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和彭德懷的合作關系起于1928年12月初紅四軍、紅五軍的寧岡會師，從那個時候到1930年8月紅一軍團、紅三軍團的瀏陽會師，兩軍(軍團)基本上是分兵配合作戰的，毛彭兩人不在一個部隊，應該說配合得尚可，至于1930年2月武力解決袁文才、王佐是一件突發事件，彭主要是聽從了井岡山特委的意見而行的。毛主席1965年回井岡山時指名接見了袁、王家屬，這說明主席對此事是保留看法的，但這件事不屬于毛和彭的分歧事項。

　　1930年8月紅一方面軍成立，從此毛彭的合作關系正式揭幕，毛總政委、朱總司令、彭副總司令的稱呼開始流傳。在這個歷史時期里，圍繞著是二打長沙還是打吉安等等毛彭有過爭論，但這都是屬于工作中的意見分歧范疇的。在1930年12月爆發的“富田事變”中，彭德懷同志堅決站在毛主席一邊，揭穿了偽造的“毛澤東親筆信”(朱德同志也揭穿了同樣的假信)，得到了毛主席的充分肯定。關于“富田事變”，這里稍微講幾句，在當時極為殘酷的戰爭條件下肅清內部奸細是完全必要的，毛主席總結了打AB團的歷史教訓，在延安整風和文革中都提到了這一歷史事件的教訓，中國革命的領導者并不是先知先覺的神仙，探索前進道路必然是艱辛的甚至曲折的，在中國革命前進實踐中之所以沒有出現像蘇聯肅反擴大化那樣的嚴重流血，這是與毛主席的“一個不殺，大部不抓”決策分不開的。目前網絡上流傳的關于“富田事件”的文章觀點幾乎一邊倒，筆者在這里推薦一文，《也評富田事件》，文章提供了很多不一樣的事實論據。大概就是因為有不同的黨史學術觀點，中央才未發文正式為富田事件平反。該文見：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1008/00/115425_59213893.shtml

　　在中央蘇區反圍剿的斗爭時期，彭德懷同志從實踐中逐步認識到了王明路線的危害，在長征中他是擁護改變教條主義分子領導的。這時召開的會理會議上，毛主席批評了彭德懷，并在以后的歲月里屢次提及此事。有那么一些人借著這件事攻擊毛主席在長征中不會打仗等等，對于此事，我倒是要問問，什么樣的人對長征中領導正確與否最有發言權?是幾萬浴血奮戰的工農紅軍!有人不是一直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嗎?紅軍在毛主席的領導下轉危為安的歷史不就是最好實踐證明材料嘛!至于說毛主席是依靠電臺偵查情報才打的勝仗，那么教條主義分子當權時不也有紅軍無線電偵查工作嗎?為何那時不打勝仗?難道無線電通訊偵查是遵義會議后一夜之間在艱苦轉戰的中央紅軍中突然建立起來的不成?從現在的眼光和角度來看，會理會議上的分歧是同志之間對于具體戰術問題的分歧。當然，在當時復雜激烈的斗爭環境下，彭德懷、林彪等人看法客觀上對毛主席的指揮有一定的干擾。在與張國燾分裂主義的斗爭中，彭德懷同志又一次堅定地站在毛主席一邊，在俄界會議上成立的五人團(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彭德懷、林彪)是當時北上中央紅軍的領導核心。(注：朱總司令、劉伯承總參謀長分工在四方面軍中，當時一起無法北上)。

　　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彭德懷同志指揮了吳起戰斗，打垮了敵人的騎兵，毛主席發電報贊揚：“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這件詩充分反映了兩人當時的友好合作關系。(此詩后來在流傳中搞錯了時間地點，被說成是臘子口戰斗后的作品，以至于毛主席1957年在一個批示中表示：臘子口戰斗是林彪指揮的，對于在電報中寫過這樣的話想不起來了，建議不發表這幾句詩)

　　抗戰時期，彭德懷同志在華北前線指揮軍民艱苦戰斗，應該說有很大貢獻。但是他自己也承認在抗戰初期受了王明右傾路線的影響，當然這很快就糾正了。百團大戰的問題，歷來看法很多，應該說前線八路軍指戰員的英勇奮斗精神和事跡必須肯定，但是有戰略戰術上的判斷失誤。特別是后期的戰役如關家垴戰斗中，部隊特別是129師傷亡很大，并由此造成了彭德懷與劉伯承的不和。彭德懷同志在皖南事變后情緒激憤，提出這是又一個馬日事變，要和國民黨全面決裂，這也被實踐證明是偏激和錯誤的。1945年的華北座談會上很多同志對彭在華北的工作和歷史上的錯誤進行了嚴厲批評，彭雖然對此作了檢查，但是被認為態度不好。

　　黨內同志的批評并未影響彭的地位，7大上他當選政治局委員，會后任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在這一問題的處理上充分說明了毛主席的胸懷。

　　解放戰爭期間，彭德懷同志指揮西北野戰軍堅決執行毛主席的戰略思想與部署，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為解放整個大西北立下了赫赫戰功，這一時期，可以說是毛和彭合作的最好階段。

