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斗爭真是長期、尖銳、復雜。革命左派及廣大愛國群眾不斷用事實在揭露敵人的偽造歷史的卑劣行徑，但是“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边@不，鳳凰網新的謠言又來了——請看：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0_06/05/1589142_0.shtml
本文摘自 《30位親歷者的刻骨記憶：我的1976》 作者：彭子誠，陳敬 出版社：長江文藝出版社
作為新中國第一代電視播音員，呂大渝曾是那個年代家喻戶曉的人物。關于她，中央電視臺陳漢元的介紹是最有趣的：
“1961年，我加盟北京電視臺(中央電視臺前身)的時候，呂大渝就是播音員了。我寫的稿子，不是沈力、趙忠祥播，就是她播，因此打交道的機會挺多。
“那時，圈里圈外有不少小伙子賽著追她。她呢，好像沒心沒肺，人沒到笑聲先到。末了，在圈里誰也沒得逞，但是誰也沒得罪誰。
“1978年，xxx同志以副總理的身份訪問日本，這是轟動世界的一件大事，中央電視臺通過衛星天天都有大量的報道。我是報道組的副領隊兼撰稿人。呂大渝是拋頭露面的播音員和采訪人。有一天，她穿了一件白色的上衣，配上一條白色的短裙，正在東京的街頭進行報道。眨眼的工夫，圍上來一大堆日本人。一位日本婦女驚訝道：‘哎呀，這不是天女下凡嗎？’另一位說：‘啊，這是真的東方美人吧！’”
歷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終于在1976年結束了。對中國人來說，那真是大悲大喜、大落大起的一年。
“文化大革命”中，雖然取消了電視播音員出圖像，屏幕形象已不再是電視播音員的一個選擇條件，但在廣播學院培養出“文革”后第一批畢業生以前，中央電視臺的播音隊伍始終處于人員短缺的緊張狀態，由廣播學院畢業生補充播音隊伍已成空想。中央電視臺播音組的建制也發生了變化。新聞部增設了隸屬播音員，專事新聞節目的畫外音解說，調進的成員有邢質斌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音部的劉佳。趙忠祥也調到新聞部去了。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僅由兩位播音員維持工作。開始，只剩下了我和沈力。后來，調來了廣播學院教師白鋼。不久，沈力去做了《為您服務》專欄的節目主持人，只剩下了我和白鋼。彩色電視開播，我又和白鋼開始了尋找播音員的工作。從廣播電臺調來了一位女播音員以后，過了些日子，白鋼就請調去體育部任職編輯，又是只有兩個播音員維持工作的局面。
本來，播音員面對話筒，就像對著三兩位朋友，一切娓娓道來，多么親切自然。但自“文革”以來，始終要求播音員以高亢的聲音播音，我大喊大叫了幾年，聲帶已經受到很大損傷，可因為人手緊張，即使到了聲帶水腫、聲帶充血、甚至聲帶出血、大夫要求噤聲的地步，都還得高調播音。無論我怎么用力，嗓子只是疲憊不堪、力不從心。
就在那個時候，我收到了一封對我聲音狀況大加非議的觀眾來信。在“追星族”尚未出現，電視機也并不普及的年代，那封寄自北京朝陽區的信件，內容翔實的程度和不友好的態度令我感到大有文章。
“文革”十年只存在著大喊大叫的播音風格，不慷慨激昂的聲音似乎就是不革命的表現。對那封來信，我除了無奈，還能怎樣？觀眾怎么能對因“文革”造成的電視播音員的緊缺和青黃不接，以及我帶病堅持工作的狀況有所了解、同情和體諒？況且，正像那時老百姓中流傳的說法：50年代人幫人，60年代人整人，70年代個人顧個人。在那個人際關系扭曲的年代，我怎么能夠指望那位觀眾來信充滿友善之情，關切我的嗓子何以變成了那個樣子？我是不是聲帶染疾還在工作？我需要什么幫助？
來到美國以后，我與早年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做記者的閻世偉成了摯友。小閻是詩人和畫家嚴陣的女兒。她告訴我，在中央電視臺的播音員中，她和爸爸最喜歡“灰嗓子”?！靶∞p阿姨”的年代早已逝去，我那時被他們叫作了“灰嗓子”。小閻的談話使我感到些許安慰和溫暖，但他們卻怎么能知道“灰嗓子”內心的痛苦和無奈？
