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亮亮狂言中國貧富懸殊是社會進步的表現證明了鳳凰系是資產階級的走狗
何亮亮在三月九日鳳凰衛視時事開講節目中說,「中國貧富懸殊是社會進步的表現」。何亮亮說,「我想對于這個問題一定要做歷史的考察。首先要看到的是中國為什么有貧富懸殊擴大的趨勢。首先是社會的財富在急劇地增加。四十年前,改革開放前,中國人的貧富懸殊也就一兩倍,最富裕和最貧窮的差距也就是一兩倍,那個時候中國沒有富裕階層。你就說一般的官員,就算是高級官員他所有的東西不是自己的,他住的房子是國家配給給他的,他退休之后房子不屬于他的,汽車也就是在任的時候可以用。收入的話當時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大概也就是三百來塊錢,一個老工人那個時候八級工月工資有八十多塊錢,八十塊錢和三百塊錢差距不算很大,而且那個時候工人的生老病死全由國家包了,所以那個時候基本上沒有貧富懸殊,貧富懸殊的差距基本上是很小的。但是那個時候反映了什么情況呢?那個時候整個中國是貧窮落后的,那個時候是公平的,但是是貧困的公平,大家生活水平都不高。所以鄧小平在改革開放的初期說過,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個話絕對是對的,確實是真理。因為當時的情況下,讓十億中國人同時很快地富起來,不可能,你只能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并不僅僅是這一部分人努力的結果,換句話是你不能說中國最近三十年的財富的快速增長當中,他只有富裕的人做出的貢獻,窮人也作出了貢獻。但是你必須要承認,一個社會他只能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問題是,作為執政,富人沒有罪,富人是在國家的政策,而且整個中國也是鄧小平講的中國人已經窮了多少年了,中國人不能再窮了。那么當國家的政策,整個社會進入了快速發展階段的時候,生產力像火山爆發一樣噴發出來。所以中國經濟快速的增長,社會財富快速地積累,所以中國才有了貧富懸殊,這是一個前提,這樣的貧富懸殊本身是社會進步的表現,這一點不能否認。你不能說今不如昔,咱們回到以前那個時代,改革開放前的那個時代,雖然大家很貧窮,但是很公平,我想沒有多少人愿意回到那個時代。」
面對當今社會貧富差距懸殊的問題,何亮亮先生以歷史、生產力、國家政策三個概念作了他認為的合理解讀,即一是歷史地看問題,二是從生產力發展的角度看問題,三是從國家的政策看問題。
一 那么我們就先從歷史角度看當今社會貧富差距懸殊的問題。
何亮亮先生說是要從歷史角度看貧富差距懸殊的問題,即按著何亮亮先生的話說「對于這個問題一定要做歷史的考察」,可是他偏偏閉口不提民國歷史,不說晚晴歷史,只是拿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做了一番比較。比較的結論是,前三十年公平,但是是貧困,是貧困的公平。
如果前三十年的新中國是貧窮的社會,那么新中國的貧窮繼承了民國的貧窮,新中國的貧窮是從民國的貧窮而來的。民國的貧窮是留在歷史上的,即便是歐美人的書籍所描述的民國那也是極端貧窮的社會。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買辦資本、軍閥割據、戰爭、自然災害、苛政等導致了神州大地哀鴻遍野,賣兒賣女,民不聊生,勞動人民最終跟著共產黨推翻了民國,建立了新中國。
新中國在短短的二十六年時間里,人口從四億多增長到八億,人口平均壽命由解放前的三十五歲提高到了六十五點三歲,接近提高了一倍。據說清初全國人口尚不及一億,到乾隆晚年已近三億,乾嘉以后,人口增長進入高峰期,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年)一舉突破四億大關,咸豐元年(一八五一年)達到四點三億。而民國在四十年時間里,人口一直是四億多,民國人口幾乎沒有增長,即便有增長,也是微小的增長。這說明了什么問題?這說明國民黨統治下的民國是非常黑暗的歷史時期,如果以新中國二十六年期間所增長的四億人口換算,民國四十年期間應該有六億左右的人口增長。那么這六億人口哪里去了?統統餓死了,凍死了,病死了,夭折了,戰爭屠殺了。當然這是概數,缺乏科學統計依據,但是至少能說明一個問題,一九四九年的新中國是建立在非常黑暗落后的民國之上的一窮二白的國家。
因此,如果說新中國是貧窮落后的國家,那么貧窮落后不是新中國自己造成的,是民國歷史遺留下的孽果,何亮亮先生對此歷史閉口不談。何亮亮先生說「一定要做歷史的考察」,我不明白,何亮亮先生的中國歷史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算起的。
人口的增長,人口平均壽命的大幅度提高,所涉及的范圍比較廣泛,人口的增長及平均壽命的提高受到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科技的、文化的、醫療衛生的等諸方面的影響。新中國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在短短的二十六年時間里,人口從四億多增加到八億,人口激增接近四億,幾乎翻了一番,人口平均壽命也接近于翻了一番。如果有誰說前三十年勞動人民吃不飽、穿不暖、有病無醫、有家無房,那就是像何亮亮先生一樣無視歷史。所以不管何亮亮先生怎樣妖魔化前三十年的新中國歷史,都無法抹殺在偉大領袖毛主席領導下,中國人民在短短的二十六年的時間里,在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醫療衛生等諸方面所取得的偉大輝煌成就。
