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強化黨的宗旨管理能力上看中國的未來

田忠國

胡錦濤總書記在9.19講話中明確指出：“做到謀劃發(fā)展思路向人民群眾問計，查找發(fā)展中的問題聽人民群眾意見，改進發(fā)展措施向人民群眾請教，發(fā)展任務靠人民群眾努力，衡量發(fā)展成效由人民群眾評判，最大限度地把全社會的發(fā)展積極性引導到科學發(fā)展上來。”我個人認為，這個謀劃、查找、改進、發(fā)展、衡量的問題，就是檢驗“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各種企業(yè)、管理軍隊、管理教育的權利（毛澤東語）”的權利落實標準。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借用　潘維　先生的話說就是，這些宗旨都很好，都值得人們認真總結。但我還認為，一方面要認真總結，集成完整的話語體系，另一方面，也是最關鍵的方面，就是認真研究如何更好的管理好宗旨，使人民群眾感受到宗旨不在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鏡中之花，而是在他們的生活中是實實在在的東西。　　

為此，我們不妨回顧一下建國后不同歷史時期的宗旨管理問題。　　

第一階段，從1949年10月到1966年，這個時期我們不妨稱之為精英管理實驗期。在這一歷史時期，從當時的歷史史實上看，毛澤東相信有劉少奇主導的“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各種企業(yè)、管理軍隊、管理教育的權利（毛澤東語）”的實踐，是完全可以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雖然在這個過程也出現了很多問題，毛澤東不得不對出現的問題進行有效的調整，但他最終發(fā)現，他信任的精英隊伍是靠不住的。　　

有人透露出說，在文革前夕，毛澤東曾在滴水洞閉關不出十多天。在這十多天中，沒人知道毛澤東其間想了什么。但從毛澤東給江青的家書和此后的歷史發(fā)展進程中，我們還是能解讀出毛澤東的所思所想的。因為，一，沒有民權管理，只有精英管理宗旨，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只會演變成人民為官僚精英服務。二，宗旨管理的關鍵需要一套和平制約或叫斗爭機制，而建構和平制約機制的先決條件，則是“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各種企業(yè)、管理軍隊、管理教育的權利”必須成為國家政體的主體，但是，建構以民權為主體的國家政體的先決條件，是思想與文化的革命，也就是說，有什么樣的思想文化，就有什么樣的國家政體，比如，只有人人平等的新思想、新文化、新價值觀念，才可能構建出“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各種企業(yè)、管理軍隊、管理教育的權利”的制度機制。三，人人平等的新思想、新文化、新價值觀念的產生，并非是從天掉下來的，也并不是某個先知先覺者有了人人平等的新思想、新文化、新價值觀念就能成為社會共同追求的價值目標的，這就需要社會實踐。也就是說，只有通過人民群眾的實踐，通過思想文化的斗爭和革命，才能形成社會的價值秩序，并在人人平等的新思想、新文化、新價值觀念的價值秩序中，逐漸形成“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各種企業(yè)、管理軍隊、管理教育的權利”的制度機制。　　

或許，毛澤東在滴水洞期間思考的全部問題就在這里。　　

第二階段，也就是毛澤東從思考到實踐的宗旨管理階段，一般情況下，人們把這個階段稱之文革。從親歷文革的左派人物的文章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在文革過程中，確實出現了不少失誤、不當或錯誤，有的錯誤對文化革命來說，還是致命的傷害。但是，不容置疑的一個嚴重問題是，文革左派的親歷者，并沒有從自身的身份演變和思想演變的角度分析文革的成因，而是從個人所受的委屈中，批判文革的錯誤，這樣的結果就導致了給人文革全是錯誤的印象。對于右派而言，左派的這些對文革的誤判，不僅沒有起到維護毛澤東思想的作用，反而成了右派解構毛澤東思想的佐證材料。從這個角度說，推翻毛澤東思想路線的，左派在前，當了開路先鋒，右派在后。這樣說一些上了年紀的左派先輩一定無法接受，但是客觀事實如此。當然，我無意指責那些左派先輩，只是在此提出這個問題，一方面為總結文革經驗，另一方面，也旨在提醒人們不要重犯低級錯誤，再給“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各種企業(yè)、管理軍隊、管理教育的權利”制度機制造成重大損失。　　