　　抗美援朝戰爭時期，彭德懷任志愿軍司令員兼政委，根據毛主席的指示，指揮我軍進行了1至5次戰役，又按照“能速勝則速勝，不能速勝則緩勝”的方針進行了防御作戰，他的貢獻是舉世皆知的。應該說明的是從1952年4月起，彭因病回國，所以后期志愿軍的司令員并不是他，這一點知道的并不普遍。(志愿軍共有5任司令員，彭德懷、陳賡、鄧華、楊得志、楊勇)至于說因為毛岸英烈士的犧牲，毛主席怪罪彭德懷，純系無中生有的惡意造謠。如果這個邏輯成立，指揮打長沙的所有紅軍高級將領毛主席都要記恨了，因為就是二打長沙后楊開慧烈士才被捕犧牲的，這種不把仇恨集中到敵人身上反而怪罪自己人的作風，正是某些小人的一貫所為，他們居心險惡的把這種念頭強加給毛主席，正說明了他們的卑鄙和無恥!毛主席對于彭德懷同志在朝鮮戰場的表現是充分肯定的，彭回國即代替日益繁忙的周總理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任常委副主席，54年9月起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他對建設強大的人民軍隊有巨大貢獻，但58年反教條主義也是其人生一大敗筆。

　　1959年在廬山上發生的事情，回憶的、記述的、分析的文章很多很多很多了。平心而論，彭德懷同志生活極為簡樸、革命意志堅定、為人剛正不阿，但是，他的工作作風欠佳，態度生硬，批評人時簡單粗暴，得罪了很多黨、國家、軍隊的高級領導人，得罪了毛澤東同志很多的戰友和學生。從軍隊中看：在元帥中，他批判劉伯承是教條主義，延安時期說賀龍出身不好要送蘇聯改造;在大將中，他對粟裕橫挑鼻子豎挑眼，鼓動中央撤了粟裕總長職務，還說粟向蘇軍總顧問告洋狀，他一貫與羅瑞卿關系緊張;在上將中，他和肖克、劉亞樓、肖華、宋時輪等關系都不好。從黨務和行政中看：他在高崗事件時嚴厲指責過劉少奇，在華北工作的時候又與彭真、薄一波不和。在批評大躍進出現的問題時，他又與劉瀾濤、柯慶施、李井泉、陶鑄等地方上負責人幾乎統統鬧翻。這些人一個個(有時是一哄而上)出來批判彭德懷，向毛主席提供材料，這對于毛主席對彭的判斷定性起了很大作用(現在廣為人知的1971年毛主席與熊向暉談話了解林彪集團的故事很能說明問題，毛主席一向是多方面多角度與人談話了解情況的，可以設想，廬山會議上，毛主席的多次談話和聽取匯報都是人家在說彭德懷如何如何不好，如何如何的野心大，甚至還有肖華揭發彭出訪蘇聯東歐時與赫魯曉夫的密談等等，毛主席會如何下決心，不是很清楚了嗎?!)廬山會議上甚至出現了在開會時多人要圍毆彭德懷的場面，這樣的事情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文革中吳法憲打過陳再道耳光，那是一對一的)，而1967年負責監護任務的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李某某(少將)動手打彭也是僅見的一例少將打元帥，軍隊基層中有人對彭的看法可想而知。

　　毛主席作為我黨的領袖，地位是極為崇高的，但是他也是要顧及到大多數領導人感受的，這是客觀條件所決定的。在這樣的背景下，原本可以好好討論的經濟工作問題成了路線斗爭。廬山會議就不得不演變成了原定計劃外的八屆八中全會，演變成了對彭的批判大會。“五老峰頭偏向右，東方紅后見分明”，葉劍英的詩很能說明當時多數人的看法。就連董老都在自己的詩詞里批評彭德懷是高饒集團的“漏網大魚”，說他在“搖頭擺尾”，會議氣氛可見一斑。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毛主席仍決定：除免去彭德懷國防部長職務并改組中央軍委外，保留了彭的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保留了對他的物質待遇。1960年10月毛澤東選集第4卷出版，這個選集的定稿是毛主席在杭州召集人完成的。選集的正文和注釋中不僅保留彭德懷的名字，而且肯定了他的歷史貢獻，并按歷史上的職務序列排列姓名，如注釋提到西北解放軍時，把彭德懷的名字放在賀龍前面。

　　1962年以后，彭德懷被認為在翻案并被強調他是有蘇聯背景的，所以絕大多數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都被甄別平反時他仍未被平反。中央此類專案由鄧小平負總責，軍隊里具體的負責人是賀龍同志。

　　1965年9月毛主席和彭德懷談話時提出要他去大西南三線時肯定了他的歷史貢獻，提出希望他在新的崗位上做出成績，將來有機會帶兵打仗以便恢復名譽，也就是這次談話中，毛主席再次提到“你是攻擊了少奇同志的，所以，你是參加了高崗集團的吧”。 歷史的復雜也就在于此了。

　　文革中彭德懷被監護審查，1967年8月被正式點名批判。但是他的審查結論始終沒有最終定案。 1974年11月因癌癥病故，如果他不去世，估計將在1975年5月以后被釋放并離開北京到外地安置(彭真、薄一波、楊尚昆、劉瀾濤等都是這樣處理的)

　　縱觀整個歷史，毛主席和彭德懷同志之間其實還是合作的時間遠遠大于分歧的時間，這是毋容置疑的。

　　我們今天回顧毛主席和彭德懷同志的關系變遷，一定要建立在革命領導者也是有血有肉、食人間煙火的人這個基本前提下的，每個人由于出身、經歷等等的不同，形成了各自獨立的特點與脾氣，在極為艱難困苦、九曲百回的中國革命實踐中，難免會對各種問題有不同的看法。這是可以理解和向人民做出正確解釋的。正確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是重要的，在當前，更要警惕的是拿起歷史的一爪一鴻來曲解，來誣蔑和攻擊毛澤東主席和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因為那么一小撮人的真正目的是要否定包括彭德懷同志在內整個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理想和光輝實踐的。如果彭德懷同志地下有知，也一定會堅決反對，并拿出他湖南人的倔犟脾氣與之斗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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