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未經修改的檔案》簡介　　

兩卷本著作《斯大林：未經修改的檔案——通向權力之路》、《斯大林：未經修改的檔案——在權力的頂峰》的作者是俄羅斯當代著名歷史學家尤里·葉梅里亞諾夫。他針對長期以來俄羅斯國內外學術界普遍存在的對斯大林問題研究的極端化、簡單化傾向和一些錯誤認識，對斯大林神化以及妖魔化的歷史原因進行了實事求是的分析和評論，以嶄新的視角，獨到的見解，生動的筆墨，歷史和邏輯相一致、史論結合的方法，揭示了斯大林生平及其重要的國務活動。用譯者的話來說，該書“撇掉圍繞斯大林的一次次造神與造魔運動的歷史浮沫，作者以專業水準呈現給我們一個最真實的斯大林”。

《斯大林：未經修改的檔案》一書在斯大林時代的許多歷史問題上都有獨到的見解，最為主要的幾點如下。

關于斯大林為何能夠取得對反對派的勝利，作者指出：斯大林力求維護布爾什維克黨的統一得到了廣大黨員的支持；斯大林提出的社會主義建設方針代表了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的意愿；斯大林是國家和民族利益始終不渝的捍衛者，作為國家別無選擇當之無愧的領袖而受到擁戴。作者認為，斯大林的工作熱情與他的求實精神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他樂意和不同地位的人討論有關國家大政方針的復雜問題。一直觀察著蘇聯最高領導人的人不能不注意到，斯大林與他的競爭者不同，總是挑各種任務的重擔，為了完成這些任務，常常要進行緊張的、有時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列寧看重的正是斯大林的這些品質。

斯大林在20年代歷次爭論的過程中為了保證黨的統一，不止一次地宣布準備克服分歧，尋求妥協，為了共同事業忘記過去激烈的爭執。雖然斯大林在進行評價和提出指責時話說得很尖銳，但是在與“新”反對派和后來的“聯合”反對派進行爭論的兩年里，不止一次地主張做出妥協的決定，反對立即開除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出黨。斯大林對黨的統一的關心，使他得到了普通共產黨員的廣泛支持。

《斯大林：未經修改的檔案》中，作者指出，反對派首領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他們不理解普通黨員的想法和情緒，把世界革命的理論公式和純粹是個人的政治利益與其對立起來。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多半是根據書本、脫離俄國現實地了解無產階級的。出現這樣的情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們曾長期生活在國外，并在僑居國外時成為黨的著名活動家的，在那里他們也脫離工人的現實生活。因此他們不大了解俄國工人的問題，對俄國無產階級的特點只有比較抽象的概念，因此對它的潛力估計不足。而斯大林從來都是與脫離生活，但自認為是“最高的獻身者”的“貴族”格格不入的。他出身于普通老百姓，從開始從事地下革命活動之時起，就始終注意勞動人民的愿望并作出反應。斯大林作為黨內公認的民族問題的專家，理解民族因素的作用和意義，譴責對民族文化和愛國主義的虛無主義態度。他批駁1917年后國內廣泛流行的對俄羅斯歷史文化遺產的輕視態度，認為這是對俄羅斯無產階級的貶低和侮辱。斯大林作為傳統民間文化的體現者，清楚地認識到：為自己的人民，為自己人民的文化和自己國家的歷史而自豪，是一種強大的動力，，它要比世界革命的幻想更具有積極意義。因此，支持斯大林的，不僅有黨和無產階級，而且有具有愛國主義情緒的農民代表以及從事科研和創作的知識分子代表、軍事專家和文職人員，他們認為斯大林是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始終不渝的和堅決的捍衛者。

在《斯大林：未經修改的檔案——通向權力之路》一書的最后，作者指出：“顯而易見，斯大林之所以被選中，是由于我國的所有愛國者，不管他們的階級出身、社會地位和政治觀點如何，都認為他是一個能與世界各主要國家的最好戰的和最殘酷無情的政治領導人相對抗、打破他們進攻我國的計劃的領導人。而我們國家的獨立和千百萬蘇維埃人的生存本身，將取決于斯大林能否把我國變成一個具有高度防御能力的工業強國。”[1]

研究斯大林問題，爭議最多的莫過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許多研究者還得出了完全對立的結論。作者尤里·葉梅利亞諾夫指出：為了正確理解斯大林，必須轉向斯大林時代的現實事件，尤其要以歷史的眼光去研究和理解蘇聯20世紀二三十年代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基于這樣一種實事求是、在歷史時代中把握歷史人物的原則，作者對一些重大歷史事件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關于蘇聯的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作者經過研究后提出：對未來戰爭的準備決定了國家國民經濟發展的政策，工業化和集體化是防御措施的背景中來實現的。擺在蘇聯人民面前的任務要求他們付出難以置信的努力、相當大的犧牲和損失，優先發展重工業，限制消費品的生產。

