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社會權貴的革命自覺性和藥家鑫事件　　

許    曉    黎　　

眾所周知，革命是權勢和利益的再分配，革命產生的條件-----就是必須存在具有權益變革自覺性和權益變革被動性的兩個對立的社會群體，革命并不是任何社會階層獨有特性，而是不同階層共同具備的斗爭形式。那么，誰革誰的命？也是社會階層誰更具備革命自覺性的問題。　　

所謂革命自覺性，就是社會階層對利益變動的主動性的強弱，一般說來，社會掌控者不會自覺放棄社會權益，因此都不具備革命自覺性。同時，社會被掌控者對社會權益變動愿望就相對強烈，也就自然具備了革命自覺性。這是完全相反的對應關系，一方的革命自覺性越淡漠，另一方的革命自覺性就越強烈。　　

現在右派認為，西方民主是革命的延續，是最文明的革命方式，西方民主是真正的革命嗎？我認為，判斷革命形式的優劣，主要看這種革命自覺性在社會中的實現能力。如果說西方的民主方式是一種革命，那么，其實質就是希望對立的社會階層能夠在同社會時期中，同時具備革命自覺性。也就是說，在權益分配上，掌控者和被掌控者同時具備革命自覺性，這種情況能夠出現嗎？　　

一、革命自覺性不能共生　　

在先期革命活動中，一些無產階級革命領導人，如列寧、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劉少奇、李大釗、陳獨秀等等，無一不是來自于社會高層或者貴族階層，于是有人就認為，我們可以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現行體制下讓權貴們進行自覺革命，其實，教授完全忽略了一個事實，以上這些先行者參加革命的時候，無一不是與其家族進行了割裂，凈身出門，他們首先革了自己的命！在后來的革命生涯中，他們拋棄錦衣玉食，吃糠咽菜，粗布農活等等，其已經由權貴變成了無產階級，因此，這一現象的實質還是無產階級在革命，而非右派們鼓吹的權貴不放棄自身資產的所謂自覺革命。　　

有人認為南非曼德拉用坐牢與權貴抗爭，為黑人請命，是一種放到天下皆準的革命方式，首先對曼德拉的勇氣和毅力表示敬意，但是我認為與其說曼德拉是革命者，還不如說其是抗爭者，或者不徹底革命者，曼德拉的抗爭行為與無產階級革命有本質的區別，為什么？　　

　曼德拉確實在為黑人這個群體爭取更多的權力，但卻不是社會掌控權，而更多的是消除種族歧視和爭取種族自由平等的權力，這是一種對奴隸制和封建制度一種抗爭，曼德拉成為總統，也符合資本主義的體制，作為資本主義的權貴們當然認可這種抗爭。這種從人類最基本的種族生存權過渡到虛偽的西方民主制度，弱勢群體并沒有取得社會掌控權，曼德拉也將為資本主義權貴服務，甚至成為資本主義社會權貴，由此曼德拉無疑成為了不徹底革命者。　　

與曼德拉爭取民族獨立和自由不同，無產階級革命是爭奪社會掌控權的斗爭，這是一種更加先進的革命理念和方式，這是翻天覆地的真正革命行動，是一種不可調和的徹底革命方式，那種試圖依靠權貴的憐憫之心和施舍般的假慈悲，來取得革命成功，顯然是可望不可求的，就算我們把牢底坐穿，也不能夠換來資產階級的慈悲，更不要奢談革命成功。　　

因此，自覺革命猶如騎手拿著竹竿上的胡蘿卜在馬頭前面晃悠，馬無論如何奔跑，都無法將胡蘿卜吃進嘴里，其實際意義就是權貴們總是說希望在前面，事實上卻永遠無法實現，權貴的自覺革命是等不來的。　　

西方民主的實質就是隱化強、弱階層的對立形勢，就是制造一個權貴階層可以產生自覺革命的假象，就是淡化弱勢群體強烈的革命自覺性，從而達到永久掌控社會權益的目的。　　

綜上所述，革命自覺性不能共生，西方民主形式就是弱勢階層的革命自覺性的麻醉劑，就是強勢階層掌控社會權益的青春劑。　　

二、社會主義社會中的權貴自覺革命　　

當下的中國，一些官員、教授、權貴、精英在大力鼓吹革命，他們自詡為中國西方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仔細研究一下，我們不難發現兩種不同，一種是與先期的革命者不同，他們都特別在乎錢和權，都是在積極斂財的同時具備了革命的自覺性；另一種是與資本主義社會的權貴缺乏革命自覺性不同，社會主義的權貴具備了強烈的革命自覺性，為什么在資本主義社會弱勢群體中出現的革命意識會在中國的權貴中自覺出現呢？　　