從社會實踐的角度說，為了實現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政治目標，在沒有可資借鑒的經驗的情況下，在探索與摸索的過程中，社會付出一定的代價是不可避免的，中國如此，世界各國的社會實踐無一不是這樣。當然，有人一定會說，文革使中國付出了一定的社會代價，所以，中國要發(fā)展就必須杜絕文革的發(fā)生。但是，持此論者不是別有用心，就一定是對人類歷史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一無所知，因為，人類歷史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從封建社會再到資本主義社會，每一次演進過程，人類社會都曾付出慘痛的代價。由此可知，沒有這些慘痛的代價，就沒有人類社會的現代理性，或許，到目前為止，整個人類還處于奴隸社會的理性之中。　　

從社會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的角度說，沒有和平的思想文化革命，就只有社會的暴力革命了。所以，中國要想避免社會的暴力革命，只有走毛澤東和平的思想文化革命之路。　　

但就目前看，中國的無良精英已把和平的思想文化革命之路堵死了。中央能否重啟和平的思想文化革命，是中國能否避免暴力革命的關鍵。　　

因為，毛澤東在文革中要探索的，一是和平的思想文化革命，二是人民權利管理宗旨的問題的。到目前為止，中國人民一聽說黨的宗旨就激動不已，但一面對現實就懊惱不已，從這一事實上我們可以發(fā)現，不是黨的宗旨出了問題，不得人心，而是宗旨管理出了問題。從文革實踐中我們可以發(fā)現，文革時雖然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甚至產生了錯誤，但由于民權的介入，黨的宗旨始終沒有重大變化，也就是說，黨的宗旨成了人民群眾判斷官員行為的價值標準，并成為支持或反對某個官員的標準理由。　　

由此可知，沒有民權為主體的政治機制，黨的宗旨就不可能在官員隊伍中的踐行。　　

第三個階段，也就是改革開放階段。在這一階段，我們不難發(fā)現，收走民權搞改革，搞發(fā)展，結果是，中國越改革開放，就越離黨的宗旨越遠，改革的成果也越離人民群眾越遠。失去民權管治的官員和精英，在中國歷史上上演了一場自由掠奪國家與民財富的狂歡節(jié)。

因此，中國現在的問題，也是必須盡快解決的問題，就是黨的宗旨管理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在改革開放的名義下出賣主權經濟也好，官員、精英的胡作非為也好，用開制度門賣國也好，都無法得到有效扼止，科學發(fā)展觀也無法得到有效落實。

一、搞好黨的宗旨管理是防止權力蛻變的有效途徑

大多數平民百姓認為，黨的宗旨很好，但管理太差。所以，從黨的宗旨上看，是人民群眾向往的，也是人民群眾竭誠支持的，但由于宗旨與制度的分離，造成了很多社會問題。再進一步說，黨的宗旨離人民利益很近，但制度卻走向了黨的宗旨和人民利益的反面。如果認真分析這一事實，我們就不難發(fā)現，在保障社會發(fā)展方向的制度制定上，確實出現了重大問題，同時也說明，我們這個人民曾經熱愛、支持的權力已經蛻變了。由于權力的蛻變，制度和宗旨相背離，甚至在這條背離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從這個角度說，搞好黨的宗旨管理，是防止權力蛻變的有效途徑。但是，黨的宗旨管理是一個巨大的系統(tǒng)工程，但首先要解決為什么人的方向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了，我們也就擁有了解決問題的辦法。從黨的歷史上看，1940年搞的三三制應該說是個開頭，也就是說，用民主的手段確保了黨的宗旨不走樣、不變形。建國后，由于黨從革命變成了執(zhí)政黨，身份的置換決定宗旨管理方法的不同，但是，直到文革前也一直沒有找到一個良好的方法。或許，在建國初期，他曾寄希望政府本身的管理功能，管理好黨的宗旨，但事實上，政府的官僚化導致的權力蛻變不僅沒有管理好黨的宗旨，而是相反。這時候的毛澤東就只有把目光投向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因為他清楚，黨的宗旨與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因為，只有人民群眾才是黨的宗旨最堅決的擁護支持者。但是，要讓人民群眾成為黨的宗旨的管理者和捍衛(wèi)者，首先要確立人民群眾的政治權利問題，因為，人民群眾如果沒有政治權利上的保障，既便再想捍衛(wèi)黨的宗旨也是不可能的。

