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我們敬愛的周總理逝世43周年紀念日，43年來，人民，在自己的心中永恒把他懷念著。敬愛的周總理逝世以后，在北京舉行了隆重的向遺體告別、吊唁和追悼大會等治喪活動。40多年來，由于存在種種因素，對于周總理當時的治喪規格存在著一定的看法，本文不重復大家所熟知的內容(筆者關于歷史探索文章的一個原則就是盡量不重復媒體上常見的觀點)，試著用比較的辦法，力求歷史的、客觀的看待周總理治喪規格問題。

　　周總理的逝世是當時新中國建立27年(到1976年1月)來去世的政治排位最高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僅次于毛主席，當時的職務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全國政協主席)，也是文革以來到當時(1976年1月)正常去世的排位最高的領導人，那么應該如何治喪就有一個規格的問題出現了，就是建國以來從未有過如此高的先例(斯大林不算，因為斯不是本國領導人)，而只能參照幾個與他地位類似，但排名低于他的已故領導人。周總理1972年5月起即已確認患癌癥，且在以后的治療中發現多個原發性的惡性癌癥腫瘤，作為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總理對自己的身后事情是做了交代的，據鄧穎超同志在1976年1月15日周恩來同志追悼會后，同總理身邊工作人員、醫務工作者和親屬的談話《繼承遺志，永遠向前》中說道：“恩來對他的后事，曾經對我說過，葬儀要從簡，規格不要超過中央的任何人。這件事，我已經向黨中央做了報告。中央給了他很高的榮譽。他還向我說過，一定不要特殊化。我個人是堅決執行的。對于喪事，我是嚴格按照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第一條，一切行動聽指揮，沒有提出一項個人的要求，一切都由治喪委員會決定。”這里講得很清楚：規格不要超過中央的任何人。文革中發生的，到周總理之前的，正常去世并治喪的中央常委以上領導人只有兩位，董必武和康生。那么，讓我們通過對比來看看相關情況。

　　董必武于1975年4月2日逝世，逝世時的職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他擔任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副主席，并在文革后擔任過一段時間的國家代理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發出訃告，稱董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中國人民的偉大的革命戰士，黨和國家卓越的領導人之一。3日當天除發表訃告外，還發表了治喪委員會的名單。接下來幾天報紙上發表了一些外國領導人的唁電和到使館吊唁的消息，除此之外，并無其他報道。直到4月7日舉行追悼大會后，才在4月8日發了總的消息，除悼詞單獨發表外，追悼大會、向遺體告別、吊唁都是合在一起的內容，向遺體告別的具體名單都沒有發，也沒有說明人數，在勞動人民文化宮的吊唁人數是8000多人，吊唁日期為1天，追悼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參加者2000多人，追悼會當日，全國下半旗致哀。參加追悼會的負責人(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人大常委會委員、政協常委會委員、中央黨政軍部門負責人等)列了詳細名單，工農兵代表則未列詳細名單。在4月8日的報紙上，用1個版面，發表了董老生平的8張照片，其中，沒有與毛主席的合影。

　　康生于1975年12月16日逝世，逝世時的職務是中共中央政治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黨內排名在董必武前，僅次于毛主席、周總理、王洪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發出訃告，稱康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是中國人民的偉大的革命戰士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是黨和國家卓越的領導人之一。17日當天除發表訃告外，還發表了治喪委員會的名單。接下來幾天報紙上發表了一些外國領導人的唁電和到使館吊唁的消息，除此之外，并無其他報道。直到12月21日舉行追悼大會后，才在12月22日發了總的消息，除悼詞單獨發表外，追悼大會、向遺體告別、吊唁都是合在一起的內容，向遺體告別發了1個領導人的小名單，但未說明參加人數。在勞動人民文化宮的吊唁人數是15000多人，追悼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參加者5000多人，吊唁日期為2天，吊唁期間，天安門、新華門、勞動人民文化宮、外交部下半旗志哀。追悼會當日，全國下半旗致哀。參加追悼會的負責人(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人大常委會委員、政協常委會委員、中央黨政軍部門負責人等)列了詳細名單，工農兵代表則未列詳細名單。在12月22日的報紙上，用1個版面，發表了康生生平的10張照片，其中，沒有與毛主席的合影。

