大航海。此后不久，全世界幾乎每一個有人居住的地方都出現了天花。西方歷史學家認為，美洲印第安人大規模種族滅絕的原因之一，就是歐洲人帶去的天花等傳染病。當然，從來沒有人要求歐洲人為此道歉，因為歐洲人也很冤：天花不是歐洲發明的，歐洲也有很多人死于天花。

　　對于中國來說，有一點非常清楚，天花是外來的。但是，天花何時傳到中國，由什么途徑傳到中國，同樣是一個歷史迷霧。一般認為，天花在漢朝傳入中國。中國人曾經稱天花為“虜瘡”，因此有人認為，是漢朝在對外戰爭中的俘虜將天花病毒帶進了中國。也就是說，天花在中國的肆虐歷史有近2000年。4世紀時東晉醫學家、科學家、道士葛洪在《肘后備急方》中明確記載了天花的癥狀、危害以及藥物治療法。但那時的治療效果顯然不太理想。

　　葛洪之后約300多年，唐朝名醫孫思邈寫了一部醫書《千金要方》。后人從這本書里推測，孫思邈時代可能已經有了治療天花的種痘術。又過了約300多年，北宋的一則記載說，四川峨眉的一位醫者能種痘，人稱神醫。后來還被請到北宋都城開封，為朝廷大官種痘。現在有人對此表示懷疑，因為沒有更多的記載，彼此之間也沒有關聯，更缺乏后續線索。中國歷史上比較清晰、成熟的種痘技術出現于16世紀的明代。而筆者認為，唐宋時期的這些記載應該可信，而且非常重要。

　　中國古代的種痘技術又稱“人痘”，即從得了天花的病人身上取得病毒活體，植入人體后，獲得免疫。換句話說，就是以得一次小病的代價，獲得對天花的終身免疫。古代技術條件不如今天，具體來說，在天花沒有流行時，很難保存活體病毒。因此，古代不可能像今天這樣在實驗室里按部就班地試驗。古代人痘技術只能在每次天花流行時進行接種和試驗。一位醫生有一次種痘試驗，下一次不知道何時才會有。然而，經過很多醫生漫長的歷史積累，幾百年后，到了明代，中國的人痘技術終于成熟。中國古代后來也有記載說用玻璃瓶保存病毒并埋入土里，但很難確認這種做法的成功率有多高，也不知道它確切的起源時間。保存活體病毒的方法古人稱之為“養苗”，后來的“疫苗”就來自這個說法。

　　中國古代的人痘技術有幾種方式，例如，將得了天花的小孩的衣服拿給沒得病的孩子穿。這種做法顯然是沒有“養苗”，只能在天花流行時采用。其他還有“水苗法”，意思是將天花病毒稀釋以后再用。這種做法顯然也不是“養苗”，而是流行時的做法。其他還有“鼻痘法”，就是將少量的活體病毒從鼻腔植入。這些做法都是在沒有實驗室的條件下，在每一次天花流行的時候，由不同的醫生在不同的地點，各自試驗、嘗試。所以才經歷了數百年逐漸成熟的。僅就“稀釋”我們就可以想象，其間經過了多少失敗。因為從病人身上獲得的活體病毒毒性較大，稍有差池就可能讓未得病者喪命。事實上，即便是歐洲后來出現的牛痘技術，也有因接種死亡的(后來出現的青霉素要打皮試，也是因為本來是治病的青霉素，本身也可能致死)。而中國古代認為，接種人痘的死亡率在5%以下才算成功。筆者認為，僅這一概念的確立，就要經歷無數的試驗和漫長的時間。

　　無論如何，中國到16世紀明朝晚期已經有了較為成熟的人痘技術，使得天花的死亡率大為下降。后來，這一技術傳到了歐洲。有一條記載比較清晰，康熙時期，一位俄羅斯人在北京學會了人痘技術，又將這一技術傳到了土耳其。當時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爾任公使的英國人蒙塔古夫人，將這一技術帶回了英國，時間大約在1717年以后。法國著名學者伏爾泰講述了蒙塔古夫人的故事，使得它廣為人知。而且，伏爾泰還特地說明：