針對“斯大林把自己加速發展的方針強加給黨和國家”的普遍說法，作者指出：五年計劃不僅得到了黨代會代表的一致支持（包括昔日斯大林的反對派，也得到了努力要找到擺脫國家經濟落后捷徑的千百萬共產黨員和非黨人士的擁護。農業集體化的實現是國家順利完成五年計劃、實現工業化的必然要求和根本保證。盡管強制集體化的行為引起了抗議，但各共和國州和區中心的各級黨組織領導都深信自己的行動是正確的。不僅僅是領導和大部分黨員，而且還有城市居民、工人、職員和知識分子都不準備出來保護挨餓的農民。1929年，蘇聯當局的高層相信，加速集體化進行得很順利并且帶來了十足的好處。為把國家迅速變成高速發展的偉大強國，就要把社會團結成一個整體，就要竭力粉碎富農這一對立群體的反抗。因此，革命改造時期采取這一類措施具有歷史必然性。蘇聯的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盡管帶來了許多負面結果，但是對于必須迅速成為高度發達的強國這一客觀要求來說，蘇聯別無選擇，其代價也是無法回避的，如同西方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對農業的犧牲一樣。區別只是蘇聯工業化、現代化的道路沒有像西方工業化道路那樣，有1和寬松的國內外環境。由于蘇聯是在幾十年甚至十幾年間就走完了西方上百年才能走完的道路，其矛盾和負面影響才顯得比較突出和集中。

關于大清洗問題，作者認為20世紀三十年代的大清洗有著復雜的、綜合的社會因素，有著當時特殊的國際國內背景。把大清洗的所有罪責推到斯大林的身上是不正確的。首先，當時的蘇聯處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重大歷史時期，國家、社會和民族經歷著改天換地的大變革，社會意識和社會心理也處于劇烈變化、各種文化和價值觀相互激蕩的非常時期。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時期里，見解的不正常是相當一部分人的特點。他們喜歡用破壞來解釋任何疏忽，用謀反來解釋任何不同看法和社會行為。人的性格中任何非同一般的東西他們會覺得是可疑的或是敵視社會的。在大清洗時期，幾乎每一個人都熱衷于尋找“人民的敵人”，人們用告發敵人有陰謀或說別人是各種偵查機關的走狗來互相陷害。因此，大多數人深信自己的行為和國家的政策是正確的。其次，國內被打倒的資產階級和富農分子及被剝奪者并不甘心自己的失敗。“急劇的改造首先意味著原有東西的災難性的失去，這使他們對革命后功成名就的那些人產生刻骨仇恨，想要對他們報復。世代的城里人對來自農村的成功者的不友好態度也是告密的肥沃土壤。對‘勝利者’的強烈仇恨也是集體化中受害的那部分農村居民的情緒。”[2]第三，國際形勢對蘇維埃政權不利，蘇聯處在法西斯全面進攻的巨大危險之下，所承受的戰爭壓力非同尋常。“我國處于不僅等待著外來侵略，也等待新的國內戰爭的氛圍中。因為這個原因許多蘇聯人警惕地尋找著資本主義國家的秘密間諜或沒有放下武器的階級敵人。”[3]毫無疑問，斯大林及其他黨的高級領導人都認為反政府的陰謀是真實的，而針對陰謀采取的措施是正當的和必須的。

關于衛國戰爭問題，作者認為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后的整個國務活動都是在必須準備做好戰爭準備的基礎上進行的，因此他首先注意的是加強紅軍。斯大林的國家經濟現代化方針的前提是力求在最短的歷史期限內建立強大的、能給予潛在的侵略者以回擊的武裝力量。斯大林在加強社會精神道德方面和在根除背叛和變節方面的努力，從整體上導致蘇聯在戰爭年代沒有出現像吉斯林、貝當和賴戈爾等為德國人戰勝西歐國家敞開道路的叛徒。戰爭前夕，1939-1941年，斯大林的一切外交努力表明，他力求創造對于紅軍行動最有利的條件，盡可能推遲戰爭的爆發，盡可能把西部邊界向西推移和預防兩線作戰的威脅。戰爭年代，斯大林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以便得到盟國和紅軍的援助，迫使他們為戰勝敵人做出自己的貢獻和阻止它們背著戰斗的蘇聯人民進行單獨媾和的企圖。斯大林領導紅軍和指揮它的戰斗行動，直到完全消滅法西斯聯盟的武裝力量。盡管在戰爭爆發前和戰斗行動的頭幾個月里有錯誤和失算，但勝利證明斯大林在戰爭年代所采取的決議大部分是正確的，他適合最高統帥這個角色。在他的領導下，紅軍完成了從克里姆林宮宮墻和斯大林格勒廢墟到向第三帝國的勝利進軍。斯大林在列舉紅軍在偉大衛國戰爭的一系列勝利之后得出結論：“紅軍是可以委以重任的一流軍隊。”[4]