和所有從“文革”年代走過來的普通人一樣，持續了十年之久的“文革”，也令我感到深深的郁悶和煩躁。我的兒子苗苗出生時，我曾給他取名為“建”，希望他能夠對國家有所建樹。但我很快就變了主意，把“建”改成了“劍”。魯迅曾寫道：中國需要“劍與火”，需要改革?！拔母铩敝械闹袊藳]完沒了的破壞性的運動，還能建設些什么？我真期盼如魯迅所說，來一場“劍與火”，蕩滌掉中國社會令人壓抑的一切。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的逝世，好似擎天柱的坍塌，使我深深地悲哀和惶恐。北京人十里長街哭送總理的悲痛場面，表現了中國人對國家命運無言的擔憂和不安。
清明節，是中國人緬懷逝者的日子。1976年的清明，最早出現在天*門廣場松墻和小樹上的是小小的紙花。紀念碑周圍也開始聚集了日夜不散的人群。不久，花圈越送越多。白天送去的花圈每到深夜就被收走，于是花圈越送越大，大到一些大型國有企業的工人，干脆帶著焊槍，打著寫有廠標的橫幅，成群結隊地把花圈的零部件用卡車運去，當場焊接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平臺上，再也沒人能拿得走。
一朵朵白花、一個個花圈、一首首詩詞和日夜涌動的人群覆蓋了整個天*門廣場。中國人心中長久的壓抑，猶如火山，終于借清明節對周總理的悼念，發展到把矛頭直指“四人幫”，爆發了也被叫作“四五”運動的“天*門事件”。
周總理臨終前說，要把他的骨灰撒在祖國的江河和大地上。當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出現了象征祖國江河大地的一杯水和一杯土的時候，我就開始一天往天*門廣場跑三趟：早上騎車上班前，到了西單路口，我不西拐至電視臺，而是東向騎往天*門廣場去記住新增詩詞的方位；中午，我去觀察日益增長的人潮規模，揣摩事態的發展動向；一天的電視播出結束，夜深人靜，我再訪天*門，逐字逐句品味每首詩詞，興奮不已。
在圍觀那些詩詞的時候，不管里三層外三層的人們如何請求前面的人們大聲朗讀那些詩詞，無論我如何沖動地想為大家念上一段，但我在廣場上卻始終一聲不出。我有個人們熟悉的面孔，人群中又一定混進了許多便衣，我害怕再招惹麻煩。
雖然我不是個斗士，但一連十多天，我的精神始終處在亢奮之中。一踏進鋪著方磚的廣場，我的呼吸頓時舒暢起來。廣場上的人們，互不相識，但常常會心一笑，無比親切。在中國，人與人之間彼此稱呼了那么多年的“同志”，可唯在1976年清明期間的天*門廣場上，我才找到了“同志”的真正感覺。
可惜好景不常，“天安*事件”終于遭到了鎮壓。
不久，有人揭發了我在天*門廣場照相的事情，我又遭到問話。
那時播音組的負責人是白鋼，他是位共產黨員，一個很講義氣的漢子。自他從北京廣播學院調到電視臺后，與同事關系始終十分融洽。白鋼奉命來問我“四五”期間在天*門廣場照相的事。我知道他不過是陽奉陰違地應付上級而已，所以，先采取了“拖”的戰術，企圖不了了之。白鋼也不再追問。
過了一段時間，白鋼又來問起此事。我知道一定是上面又找他問話了。白鋼絕不是個整人的人，所以我敢毫無顧忌地打聽他究竟要向哪位領導回話。白鋼竟對我交了底。據我平日的感覺，他得回話的那位老章，對待“四五”運動的態度，也一定是個陽奉陰違應付上級的人物。
白鋼告訴我，我說什么都成，只要給他一個向上面的回話就行了。
位于南禮士路的中央電視臺距天*門廣場僅為大一路公共汽車的兩三站之遙，“四五”期間，電視臺的工作人員幾乎沒有沒去過天*門的，大家都特別熱衷悼念周總理，影射“四人幫”的詩詞。
在那個說了實話就得倒霉的時代，我沉吟了半天才說：“電視臺在西城，我家住東城，每天上下班我都得從天*門前經過，這能算去了天*門廣場嗎？誰揭發我在廣場上照了相，讓他來和我當面對質吧?！?/p>
其實，我那時住在北城，回家根本不必途經天*門廣場，但我根本不為自己說了謊話而慚愧絲毫。
當時由“四人幫”把持的官方新聞機構，明文通知新聞工作者不許去天*門廣場攝影、錄像和拍攝新聞照片。為了給“四五”運動這樣一個大事留下一點史料，我確實去天*門廣場拍了照片，但我料定那位揭發我的人不敢和我當面對質。十年了，我再也不是“文革”初期那個人家一嚇唬就實話實說、越說越給自己找麻煩的“現行反革命”了。我想，萬一那位揭發人敢當面死咬我的話，我就攪局，反咬一口，而且，我還要把那個人的“叛徒”嘴臉廣而告之，來個“你不仁我也不義”。