　　【“我聽說一百年來，中國人一直有這樣的習慣”。】

　　后來在英國皇家學會的檔案中人們發現，1700年1月，英國皇家學會會員李斯特醫生收到一封來自中國的信件，寄信人是英國東印度公司在中國經商的一位商人。他在信中，向李斯特醫生介紹了中國的“人痘技術”。差不多在同一時間，英國皇家學會的另一位醫生舉行了一次學術報告，內容就是介紹中國的“人痘技術”。從時間上說，后一位醫生得到中國“人痘技術”的信息應該比李斯特更早，也就是說，結合伏爾泰的說法，按合理推測，英國人至少在17世紀末就已經知道了中國的“人痘技術”。但是，蒙塔古夫人給自己的孩子接種人痘是1718年，那時，她還在土耳其。1721年，倫敦流行天花，蒙塔古夫人已經回到倫敦，便積極推廣人痘接種。當時包括皇家學會會員在內的很多人都不相信這個技術，不得不先找了四名死刑犯當眾試驗，結果成功了。伏爾泰說，蒙塔古夫人救了死刑犯兩條命，一條是絞刑架上的命，一條是天花肆虐下的命。自此以后，人痘技術才在英國得到推廣。那么，英國從1700年（或以前）得知人痘技術到1721年被動接受人痘技術，為何會出現20多年的時間差？

　　伏爾泰在講述蒙塔古夫人的經歷時已經提示了我們。伏爾泰說，蒙塔古夫人的牧師反對她給自己的孩子接種人痘。牧師說，這不是基督教的做法，即便有效，也只對異教徒有效。所以，我們可以想象，“人痘技術”從字面上傳到英國時，傲慢的英國人不相信異教徒中國人的這種辦法能有效，所以才將其束之高閣。直到天花開始流行，才在蒙塔古夫人的堅持下，用死刑犯死馬當活馬醫地試一下。

　　人痘技術在英國獲得成功后，將近80年時間，英國人一直使用來自中國的“人痘技術”治療天花，直到1796年，英國醫生詹納發現了牛痘，1798年詹納發表了關于牛痘技術的學術論文。進入19世紀，牛痘技術由英國推廣，在全世界傳播。此后，歷史發生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19世紀以后，全世界的歷史學家都將戰勝天花的功勞歸之于英國的牛痘技術。今天在百度上查“牛痘”或‘天花疫苗’，也都是這個結論。“人痘技術”幾乎不再有人提，人痘技術的歷史功績幾乎被遺忘。即便偶然提到人痘，也只把它當成落后技術。為什么會這樣?

　　人痘技術是從得了天花的患者身上獲得病毒，牛痘是從牛身上獲得病毒。兩者有幾點區別，首先，人痘技術除非在天花流行時，獲得病毒、保存病毒比較困難。牛痘是牛的傳染病，人類沒有天花流行時，它也存在，使得在技術條件落后的年代隨時有病毒源。其次，人痘由于病毒毒性強，即便要“稀釋”，也具有一定的危險。而牛痘病毒在牛、貓、鼠身上都有，如果傳染給人，癥狀較輕，致死率不高。英國的詹納醫生當時發現擠奶女工很少得天花，最終發現是擠奶女工以及屠夫感染了牛痘，從而獲得了對天花的免疫。也就是說，相對于人痘，牛痘更容易獲得，更安全。

　　大自然的神奇有時令人費解。比方說在天花蔓延到全球的時候，牛痘并沒有。牛痘作為牛的傳染病大都在歐洲，尤其以英國這個島國為多。對此，我們可以說英國因禍得福。正是因為牛痘病流行，加上天花流行，才使得擠奶女工感染牛痘能獲得天花免疫有了統計意義。