事實上在當下的中國，權貴精英確實收斂了高于人民幾百倍，甚至幾千倍的社會資源和財富，他們儼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等方面都具備絕對掌控權，那么是什么樣的壓迫讓這些社會的實際掌控者迫切要求革命呢？　　

從奴隸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權貴一直處于社會高層，具有絕對掌控權，完全不具備革命自覺性，在社會主義異軍突起的世界政治風云中，權貴終于完成了對革命自覺性的深刻認識。　　

社會主義權貴的革命自覺性恰恰說明，幾千年來社會掌控力從權貴手里轉移到了廣大人民的手里，權貴不再完全具備社會掌控權，或者說社會掌控權受到了極大的約束，這就是社會主義體制的必然結果。在社會主義體制下的權貴即使掌握了絕對掌控權，他們也無法安心的睡覺，因為他們這種掌控在社會主義體制下是不合法的，這種對人民從心里發出的忌憚被社會主義體制合法化，因此他們看上了西方民主的欺騙性和虛假性，也只有西方民主才能讓他們毫無顧忌的永遠掌控下去，也只有西方民主才能把那種對人民的忌憚徹底消除，也只有西方民主才能讓他們真正的凌駕于人民之上。　　

三、藥家鑫事件的人性丑惡　　

藥家鑫事件，本身就是一件人性惡的充分展現，本身就是從人性極端自私發展到喪心病狂的惡劣行徑，這種在關鍵時候爆發的人性卑劣是需要一個時代來自我檢討的，更是需要精英們高度一致的深刻思考的。　　

然而，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犯罪心理學教授李玫瑾分析說，因為他彈鋼琴，手習慣了向下連續動作。把一種深藏的骨子里面的惡劣行徑，淡化成日常生活習慣，這種偷梁換柱的強盜邏輯，為什么會從一位代表正義的高級警官嘴里面說出來，確實匪夷所思。　　

藥家鑫，成長的苦惱能夠成為殺人的理由嗎？你開著車，看來應該是首先步入小康生活的一份子，你應該處于十三億人的前列，你的苦惱還有大多數依然掙扎在溫飽線上的人們更加迫切嗎？如果因生活的苦惱就可以殺人，那么全國十三億人，人人都有理由光榮的成為殺人犯，如果說生活、學習習慣是導致殺人的搖籃，那么人人都必須去殺人。然而，幾千年來，十三億人中，只有藥家鑫認為生活的煩惱殺人是可以原諒的，也只有李玫瑾認為因為生活習慣殺人是天經地義的，一個毫不珍惜他人的生命，卻拼命想保住自己罪惡的生命，一個毫不同情遇難者的警官，卻在公眾面前極力維護殺人犯，為什么？　　

李玫瑾說出如此弱智的話，國人大不必驚詫，她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后一個，她既然敢出來公開的說，早已經將臉放到了口袋里面，為什么如此，在當下文人沾滿銅臭的時代，國人心里面都是明白的，她自己也是明白的。　　

藥家鑫和李玫瑾讓我想起孔乙己，從當初的竊書不算偷，發展到現在彈鋼琴殺人不算殺，孔乙己要是活著，一定會無比感嘆和倍感欣慰以及相當震驚，感嘆的是自己偷書被打斷了腿，現在彈鋼琴殺人無罪，真是生不逢時；欣慰的是自己的理論終于不但可以偷書，還可以殺人，而且還是殺人無罪；震驚的是過去的文人是要臉不要錢，現在的文人是要錢不要臉，真是青出于藍而勝于藍！　　

這絕不是一個偶然，任何時代總有跌宕起伏，普通人可以隨波起伏，因此社會需要正確的引導，而不是誤導，這既是做人的良知，更是一種社會責任。然而，當下作為社會精英人士卻一而再的墮落到做一個普通人都沒有資格的地步，甚至已經不能稱其為人。　　

我們看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在各種改革浪潮中，個人鯨吞大量的國家和社會資源這種行為，把人性對資本的貪婪展現得淋漓盡致，由于人性的惡，不管下崗職工的死活；由于人性的惡，強拆還有人居住的房屋；由于人性的惡，高筑醫藥費見死不救等等。　　

眾所周知，人類所有的理念都來自于人性擴展，其實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區別，就是人性是善是惡的繼續擴展。　　

從資本收割到先期消費，從一夜暴富到一文不名，這是用貪婪贖買人性最后一絲善意，這是對人性的惡進行放縱，他們認為人性本來就是惡的，所以他們容忍深度的惡，容忍看不見的惡，容忍虛偽的惡。　　

從大公無私到先人后己，為人民服務使共產主義更像一種修行，這是用自我奉獻精神誘導人性最大的善意，其實質就是人性本來是向善的，所以要完全的消除惡，消除制度隔閡的惡，消除偽善的惡。　　

藥家鑫的死刑判定將是對人性善惡的生死判定！藥家鑫的死刑判定將是對社會權貴精英民主最好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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