為了不把事情搞得過于復雜，我想了想又推翻了開始的說法。我跟白鋼商量：“要不，別那么回話了。你就告訴他們，我從小長這么大，從來沒去過天*門，壓根不知道天*門在哪兒。”我笑了，白鋼也笑了。我不知道白鋼是怎么替我向上面應付的，反正，這件事是不了了之了。
我實在沒有料到，清明之后不到半年，“四人幫”竟然落到了那樣一個大快人心的充滿戲劇性的下場。仔細想想，當“四人幫”在中國已經混到了層層干部都對他們陽奉陰違的地步，他們想不被“粉碎”都難！
1976年清明節以后，我的嗓子終于發展成了神經性咽炎，連日常生活中說話都很困難了。
自1949年10月1日以來，年年“五一”、“十一”天*門廣場上舉行的群眾慶祝游行，在“困難時期”被取消了，精簡成了游園慶?；顒?/STRONG>。“文革”中延續了“游園”這一做法，只是根據政治需要，主會場中山公園音樂堂里的參與者次次有所不同罷了。1976年的“五一”，會場中坐著的是清一色鎮壓了清明節“四五”運動的警察和工人民兵。
緊接著清明節而來的“五一”游園轉播，“熱烈慶祝粉碎‘天*門事件’的偉大勝利”、“向英勇的人民警察致敬”、“誰反對中央文革就打倒誰”之類的口號充斥了全部解說稿。
準確、鮮明、生動地表達稿件內容，是一個專業播音員的職業要求，但是，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如果個人感情和是非好惡與播音內容相去太遠甚至背道而馳的話，則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整個清明期間，我的喜怒哀樂和廣場上的百姓一模一樣。我是個人啊，怎么能做得到立刻掉轉槍口去把矛頭指向那些可愛的群眾，違心地大喊大叫？我不愿意參加那次“五一”的播音工作。
清明期間，勞累加興奮，我聲帶的疾病已從水腫和充血，發展到了聲帶出血，大夫說必須絕對噤聲了。于是，我手持大夫的疾病證明和噤聲要求去找了主持工作的黨支部書記，表示了無法參加“五一”播音工作的原因。因為播音員緊缺，我曾善意地表示，如果人員實在周轉不開，我可以帶病堅持日常的播音值班。
但是，在宣布“五一”轉播工作人員名單的時候，我仍被安排在“五一”播音工作的位置上。如果這是對我的重用，即使我已力所不能及，也應心存感激。如果播音員果真緊缺到除我就再無他人的地步，我也無話可說。可事實絕非如此。
實際上，所謂“五一”游園實況轉播中的播音部分根本不是現場直播。那時，大約防備播音員在現場直播時呼喊“反動口號”、發表“反動言論”，為了“安全播音”，所有的解說詞全部錄音播出。當時播音組有三名播音員，在我聲帶出血的情況下，安排另外兩位一男一女播音員參加“五一”播音工作是絕對合情合理的事情。但是，黨支部書記卻安排了播音組里另一位女播音員去了中山公園音樂堂。其實，那個被安排坐在音樂堂里的人選，只要是個頭腦清醒會說中國話的人就有能力擔當，因為其任務簡單到只是向轉播車內的電視導播通報華主席和“中央文革”首長抵達和離開會場的消息而已。
自從“四五”運動遭到鎮壓以后，緊接著開始了追查所謂的“總理遺言”。其實，歷經了近十年的“文革”，對那種把矛頭明顯地指向周總理的運動，幾乎已經沒有群眾理睬了。就在宣布“五一”工作人員名單的大會上，播音組一位揭發親兄弟傳播了所謂“總理遺言”的同事，在那個“五一”，被獎勵到音樂堂前排的“機要崗位”就坐，因此，我聲帶已經出血的事實，竟毫不在那位書記的考慮之列。
但凡有些專業常識的領導不會不懂得讓一條已經出了血的聲帶還去大喊大叫，對一個播音員、演員或歌唱家事業的前途意味著什么。而那位書記又恰恰是從一個合唱團調到電視臺文藝播出部的，不應該是外行。但在那個生理病態和心理逆反的狀態中，我除了俯首帖耳地去毀了自己的嗓子，還能怎么樣呢？
那時，我每月只有50來塊的工資，一到月底，所剩無幾。4月30日錄音前，我和白鋼湊起兜里的全部零錢，買了二兩散裝巧克力。盡管我知道巧克力全然治不了聲帶出血，可我還是指望那平日難以吃到的巧克力能給自己長點底氣。
我和白鋼輪流進到播音室去喊上一段“熱烈慶祝粉碎‘天*門事件’的偉大勝利”、“誰反對中央‘文革’誰就是反革命”的解說詞。每當聲嘶力竭嚷完一段的時候，我光想哭。為我播音員的職業感到深深的悲哀。
從那天以后，我一坐在話筒前，嗓子就立刻像被人掐住了一樣，噎得出不來聲音。再往后，連平日張嘴說話前，嗓子也立刻像被人掐住了一樣，噎得出不來聲音了。我試遍了針灸、電療、蒸汽療，始終不見成效。大夫說，我得的是神經性咽炎，完全是心理因素造成的發聲障礙。