　　但是，它絲毫不能否認人痘的價值。當人痘技術在西方使用了幾十年后，從根本上說，種痘防疫的概念來自“人痘”;種痘需要稀釋，提高安全性，是中國長期的歷史經驗;疫苗如何存活保存，如何植入人體，中國人也提供了多種實踐。換句話說，如果沒有中國“人痘技術”一千多年的歷史積累，牛痘技術根本不可能這么快成功。英國的牛痘技術其實就是站在中國這一巨人的肩膀上，才獲得了成功。那么，為何發明人痘技術的中國巨人被遺忘了？歷史只是記住了向前多走了一小步的英國牛痘技術？這又要說到西方傳教士。

　　牛痘技術進入中國比較可靠的實證是在1805年。當時在英國東印度公司澳門公司任職的英國醫生皮爾遜，為在澳門的外國人和中國人成功地接種了牛痘。在此之前似乎也有，但可能失敗了。為什么?今天因為有冷藏技術，疫苗保持活性比較容易。前面說過，人痘技術保存活疫苗較難，其實，最初的牛痘技術也一樣。只不過由于牛痘毒性較小，可以在患者身上保存。所謂“接種”，就是一個一個地人傳人，如果時間間隔太長，人體保存的牛痘活疫苗便失效。再一個，如果哪位接種了牛痘疫苗的人，不愿意被醫生采痘、采苗，或者人離開了，找不到了，牛痘疫苗人傳人“接種”的鏈條就斷了。以澳門的皮爾遜醫生來說，他的牛痘疫苗來自菲律賓的馬尼拉。筆者沒有查詢到英國如何將疫苗續接到馬尼拉，猜測可能是通過印度、馬六甲的接力棒傳遞。從馬尼拉到澳門，是通過一條船上載了很多孩子，航行過程中，孩子挨個接種，最終到澳門，疫苗在人體內依然有活性，再繼續接種。

　　皮爾遜在澳門首次成功地接種牛痘疫苗并不是為了中國人。在英國人殖民香港之前，澳門是中國境內外國人最集中、最多的地方，當時大約有幾千外國人。葡萄牙最初要壟斷與中國的貿易，不愿其他外國人進入澳門，中國又不愿給外國人再開第二個澳門，西班牙人、荷蘭人、英國人等駕船來到中國，要么隨到隨走，不能長期停留，要么就在澳門之外另找地方。但外國人在澳門以外建立的據點后來都被中國政府驅逐了，包括占據臺灣的荷蘭人，也被鄭成功驅逐了。澳門葡萄牙人排斥其他西方人的做法，也導致他們經濟利益受損。在中國政府、其他西方國家以及澳門自身利益的多方影響下，澳門最終同意對其他外國人開放，如此，即便不干活，至少可以通過做“二房東收房租”賺錢(大房東是中國政府，澳門葡萄牙人每年要向中國政府交地租)。因此，鴉片戰爭割讓香港以前的一段時間，西方各國商人如要在中國長期居留，一般只能在澳門。英國東印度公司為此專門設立了澳門公司。所以，皮爾遜醫生受雇于東印度公司常駐澳門，主要是給東印度公司澳門公司的職員和家屬看病。就接種牛痘疫苗而言，給英國人以外的西方人接種，也是情理之中。之所以也給當地的中國人接種，實際上是為了保證疫苗不斷種。

　　1816年，皮爾遜醫生向英國匯報時說，牛痘首次進中國后十年間，已經有兩次失傳，原因是中國人不信任。每次失傳后，都不得不從菲律賓再次引種。皮爾遜說，他在澳門總共給數千人接種牛痘疫苗，詳細數字缺乏，但筆者認為主要是在澳門的外國人，當時澳門的外國人總數約5000左右。皮爾遜所稱的數千人，可能包括一部分中國人，他們很可能是受洗之后為外國人打工的中國雇員。真正使牛痘技術在中國人中間廣為傳播的，其實是中國人。