新中國二十六年的歷史,是積累經濟的歷史。所謂積累經濟,就是把社會創造的財富,通過勒緊褲腰帶,節衣縮食,盡可能的投入到工業建設上來,要大力發展重工業,軍工業,這些是強國之本,也是富民之本。一個國家,一個國家的人民要想富強,首先要修鐵路公路,然后才能開礦產,然后才能大煉鋼鐵,有了鋼鐵才能有機械軍工產業,有了機械軍工產業才能有輕工產業及強大的國防力量,有了輕工產業才能有勞動人民豐富的生活資料的供應,最終達到國也強,民也富。主席逝世前,新中國的積累經濟已經基本完成了,已經建立了門類比較齊全獨立自主的工業基礎,從汽車到人造衛星,先進國家有的東西我們也有了,國家正處于從積累經濟轉向消費經濟的時代。一九七三年一月,毛主席、周總理批準了國家計委提出的引進價值四十三億美元的成套設備,其中包括十三套大化肥,四套大化纖,這是國家經濟要從積累經濟逐步轉向消費經濟的跡象。要不然毛主席不會提出,力爭在二十世紀末,使中國工業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 改開三十多年了,二十一世紀已經走過了十一年,中國離主席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目標還差的很遠,改開人還有什么資格說,前三十年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呢?
有個西方人提出過貧窮的發達國家的概念,意思是說,雖然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高,但是重化工業已經建立起來了,也就是說一個作為發達國家的標識的骨干已經建立起來了,這樣的國家,人民即使窮一點,要想富起來那也就是時間的問題,是早晚的事。所以,如果說新中國前二十六年是貧窮的國家,那也是貧窮的發達國家,是欣欣向榮的國家,是充滿了朝氣的國家,是老百姓活著有盼頭的國家。前二十六年,新中國人民的貧窮那也是相對的概念,和民國時期的老百姓比那無疑是富裕的,和改開的現在比是窮是富不好一概而論。比如在前三十年,一個普通家庭能養五六個孩子,今天,一個普通家庭能養活一個孩子就不錯了,前三十年,普通老百姓衣食住學病退無憂,今天,新的三座大山壓得老百姓喘不過氣來。
新中國二十六年,從一窮二白的民國,「生產力像火山爆發一樣噴發出來」了,新中國成長為世界第六工業大國,新「中國經濟快速地增長」,新中國「社會財富快速地積累」,并沒有帶來貧富差距懸殊的社會現象。所以說,生產力的發展并不一定帶來社會貧富差距的懸殊,說「貧富懸殊本身是社會進步的表現」,缺乏科學依據,也缺乏歷史依據,是在侮辱生產力,其目的在于美化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產生貧富差距懸殊的社會現象,不在于生產力的發展,不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產物,而在于生產關系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是腐朽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產生了貧富差距懸殊的社會現象。
如果說改開在發展生產力方面取得了成績,那也是繼承了前二十六年的經濟的軍事的科技的文化的醫療衛生的等諸方面的偉大成就。但是,以何亮亮先生為代表的改開人,閉口不談這些歷史事實,仿佛改開是從石頭縫里蹦出來的。你們改開人狂妄,那么你們改開人就到非洲大陸去改革開放試一試?看你們還有狂妄的資本沒有?這些改開人實在是幼稚的不能再幼稚了,歷史對于他們來講就像是泥捏的,他們想怎么捏就怎么捏。何亮亮先生口頭上說「一定要做歷史的考察」,其實在他的眼里沒有什么歷史概念,有一丁點兒也好,一點兒也沒有。說改開人幼稚,其實說得客氣了。他們哪里是什么幼稚啊?他們是無恥的老東西罷了,其實他們什么都懂,就是裝著看不見。為什么會是這樣呢?階級性使然,狗性使然,他們是資產階級的走狗。
二 我們再從生產力發展的角度來看當今社會貧富差距懸殊的問題。談生產力離不開談生產關系,因為人是生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何亮亮先生說,改革開放使「生產力像火山爆發一樣噴發出來。所以中國經濟快速的增長,社會財富快速地積累,所以中國才有了貧富懸殊,」。我就不明白,既然「生產力像火山爆發一樣噴發出來。所以中國經濟快速的增長,社會財富快速地積累,」,那么為什么社會還會有貧富差距懸殊的問題呢?社會財富都流到哪里去了呢?社會財富首先流到美國及美國的走狗那里去了,其次剩余的財富才流到國內一小撮富人那里去了,最后剩下的一點點財富才能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窮人之間分配。據說在中國的狗的屁之中,老百姓的工資總額所占的比例還不到百分之十,是世界上最低的檔次。按著何亮亮先生的邏輯,這是改開中國「生產力像火山爆發一樣噴發出來」的結果,是「中國經濟快速的增長,社會財富快速地積累」的結果,「是社會進步的表現」。可是人家西方發達國家還有世界上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的生產力也不閑著,可是人家為什么工資總額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都比改開的中國高呢?
為什么會有這種財富的分配結果呢?
首先,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中國經濟依附于美國人規劃的世界經濟一體化之中,因此,中國的買辦經濟,買辦精英,就「像火山爆發一樣噴發出來」了,中國老百姓通過消耗中國資源污染中國生態環境,辛辛苦苦創造出來的社會財富源源不斷地流向了美國及其走狗國家,以中國的財富換回來的是垃圾美元,并由垃圾美元引起了國內的通貨膨脹,再通過通貨膨脹卷走老百姓的養命錢。如此這般,中國老百姓哪有不貧窮的道理?有一位美國走狗國家的資本家提心吊膽地問我,「兩年之后,習近平會不會走向強硬的外交路線」?他們明白,只要中國不做洋人的殖民地國家,只要中國人不做洋人的買辦,只要中國人不做洋奴,他們的好日子就要到頭了。
