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魯曉夫真是我們改革開放的啟蒙老師嗎？

朱永嘉

近日上海社聯的機關刊物《探索與爭鳴》在《學術爭鳴》的欄目中發表了一篇重要文章，論文的題目為《赫魯曉夫的改革開放對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啟示》，文章的第一作者名張善德，其身份為中共中央黨校科研部教授、博士生導師，第二作者名蔡丹，其身份是中共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專業博士生。這二個身份應該承認它在當代有一定的權威性。當然，這個刊物也應該是有相當權威的。文章的開頭有一簡明扼要的內容摘要，現抄錄如下，以便于大家共欣賞。

『一九五三年赫魯曉夫上臺后開始對蘇聯經濟、政治等各個方面進行改革，首創了社會主義國家改革開放之先河。赫魯曉夫改革開放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第一例改革，其所取得的經驗教訓為后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開放提供了寶貴的歷史啟示。從這個意義上說，赫魯曉夫改革開放理論實踐對我國改革開放事業有著重要的歷史啟示和借鑒作用：赫魯曉夫公開批判斯大林、推翻冤假錯案、進行思想“解凍”的做法對我國徹底否定“文革”，正確評價毛澤東，平反冤假錯案、掀起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啟示；赫魯曉夫改革開放命題提出的偉大創舉激勵著我們，促使我們正式提出改革開放的概念并對其進行科學界定，赫魯曉夫改革開放以農業為突破口的選擇，為我國改革開放的農業率先提供了有益的歷史經驗；赫魯曉夫經濟體制改革的局限性促使我國對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進行根本改革，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赫魯曉夫政治體制改革的理論實踐，也為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穩步推進提供了歷史的經驗教訓。』

文章還有四個關鍵詞：改革開放、赫魯曉夫、我國、歷史啟示這四個關鍵詞連接在一起，那便是赫魯曉夫啟示了我國的改革開放，也就是說我國這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是在赫魯曉夫啟示下進行并取得成就的，稍有一點常識的人都會覺得這個斷語顯得那么滑稽荒唐而令人可笑。但這是出自中央黨校的科研部教授和博士生導師，而且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專業的博士生的博士論文，這難道就是解放思想的方向嗎？他們怎么那樣缺乏中國和世界當代史方面的歷史常識呢？這里有三個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一是赫魯曉夫在其執政的那些年，在中蘇關系上究竟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二是赫魯曉夫的所謂改革開放究竟給蘇共和蘇聯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帶來了什么樣的結果？三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有沒有以赫魯曉夫為師來推行改革開放呢？回顧一下鄧小平對赫魯曉夫面對面的斗爭或許還是有益的，只要通過對中蘇關系史的回顧，這三個問題便不難回答了。

先說第一個問題，在中蘇關系史上赫魯曉夫曾經扮演過什么樣的角色，我說他扮演的是一個忘恩負義背信棄義的角色。他以大國沙文主義的態度，一再以老子黨自居。從破壞兩黨關系到破壞兩國之間的國際關系，直到兩國之間在邊境上的軍事對峙。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怎么也不能認賊作父啊！一九六零年九月十七日到二十二日，中共由鄧小平為團長與蘇共在莫斯科參加二十六國共產黨起草委員會的會議。在歡迎宴會上，赫魯曉夫首先挑起論戰，他對鄧說：“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是個小黨，另搞一套，弄得共產主義運動不團結，中國應該有一個態度才是。”赫這些指桑罵槐的話是對著中共說的，故鄧對他說：“阿爾巴尼亞是一個小黨，但他們堅持獨立自主，你們應該好好尊重人家。”赫說：“他們拿了我們的金子和糧食，可是反過頭來罵我們。”鄧說：“援助不是為了控制和干涉別人。再說，你援助了人家，人家也援助了你嘛。”實際上在赫魯曉夫內外交困的時候，是中共支持了赫，使他站穩了腳跟，緊接著他就翻臉不認人，干涉中國的內政。鄧小平在那次會議上作了長篇發言，指責蘇共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對中共搞突然襲擊，撕毀簽訂的蘇聯援華協議，撤走全部在華專家，把兩黨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擴大到兩國關系上，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損失。蘇共在處理兄弟黨、兄弟國家的關系上以老子黨、老子國家自居，赫公然對鄧說：“高崗是我們的朋友，你們清除了他，就是對我們的不友好，但他仍然是我們的朋友。”鄧小平當場頂住他，并說：“這可是你說的話啊。你這個講法要記錄在案。”赫還說：“你們不是喜歡莫洛托夫嗎？你們把他拿去好了，把他給你們，但高崗是我們的朋友。”在兄弟國家、兄弟黨內尋找和安置自己的代理人，根本上違反了兄弟國家之間互相尊重主權互不干涉他國和他黨內政的原則，所以鄧小平說：“荒唐，簡直是無稽之談。”從赫這些話可以看到蘇共一直想在中共黨內物色和組織他們的代理人，以便里應外合，從內部顛覆中共的領導機關，至于高崗同志的實際狀況那是另一回事。他有缺點，把他作為蘇共在中共黨內的代理人，是蘇共他們的一廂情愿。王明過去一直是蘇共和第三國際安置在中共黨內的代理人嘛！在中蘇關系還能繼續維持的狀態下，王明名義上還是中共的中央委員，在王明自領導崗位下臺以后，蘇聯還一直想在中共黨內尋找新代理人，因而在中蘇關系趨于高度緊張和分歧不斷擴大之際，這也就難怪毛澤東當年對蘇聯提出要在中國搞長波電臺，搞聯合艦隊時，就立即會敏銳地感覺到蘇聯又要干涉和控制中國，毛在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找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談話時，講到自己第一次訪問莫斯科時，斯大林在他下榻的別墅里安裝了竊聽器，蘇聯駐新疆的領事館通過同當地領導人及其他省區黨委領導人獲取情報，尤金前任的蘇聯駐華大使羅申通過非官方渠道獲取情報，事實上早年高崗與蘇聯在中國東北專家小組的負責人科瓦廖夫關系就不正常。毛在講話中也曾提到高崗向科瓦廖夫提供中共黨內的情況。許多年以后鄧小平在回顧這段歷史時，仍然強調中蘇關系之惡化，“不是指意識形態爭論的那些問題，這方面現在我們也不認為自己當時說的都是對的，真正實質問題是不平等，中國人感受到屈辱。”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中蘇之間的對峙，為防止蘇共在中共黨內的顛覆活動，它部分促成了中國國內的反修、防修和文化大革命運動，而外國的封鎖，使我們完全封閉于世界外部，再加上先是蘇聯的逼債，接踵而來的是蘇聯在邊境上的軍事挑釁和中蘇之間的軍事對峙，這一切都成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嚴重障礙，而赫魯曉夫在這個過程中起了極其惡劣的關鍵作用。要說真對改革開放有什么影響的話，如果說是由他們逼出來的，那到還有一點像。

至于第二個問題，赫魯曉夫的改革開放，給蘇聯帶來了什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嘛！聽其言、觀其行、察其果。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給蘇共和蘇聯社會主義國家帶來的是災難性的走向毀滅的結果，這已為歷史所證明。赫魯曉夫是一九六四年十月下臺的，是那時蘇共中央全體會議撤消了他黨內外一切職務，蘇斯洛夫代表蘇共中央作了撤銷赫魯曉夫職務及其原因的報告。赫魯曉夫曾經反對過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然而蘇斯洛夫的報告則指責赫把權力都集中在自己手里，并且隨心所欲地把成績都歸為己有，自我吹噓，任人唯親，那么他推行的豈不還是個人崇拜及他個人的專制獨裁嗎？至于他在政治經濟體制的改革上，也是失敗的，在農業上他瞎指揮，學習美國掀起種植玉米、發展養殖業的熱潮，結果他破壞了蘇聯的農業，最終這成了人們嘲弄赫魯曉夫的政治笑話，在政治體制上他大搞工業、農業平行黨委。蘇斯洛夫指責他成立工業黨委和農業黨委，造成管理混亂，助長兩黨制形成，蘇共的最終瓦解便是承認多黨制，承認黨內反對派，最終徹底導致蘇聯社會主義國家和蘇共的解體。蘇斯洛夫還指責他在科研及其他問題上的種種瞎指揮；在處理兄弟黨和兄弟國家關系上他態度傲慢。實際上赫所繼續奉行的大國沙文主義路線正是促使社會主義陣營解體的根本原因。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是一脈相承的啊！我們的改革開放怎么能沿著赫魯曉夫那段歷史所啟示的這樣一條走向自取滅亡的道路前行呢？那還不是往死路上走嘛！在赫執政的十一年間，對東歐各國黨和政府的影響造成了災難性的后果。對東歐各國黨和政府的最終解體赫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我們頂住了赫的影響，才得以避免這場災難性的后果。