　　接下來再看周總理，1月8日逝世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發出訃告，稱總理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是中國人民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是中國人民的忠誠的革命戰士，是黨和國家久經考驗的卓越領導人。1月9日當天除發表訃告外，還發表了治喪委員會的名單。1月10日報紙上發表了中共中央、國務院的關于隆重追悼周總理的通知，指出：1月10日、11日向周恩來同志遺體告別。12日、13日、14日舉行吊唁儀式。15日舉行追悼大會;同日全國下半旗志哀，停止娛樂活動一天。自發表訃告之日起至15日，首都天安門、新華門、勞動人民文化宮、外交部下半旗志哀。同日還發表了治喪委員會的公告：深切感謝有些國家的政府、兄弟黨和友好人士要求來華參加周恩來同志吊唁活動。按照我國慣例和禮賓改革，決定不邀請外國政府、兄弟黨和友好人士派代表來華參加吊唁活動。從這天起，在“極其沉痛的悼念周恩來同志”的通欄大標題下，發表了五大洲各個國家的大量唁電、唁函和各國吊唁消息。12日的報紙上報道了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首都群眾代表懷著極其沉痛的心情向周恩來同志的遺體告別這條消息，向遺體告別發了領導人的名單，也發了普通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的名單，并說明了人數是10000人左右，告別結束后，遺體由中共中央副主席(當時排名僅次于周總理)王洪文和汪東興、鄧穎超護送至八寶山火化，據事后介紹，護送的汽車100輛以上。江蘇省和浙江省的負責人專程到北京吊唁。1月15日發表了“決心化悲痛為力量奪取更大的勝利 首都人民舉行隆重吊唁儀式沉痛悼念周恩來同志 偉大領袖毛主席和黨中央、黨和國家其他領導人分別送了花圈 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吊唁大廳分別接待前來吊唁的外賓，并向他們致以深切的感謝”的綜合消息，參加吊唁的領導人、外賓和接待吊唁的領導人都發了詳細名單，參加吊唁的人數是40000人。15日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參加人數5000多人，16日的人民日報報道中，悼詞就用了1個整版，(董、康都沒有用整版)，公布追悼會參加人員名單時，比照當時國慶招待會的規格，出了詳細的名單，將工農兵代表、愛國人士代表等都一一列出。1月15日、16日兩天，用兩個整版面，以“周恩來同志為共產主義事業光輝戰斗的一生”為標題，一共發表了周總理生平25張照片，其中，有一張毛主席和周總理1945年在陜北的合影。

　　綜上所述，對比可以知道，周總理當年的治喪規格是按高于康生、董必武的水平進行的，但是基本沒有突破中央副主席、常委這個格。(到1975年的時候，黨中央常委級領導人的排名是：毛主席、周總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鄧小平、朱德、董必武、張春橋，在有關外事國務活動時，朱德委員長有時候排在比較靠前的位置)。后來1976年7月朱德委員長逝世后的治喪規格基本和康生差不多，遺體告別是1天，參加3000多人，吊唁2天，15000多人，追悼會參加人數5000多人。追悼會次日的7月12日，用1個版面發表了朱老總生平的12張照片，其中，有一張抗戰期間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研究作戰方針的著名合影照片?？偟膩碚f，周、朱、董、康四個人，周總理治喪規格最高，朱德同志和康生差不多，董老略低于朱、康。這也是符合他們4人當時的政治排名的。這也說明，當時的中國，大政方針、具體工作都是有明確的原則和規章的。

　　我們今天看待歷史，都要遵循客觀公正原則，從當時的角度出發來看待和分析問題。周總理為中國人民和世界進步人類立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勛，他的高貴品質和完善人格，一直感動和激勵著我們，我們長久的懷念著他。但是，我們對于他的感情，不能被利用于其他目的，有人一再渲染氣氛，似乎當年的治喪是完全不合格的，是被大大壓低規格的。如他們說，安排吊唁人數少了，那么從上面的資料可以看出，在周、朱、康、董4個人中，安排吊唁周總理人數比其他3個人的總和還多!(周總理4萬人;董老8千人;康生1萬5千人;朱委員長1萬5千人) 又如有人說，向總理遺體告別的地方小了，可是從下面的視頻可以看出，朱德同志、董必武同志(康生的相關電影資料未找到)的遺體告別地點看上去和周總理的地點是差不多的，估計都是北京醫院的告別室。

　　http://kejiao.cntv.cn/history/C14461/classpage/video/20091229/100489.shtml

　　http://www.56.com/u41/v_NDA1MDYwNzg.html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有人拿周總理治喪的問題做文章攻擊毛主席，說是毛主席壓低了周總理的治喪規格，那么，我要問，難道朱德、康生、董必武三個人的治喪規格都是毛主席壓低的嗎?舉例子來說，董必武同志逝世后，毛主席非常悲痛，不吃東西，也幾乎不說話，聽了一天的南宋張元干的《賀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還特意改了其中的一句詞為“君且去，休回顧”，充分說明兩人的革命戰友情誼是相當深厚的，那么，董老的治喪規格，總不可能被壓低了吧?康生的情況，基本也是如此。至于朱德委員長，據相關文獻，1976年7月毛主席交待華國鋒(當時主持中央工作)，要把朱老總的喪事妥善處理好。

　　參見：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10-12/20/c_12897881.htm

　　http://www.txssw.com/newswrmzd/xiangguanbaodao/38116.html

　　至于說毛主席為何沒有去參加總理的追悼會，這個問題分析起來結論十分顯而易見，當時毛主席已經重病，根本無法長時間站立，這個與他1972年1月參加陳毅同志追悼會時的情況是完全不同的。朱老總參加了　1月10日　向周總理的遺體告別，但是到了　1月15日　追悼大會時，由于腿無法長時間肅立，也不得不放棄了參加追悼會。后來幾個月，毛主席和朱委員長都還堅持會見了幾批外賓，但是這種一二分鐘的握手站立和長時間的追悼會肅立是根本不同的，因而不具有可比性。

　　經過詳細的對比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結論，鄧穎超同志在追悼會結束后的談話中所說的“中央給了他很高的榮譽。——對于喪事，我是嚴格按照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第一條，一切行動聽指揮，沒有提出一項個人的要求，一切都由治喪委員會決定”是符合當時的歷史背景和基本事實的，是要可以從歷史的角度來說明的。我們不能拿后來的認識水平和條件去解釋和建構歷史，這是一個基本的原則。

　　從歷史角度客觀的看待周總理治喪規格問題，這是一件嚴肅認真的事情。如果看了本文能夠對于讀者您產生一定的啟發并使您得出合適的結論，本文寫作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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