　　當時有所謂十三行，即中國政府授權指定與外國人做貿易的中國商人，其中一位行商名叫鄭崇謙，他認為牛痘技術可以在中國普及，便招募了幾個中國人，跟著皮爾遜學習牛痘技術。其中有一個叫邱熺。邱熺原先是商人，不懂醫術，但跟著皮爾遜學習牛痘技術后，開始鉆研醫術，尤其是中醫。皮爾遜曾經說，中國人對洋醫不信任，這既有文化原因，也有政治原因。例如，第二次鴉片戰爭后，憤怒的中國人，出于對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的憤慨，曾經搗毀了在廣東的教會醫院。邱熺通過將牛痘技術與傳統的人痘技術的結合，并用中醫理論加以解釋，同時配備防止牛痘接種并發癥的中藥，使得中醫界和中國民眾增強了對牛痘的信任，也確實改變了人痘技術不方便的局面，使得更簡便的牛痘技術得以推廣。邱熺還帶了不少學生，其中之一是他的兒子邱昶。牛痘技術傳到北京，就是邱昶所為。

　　邱熺父子以及其他中國人在國內推廣牛痘技術的成功，還有一個被忽略的角色。皮爾遜曾提到牛痘疫苗進入澳門后兩次失傳，原因其實就是接種的人不多，不能做到廣泛的“人傳人”。自邱熺等人學會接種牛痘后，十三行的中國行商們籌集了一大筆資金，其中相當一部分是支付給接種者的。在“人傳人”的接種鏈條中，從被接種者身上采苗、采漿，是往后續接的關鍵。洋醫主要給洋人接種，澳門的洋人接種后，是否愿意被采漿，幫助他人，很難說。澳門由洋醫接種的中國人也不多。而且，皮爾遜拿的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薪水，沒義務也沒興趣為更多的中國人接種。因此，十三行籌集的資金，給予每個接種后愿意被采苗、采漿的中國人以酬金獎勵，使得疫苗“人傳人”的鏈條得以延續不斷。對于十三行的歷史評價，一般來說不是太好，尤其是按照西方的看法，十三行就是官商一體的對外貿易壟斷。但是，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站在中國立場，僅就牛痘技術推廣而言，十三行的做法其實是為國家做貢獻。1805年，皮爾遜在澳門首次接種牛痘疫苗成功，30年后，在邱熺等人以及十三行的大力推動下，中國接種牛痘疫苗的人數達到約100萬。順便說一下，在這里我們是否看到英國人最近說的60%以上感染以獲得“群體免疫”的由來?

　　人痘技術、牛痘技術的評價和歷史沉浮，在那時就帶來一個問題，并延續至今，即中醫和西醫的關系。粗略地分，人痘技術似乎可以算中醫，牛痘技術似乎可以算西醫。但從種痘免疫的角度說，免疫學究竟算中醫還是西醫，就很難說。而且筆者認為，將人痘、牛痘區分為中醫、西醫，其實太武斷了。如果我們說牛痘是中醫的繼承與發展，在筆者看來也毫無問題。歷史的發展摻雜了文明沖突和政治對抗，使得這個問題從那時起就有了一個復雜的背景。

　　英國醫生皮爾遜1832年離開了中國。在此期間，另一位英國醫生李文斯頓也受雇于東印度公司，于1808年來到中國。李文斯頓在中國的活動，與英國加爾文宗傳教士馬禮遜，有較為密切的關系。1807年，馬禮遜受倫敦傳教會派遣來到中國，其使命除了傳教，還有收集中國的各種資料、信息、情報，為英國進一步獲得在中國的利益而服務。由于東印度公司當時嚴重缺乏中文翻譯，1809年，馬禮遜又兼職做了東印度公司在廣東的中文翻譯，多賺了一份工資。馬禮遜的名聲主要是因為他編撰了一部《華英字典》，整個篇幅將近5000頁。名為字典，實際上是一部關于中國的百科全書。例如，其中關于中國科舉制度、教育制度的介紹，篇幅之大，遠遠不是字典性質，幾乎可以單獨成書出版。由于馬禮遜的特殊使命，加上他在馬六甲辦了一份英文報紙，專門向英國國內介紹東方，很快有了名聲。英國國內很多機構，例如大學、專業協會等，紛紛委托馬禮遜收集中國專門領域的資料。其中包括園藝、醫學等領域。馬禮遜一個人承擔不了那么多的情報收集工作，便將收集中國野生植物、醫藥、疾病等內容的任務，分包給了李文斯頓醫生。