至于第三個問題，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從來沒有說過我們的改革開放要以赫魯曉夫為師啊！我們改革開放的目標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不斷地鞏固和加強執政黨的地位，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難道我們能全盤照搬西方所說的民主政治制度嗎？難道我們能在中國推行輪流執政的兩黨制和多黨制嗎？我們能在實踐上跨出這一步嗎？能在黨內形成反對派嗎？能向西方那樣搞街頭政治嗎？也能在中國搞什么紅衫軍和黃衫軍嗎？難道我們能放棄統一集中的共和國制度，搞所謂聯邦制嗎？難道能放縱海外反華勢力推動西藏獨立運動嗎？能縱容東突在中國境內搞恐怖活動嗎？能允許“○八憲章”在國內廣泛開展簽名運動嗎？這些都是大是大非的問題，沒有任何可以含糊的地方。我們總得以中國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為重，在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上，決不能圖虛名而遭實禍。過去我們講過學習蘇聯的經驗，但我們實際奉行的始終是依照自己的國情走自己的路。今天我們要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接受西方的進步思想文化，但決不是照搬照抄，一切按西方的所謂國際標準，我們還是應該遵照中國的實際國情，走自己的道路，在政治和經濟上始終保持自力更生、獨立自主的宗旨，唯其如此才能少吃一點虧，少上一點當。再說解放思想是堅持馬克思主義與實事求是的精神，是為了把人們的思想從教條主義、經驗主義、主觀主義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不是要偏離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不能借解放思想之名，拿什么全盤西化去搞亂人們的思想。我們仍然應該提倡提倡愛國主義，反對一切賣國主義、反對放縱崇洋媚外思想的泛濫，特別是對赫魯曉夫思想之重新抬頭。在一些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含糊不得，要辨清楚是和非。有一些問題是風起于青萍之末，我們必須把那些歪風邪氣堵絕于萌芽狀態，千萬不能等到它刮起八級以上大風時，再去收拾，那可就難了。因為多數人的思想被搞混了，再來爭論那就損失大了。故在其初始狀態，就要允許不同意見的交鋒以發揚正氣，是非總是在比較和爭辯的過程中逐漸清晰起來的。僅靠行政系統的管卡壓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思想上的問題需要通過爭論和對照事實及權衡利弊得失來分清是非，管意識形態的人自身要懂意識形態，他不能僅僅依靠行政上擺威風的官僚架子行事，更要懂行，能自己獨立地分辯各種社會思潮的香臭才行。搞市場經濟不是全盤私有化，我們仍然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不是搞資本主義，不是搞唯利是圖，搞企業和干任何事不僅僅是追求企業利益的最大化，還得講社會責任。我們執政是為民，發展經濟也是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不是為了那些少數特殊利益集團的需要啊！

如果一定要說赫魯曉夫的改革開放對我們有什么啟示的話，那么最重要的啟示是它是一份非常難得的反面教材，千萬警惕不要重蹈他們的覆轍，不要沿著他們的軌跡向亡黨亡國的道路上滑行，給社會帶來一次大的動蕩和不安。故千萬警惕由思想上的混亂不知不覺地滑向歧路而不知歸途。這篇文章的作者是中央黨校的教授和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專業的博士生寫的，豈不更令人深思嘛！我并無責怪年輕博士生的意思，作為中央黨校的博士生導師，豈能那樣誤人子弟。再說黨校應該成為全社會解放思想的先導，但解放思想就是這個方向嗎？這樣的文章絕不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應有之義，我不知黨校怎樣通過這篇博士論文的。《探索與爭鳴》在社科類刊物中當然應該居于核心期刊的序列。據《中國青年報》載：在核心期刊上發表論文每頁版面當要收費一千二百元，這篇文章一共十頁，不知刊物是否收了一萬二千元現金，如果真有這樣的現金交易，刊物的編輯知不知道你們在這里出賣什么嗎？文章是發表在《學術爭論》的欄目上，既然是爭鳴，能不能也發表我這篇文章爭鳴一下呢？若要收費，那我可玩不起。現在的博士生每人要在核心刊物上發表三篇文章才能畢業，只管量，不管質，這樣的辦法非逼得博士生們去花錢買版面不可。那樣就只能提倡抄襲之風，或者搞一點新奇古怪的東西，然后花錢去買版面就是了。這正是我不責怪那位年輕博士生的原因之一，環境如此，他也是被逼無奈啊！論文不在量，而在質，一篇好文章能傳世千古，抵得上千萬篇垃圾文章。教育的管理既有量的問題，更有質的問題，沒有質的保證，所有的量都是空的。只管數量，不管品質那是高等教育管理行政化官僚化的體現，是管理者無能的表現。其結果往往是表面上轟轟烈烈，實際上形式主義泛濫，這種管理所造成的結果從教育講可能是竹籃子打水一場空，誤人子弟；而從學術上講，一方面束縛人們的聰明才智，另一方面使我們的社會環境彌漫著腐敗的腥味，到處自欺欺人；當然它會敗壞社會風氣，于國于民，有害無益。

                       2009年5月3日

附文：

　　
　　內容摘要 1953年赫魯曉夫上臺后開始對蘇聯經濟、政治等各個方面進行改革，首創了社會主義國家改革開放之先河。赫魯曉夫改革開放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第一例改革，其所取得的經驗教訓為后世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開放提供了寶貴的歷史啟示。從這個意義上說，赫魯曉夫改革開放理論實踐對我國改革開放事業有著重要的歷史啟示和借鑒作用：赫魯曉夫公開批判斯大林、推翻冤假錯案、進行思想“解凍”的做法對我國徹底否定“文革”，正確評價毛澤東，平反冤假錯案，掀起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啟示；赫魯曉夫改革開放命題提出的偉大創舉激勵著我們，促使我國正式提出改革開放的概念并對其進行科學界定；赫魯曉夫改革開放以農業為突破口的選擇，為我國改革開放的農業率先提供了有益的歷史經驗；赫魯曉夫經濟體制改革的局限性促使我國對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進行根本變革，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赫魯曉夫政治體制改革的理論實踐，也為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穩步推進提供了歷史的經驗教訓。
　　
　　關 鍵 詞 改革開放 赫魯曉夫 我國 歷史啟示
　　
　　作者 1張喜德，中共中央黨校科研部教授、博士生導師；2蔡丹，中共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專業博士生。（北京：100091）
　　
　　1953年赫魯曉夫上臺后開始對蘇聯經濟、政治等各方面進行調整和改革，首創了社會主義國家改革開放之先河。赫魯曉夫執政11年，也改了11年。其改革開放有著巨大成就，也遭遇很大挫折。歷史總是前后相繼的，后人總是在前人開創事業的基礎上，又吸取前人經驗教訓而取得輝煌事業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赫魯曉夫改革開放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第一例改革，無論其成功與否，其所取得的經驗教訓都會成為后世社會主義國家改革開放的經驗教材，對其改革開放理論和實踐的正確推進起到寶貴的歷史啟示和借鑒作用。所以，赫魯曉夫改革開放經驗教訓對我國改革開放事業不無啟示和借鑒作用。在這里，我們簡要回顧一下赫魯曉夫改革開放和我國改革開放事業的歷史進程，從“改革開放思想準備”、“改革開放命題提出”、“改革開放體系構建”三個方面來談談赫魯曉夫改革開放理論實踐對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啟示。
　　
　　改革開放思想準備——赫魯曉夫的歷史創舉對我國的歷史啟示
　　
　　一、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公開批判與我國對“文革”的徹底否定
　　
　　1.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公開批判
　　
　　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作了《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報告。在這個報告中他詳細揭露了斯大林大搞個人崇拜及其他種種破壞法制和民主的行為，以及這些行為所造成的嚴重危害。報告揭露了斯大林利用黨和人民賦予他的權力和地位大搞個人崇拜、個人迷信；嚴重破壞黨的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制，個人集權、個人專斷作風嚴重。報告還批判了斯大林的“人民敵人”概念和搞“大清洗”的錯誤做法，指出在社會主義已經基本建成、敵我矛盾已經不是社會主要矛盾的情況下，斯大林卻大搞階級斗爭，運用暴力手段大肆清洗黨和蘇維埃的工作人員，其目的是要借助于“大清洗”和鎮壓“人民敵人”來排除異己。報告還對斯大林在衛國戰爭、在民族問題、在農業問題等方面所存在的一些嚴重錯誤進行了揭露和批判。值得注意的是，赫魯曉夫在嚴厲批判斯大林的同時，并沒有全盤否定斯大林。報告指出了斯大林的巨大歷史功績，肯定了他在革命戰爭時期以及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所起的積極作用，“斯大林在過去是為黨，為工人階級和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做出過重大貢獻的”［1］。
　　
　　當然，赫魯曉夫在批判斯大林錯誤時，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不足。尤其在分析個人崇拜產生的原因時，他把原因主要歸結于斯大林的個人品質和性格缺陷，而沒有更多地看到體制和制度方面存在的問題。但總體來說，赫魯曉夫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公開批判，在蘇聯國內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掀起了一場影響深遠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解放運動，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理論和實踐的發展有著重大推動作用。
　　
　　2.我國對“文革”的徹底否定
　　
　　赫魯曉夫評價斯大林的做法對我國產生了重要啟示。我國在如何對待“文革”，如何評價毛澤東的問題上借鑒了其正確的做法和有益經驗，同時也吸取了其教訓，從而使我國對這個問題處理得更成功，更圓滿，效果也更好。
　　