 蘇聯宣傳畫中的斯大林

關于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問題，作者指出，由于斯大林所處的特殊時代和特殊歷史地位，在斯大林生前，有過造神運動。斯大林生前被神化的形象雖然不真實，但是符合贊揚蘇聯的成就的要求。蘇聯在斯大林領導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取得了歷史性勝利。20世紀二三十年代，資本主義工業體制與蘇維埃體制的較量中經不住考驗，蘇維埃的工業體制在資本主義體制面前有著一切優越性，這一切使蘇聯人民產生了對斯大林的無限信任，準備無保留地完成他的任何命令，這成為一種良好的土壤，適宜于滋長對他沒有批評、贊賞變成無節制的頌揚的風氣。在那個時代，個人崇拜具有世界性、廣泛性和普遍性。政權集中到一個人手里后，在大變革時期，這個人在社會上的活動，不可避免地導致人們過分贊美他的個性，賦予他超人的品質和美德，建立起整套崇敬他的儀式。十月革命后，除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列寧、托洛茨基和黨的其他領袖成了頌揚的對象，無論列寧還是其他黨的活動家都沒有反對這一點。斯大林也不是唯一得到崇拜和敬仰的黨和國家的領導人。黨和國家機關的辦公室里除了有斯大林的畫像，還有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卡岡諾維奇和其他政治局委員的畫像。蘇聯的許多海角、山峰、工廠、集體農莊、國營農場和其他企業也用他們的名字命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并沒有達到目空一切的程度。斯大林本人也是反對個人崇拜的。他不止一次地對向他不應有的諂媚表示過不滿，他還拒絕了過多的獎賞（這不同于他的繼任者），后來還堅決否定了把莫斯科改名為斯大林達爾的提議，否定了設立“斯大林勛章”和其他許多頌揚和贊美他個人的舉措。

在對斯大林的評價問題上，作者得出的總的結論是：“研究斯大林的生平和活動使我們看到，在曾使我國受到致命一擊的最絕望的危機條件下出現了一位領導人，他能提出明確的邏輯上有理的綱領，并把國家帶出死胡同，把它從不可避免的毀滅中拯救出來。研究斯大林的活動使我們看到國務活動家的榜樣，他不能容忍無聊的廢話、謊話、反復無常、玩忽職守，他鼓勵誠實地履行公務和愛國主義的義務，深刻地了解事物，對人民幸福抱熱心態度。斯大林的活動是國務活動家的榜樣，他深刻理解國家的各種各樣的問題，仔細地研究它們，善于組織集體來討論值得注意的問題，吸引各行優秀專家，把這些辯論變成創造性的過程，最后作出經過斟酌和深思熟慮的決定。斯大林的工作作風表明，為了保持對國家領導人的話的信任，仔細監督執行每一個作出的決定有多么重要。斯大林的活動是為達到偉大的目標而頑強不息的榜樣。”[5]

在論及對斯大林的評價問題時，作者指出，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作秘密報告詆毀斯大林的目的在于：攻擊死者使赫魯曉夫不僅為自己在斯大林時代做過的不體面的事開脫，主要則是使人們相信，他現在的失誤與“斯大林的罪行”相比算不了什么。隨后，對斯大林的攻擊使赫魯曉夫有可能在自己的競爭對手中找出“斯大林罪行”的“同謀者”，并把他們剔除出政權。赫魯曉夫把斯大林的整個活動說成是一連串的錯誤和罪行，斯大林所有好的方面都被忘卻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實質上肯定了帝國主義反蘇宣傳的所有指責都是正確的，這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陣營分裂的出發點。

作者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指出，在“多一點民主，多一點社會主義”口號下進行的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轉變成了社會主義的崩潰和資本主義的復辟，原因是“安泰-黨”違背了斯大林的警告，脫離了人民，而當它變得虛弱時，就不用赫拉克勒斯來扼殺它了。“根除斯大林主義”導致侮辱愛國主義和忘卻民族利益以迎合“新思維”。經常培養對“新斯大林”或“斯大林主義”的恐懼早已使社會陷于癱瘓，任何大規模行動的倡議、領導方面的任何決心和勇氣，任何維護起碼的紀律或秩序的企圖，任何旨在制止犯罪、吸毒、腐蝕少年一代的努力都一定會引起膽小的或挑撥性的大喊大叫，什么“斯大林的鐵腕”或“斯大林集中營”。正因為這個原因，能使國家擺脫危機的人們無法走近國家領導，而占據他們位子的是些政治上的庸人、膽小的變色龍-反復無常的人，不然就是斯大林始終蔑視的道德上的蛻化的人。

作者在全書的最后提出，我們有理由相信，在歷史的行進中擺脫有關斯大林的荒謬的觀念，使社會意識清除謊言，正確看待蘇聯社會主義歷史，客觀地看待20世紀波瀾壯闊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理性審視斯大林時代的是與非，不僅是廣大俄羅斯人民的愿望，也是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與進步的人們的共同愿望。歷史的風將吹去斯大林墳墓上的“垃圾”，還歷史一片潔凈的天空，還歷史人物一個公正而客觀的評價，這既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兩卷本著作《斯大林：未經修改的檔案——通向權力之路》、《斯大林：未經修改的檔案——在權力的頂峰》由張捷、石國雄、袁玉德翻譯成中文，由譯林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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