隨xxx訪日
1978年10月，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換文的簽字儀式在東京舉行。代表中日雙方簽字的是歷經十年“文革”剛剛復出的xxx副總理和田中角榮首相。為此，中央電視臺派出了一個10多人的小組隨同xxx進行衛星傳送報道。這是中央電視臺在1976年以后的第二次出訪任務。當我被通知參加赴日采訪工作的時候，著實有些意外。
眾所周知，電視播音員與電臺播音員最大的區別就在于不只被“聽”，還要被“視”，為了在鏡頭前舉手投足得體，除語言技巧和內在素養外，形體訓練也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功。“文化大革命”前，沈力、趙忠祥和我，都在形體動作上有過訓練，但“文化大革命”取消了電視播音員出圖像的業務，招收播音員的時候，不再考慮屏幕形象，更不會對形體動作有所要求。1978年打開了封閉的國門，任務來得又那樣突然，這讓那些未曾在鏡頭前有過任何專業訓練的播音員一時何以適應？
9月初，文藝播出部主任石鳳山向我下達赴日任務時強調了在鏡頭前的舉止。雖然我有著不負眾望的信心，可我十分擔心自己那神經性咽炎的嗓子不能勝任工作。但老石說，已經這樣決定了，趕快抓緊時間治療吧。他還囑咐我暫不要對任何人提及赴日采訪的事情。
經歷了“文革”的坎坷，又過了而立之年，我對人世上的事情明白了一些：在中國，在北京，別看電視播音員在屏幕上個個都西服筆挺、振振有詞，可那都是公家的行頭和工作的特點使然。實際上，我只是一個普通百姓，一個挨整時一點招架之力都沒有的普普通通的百姓。離開了屏幕，離開了觀眾，我將一無所有。要不是因為粉碎了“四人幫”，解除了套在我頭上的緊箍咒，我一輩子都得“夾起尾巴做人”，哪還敢有攤上好差事的奢望？所以，能隨同xxx副總理赴日采訪，我畢竟是興奮的。
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換文活動開始前，采訪小組在東京街頭拍攝花絮報道的時候，我已經以一襲全白的西服和皮鞋，通過NHK(日本放送協會)的電視屏幕和報刊雜志，風靡了日本。NHK跟拍了采訪小組的活動，在電視中播放。報刊雜志也把我稱為“白衣天使”、“北京戀人”和“xxx一行中的第二號人物”。
今天看來，白色的西服實在是一身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著裝，只因為在“文革”中，全中國男女老少衣裳的顏色幾乎是清一色的藍、灰，外加“國防綠”，款式也幾乎是“男女都一樣”的兩用衫和不合身的長褲，因此，日本人才會在我那身白色西服上大做文章。
我至今仍然認為，從服裝的價值和產生的作用來看，那是有史以來發揮過最大效益的白西服和白皮鞋。但是，在那個年代，為了尋找一雙能與那套白西服匹配的白色半高跟皮鞋，我傷透了腦筋。
在1978年，能買雙半高跟的黑皮鞋都不是唾手可得，一雙白皮鞋豈不成為奢望？直到上飛機的前一天，我才通過一位朋友的“后門”，買到了一雙國家體委派遣體育代表團出訪時，在運動會開幕式上運動員入場時穿用的方口橫帶白皮鞋。雖然鞋跟僅高一寸不到，皮子質量又不好，沒兩天就走了形，但我已謝天謝地，總算能對付著出遠門了。
在短短的訪日行程中，“文革”十年來的“極左”思潮在行政領導上所造成的惡劣影響，至今想起來仍使我痛心。
有一天，我房間里的電話鈴聲突然響起，接著就傳來了一個女孩子的聲音。她用中國話說，在北京的時候，她曾見過我。她的父親是中國人，母親是日本人，從中國移居日本剛剛半年，非常想念北京和在北京的朋友們。當她從NHK的電視上看到我的時候，高興極了，特地和姐姐一起乘火車趕到東京來看望我。她們已經到達了新大谷飯店，正在大堂里等著我。
我很理解她的心情，但告訴她，我得向領隊打下招呼。不料，領隊聽了我的報告以后竟然決定：“不許見！”雖然我與那位女孩子并不認識，但覺得這樣做影響太壞，便要求允許請她上來坐坐。大家一起和她聊聊天，但那位領隊仍毅然決然地說：“不許見！”我十分氣憤，于是，又去找副領隊請示。我說，從人之常情來說，這種做法會給國家造成很壞的影響。副領隊是后來當了電視臺副臺長的陳漢元。他是個性情中人，但除了對我表示同情以外，對領隊已做出的決定，也無可奈何。