　　“文革”結束后，隨著撥亂反正的深入進行以及改革開放的展開，如何評價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尤其是“文革”錯誤，如何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問題日益顯示出極端的重要性，歷史地擺在黨和人民的面前。在這種情況下，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黨中央果斷做出了通過黨的歷史決議形式，為黨和國家過去的歷史以及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做出正式結論的英明決策。用他的話說，這叫總結歷史，開辟未來。他認為這個時機已經成熟，“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2］。在起草決議的過程中，鄧小平又多次發表談話，對歷史決議起草的總的原則和其他一系列重要問題提出了重要的指導性意見。
　　
　　在鄧小平的親切關懷和指導下，《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在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順利通過。《決議》把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同經過實踐檢驗是正確的毛澤東思想區分開來，既否定了“文革”等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又維護了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決議》堅決否定了“文革”，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3］。《決議》指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不符合馬克思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明顯地脫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軌道”［4］。《決議》對毛澤東晚年所犯的錯誤尤其是“文革”錯誤進行了實事求是的揭露和批判：“這個期間工作中的錯誤，責任同樣也在黨中央的領導集體。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錯誤歸咎于毛澤東同志個人。這個期間，毛澤東同志在關于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展得越來越嚴重，他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黨中央未能及時糾正這些錯誤。林彪、江青、康生這些野心家又別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長了這些錯誤。這就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5］。由此，《決議》并沒有全盤否定毛澤東，而是在此基礎上正確地評價了毛澤東，認為毛澤東雖然對“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嚴重錯誤負有主要的領導責任，但這終究是一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于他的過失”［6］。《決議》概括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涵義，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決議》的通過標志著我黨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歷史任務的順利完成。
　　
　　二、赫魯曉夫對斯大林時期冤假錯案的推翻與我國對“文革”時期冤假錯案的平反
　　
　　1.赫魯曉夫對斯大林時期冤假錯案的推翻
　　
　　斯大林時期大肆破壞社會主義法制和民主，制造了大批冤假錯案。赫魯曉夫意識到推翻這些冤假錯案對于糾正斯大林時期的種種錯誤，徹底批判個人崇拜有著積極的意義。他指出：“審查結果已經證明，那些在大清洗年代受難的同志都是赤膽忠心的革命戰士，難道我們忍心讓他們仍然遭受不白之冤而繼續關在監獄或流放地？況且，這些同志的冤情遲早要被昭雪，早昭雪我們便會占據主動，贏得人民的尊重”［7］。因此從1953年起，他開始逐步進行平反冤假錯案工作。蘇共中央還專門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負責平反冤假錯案工作。從1954年到1956年，法庭已經恢復了37000多人的名譽。針對黨的其他領導人出于各種利益考慮對平反工作百般阻撓、設置障礙，赫魯曉夫指出，要“像一般所說的‘用金鋼砂擦去污穢’一樣來觸及我們的缺點，而不要害怕觸動自己朋友的痛處。這就能夠發掘出新的巨大潛力，并使它服務于我們的共同事業”［8］。在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報告中，赫魯曉夫對斯大林利用“人民敵人”的說法，通過暴力手段進行“大清洗”的錯誤做法進行了嚴厲批判。蘇共二十大之后，平反冤假錯案工作在全國范圍內大規模展開，僅1956—1957年，就有700萬—800萬人被釋放回家，另外500萬——600萬人在死后得到平反昭雪。赫魯曉夫平反冤假錯案對于扭轉當時極不正常的社會政治生活局面，恢復黨和國家正常秩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為徹底的撥亂反正和改革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礎。
　　
　　2.我國對“文革”時期冤假錯案的平反
　　
　　與赫魯曉夫在“整頓”、“清理”過程中推翻冤假錯案相類似，我國在“文革”結束后的撥亂反正過程中也大量平反冤假錯案。粉碎“四人幫”后，隨著各項政策的初步調整和思想的逐步解放，1978年前后，中央組織部在鄧小平、胡耀邦等老同志的大力支持下，沖破“兩個凡是”的束縛，堅決平反冤假錯案，這項工作開始起步。
　　
　　隨著黨的指導思想撥亂反正的逐漸深入，平反冤假錯案工作得到了強有力的推動。1978年11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揭開了全面平反冤假錯案工作的序幕。在這次會議上，以陳云為代表的一批老同志指出為了真正實現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的轉移，必須首先解決一批重大的冤假錯案和歷史遺留問題。中央采納了這些建議，對一批重大政治事件進行了平反。隨后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事求是地審查和解決了黨的歷史上，一批重大的冤假錯案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掌握了撥亂反正的主動權，全國范圍的平反冤假錯案工作全面展開。到1982年底，全國規模的平反冤假錯案工作基本結束。在三年多的時間里，不僅平反了“文革”中的冤假錯案，而且還糾正了一批“文革”前乃至建國前的冤假錯案。“據不完全統計，在此期間，經中共中央批準平反的影響較大的冤假錯案有30多件，全國共平反糾正約300萬干部的冤假錯案，47萬共產黨員恢復了黨籍，數以千萬計的無辜受株連的干部和群眾得到了解脫。”［9］平反冤假錯案和調整社會關系，正確地解決了一系列的歷史遺留問題，調整了人民內部矛盾，極大地調動了各方面的積極性，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奠定了良好的社會政治環境。
　　
　　三、赫魯曉夫的思想“解凍”與我國的解放思想運動
　　
　　1.赫魯曉夫的思想“解凍”
　　
　　思想文化層的“解凍”是以蘇共中央對個人崇拜的批判為起點而展開的。1953年6月，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發表文章，第一次公開批判個人崇拜。7月中央全會上，蘇共領導層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批判則更加尖銳。蘇共中央對個人崇拜的批判向全社會清楚地表達了一種信息：蘇共中央對斯大林的態度在發生變化，由個人迷信轉變為批判個人崇拜。這種意圖被思想文化界迅速接受，由此掀起了一場“解凍”浪潮。
　　
　　在蘇共中央反對個人崇拜的“指示”下達后，蘇聯理論界即發表了多篇文章批判個人崇拜，反對教條主義，提倡群眾首創精神。例如，1953年《共產黨人》雜志第13期題為《社會主義思想在社會主義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的文章認為，個人崇拜：“會降低集體領導的作用、黨的中央委員會的作用，會使我們在調動人民群眾的創造性、積極性方面失去斗志，因此根除個人崇拜……是黨的思想工作的迫切任務”［10］。這時期在黨的領導人的講話中也多次談到了個人崇拜的實質、危害。但在蘇共二十大之前，對個人崇拜的批判僅限于“解凍”層面，還沒有取得重大突破。值得注意的是，這時期思想理論界開始對一些理論問題展開有益的探討，如針對斯大林時期“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理論和實踐，重新探討了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問題。這時期還展開了對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問題的探討，探討的結果是普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矛盾。此外，還對一些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展開探討，如提出重視物質利益原則問題。這些理論研究及其成果對于繼續解放人們的思想，促進對一些理論和現實問題的進一步研究，對于赫魯曉夫改革都起到了有益的推動作用。思想文化層的“解凍”同樣對蘇聯文藝界產生了強大的沖擊，蘇聯的文化領域也開始了“解凍”，并逐步活躍起來。
　　
　　2.我國的解放思想運動
　　
　　赫魯曉夫的思想“解凍”深深地啟示了我們，我國則在“文革”結束后，堅決反對“兩個凡是”，反對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掀起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與思想“解凍”比起來，這是一場偉大的解放思想運動，從而使思想解放得更徹底，從根本上實現了黨的指導思想的撥亂反正。