有人可能認為，人民的民主權利是寫進當時的憲法里的，不存在人民群眾的權利問題。如果我們不是太過理想主義，而是直面中國的客觀現實就會發(fā)現，憲法里的人民民主權利，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還沒有進入社會各階層的思想觀念中。而憲法真正起作用，就不能僅僅停留在文字中，而要進入人們的思想觀念里去，只有那樣才能成為人們思考問題和采取行動的價值標準和行為標準。人民民主的權利觀念，要在人民群眾中扎根，就需要革除在人民群眾過去思想中的封建觀念、等級觀念、宗法觀念等。但是，人民群眾要革思想觀念的命，首先要有革命的權利和革命的膽量，因為，革命的權利決定革命的膽量，有了革命的膽量，人民群眾在社會斗爭的實踐中，就能學會思想文化上的自我革命。有了思想文化的自我革命，人人平等的自由民主觀念和自由民主思想、自由民主價值、自由民主文化才能形成，并最終形成人人平等的社會主義的自由民主價值秩序和制度秩序。

形成人人平等的社會主義的自由民主價值秩序和制度秩序，人民群眾才能承擔起黨的宗旨的重任。如果不從這個角度思考問題，我們就無法理解毛澤東在文革前后的有關對民主權利問題的論述，也無法解開毛澤東發(fā)動文革的心理之迷。當然，重新思考文革是為了在新的歷史時期，為黨的宗旨管理尋找新的路徑。再進一步說，黨的宗旨管理能力的問題，是關系到黨和共和國前途命運的大問題。

二、搞好黨的宗旨管理是保障實現人民群眾共同愿望的前提條件

我之所以說黨的宗旨管理是關系到黨和共和國前途命運的大問題，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黨的宗旨管理能力，直接關系到能否實現人民群眾共同愿望。

但是，不容諱言，這些年，由于社會階層利益的分化，思想文化觀念也隨之分化，并形成多元對立的狀態(tài)。如果僅僅在社會上形成這種多元對立的思想文化狀態(tài)，是起不到對黨的宗旨的解構作用的，因為，社會的多層階利益結構，必然導致思想觀念的多元化。但是，如果黨內形成思想觀念的多元化，必然對黨的宗旨產生解構作用。有人可能認為，黨從革命黨轉換為執(zhí)政黨之后，黨內思想多元化，恰恰代表了不同利益階層的利益訴求。如果不從黨的基礎是人民群眾這個角度上說的話，這話是對，比如說多黨制國家，不同的黨派代表了不同社會階層的利益。但是，中國是個一黨執(zhí)政的國家，而中國的現實又是，僅農民人口就達九億之多，如果再加上產業(yè)工人和流浪無產者，估計會有十億之多。中國總共有十三億到十四億的人口，如果執(zhí)政黨不堅守這個龐大的社會基礎，而是移植到其它的社會群體，以維護少數人的利益為己任，其結果只會催生暴力反抗并進而催生暴力革命。