其次,中國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嗎?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開,資產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就「像火山爆發一樣噴發出來」了,通過改制,國有資產偷換為私有資產,通過拆遷,老百姓的財富被搶劫到開發商的銀行賬戶里,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產品經濟變為剩余價值經濟,實體經濟變成虛擬經濟,虛擬經濟成為掠奪國有資產和老百姓財富的強有力的杠桿。
于是乎,生產力越是發達,老百姓受到資產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的盤剝越是殘酷。如此這般,中國老百姓哪有不貧窮的道理?社會的貧富差距怎么不會越來越懸殊呢?社會貧富差距的懸殊怎么會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呢?何亮亮先生這不是在妖魔化生產力嗎?在何亮亮先生的眼睛里,只有生產力,而看不到生產關系。是真的沒看見呢?還是裝著沒看見呢?我想是在裝。為什么會是這樣呢?因為何亮亮先生是資產階級的走狗,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何亮亮先生說,「因為當時的情況下,讓十億中國人同時很快地富起來,不可能,你只能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你必須要承認,一個社會他只能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問題是,作為執政,富人沒有罪,」。看看何亮亮先生的言論,資產階級走狗的面目不是已經很清晰了嗎?在何亮亮先生看來,人類社會理應是一個弱肉強食的資本主義叢林社會。
三 我們接著從國家的政策來看當今社會貧富差距懸殊的問題。
一個社會貧富差距懸殊的問題,絕不是什么資本家也好開發商也好,因為在他們身上流淌的血液里缺乏道德的緣故。何亮亮先生說,「鄧小平在改革開放的初期說過,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個話絕對是對的,確實是真理。」
總設計師說過,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還說過先富帶動后富,最終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何亮亮先生偏偏不提總設計師的后半句。當然,何亮亮先生即使提了那個后半句又有什么用呢?大家都知道,在市場經濟里面,資產階級永遠是一小撮人,就像在草原的動物生態鏈中處于最頂端的永遠是威風凜凜的獅子,而絕不可能是食草系的牛羊一樣,資產階級絕不會把自己已經到手的剩余價值再勻分給窮人,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因此,既然有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就絕不會有獅子幫牛羊走共同富裕的事情發生。發展生產力,絕不是社會主義社會所獨有的政治任務,任何社會形態,無論是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都存在著發展生產力的問題,都以發展生產力為目標,一種社會形態只要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就會產生社會革命。所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可能成為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路線,社會主義社會之所以有別于人類其他的社會形態,在于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是人類歷史自產生階級以來,第一次擺脫了由生產資料私有制帶來的剝削與被剝削壓迫與被壓迫的生產關系。因此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路線只能是反映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領域的階級斗爭,通過階級斗爭維護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并不斷地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進而發展生產力,而這種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不會帶來貧富差距懸殊的社會現象。
因此主席才提出了社會主義的政治路線,是以階級斗爭為綱,綱舉目張,或者說,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其實這兩種說法都是一個意思。階級斗爭反映到政治領域就是政治路線的斗爭,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路線斗爭,階級斗爭是綱,路線斗爭必然也是綱。路線斗爭來自于階級斗爭,路線斗爭要為階級斗爭服務。
為什么會產生以階級斗爭為綱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路線呢?主要由于主席和走資派對于什么是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上的差別引起的。