回到北京以后，有一天，同院醫務室的小護士來問我，為什么在日本那位女孩子找上門來都不見？原來，那女孩過去也在醫務室做護士，她從日本來信說，那天她興沖沖而來，卻是哭著和姐姐離開新大谷飯店的。
20個年頭過去了，當我也離開了生于斯長于斯的故土，當我也切身體會到那個女孩子哭著離開新大谷飯店時的心情，對當年那位領隊的決定，更加感到深深的遺憾。為什么手中有了權力就沒了人情，就非得把事情做成那個樣子？
這類令人困惑的事情，在訪日期間曾多次發生。
早年因公出國的人員，并沒有隨便抓起就可以走出國門的兩件衣服，大家都得依照國家規定領取有限數額的置裝費，制作兩套出國服裝，回國后只需上交一套，另一套用30元人民幣的優惠價格購買下來。男士大都訂做中山裝和西服各一套，一般都會把置裝經費主要用在中山裝上。當時中國著西服的人尚不多見，所以男士回國后上交的都是西服。為了回國后的實用，女士們很少定制裙裝的，一般都是長褲打扮，很少考慮國際場合的慣例。
有一天，小曾悄悄跟我商量，一位身材和他相仿的日本同行說，他喜歡中國的中山裝，想用自己的西服交換小曾的中山裝?！霸趺崔k呢？”小曾問我。
我覺得這是友好的表示，并無惡意，又不是什么原則問題，如果予以拒絕，會傷害那位日本朋友的感情。但是，基于不許接待大老遠來訪的日本女孩的經驗，我對小曾說，回國以后，這套衣服就歸他所有了，他有權處理自己的私有財產。莊則棟的“乒乓外交”不也沒請示就干了嗎？所以，不必和任何人講。再說，反正沒兩天就回國了，這幾天，只穿自己的西服也混得過去。我還說，從中日友好的大局說，就算把中山裝送給那位日本朋友也無妨，從個人私心看，那身日本西服要比中山裝值錢得多，小曾也不吃虧。
小曾仍然心有余悸，他最終也沒敢接受我“無組織無紀律”的建議。為了“不犯錯誤”，小曾向領隊匯報以后，非常沮喪地告訴我，領隊說，不許換！從明天起，再也不要理那個“家伙”了。
有一天，當我們從旅館步行去NHK工作的時候，迎面而來的一男一女認出了我。他們熱情地告訴我，他倆是臺灣來日本的留學生，這兩天從電視上看到了對我們的報道。在異國的土地上聽到中國話，見到自己的同胞，自然感到親切，特別是在兩岸中國人還完全隔絕的情況下，對來自臺灣的同胞，更應該禮貌待之。但是，那位領隊卻在一旁極不耐煩又毫不掩飾地催促我：“快走快走，不要和他們講話?！迸媚莾晌慌_灣同胞十分尷尬。他毫無禮貌的舉止真讓我不好意思。
在NHK，每天演播之前，編剪新聞的時候，我都有一段空余時間，有了一次向日本化妝師學習的機會。
日本婦女的化妝，清淡素雅，很適合電視演播。她們還喜歡把頭發高高梳起，露出光光的前額，不似中國婦女喜歡有些“劉海兒”。按照日本化妝師的審美觀，她們在給我化妝的時候，都會把我的頭發梳得很高，露出我寬寬的前額。雖然這別有韻味，但我的演播對象是中國觀眾，我不能以一個日本婦女的形象出現在中國的電視屏幕上。每次，日本化妝師給我化完妝以后，雖然我覺得頭發太高了，但我一定誠心誠意地千謝萬謝。我知道，改變發式并不困難，只需把頭發弄矮一些，再撥拉下幾根“劉海兒”便是，而且，要在臨上陣前的最后時刻去洗手間修改。太早了，敬業的日本化妝師再有修妝時間的話，又會照她的標準處理了。
第一天衛星傳送的時候，我化完妝回到演播室，一下就吸引了日本同行和各報刊雜志記者的注意。但是，領隊一見到我的頭發，便立刻露出不快：“太高了！太高了！”邊指責還邊伸手把我的頭發往下壓。他的舉動令在場的人們十分驚訝：對日本化妝師的勞動毫不尊重不說，這種在女性同事頭上的作為也實在無禮。我感覺到周圍日本人詫異的目光，為了制止他這種當著外人的無禮舉動，我不露聲色地悄聲對他說：“我懂，我知道該怎么辦。你別碰我的頭發！人家都看著你呢?！钡静挥枥聿?，還繼續用手壓我的頭發，氣得我眼淚直在眼圈里打轉。
xxx一行離開日本回北京了。采訪小組把專機升空遠去的鏡頭傳送回去以后，第二天，也登上飛機回國了。當大家剛剛坐定，只見領隊臉上綻出了多日來少有的燦爛笑容，只聽得他長嘆一聲：“啊，好啦，都回來了！”我這才恍然大悟：他多日來毫無水平的言行竟緣于擔心采訪小組人員的“叛逃”！
回到北京，整整一個星期，我沒有出門，心情非常沉重。好一陣子我不想說話只想哭，為我多災多難的國家，為我多災多難的民族，也為我自己。
好啦，凡是用黑體標出的話，都是錯誤的。
1、四五事件中確有送鋼制花圈的，但絕不是現場焊接的，原文如下：