　　為了這項工作，馬禮遜和李文斯頓購置了很多中醫藥書籍，最終由李文斯頓完成了報告。此后，1820年，馬禮遜、李文斯頓在澳門開辦了一家診所。但是合伙開診所的目的各不相同，馬禮遜的目的是向病人傳教，李文斯頓的目的之一是在以前廣泛調查的基礎上，更深入地了解中醫。因此，李文斯頓醫生具體負責的這家診所里聘請了當地著名的老中醫，還有中醫藥房的藥劑師。事實上，這家診所最初看病主要是中醫，李文斯頓給人看病反倒成了次要，由此他能在各種病癥醫治過程中觀察、請教中醫治病的方法和療效。一段時間后，李文斯頓充分肯定了中醫，認為中西醫各有長處，中醫有些方法是西醫所不及的。這一態度恰似同一時期皮爾遜醫生的牛痘技術與邱熺的人痘、牛痘相結合。后來有人將李文斯頓稱為中西醫合作的第一人。但是，李文斯頓于1825年去世后，這個短暫的中西醫合作階段便徹底結束了。

　　皮爾遜、李文斯頓是單純的醫生，馬禮遜是單純的傳教士。由于中國人對于西方人缺乏好印象，加上馬禮遜所代表的耶穌教當時在中國實力薄弱，急于同更強大的天主教爭奪地盤，因此，在與皮爾遜、李文斯頓等人合作后，馬禮遜認為，利用醫藥是最有效、最快捷的傳教辦法。耶穌教系統的英美傳教士便不斷向母國呼吁，多派遣醫藥傳教士。此后，西方的確派遣了一些集傳教士和醫生于一身的醫藥傳教士，其中有兩個人比較特別。一是普魯士人郭實獵(又譯郭士力)，他是懂醫術的傳教士。早期在佛教強大的暹羅(泰國)傳教時，差點被暹羅國王趕走，但因其會看病，國王又留下了他，還請他給王室成員看病。由此使得郭實獵大為推崇將醫藥和傳教結合在一起。由于德國崛起較后，當時在中國沒多少勢力，郭實獵在眾多西方傳教士中顯得尤其急不可耐，他后來積極投入鴉片戰爭，隨英國軍隊到處實施侵略，對中國犯下很多罪行。事實上，郭實獵在醫藥傳教士的背后還有一個身份就是間諜。只不過郭實獵因為太迫不及待，使得他的間諜身份比較公開。幾年后，當“中國醫藥傳教會”成立時，成立宣言里明明白白地寫著：醫藥傳教士的“第二個益處是通過這種方式獲得的信息……因為病人通常對醫生是坦誠的”，也就是說，醫藥傳教士獲得情報更方便。神職人員充當間諜、收集情報，在歐洲有久遠的歷史傳統。另一位是伯駕。他是美國派往中國的第一位醫藥傳教士，曾經給林則徐看過病。鴉片戰爭后，1855年任美國駐華全權公使，是美國侵略中國的急先鋒之一。

