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禁止的都允許去干”是不能針對黨政官員的-與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同志商榷

原載：人民網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2&treeView=1&view=2&id=86815423

看了一條新聞，6月17日，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廣東省委十屆三次全體會議上講話，提到“只要法律政策沒有明令禁止的，都允許并且支持大家去干去試去闖”（http://news.sohu.com/20080621/n257639763.shtml）。就看到的新聞而言，這句話----沒有禁止的都允許去干----是沒有主語的，也就是說不清楚到底誰可以“沒有禁止的都允許去干”，不過考慮到這是汪洋同志在省委全會上的講話，他的本意應該是包括廣東的黨政官員們也能“沒有禁止的都允許去干”。

我認為汪洋同志這樣說是不合適的。“沒有禁止的都允許去干”是不能針對黨政官員的，對一般老百姓而言倒是可以，而對黨政官員恰恰不行。因為后者手中握有權力，本身又處于強勢地位，只憑借汪洋同志所說的“法律政策”是難以加以約束的，別的不說，目前“法律政策”的制定權、執行權、解釋權基本上都歸于他們，這就是現實，如果官員們不講政治，不顧良心，完全可以在“不違反法律政策”的前提下胡作非為。共產黨當年能夠贏得民心，是在道德、道義上占據了優勢，拋開這個優勢，不去抓領導干部的思想狀況和精神風貌，不去提倡社會主義的價值觀、人生觀，把希望寄托在跟法律政策捉迷藏，鼓勵黨政官員鉆空子，是不明智的。


另一方面，即使以西方的公共管理理論為參照，黨政官員也沒有那個自由。從“公務員”這個身份來看，官員們的行為必須嚴格遵守相關法律的制約，他們的所有權力都必須是法律法規賦予的，沒有相應的授權，他們就不能去做某件事情。所以對于老百姓來說，確實是“法律沒有禁止的都允許去干”，而對于黨政官員來說，則只能是“法律允許的才能去干”。這是重大的區別。

事實上，同一篇報道里面汪洋同志也給出了限制條件：“對于干事創業者的失誤，只要出發點是為了發展，為了工作，不是牟取個人和團體私利，都應該寬容對待”，等于是說，只要目的是“為了發展，為了工作，不是牟取個人和團體私利”，干“法律政策沒有禁止的事情”就能得到寬容，而這種推斷模式恰恰是“干了法律禁止的事情”。從法律上講，主觀動機、實際行為、客觀后果是三者統一的，一個人主觀動機即便無錯，也不能代表可以無視其行為和造成的后果，將主觀動機的地位絕對化，本身就是“違法”的。何況，誰去判斷某人的主觀動機是“為了發展，為了工作，不是牟取個人和團體私利”？靠他自己？那他的自我裁量權將大得驚人；靠領導、有關部門？那這個當事人又可能會不服氣：我的出發點確實是好的，你們憑什么說我不好？說來說去，只能靠明確的法律政策來界定。然而法律政策如果能夠窮盡所有可能，早就把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規定好了，何必要大張旗鼓的宣傳“沒有禁止的都允許去干”呢？所以，汪洋同志的上述限制條件看上去美好，實際上是難以執行的，最大的可能就是給予一批黨政官員們更大的裁量權，這將導致什么后果，不言自明。

此外，“法律政策”的出臺一般具有滯后性，往往都要落后于時代，那么在這段空白期內，那些法律政策并沒有禁止的行為，黨政官員難道就可以隨意“去干去試去闖”？這些人由于地位特殊，一旦干出問題來會造成非常嚴重的后果，這跟老百姓去做“法律沒有禁止的事情”然后闖出禍來，兩者的程度天差地別。

我可以理解汪洋同志提出“沒有禁止的都允許去干”的本意，他是迫切希望廣東能在改革開放、思想解放上再立新功。但是相比要黨政官員們去做“法律沒有禁止的事情”，我覺得眼下讓大家做好“法律明確規定的事情”也許更為急迫。比如，新《勞動合同法》頒布以來，廣東執行的情況怎么樣，查辦了幾家血汗工廠，解救了多少弱勢工人，為什么還會出現東莞童工？比如，《環境保護法》出臺這么多年，廣東的環保工作做的怎么樣，貫徹的情況如何，為什么鐘南山要說廣州五十歲以上的肺都是黑的？比如，刑法、治安管理處罰條例都有了，廣東的社會治安搞的怎么樣，老百姓的安全感有沒有提高，為什么一個廣州火車站反復十幾年都根治不了？

上述種種，都是有法律明確規定的，廣東貫徹執行的情況如何，汪洋同志應該有一個通盤的考慮。

有人也許會說，汪洋同志那樣提，是想鼓勵大家積極解放思想、大膽創新。我卻認為，思想無論怎么解放，創新無論怎么大膽，其根本目的都是“為人民服務”，都是把工作做的更好，是否干了“法律沒有禁止的事情”，既不是追求的最終目標，也不是衡量為人民服務工作完成與否的標志。

這里我不禁想到一個故事：四十多年前，教育部一位領導來上海檢查工作，上海分管教育的副書記出面接待，請教育部領導吃飯，作陪的有上海教育系統的人。飯后結帳，副書記讓上海教育局的人先墊錢然后回教育局報銷。然而教育局的會計認為，誰請客誰付帳，這頓飯不是教育局請客，教育局不能出這個錢！教育局官員好說歹說也沒用，副書記也無奈，只好叫所有出席的上海方面的人平攤，一塊出錢了事............當時的法律政策，沒有禁止教育局的會計報銷這個費用吧？也沒有禁止上海副書記給會計下命令、壓任務吧？那為什么當年的人們沒有去鉆這個空子呢。我倒是認為，相比中國幾千年的傳統和西方水土不服的理論，中國確實一度做到了“思想解放”，一切以人民利益為重，官員是公仆，必須受人民監督，以權謀私天然的就不符合人之常情，而不是靠事后制定法律政策來強調---這就是中國特色的思想解放。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其實不大愿意借助管理學、法學這些理論來闡述為什么官員不能“沒有禁止的都允許去干”，這種問題本來就不是中國共產黨的官員們應該糾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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