　　
　　粉碎“四人幫”后，當時黨和國家主要負責同志指導思想上仍然堅持“兩個凡是”。“兩個凡是”的實質就是堅持包括“文革”在內的毛澤東晚年的“左傾”錯誤，維護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鄧小平挺身而出，與“兩個凡是”進行了堅決斗爭，強調要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恢復和發揚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正是在反對“兩個凡是”斗爭的推動下，在當時的中國掀起了一場以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為標志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解放運動。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公開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以此為標志，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大討論，開啟了新時期的思想大解放運動。在大討論過程中，鄧小平多次發表重要講話，有力地指導和推動了大討論在全國范圍內的展開。如1978年6月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他強調指出：“我們開會，作報告，作決議，以及做任何工作，都為的是解決問題”［11］，而問題解決的正確與否，這“還需要今后的實踐來檢驗”［12］。他批評道：“我們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講毛澤東思想，卻往往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根本方法”［13］。“有一種議論，叫做‘兩個凡是’，不是很出名嗎？凡是毛澤東同志圈閱的文件都不能動，凡是毛澤東同志作過的、說過的都不能動。這是不是叫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呢？不是！這樣搞下去，要損害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的基本點就是實事求是，就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14］。鄧小平的這些講話，對于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持續深入進行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在1978年11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鄧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講話強調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15］講話高度評價了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意義：“目前進行的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大家認為進行這個爭論很有必要，意義很大。從爭論的情況來看，越看越重要……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16］鄧小平的這篇講話，是在“文革”結束以后，中國面臨著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沖破“兩個凡是”的禁錮，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開辟新時期、新道路，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理論的宣言書。鄧小平對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所作的評價，為隨后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所接受。
　　
　　改革開放命題的提出—— 赫魯曉夫的歷史創舉對我國的歷史啟示
　　
　　一、赫魯曉夫改革開放提出的歷史背景與我國改革開放提出的時代條件
　　
　　1.赫魯曉夫改革開放提出的歷史背景
　　
　　關于改革的思想，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早有論述。早在1843年，恩格斯在《大陸上社會改革的進展》一文中就已表示：“我們也一定會采取必要的步驟，對社會改革進行卓有成效的宣傳”［17］。1890年8月，恩格斯在致奧·伯克尼的信中進一步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18］。列寧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辯證法家恩格斯到臨終時仍然忠于辯證法”［19］。列寧不僅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改革思想，而且果斷地把改革思想付諸于實踐，十月革命勝利后，在俄國初步實行了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的改革。
　　
　　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面對黨和蘇維埃機關中存在的 “官僚主義、貪污受賄、文盲” 三大敵人，列寧嚴厲批評了那種認為不需要改革工人階級國家的政治體制和國家機關，認為改革“只會造成混亂”的觀點，在《寧肯少些，但要好些》、《我們怎樣改組工農檢察院》等文章中，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思想。主要包括：精簡機構，裁減冗員，提高工作效率；建立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實行黨政分開，加強黨的集體領導制度；改革和完善黨和蘇維埃的監督制度；改革干部制度，通過考核錄取選拔國家干部。
　　
　　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列寧主要采取了以下這些改革措施：一、提出了蘇維埃政權應從“赤衛隊進攻資本”向“管理俄國”過渡；二、提出實現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和電氣化，奠定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三、充分利用商品貨幣關系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四、利用國家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五、通過合作制實現社會主義；六、提出了加強以新經濟政策、托拉斯制、經濟核算為核心內容的社會主義經濟管理。
　　
　　關于對外開放思想，馬克思恩格斯早在160年前就分析了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明確指出：“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20］。在此基礎上，十月革命后，列寧指出：“社會主義共和國不同世界發生聯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況下應當把自己的生存同資本主義的關系聯系起來”［21］。“俄國需要同資產階級國家做生意。另一方面，各國資產階級政府也很清楚，沒有俄國，歐洲的經濟生活就不可能調整好”［22］。為此，列寧還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公式：“樂于吸收外國的好東西：蘇維埃政權+普魯士的鐵路秩序+美國的技術和托拉斯組織+美國的國民教育等等等等++=總和=社會主義。”［23］他強調要發展社會主義國家的對外經濟關系，學習和利用外國一切好的東西。布哈林曾形象地把“戰時共產主義制度”稱作是“‘堵塞的’周轉制度”，把新經濟政策“叫做‘開放的’周轉制度”［24］。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能提出上述關于改革開放的思想是十分難能可貴的，這些寶貴思想開了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史上有關改革開放思想和理論的先河，對于后世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開放理論和實踐有著持久的總體性啟示和指導作用。正是由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改革開放思想理論的啟示和指導，才有了后來赫魯曉夫首創性的改革開放理論實踐，以及我國新時期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偉大事業。
　　
　　從20世紀50年代起，隨著國際政治力量對比的變化，國際關系隨之出現多方面新變動，美蘇“冷戰”的局勢開始緩和，蘇聯與西方國家的關系由對抗轉向對話和談判。同時，新一輪的以電子計算機、原子能和航天技術為標志的科技革命在二戰后尤其到50年代中期日益顯現。各國之間的經濟政治聯系進一步密切，對話與合作不斷增加，沖突和對抗不斷減少。與此同時，戰后尤其是到了50年代，斯大林模式逐步陷入困境且日益僵化，已經嚴重地阻礙了蘇聯經濟社會的發展。在斯大林逝世后，當時的蘇共中央即對斯大林的政策進行了調整，如政治思想領域的“整頓”、“清理”，文化領域的“解凍”。通過這些措施扭轉了社會生活的不正常狀態，恢復了正常的社會生活秩序。總之，國際形勢的變化、斯大林模式的弊端以及對它的調整，這些都成為赫魯曉夫改革決策的推動因素，促使赫魯曉夫下決心對蘇聯的政治經濟體制進行改革。
　　
　　2.我國改革開放提出的時代條件
　　