　　馬禮遜去世后，1838年，耶穌教系統的多國傳教士在廣州集會，成立了“中國醫藥傳教會”。其首要目的就是傳教。醫藥傳教士最初來華時，主要是兼顧在華洋人的信仰和健康，當時對于向中國人傳教，并不是醫藥傳教士的首要目的。然而，1838年以后，這個首要目的變了。它同時帶來一個新問題。皮爾遜、李文斯頓等只是單純的醫生，不承擔傳教的責任，當醫藥傳教士承擔向中國人傳教的責任時，如何處理與中醫的關系，就是很現實的問題。在中西方歷史上，醫藥都與宗教有密切的關系。中醫很長時間與道教密不可分，所謂西醫也一樣。因此，在傳統的中醫和西醫里，都有不少與宗教相關的迷信，中西方沒有例外。西方經啟蒙運動后，西醫與宗教的關系有所剝離，似乎成為與宗教沒什么關系的科學。對此，治病方式暫且不論，僅就靠治病來傳教，就可以從耶穌那里找到源頭。于是，我們就能理解，當西方耶穌教確立了醫藥傳教的方針后，西醫與中醫的關系，在西方人那里實際上就變成了宗教與異教徒的關系。如果像李文斯頓的診所那樣中醫、西醫都能治好病，病人該信什么教？所以，從醫藥傳教的角度說，必須排斥中醫，必須顯示只有西醫才能治好病，從而導致病人只能信奉耶穌教。由此我們發現醫藥傳教士回到了一個世紀前，伏爾泰描述蒙塔古夫人時的情形，牧師反對蒙塔古夫人用非基督教的方式治病。對于牧師來說，能否治病不重要，宗教信仰才是第一位。

　　這一原則首先體現在“中國醫藥傳教會”的宣言中。這一宣言提到要“導致中國醫學的科學化”。這個說法比較曖昧。但是，只要我們理解西方人認為科學只是屬于他們，而不屬于別人，那么就很容易理解“中國醫學的科學化”就是指西醫，而不包括中醫。其次，“中國醫藥傳教會”首任會長，英國人郭雷樞當年年底到美國費城為募資而發表演講時說：“中醫的醫療充滿了兒戲般的迷信;……因為他們不懂得如何外科手術”。很顯然，這些傳教士對中醫的態度暴露無遺。第三，從此以后，西方醫生尤其是醫藥傳教士，再也沒有像李文斯頓那樣“中西醫結合”，而是徹底排除中醫。其表現之一是，醫藥傳教士最初開辦的診所、醫院，最多的治療方向是眼科。因為白內障等眼睛疾病是伴隨年齡增長而出現的，在中國此類眼疾患者不少，而中醫的藥物治療的確對此成效不大，但西醫的手術治療效果好得多。這不是巧合，而是在事先調查的基礎上精心選擇的一個揚長避短的傳教突破口。同時我們也就能理解，當西方剛剛研制出青霉素時，醫藥傳教士就能大批獲得中國政府都弄不到的盤尼西林，目的就是凸顯西醫的神奇療效，促使更多人入教。

　　“中國醫藥傳教會”最初規定醫藥傳教看病治病不收費，目的是為了更好的傳教效果。這會導致傳教成本很高。后來，有些醫藥傳教士也收費，但不以盈利為目的，只收成本價。有些傳教士甚至調查病人的家庭狀況，真沒錢，也就不收了。但不管怎么說，醫療成本高無法避免。實際上，如果采用李文斯頓當年的辦法，不管是人員還是藥材，成本都能降低。然而，為了保持傳教的首要性，醫藥傳教士以及教會醫院堅決拒絕降低成本的中西醫結合的方式，寧愿向國內募捐，當然也包括在中國募捐。

　　2001年《華爾街日報》發布了一個統計，1000年來全世界最富有的50人。有6名中國人入榜，分別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劉瑾、和珅、宋子文，這5位大都比較熟悉，還有一位名叫伍秉鑒，很多人都沒聽說過。《華爾街日報》還說，伍秉鑒是19世紀前半葉的世界首富。這一點也讓不少人驚訝。為何伍秉鑒會成為那時的世界首富?為何過了一個半世紀，美國人又將這份往事挖出來大聲宣傳?伍秉鑒就是十三行的行商之一，也稱伍浩官。前面我們提到，為了推廣牛痘，十三行籌集了一大筆錢，伍秉鑒也參與了。但伍秉鑒還有一個行為比較特別，他經常大手筆地贊助西醫。現有資料中，筆者沒有查到伍秉鑒是否信了洋教。但是，1838年“中國醫藥傳教會”在廣州成立時，伍秉鑒是42名終身會員之一。這42名終身會員中，有一個就是引發第一次鴉片戰爭的英國人義律，并在鴉片戰爭后迅速派兵占領了香港。當然，終身會員的條件之一是交固定會費，但是同樣包含了為傳教而支付捐助。因此，伍秉鑒還有一個頭銜是慈善家。