“這一天，最激動人心的是出現了高達四米的巨大的花圈，是北京重型機械廠的工人用鋼條焊制的。當大卡車把花圈拉來時，廣場上的人群發出了熱烈的歡呼聲。”，見《1976年四五運動圖集 》http://news.163.com/08/1006/10/4NILK1G400011247_4.html
2、困難時期中1960年起取消了廣場閱兵，但是群眾慶祝集會每年五一、十一都搞，這個稍微看看資料就知道，偉大領袖毛主席每次都登上天安門檢閱革命群眾，或者晚上觀看焰火，一直到1971年國慶節因為林彪事件才改為游園的；
3、本人特別查詢了單位的人民日報數據庫，1976年5月2日人民日報的頭版頭條如下：
出版日期:19760502
版次:1
字數:3681 (折合漢字數)
文章正文:
熱烈歡呼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熱烈歡呼反擊右傾翻案風斗爭的偉大勝利！
首都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歡慶“五一”
華國鋒、王洪文、葉劍英、朱德、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吳德、陳永貴、吳桂賢、蘇振華、倪志福、郭沫若、徐向前、聶榮臻、陳云、譚震林、李井泉、張鼎丞、烏蘭夫、阿沛·阿旺晉美、周建人、許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連蔚、王震、谷牧、孫健，以及沈雁冰等同首都群眾、各國朋友一起游園聯歡。韋國清、許世友、李德生分別參加廣州、沈陽的慶?；顒?。正在上海的賽福鼎，同當地人民一起聯歡。馬爾登總理等來自五大洲的六千多名外國朋友，同首都人民一起歡度節日，受到熱烈歡迎
新華社一九七六年五月一日訊 今天，偉大社會主義祖國的首都北京，洋溢著團結勝利的歡樂氣氛。首都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舉行盛大的游園聯歡和廣泛的基層慶?；顒?，以乘勝前進的革命精神，熱烈歡慶“五一”國際勞動節。
今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是在粉碎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深入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斗爭取得偉大勝利的大好形勢下到來的。首都革命人民歡欣鼓舞，精神振奮，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一起，熱烈歡呼偉大領袖毛主席、黨中央的英明決策，熱烈歡呼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決心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認真學習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以階級斗爭為綱，掀起深入批判xxx、反擊右傾翻案風、追查反革命的新高潮，掀起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的新高潮，沿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乘勝前進，奪取新的更大的勝利。
雄偉的天安門廣場，經過粉碎反革命逆流的驚心動魄的階級斗爭，顯得更加壯麗輝煌。五星紅旗在廣場上空迎風飄揚。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巨幅畫像，高掛在天安門城樓紅墻中央?！?BR>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巨幅畫像，豎立在廣場東西兩旁。人民大會堂巍然屹立。人民英雄紀念碑高聳云天。歡慶節日的人們，激情滿懷，熱烈歡呼：“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