　　我國改革開放提出的時代背景與赫魯曉夫改革開放提出的時代背景相比有很大的歷史相似性。進入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冷戰”局勢繼續緩和，談判和對話逐步取代對抗成為處理國與國之間關系的主流。二戰后開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日益發展成為以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材料技術為標志的信息革命，知識經濟初露端倪。科技革命推動了人類經濟社會的巨大發展，使世界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更加頻繁，聯系日益密切。政治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趨勢明顯加快。與此同時，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在取得輝煌成就的同時，在其后期由于指導思想上“左”的錯誤逐漸占據上風，致使在一系列問題上出現失誤，直至發生“文化大革命”這樣長期的全局性嚴重錯誤。“文革”結束后，我們黨重新恢復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徹底糾正“文革”的錯誤，對各方面的工作進行撥亂反正，初步實現了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這一切促使鄧小平認識到一定要徹底糾正過去指導思想上的“左”傾錯誤，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重新思考中國的問題，重新思考一系列問題，從而真正找到一條符合我國國情和時代特征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新路。
　　
　　二、赫魯曉夫改革開放命題提出的歷史創舉與我國改革開放命題的科學界定
　　
　　1.赫魯曉夫改革開放命題提出的歷史創舉
　　
　　赫魯曉夫上臺后，深深感到蘇聯農業問題的嚴重性，將農業擺在了領導決策的最重要位置。為了解決農業存在的嚴重問題，在1953年9月蘇共中央全會上，赫魯曉夫作了題為《關于進一步發展蘇聯農業的措施》的報告。赫魯曉夫宣布，現階段“最迫切和最重要的國民經濟任務是：在繼續大力發展重工業的同時，求得農業所有部門的迅速高漲，并在今后兩三年內大大增加對我國全體居民的食品供應，同時保證把全體集體農民的物質福利提高到更高的水平”［25］，為此“必須刻不容緩地采取一系列重大的措施”［26］，對農業進行改革。在這一思想指導下，1953年下半年蘇共中央通過了一系列旨在改革農產品收購制度的決議和決定； 1954年2月的中央全會上，赫魯曉夫又作了《關于進一步擴大蘇聯的谷物生產和開墾生荒地和熟荒地》的報告，這些決議和報告正式啟動了蘇聯農業的改革。在宣布對農業實施改革的同時，1954年8月蘇共中央通過了《關于國家銀行的作用和任務》的決議；蘇共二十大通過了《關于簡化生產管理和加強工業活動物質刺激》的決議，由此開始對工業和建筑業進行初步調整和改革。《關于進一步發展蘇聯農業的措施》的報告與上述一系列的決議和報告的出臺，標志著赫魯曉夫以農業為突破口的改革決策的正式提出。
　　
　　在對斯大林時期對外政策進行了一系列調整的基礎上，1956年蘇共二十大上正式提出了蘇聯新的對外戰略和方針，即關于 “現代國際局勢發展的幾個原則問題”［27］。主要包括：“戰爭可以避免”論；兩大體系“和平共處”論；“和平競賽”論以及“和平過渡”論。這些新的思想的提出標志著蘇聯對外政策的重大轉變，同時也標志著赫魯曉夫對外開放思想的形成和正式提出。
　　
　　2.我國改革開放命題的科學界定
　　
　　赫魯曉夫改革開放命題提出的歷史創舉鼓舞、啟示了我們，使我們在這一問題上更自覺，目的也更明確。我國明確地提出了“改革開放”概念，并通過中央全會的形式將其確立為戰略總方針，同時對其涵義進行了科學界定。1978年12月17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隆重召開。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指導下，全會果斷決定停止“以階級斗爭為綱”，決定從1979年1月起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全會正式確立了改革開放的戰略總方針，全會公報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對經濟管理體制和經營管理方法著手認真的改革，在自立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28］正如鄧小平所說：“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了這樣的一系列方針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這些政策概括起來，就是改革和開放。”［29］這樣，我國就完整地提出了改革開放的科學命題。
　　
　　在此之后，鄧小平在領導我國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過程中，針對改革開放政策在實踐中遇到的問題以及人們的一些困惑，又多次對“改革開放”命題發表談話或講話，對其進行了科學界定。鄧小平深刻地闡述了改革的科學涵義。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個好制度，必須堅持，但其具體體制方面則存在著弊端，束縛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因此我們必須改變這些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弊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我們所有的改革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就是掃除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障礙”［30］，因此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在改革開放中不斷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但正因為改革的目的是為了掃除生產力發展的障礙，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就決定了改革的性質不是原有體制細枝末節的修補，而是對原有體制的根本性變革。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也可以叫做革命性的變革”［31］， 它實質上是一場革命，鄧小平就指出“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32］。鄧小平對對外開放進行了科學界定。鄧小平把對外開放作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必須實行對外開放，而且是要全方位的開放。“我們是三個方面的開放。一個是對西方發達國家的開放，我們吸收外資、引進技術等等主要從那里來。一個是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開放，這也是一個方面……還有一個是對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開放……所以，對外開放是三個方面，不是一個方面”［33］。鄧小平也指出我國對外開放政策是一項長期不變的政策，“我們的政策是不會變的。要變的話，只會變得更好。對外開放政策只會變得更加開放。”［34］對外開放“是一項長期持久的政策，本世紀內不能變，下個世紀前五十年也不能變。五十年以后中國同外國在經濟上將更加緊密地聯系起來。”［35］
　　
　　改革開放體系構建——赫魯曉夫的歷史創舉對我國的歷史啟示
　　
　　一、赫魯曉夫改革開放農業突破口的選擇與我國的改革開放的農業率先
　　
　　1.赫魯曉夫改革開放農業突破口的選擇
　　
　　如上所述，到了戰后，蘇聯農業的發展逐步陷入困境。1953年9月，蘇共中央全會決定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對農業實施改革。1953年下半年，蘇共中央通過一系列改革農產品收購制度的決議；1954年2月蘇共中央全會又提出大規模開墾荒地的決定。以這兩項措施的出臺為標志，赫魯曉夫啟動了蘇聯農業的改革，農業成為了赫魯曉夫改革的突破口。
　　
　　赫魯曉夫的農業改革，主要圍繞兩大思路展開，即“下放權力”和“物質刺激”。
　　
　　“下放權力”思想。圍繞這一思想，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改革農業管理機構。1962年3月蘇共中央全會通過決議認為，目前的農業管理機構同農業增長的需要不相適應，因此必須根本改組農業管理機構及其工作，使其更接近農業生產，工作具體而富有成效。全會決定，在各州、邊疆區和共和國建立領導農業生產的地區性機構集體農莊—國營農場或國營農場—集體農莊生產管理局和農業委員會來具體領導各地區的農業工作，在中央則建立全蘇農業委員會。改組機器拖拉機站。赫魯曉夫認為“機器拖拉機站的形式已經不能滿足集體農莊生產發展的需求，并且開始阻礙農業生產力的發展”［36］。因此，1958年2月蘇共中央全會正式決定改組機器拖拉機站。具體措施是：把機器拖拉機站的機器設備賣給集體農莊，使之變為集體農莊的財產，同時將機器拖拉機站的原有技術人員轉到集體農莊，以充實集體農莊的技術力量；原有機器拖拉機站改組為技術修配站，為集體農莊提供農資和技術服務。
　　
　　“物質刺激”思想。圍繞這一思想，采取的措施包括：改革農產品采購制度。1958年6月蘇共中央全會通過決議，決定對農產品的采購制度和采購價格進行全面改革。取消現行的義務交售制和對機器拖拉機站工作的實物報酬制，改成統一的國家采購形式。同時取消多種價格，實行國家為各地區分別規定農產品的統一價格的形式。針對這一政策在實踐過程中出現的問題，1961年2月蘇共中央又作出決議，規定從1961年起采用合同訂購方式，國家通過與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訂立合同的方式來收購農產品。探索新的勞動組織形式。為了有效調動集體農民的勞動積極性，赫魯曉夫在農村探索并推廣了機械化包工到組形式。在此推動下，當時許多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都因地制宜地建立起各種形式的承包責任制，主要分三種形式：承包到隊的綜合機械化生產隊；承包到組的機械化小組，承包到家的農機手家庭承包。這三種類型都是建立在經濟承包責任制基礎之上，生產者的最終勞動成果與其收入直接掛鉤，多勞多得，這就極大地調動了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然而，這種新型的承包責任制形式并沒有成為農業改革的主要思路和方向，后期他也沒有沿著這條路再繼續探索下去。此外，農業改革過程中，赫魯曉夫還針對農業中報酬不合理的現象提出了一些重要思想；在農業改革前期，赫魯曉夫對集體農民的個人副業采取了鼓勵和扶持的積極政策。