　　伍秉鑒為西方醫藥傳教士捐助了多少錢，我沒有詳細數據。然而，分析伍秉鑒現象我們發現，伍秉鑒雖然向清政府捐了三品頂戴，也為清政府在鴉片戰爭前后出了不少錢，但媒體常常把伍秉鑒的這些行為說成是被迫、無奈，還說他最終被清政府拋棄。有意思的是，媒體還說，伍秉鑒的大量財產其實已經轉移到了美國，臨終前伍秉鑒還對美國友人說，如果不是年紀大了，他真想移民去美國。由此我們看到，21世紀以來，中外媒體大力宣傳伍秉鑒，實際上與近年來富人移民的話題緊密相關，無非是利用伍秉鑒這個事例說明，在中國賺錢不安全，為國家出力也沒用，還是把錢轉到美國最好。伍秉鑒的身份在今天可能可以類比BAT大佬。給伍秉鑒冠以世界首富、慈善家，暗帶富人移民的話題，顯然不是一個正常的學術話題，而是政治話題，甚至已游離于歷史真相之外。其中的關鍵，就是伍秉鑒當年確實為西方在中國傳教做出了貢獻，這也是他能夠成為“首富”的交換條件。對于西方來說，是不是自己人，一個很重要的標志就是，信不信我的教，或者是否支持我傳教。伍秉鑒常年支持西醫，并大力支持西方在中國傳教，顯然屬于西方自己人。

　　我們不能否定醫藥傳教士在中國開辦醫院，為一些中國人治療了疾病，但我們必須指出，它的根本目的不是治病救人，而是傳教。1838年“中國醫藥傳教會”成立后不久，鴉片戰爭就爆發了，兩者之間并非毫無關系。很多醫藥傳教士像郭實獵一樣，積極投身于對中國的侵略。例如前文提到的美國醫藥傳教士伯駕，現在很多人還在紀念他是廣州博濟醫院的創始人，事實上，伯駕積極參與了中美不平等條約《望廈條約》的簽訂，還在甲午戰爭之前，就提出美國人要占領臺灣。

　　與此同時，醫藥傳教士對中國文化的另一個重錘打擊就是竭力貶低中醫。前文提到，在防治天花的重大歷史實踐中，輿論只剩下西方的牛痘，而忽視中國的人痘，就是一個必然的典型。牛痘、人痘其實有非常近的血緣關系，說牛痘是繼承了中醫，在筆者看來不過分。這就好比有了先進的發動機，依然不能忘記瓦特。有了先進的波音飛機，依然還在紀念萊特兄弟。但是，瓦特和萊特都是西方自己人。為了傳教，為了打擊異端，揚西醫、貶中醫已經成為西方的長期戰略，而中國的人痘是廣義的異教徒。因此，與人痘徹底切割，將防治天花的功績完全歸于西醫范疇的牛痘技術，就是具體的戰術。站在歷史的長河岸邊，如果要為人類滅絕天花而樹碑立傳，中國的人痘技術絕對應該是彪炳史冊的首功。但是，話語權的喪失，我們失去了這項光榮。此后，醫藥傳教士的這一方針也傳入日本。明治維新后，日本完全遵照西方醫藥傳教士的原則，徹底拋棄中醫(漢醫)，將漢醫定為非法，從而以最具體的實際行動脫亞入歐，投入西方懷抱。日本的這一做法后來又經中國大批赴日留學生再帶回中國，中醫的命運從此一蹶不振。如今，面對新冠肺炎，中西醫之爭再次洶涌。本文不再展開，僅此以為前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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