黨和國家領導人華國鋒、王洪文、葉劍英、朱德、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吳德、陳永貴、吳桂賢、蘇振華、倪志福、郭沫若、徐向前、聶榮臻、陳云、譚震林、李井泉、張鼎丞、烏蘭夫、阿沛·阿旺晉美、周建人、許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連蔚、王震、谷牧、孫健，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沈雁冰，同首都人民一起參加節日聯歡活動。當黨和國家領導人來到群眾中間的時候，場上響起了長時間的熱烈掌聲。今天，韋國清、許世友、李德生同志分別在廣州、沈陽參加了節日慶祝活動。正在上海的賽福鼎同志，同上海人民一起歡度節日。
正在我國訪問的新西蘭總理羅伯特·馬爾登和夫人等新西蘭貴賓，參加了首都人民節日慶祝活動，受到了熱烈歡迎。
今年首都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活動，規模盛大，豐富多彩。清晨一開始，全城就沸騰起來。從城內的大街小巷，到郊區的各條公路上，男女老少喜氣洋洋，成群結隊地涌向勞動人民文化宮、中山公園、頤和園、天壇公園、陶然亭公園、紫竹院公園，涌向各個聯歡場所。全市參加各種慶?；顒拥娜嗣袢罕娺_一百多萬人。在各大公園里，數不清的紅旗、標語、花束和彩帶，把湖光山色裝點得生意盎然，絢麗多彩。中心場所的高大詩詞牌上，書寫著毛主席的《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和《念奴嬌·鳥兒問答》的光輝詩篇，激勵著革命人民在社會主義革命的萬里征途中，不畏艱險，勇敢登攀。蒼松翠柏之間，懸掛著醒目的大字標語：“認真學習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堅決擁護中共中央兩項決議！”“熱烈歡呼反擊右傾翻案風斗爭的偉大勝利！”“牢牢掌握斗爭大方向，深入批判xxx的修正主義路線，把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偉大斗爭進行到底！”數百個業余和專業文藝團體，以及體育健兒們，在公園、劇場、體育場所和基層單位，為歡度節日的人們進行了各種文藝演出和體育表演，增添了首都節日的歡樂氣氛。
在節日游園聯歡活動中，人們滿懷革命激情，用大合唱、表演唱、詩朗誦、集體舞等各種文藝形式，宣傳毛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兩項決議的重大意義，歡慶深入批鄧和反擊右傾翻案風斗爭的偉大勝利，反映在這場偉大斗爭推動下我國各條戰線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蓬勃發展的大好形勢。在粉碎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暴亂中為黨和人民光榮立功的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和警衛戰士們，懷著勝利的豪情，參加了節日聯歡。他們當中有的剛剛值勤下崗，有的剛剛傷愈出院。他們走到那里，那里就響起熱烈的掌聲。北京齒輪廠、北京市郵政局等單位的工人民兵，斗志昂揚地登上舞臺，演出他們根據親身參加斗爭的體驗創作的歌曲、舞蹈、詩朗誦等節目，表現英雄的首都工人民兵，忠于黨，忠于人民，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英勇斗爭的革命精神。他們富有戰斗氣息的演出，博得廣大觀眾一陣又一陣的熱烈掌聲。在反擊右傾翻案風斗爭中站在前列的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的工農兵學員和教職員工，在頤和園同臺演出戰斗的歌舞。清華大學文藝宣傳隊演出了大型舞蹈《翻案不得人心》，生動地表現了工宣隊員和師生員工同xxx修正主義路線進行斗爭的英雄事跡。
節日的舞臺上，有五百多個工農兵業余文藝宣傳隊、少年兒童演出隊和來自全國各地的專業文藝團體，演出了大量熱情歌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熱情歌頌教育革命、文藝革命、衛生革命等社會主義新生事物的文藝節目。