　　
　　赫魯曉夫農業改革開啟了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先河。他敢于揭露農業中存在的缺點，批判了傳統的農業體制，勇敢地向這一體制發起挑戰；同時提出一系列富有創造性和啟示性的農業改革思想。但由于受當時歷史條件和認識水平的限制，赫魯曉夫農業改革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有許多矛盾性和局限。總之，赫魯曉夫農業改革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而無論其經驗或教訓尤其是以農業作為整個改革突破口的這種有益做法，都為后世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特別是我國農業改革提供了歷史的啟示和借鑒。
　　
　　2.我國改革開放的農業率先
　　
　　建國后，由于我國照搬了蘇聯高速發展重工業的經濟模式，致使農業長期得不到有效發展，農業發展嚴重滯后。其次我國的特殊國情也決定了農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占有基礎性地位，農業穩不穩，農村發展好不好，直接影響和決定著整個經濟社會的穩定和國民經濟素質的提高。同時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經驗教訓，尤其是赫魯曉夫以農業為突破口的改革作法，也啟示了我們，證明以農業改革為突破口從而帶動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做法，無疑是一種穩妥和可靠的做法。以上這些因素就決定了我國改革同赫魯曉夫改革一樣，率先從農業改革著手，把農業作為改革的突破口。
　　
　　赫魯曉夫農業改革的理論實踐啟示了我們，使我國農業改革在充分吸取其經驗教訓基礎上，少走了許多彎路。我國農業改革從一開始就抓住了問題的主要矛盾，實行了家庭承包責任制改革，從而造成了農村改革的突破，并由此帶動了農村各方面的改革。并且與赫魯曉夫缺乏農業商品經濟觀念僅在擴權和物質刺激這些淺層次上的改革相比，我國的改革則在實行生產責任制的同時逐步放開各類農村市場，大力發展農村商品經濟，從而真正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生產力。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在安徽、四川等部分地區出現了“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等生產責任制形式。這種新的農業經營形式適應了我國農村生產力的發展狀況，受到了農民的歡迎，也得到了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志的支持。因此，它一出現就以不可阻擋之勢在各地蓬勃發展。針對這一過程中所出現的問題和人們的種種疑慮，鄧小平指出：“農村政策放寬以后，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經濟的主體現在也還是生產隊。這些地方將來會怎樣呢？可以肯定，只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關鍵是發展生產力。”［37］在鄧小平的推動下，1982年1月中共中央批轉的《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第一次明確了包產到戶的社會主義性質。1983年1月，中共中央1號文件從理論上系統地概括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巨大優越性和適應性，明確了包產到戶是集體經濟的一個經營層次，從而正式確立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我國農村生產經營制度改革的主要形式。自此，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全國范圍內迅速得到了廣泛普及，到1983年底，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已成為我國農村的基本生產經營形式。
　　
　　以后，隨著經濟體制的全面改革，農村的改革也進入了全面推進和深化階段。這一階段在繼續穩定和完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同時，采取的主要改革措施包括：尊重生產隊和農民的經濟自主權，允許農村因地制宜發展多種經營，調整農村產業結構和種植結構；取消農產品的統購統銷政策，對重要農產品改用合同定購政策同時大幅度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格；搞活農村流通領域，逐步放開農產品市場，允許農民自由出售完成收購任務后的農產品；允許農村個體和私營經濟的發展，形成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局面，允許一部分地區和農民先富起來。這些改革措施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我國農村生產力，使我國農業和農村的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此后的改革開放過程中，我黨也始終堅持農業率先原則，在整個經濟社會的發展過程中把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問題始終放在優先考慮的位置。
　　
　　二、赫魯曉夫的經濟體制改革與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
　　
　　1.赫魯曉夫的經濟體制改革
　　
　　斯大林時期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在戰后愈益明顯地暴露出來，嚴重阻礙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因此，赫魯曉夫上臺后，在對農業進行改革并取得巨大成績的情況下，也開始了以工業和建筑業管理體制改革為重點的經濟體制的全面改革。
　　
　　赫魯曉夫對工業和建筑業管理體制的改革按照時間順序及其改革思路的發展來看，主要可以分為三個組成部分：初期對工業和建筑業的調整和改革；1957年對工業和建筑業的大改組；支持“利別爾曼建議”的討論和試驗。對工業的初步改革。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在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中，貫徹物質利益原則，運用經濟杠桿的調節作用；擴大地方和企業的自主權；改組工業管理機構。1953—1956年這一時期工業和建筑業的初步調整和改革，可以看作是以后工業大改組的前奏或醞釀階段。
　　
　　工業和建筑業大改組。1957年2月，蘇共中央全會通過《關于進一步改善工業和建筑業的管理組織》的決議。決議指出現有工業和建筑業管理結構的重大缺點是管理體制中的本位主義和部門壁壘現象，它破壞了分布在統一經濟區內不同工業部門企業之間正常的經濟聯系，限制了地方黨政機關在領導經濟方面的能動性。如果將部門管理制改為地區管理制，就可以有效地消除上述弊端，使領導更接近生產，提高地方黨政機關在經濟建設中的作用，從而使工業和建筑業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為此，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一是由中央部門管理體制轉向地區管理體制。絕大多數的部被撤銷，一些部門被合并；在全蘇建立了105個經濟行政區。二是建立國民經濟委員會來管理工業和建筑業。每一個經濟行政區都設立一個國民經濟委員會來具體領導本區的經濟工作。三是改變國家計劃機構職能，擴大加盟共和國的權力。這次改組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赫魯曉夫所揭露的那些部門管理體制的缺陷，促進了地區經濟的綜合協調發展。但這次改組并沒有產生良好的整體效應，改組不久，整個國民經濟出現了混亂局面，各種問題不斷暴露。為了改變這種狀況，赫魯曉夫又不得不往回退，從1959年起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強中央對工業集中領導的措施。
　　
　　支持“利別爾曼建議”的討論和試驗。1962年9月，蘇聯經濟學家利別爾曼發表了《計劃、利潤、獎金》一文，對蘇聯的經濟體制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建議，故稱“利別爾曼建議”。“利別爾曼建議”的核心是擴大企業的自主權，反對用行政命令辦法管理企業，通過從企業創造的利潤中提取一定獎金的辦法來刺激企業接受較高的生產任務，改善經營管理。在赫魯曉夫的支持下，圍繞“利別爾曼建議”，蘇聯理論界展開了一場規模空前的大討論，這場大討論涉及到一些重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提出了不少有價值、有深度的觀點。“建議”及其所引起的討論使赫魯曉夫受到很大啟發，他指出：“應該委托計劃機關、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仔細地研究這些建議，利用所有有條理的、明智的建議來改進計劃工作”［38］。在他的倡導下，成立了一些委員會來研究“建議”及其討論過程中所提出的問題。1963年初還成立了專門委員會對討論中各種觀點和建議進行研究和總結，1964年專門委員會對這次討論作出了科學的權威性總結。在支持大討論的同時，赫魯曉夫還積極倡導“利別爾曼建議”的試驗。1962年10月，國家計委決定在一些地方和企業中對“建議”進行試驗，隨后又擴大了試驗范圍。“利別爾曼建議”的討論及其實驗推動了蘇聯經濟體制改革向著深層次的方向發展。
　　