主席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到了文革時期,主席更是一針見血的指出,「資產階級就在黨內。」
而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不認為黨內有一個資產階級,也不認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在確已消滅了剝削階級和剝削條件之后還會產生一個資產階級或其他剝削階級。現在生產力水平還很低,發展生產力就是中心任務。
實際上,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不能滿足社會生活的需要,這是任何社會形態都存在的基本矛盾,把任何社會形態都存在的普遍性的基本矛盾當做社會主義主要矛盾,這顯然不知道社會主義為什么之所以是社會主義的道理。如果一個社會僅僅是為了發展生產力,那么資本主義也一樣能夠發展生產力,為什么中國非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呢?有這種糊涂思想的人不走上修正主義道路才怪呢。
所以主席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諄諄教導說,「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要認識這種斗爭的長期性和復雜性。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問題,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面,就會變質,就會出現復辟。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內容是,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如果把四項基本原則從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之中單獨拿出來,沒有什么不對的地方。問題是不提階級斗爭,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里不存在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而四項基本原則無論是那一條,都是階級斗爭的產物。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是階級斗爭的產物,有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有了共產黨的領導。共產黨是干什么的?共產黨是搞共產的。搞共產,不搞階級斗爭行嗎?要想搞共產,就必須抓無產階級專政,通過無產階級專政走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又是搞什么的?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享有民主,對于黨內走資派,對于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實行專政。如果在社會主義社會里,沒有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沒有資產階級的存在,沒有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存在,那還搞無產階級專政干什么呢?在社會主義社會里,明明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而否認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那么改開的「社會主義」還是那個原汁原味的社會主義嗎?照此發展下去,必然走向表面上的全民黨、全民社會,實質上的權貴黨、官代會、資代會、名代會、藝代會,再進一步,必然走向資產階級多黨制,必然走向資產階級公民社會。
所以說,如果不承認在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那么四項基本原則,無論是哪一條都立不起來,沒有階級斗爭就不會有四項基本原則。因此在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之中,四項基本原則就變成了形同虛設的東西。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變成一個中心一個基本點,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看看改開三十多年的歷程,改革開放走到今天是不是這個樣子?
而最讓我感到心悸的是,何亮亮先生竟然說,「中國貧富懸殊是社會進步的表現」。此話的底氣從何而來?來自唯生產力論,來自資產階級及買辦資產階級的立場,來自美帝國主義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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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亮亮 中國貧富懸殊是社會進步的表現
http://v.ifeng.com/opinion/china/201103/8ac4779f-c4a0-46cc-beec-599244ae366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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