首都鋼鐵公司的工人們，在勞動人民文化宮大殿前演出了他們創作的歌舞節目，熱情歌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鼓舞人民繼續團結戰斗。京郊大興縣紅星中朝友好人民公社的社員們，打著清脆的竹板，表演他們集體創作的快板詩，生動地反映了紅星公社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以來的巨大變化。來自北京郊區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帶著在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豐碩成果，趕來參加節日聯歡。他們朝氣蓬勃，為游園的群眾朗誦了自己在反擊右傾翻案風斗爭中創作的詩篇，表現了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堅決同xxx的修正主義路線對著干，破除舊觀念，鐵心務農的革命精神。
首都的工廠、農村、商店、學校、街道等基層單位，連日來紛紛舉行慶功會、聯歡會、座談會、報告會，暢談國內外的大好形勢，表達繼續革命的決心。許多工廠在節日里舉行了理論討論會、詩歌批判會。許多農村舉行了廣播會，慶祝勝利的歡呼聲傳遍了千家萬戶。廣大革命群眾歡慶勝利，更增添了戰斗豪情。他們決心繼續認真學習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充分利用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這一反面教材，深入批判xxx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徹底追查和堅決打擊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為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斗爭。
今天，從堅持節日生產的工廠礦山，到繁忙的農村田間地頭，另是一番歡度節日的景象。節日堅守生產崗位的首都工人，以忘我的勞動熱情，創造出新的生產成績向節日獻禮。在煉鋼爐旁，在煤礦井下，在鐵路運輸線上，廣大干部深入生產第一線，和工人們并肩戰斗。許多工廠礦山的工人班前舉行批鄧會，上班時間鼓足干勁，生產捷報紛紛傳來。京郊廣大貧下中農和社員群眾抓緊農時抗旱播種，為麥苗澆水追肥，努力爭取今年農業豐收。廣大工農群眾說，我們一定要同xxx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對著干，深入批判唯生產力論，堅持以革命統帥生產，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指引下，奪取社會主義建設的更大勝利。
臺灣同胞、港澳同胞和愛國華僑的代表，參加了節日聯歡，受到首都群眾的熱烈歡迎。
人民解放軍駐京部隊廣大指戰員和首都民兵，在節日慶?；顒又谢ハ嗝銊?，時刻注意國內外階級斗爭的新動向，百倍提高革命警惕，加強軍政訓練，加強戰備，保衛社會主義祖國，隨時準備殲滅入侵之敵，一定要解放祖國的神圣領土臺灣省。
正在北京訪問的各國政界、友好團體、經濟貿易
節日的首都之夜，燈火齊明，歡聲四起。一簇簇燦爛的禮花，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天壇、中關村、石景山騰空而起，把夜空打扮得五彩繽紛。燈火輝煌的天安門廣場，今晚成了萬眾歡騰的海洋。在一個個聯歡點里，勝利了的革命人民翩翩起舞，引吭高歌。發射禮花的隆隆炮聲，戰斗的歌聲和鼓樂聲，熱烈的掌聲和“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如春雷震響，激動人心。整個首都的“五一”節慶?；顒?，反映出全國人心、黨心、黨員之心，向著偉大領袖毛主席，向著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我國各族人民滿懷必勝的信念，決心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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