　　赫魯曉夫經濟體制改革是對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的一次巨大沖擊。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績，也存在著重大失誤；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這些都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寶貴財富，為后世社會主義國家通過經濟體制改革找到一條解放和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的正確道路，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啟示。
　　
　　2.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
　　
　　現在看來，赫魯曉夫經濟體制改革主要是局限于放權讓利的淺層次改革，但正是這種淺層次改革的局限性深刻地啟示了我們，使我們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結合自身的經驗，逐步認識到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根本弊病，認識到僅在放權讓利層次上改革是遠遠不夠的，只有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計劃經濟體制，建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才能從根本上解放和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
　　
　　改革開放初期，伴隨著農村改革的啟動，我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也以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驗的形式而展開。隨后，農村改革取得突破并全面推進，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也開始起步。起步階段主要進行了“放權讓利”的改革，同時也調整了國家與地方的關系。對外開放也以興辦經濟特區形式邁出了第一步。這一時期，隨著解放思想的不斷深入，黨在計劃與市場及其相互關系問題上打破了過去的“左”傾束縛，意識到了計劃經濟的缺陷和市場調節的重要作用。因此采取的方針是以計劃經濟為主，同時強調發揮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這一原則在十二大上得到正式確立，1982年黨的十二大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在這個問題上取得了突破，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強調“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這個《決定》標志著我國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為主轉向計劃與市場相結合。以十二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為標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展開。這時期采取的主要改革措施包括：深化企業改革，把轉換企業經營機制作為改革的重點；建立和發展多種市場；改革價格管理體制和形成機制，發揮市場調節作用；改革政府管理經濟的方式，由直接計劃管理轉為實行間接調控；對外開放已經形成由沿海到內地逐步推進的對外開放格局。在這一基礎上，黨的十三大指出，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也就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但在十三大之后，尤其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計劃與市場及其相互關系等問題上，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爭論的焦點是市場經濟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在這一重大歷史關頭，鄧小平再一次挺身而出，1992年初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對這個問題作了精辟的論述，使全黨全國的思想又獲得了一次解放。鄧小平指出：“不要以為，一說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么回事，兩者都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39］“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40］，“問題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發展社會生產力”［41］。“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42］鄧小平的這些論述從根本上解除了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看作屬于社會基本制度范疇的思想束縛，使黨對計劃和市場及其相互關系問題的認識有了新的重大突破，為黨的十四大正式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奠定了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1992年10月，十四大明確提出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43］
　　
　　十四大以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開始有目的、有意識地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進行各項配套改革。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決定》依據黨的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目標和要求，進一步構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明確了我們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完成的主要工作，《決定》成為90年代我們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行動綱領。按照以上部署，從1994年起，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向著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整體推進，重點突破”，主要進行了以制度創新為內容的國企改革；建立和完善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建立社會保障制度；以及財稅、金融、外貿、投資等各個領域的配套改革。經過努力，在世紀之交，我國已基本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在此基礎上不斷深化和完善，從而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我國的生產力，使整個改革開放事業和我國經濟社會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三、赫魯曉夫的政治體制改革與我國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的穩步推進
　　
　　1.赫魯曉夫的政治體制改革
　　
　　赫魯曉夫政治體制改革主要著眼于完善社會主義法制和民主，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為此他采取的主要改革措施包括：加強法制建設；加強黨政民主建設；改革干部制度。加強法制建設。針對“整頓”、“清理”過程中暴露出來的種種嚴重違反社會主義法制的現象，赫魯曉夫明確指出必須“加強法制”建設。在蘇共二十大上他就強調要加強蘇維埃社會主義法制，批評蘇維埃活動中種種違反法律的行為。他嚴肅指出：“社會主義法治稍稍削弱一點，就會造成目無法紀的專橫的狀態”［44］，因此要堅決“捍衛蘇維埃法律……嚴厲制止哪怕是輕微的目無法紀和胡作非為的現象”［45］。與此同時，赫魯曉夫在實際工作中積極推進法制建設，恢復并加強了法律機構且力圖建立一個比較完整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他領導修改了一系列過時法令，并頒布了一系列新的重要法律。60年代初，赫魯曉夫還提出制定蘇聯新憲法的建議，他認為1936年的憲法已經過時，已經不能適應現時黨和國家的需要。
　　
　　加強黨政民主建設。在加強黨內民主建設方面，赫魯曉夫著重強調了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在蘇共二十大上他提出：“最重要的是恢復和盡力加強列寧的集體領導原則”［46］。為此，赫魯曉夫上臺后，改變了斯大林時期個人專斷的做法，積極貫徹黨的集體領導原則，蘇共定期召開黨的代表大會、中央全會和中央主席團會議，討論“有關黨和國家生活的一切重大問題”。在加強蘇維埃民主制建設方面，赫魯曉夫強調：“我們必須大力發展蘇維埃民主，消除一切阻礙它全面發展的東西。”［47］赫魯曉夫時期，蘇維埃、工會等民主組織的地位有所提高，作用有所加強；這一時期赫魯曉夫對許多關系國家改革發展的重大政策都力主提交全民討論，從而提高了公眾參與程度和政治透明度。在加強民主監督問題上，赫魯曉夫認為：“必須特別重視正確地組織監督工作。”［48］因此他對黨和政府的監督機關及其職能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并成立了黨和國家監督委員會。他指出，黨和國家監察委員會“不僅應當從事檢查和懲治工作，而且主要在于防止發生錯誤和可能發生種種濫用職權的情況”［49］。
　　