從這個角度說，黨內的思想是不能多元的。

但中國又是個多元多層階結構的社會，不同的社會階層必然有不同的利益訴求。因此，思想觀念的多元性也是必然會存在的。大家知道，不同階層的思想理論，都是為本階層尋求利益或社會正義的理由，而在為本階層利益尋找理由的過程中，如果堅持了社會道德，或基于社會道德和社會正義生成的理論體系，就形成了理論中的神性光輝。比如說，　茅于軾　先生在“民主是一個不最壞的制度”一文中說，窮人的悲慘命運是和暴力實施平等有關。絕對平等必定對貢獻多的人強制剝奪，把他們所創(chuàng)造的財富剝奪給窮人。所以它包含著財富創(chuàng)造的不平等，它打擊能夠創(chuàng)造更多財富的人。　茅　先生的這段話，就是為剝削尋找理由的標準文本。但是，　茅　先生在寫“絕對平等”這四個字時，一定忘記了一個不可磨滅的客觀事實，那就是，從有人類歷史以來，至今尚未出現過“絕對平等”的先例，既便在中國的前三十年，也是實施八級工資制的。現在的青年人大概很少知道八級工資制了。所謂八級工資制，就是根據個人的技術能力和創(chuàng)造的效益大小，劃分出八個工資等級標準，旨在獎優(yōu)鼓劣，也就是說，通過對技術好、效率高的人獎勵（工資高一些），鼓勵技術差、效率低的人努力，　茅　先生無視客觀事實，把社會發(fā)展的基準點造成的社會貧窮，硬說成是“暴力實施平等”的結果。　　

我不反對　茅于軾　先生為剝削階級尋找剝削的理由，因為，每個階級都有訴求本階級利益的自由。但是，請　茅　先生一定要注意，為剝削階級尋求剝削的理由時，一定不要突破道德的底線。如果突破了道德的底線，就不單單是個階級利益的訴求問題了，而是一個缺乏社會道德的卑劣之輩。　　

其實，中國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就是在茅于軾之類的先生理論指導下開展的，加之有郭京毅之流的制度制定和制度操作，導致了黨的宗旨與制度背離。從這個角度說，思想決定制度，也就是說，有什么樣的思想，就會產生什么樣的制度。　　

也由此可知，要想構建一個良好的管理黨的宗旨體制機制，就必須首先確立毛澤東思想在中國的主導地位。因為，人民群眾是管理黨的宗旨的唯一的重要力量，如果偏離毛澤東思想，黨的宗旨的管理權，就必然交給茅于軾式的精英，而不是人民群眾。

三、人民群眾管理黨的宗旨的途徑、方法和制度機制

胡錦濤總書記對于宗旨管理的路徑、標準和方法，在今年的9、19會議上明確指出：“做到謀劃發(fā)展思路向人民群眾問計，查找發(fā)展中的問題聽人民群眾意見，改進發(fā)展措施向人民群眾請教，發(fā)展任務靠人民群眾努力，衡量發(fā)展成效由人民群眾評判……..”有了宗旨管理的路徑、標準和方法，下一步就是把這些路徑、標準和方法打造成以民權為主體的宗旨管理機制。當然，這種宗旨管理的民主機制，美國人會以集權的名義大力反對，中國的美國式主流精英也會以極力反對，比如說茅于軾、　李民　先生之類的主流精英，吃著中國人民的飯，一方面拿著中國人民的錢，一方面也不忘記拿美國的錢，以改革開放、政治改革的名義為美國出謀劃策。這樣說，此類先生一定會大為光火，以為我太國家主義、民粹主義、或者說太左，因為，在此類先生看來，現在的國際化就是無國界，誰有本事就由誰自由的拿，以民權為主體的政治體制就是群體暴政（比如說文革時期），不是民主，反對賣國就是左傾，因為不賣國中國就無法發(fā)展，就會停滯不前（他們常舉的例子就是中國的前三十年，特別是文革時期），批評改革開放中的錯誤、失誤或制度性賣國，堅持改革必須以人民利益為立足點、出發(fā)點和落腳點，普惠人民大眾就是反對改革，維護黨的領導、維護黨的宗旨，堅持毛澤東思想和科學發(fā)展觀，強化國家意志、強化國家權力意志，維護中央權威就是集權專制，任由主流精英胡作非為，任意踐踏人民意志、國家意志、權力意志就是民主，那么，我甘愿作一個堅定不移的國家主義、民粹主義、左傾主義者，并堅定不移的甘愿作一個改革開放的反對者。