　　改革干部制度。這一時期，赫魯曉夫還首次提出并實施了干部更新制度。赫魯曉夫指出，實行干部更新制是“為了徹底貫徹列寧的集體領導制原則，保證更廣泛地吸收黨的新生力量到黨的領導機關中來，把老干部和青年干部正確的結合起來。”［50］同時這項措施還可以有效地防止個人崇拜的發生，“在個人迷信的道路上建立起可靠的管卡”［51］，“將為更徹底地實現集體領導制原則創造新的可能性”［52］。因此，他在蘇共二十二大上正式宣布：“由選舉產生的各級機關的經常更新，今后應該成為不可違反的黨內生活準則，成為國家和社會生活的準則”［53］。為此，蘇共二十二大通過的新黨章規定，在保證領導的連續性的情況下，對于黨選舉產生的各級機關，從黨的基層組織直到中央委員會，都必須實行按照一定的比例經常更新的制度。黨章還具體規定了各級黨的領導機關選舉時的具體更換比例，以及與之相關的其它一些措施。干部定期更新制度是赫魯曉夫政治體制改革中最引人注目也是最有挑戰性的一項措施，它實際上是實行領導干部的任期制，廢除實際存在的領導職務終身制。這一制度的實施極大地沖擊了當時實際存在的領導職務終身制，有助于防止干部隊伍的惰性和老化，也有助于克服權力過分集中于個人手中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種種后果。
　　
　　2.我國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的穩步推進
　　
　　由于受歷史條件和主觀認識的局限，赫魯曉夫政治體制改革只是初步性的、淺層次的，其也沒有一個關于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設想或方案。但盡管如此，赫魯曉夫政治體制改革的理論實踐給我們做出了光輝的榜樣，也深刻地啟示著我們。我國正是在科學總結包括赫魯曉夫政治體制改革在內的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政治體制改革成敗經驗的基礎上，根據我國國情，制定了關于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內容和方針原則等一系列的指導思想。使政治體制改革在黨的領導下，有秩序有步驟地穩步推進。
　　
　　1980年8月鄧小平發表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講話。他在講話中深刻地揭露和分析了我國政治體制中存在的種種弊端及其根源，系統地論述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目的、主要內容和指導方針，形成了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思想。這個講話成為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指導性文件，在講話精神的指引下，我國開始了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探索。在探索過程中，我們獲得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和認識，并用于指導政治體制改革實踐，取得了積極的效果。黨的十二大肯定了鄧小平關于政治體制改革的思想，指出：“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是我們的根本目標和根本任務之一”［54］。據此，十三大把政治體制改革提上日程。十三大第一次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概念，把它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長遠目標和基本內容；提出了近期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實行黨政分開；進一步下放權力；改革政府工作機構；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55］。黨的十四大則明確提出，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由此，十五大依據改革開放進入新階段的實際和我國經濟社會跨世紀發展的新要求，規定了現階段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和任務：“當前和今后一段時間，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是：發展民主，加強法制，實行政企分開、精簡機構，完善民主監督制度，維護安定團結。”［56］進入新世紀，黨的十六大首次提出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概念，把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和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十六大強調指出現階段民主政治建設的直接目標是建立民主團結、生動活潑、安定和諧的政治局面；提出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根本指導原則即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三者的有機統一。在此基礎上，黨的十七大又依據新的形勢和任務適時提出了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擴大社會主義民主的新任務：擴大人民民主，促進公民參與；發展基層民主，保障人民民主權利；落實依法治國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完善制約和監督機制，確保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加強執政黨建設，以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
　　
　　在以上這些重要思想的指導下，我們采取的主要改革措施包括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實行黨政分開，下放權力；改革黨政機構和干部制度，精簡機構，實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強黨和國家的民主建設；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這些使黨政關系逐步理順，黨的執政方式得到轉變，執政能力不斷提高；政府的權力結構和機構設置漸趨合理，機構運轉逐漸高效；以人民代表大會制為主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得到逐步完善和發展，人民的民主權利得到切實保障；提出并實施依法治國方略，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得到全面加強。我國政治體制改革所取得的這些巨大成就使我國的政治生活逐步走向民主化法制化，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在此基礎上，按照十七大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戰略部署，2008年2月，中共十七屆二中全會通過了《關于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意見》和《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強調指出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全會勾畫了中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藍圖，確立了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總目標，即到2020年建立起比較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管理體制。這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進程中的一個重大突破。2008年10月，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總結了我國農村改革的歷程和經驗，研究了新形勢下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的若干重大問題，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其中用大量篇幅對健全農村民主制度，擴大村民自治范圍；加強農村基層政權建設，改革增強鄉鎮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完善黨管農村工作的體制機制和方式方法；加強農村法制建設，推進農村依法治理等方面進行了系統的闡述，并做出具體部署。這樣就為進一步推進農村改革的順利發展提供了堅強的政治保證，也進一步推進和深化了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
　　
　　綜上所述，正是由于赫魯曉夫改革開放的理論實踐為我國改革開放提供了正反兩方面的寶貴歷史經驗，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啟示，才使我國改革開放事業能夠在充分吸收和借鑒這些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根據自身的國情和時代特征，繼承前人，又勇于創新，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改革開放道路，改革開放的事業越走越寬廣，使我國真正找到了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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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 秦維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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