扯遠了，繼續(xù)談管理黨的宗旨的機制問題。

在前面我們已經談過，中國建國近六十年，經歷了兩次精英管理黨的宗旨的歷史時期，一次是文革前，另一次是文革后，這一前一后都是由精英管理黨的宗旨。在這兩個時期，前一次是精英用現代管理解構人民的民主權利，后一次是精英直接跳出來，打著改革開放和人權、民主的旗幟，否定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剝奪人民群眾的利益訴求權。由此可知，兩次精英管理黨的宗旨，不僅沒有起到維護黨的宗旨的作用，相反，還嚴重破壞了黨的宗旨。

歷史事實證明，只有在文革時期，人民群眾擁有了至高無尚的民主權利，包括造反權、奪權權、四大權，維護了黨的宗旨。但就是這個維護黨的宗旨的民權確立的思想文化革命運動，卻遭到黨內、外極右派的堅決反對，誤導了設計師的判斷，對文革下了不正確的結論，進而被　茅于軾　先生之流全面否定中國的前三十年（茅于軾“民主不是一個不最壞的制度”原文地址：http://www.chinashanwang.com/articleview.asp?id=1955）。

中國的前三十年，或者說前55年，是中國共產黨合法執(zhí)政的基礎。但不知為什么，當來勢洶洶地精英瘋狂拆除這個基礎的時候，黨內的理論精英并沒有站出來捍衛(wèi)黨的合法基礎，而是同極右精英一唱一合，用“普世價值”解構毛澤東思想、科學發(fā)展觀和黨的治國理論、黨建理論。而民眾中維護黨的執(zhí)政宗旨，向極右分子說不的文章，總是遭到莫明的壓制或迫害。這是不是說明，黨內的某些重要權力被反黨分子占領了？

結束語

我個人認為，只有把人民群眾的民主權、質詢權、監(jiān)督權、問責權、反對權程序制度化，既避免文革的混亂無序，又借鑒文革時的民眾管理黨的宗旨，才能有效的確保黨不變色、權不變質。除此之外，別無它途。因為，人民群眾最清楚，捍衛(wèi)黨的宗旨，就是捍衛(wèi)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前途命運。從這個維度說，堅決捍衛(wèi)黨中央、捍衛(wèi)毛澤東思想、科學發(fā)展觀和黨的執(zhí)政宗旨的中堅力量，不是極右精英或賣國的精英，而是最廣大的人民群眾。

這樣說，極右分子和黨內的反黨分子，一定會蒙蔽中央，說我忽悠高層，因為，中國到處發(fā)生或和平或暴力的民眾反抗事件，民眾怎么會支持中央呢？為政者應該明白，民眾的反抗是反抗那些背離黨的宗旨，破壞毛澤東思想和科學發(fā)展觀的不法精英和不法官員，而不是反對黨的領導、反對黨的宗旨。因此，這一點必須搞清楚，搞不清楚，定錯了性質，人民群眾就真的會被逼迫到人民群眾絕對不愿走，但主流精英渴望人民群眾走、并迫使人民群眾走的反抗道路上。再進一步說，中國只有讓民權強化管理黨的宗旨，人民群眾的心才會重新凝聚在毛澤東思想和科學發(fā)展觀的旗幟下，中國才能走出國內外反動勢力的圍困，走上真正崛起的發(fā)展道路。

當然，中國要發(fā)展，就不可能完全避免同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矛盾沖突，也不可能完全避免同國內官僚買辦、賣國勢力的矛盾沖突，但是，中國必須向國內外一切反對勢力說不，重新用人民的意志打造強大的國家意志。反之，中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科學發(fā)展。

　2008年9月22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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