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解放在中國社會發展中起到巨大推動作用。每次思想解放總有個突破口,發生在1978年的第一次思想解放,突破口為“兩個凡是”,是在“兩個凡是”的思想枷鎖中解放出來。發生在1992年的第二次思想解放,突破口為計劃市場觀(經濟觀),當時人們將計劃經濟等同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同于資本主義,這種經濟觀是一種思想枷鎖,成為第二次思想解放的突破口。兩次思想解放進行得有聲有色,成效顯著,是由于選準了突破口,目標明確,步調一致。近年來人們在呼喚第三次思想解放或新的思想解放,但眾說紛紜,在黑暗中摸索,徘徊不前,其原因在于找不到突破口,沒有目標,無所適從,不會有結果,只會不了了之。不料風云突變,峰回路轉,世界金融危機突然爆發,這一突破口顯現出來,那就是新自由主義。
經濟自由主義起于亞當·斯密經濟學,在西方盛行了一二百年,到了20世紀30年代,遭到一次大失敗,國家主義盛行開來,從70年代起,沉寂了40年的自由主義又衰而后興,號稱新自由主義,成為主流經濟學。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新時期,學界紛紛學習引進的就是這套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并奉為神明,這就產生了一種新的思想枷鎖,這種洋枷鎖樹大根深,影響廣泛。2008年起于美國的金融危機,人稱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嘯,迅速向世界蔓延。人們將這次危機的禍首歸罪于新自由主義,主政者紛紛改換門庭,摒棄自由主義,投奔國家主義。新自由主義跌下神壇,土崩瓦解。在這一時代背景下,才有可能看清其虛弱的本質,從新自由主義思想枷鎖下解放出來。回顧20世紀的歷史,從80年前(1929年)開始,自由主義遭到大失敗,在沉寂了40年之后,從1970年開始敗而后興,興盛了近40年(2008年),現又盛極而衰。在21世紀,新自由主義能否東山再起,是選擇第三次思想解放突破口的關健所在,為此應對新自由主義的歷史命運作一番考察。
自由主義形成于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是以自由為最高政治理念和價值觀念,將自由看作普世價值。近300年來,人們對自由的解讀存在一個盲區,那就是沒有區分平等的自由和不平等的自由。所謂平等的自由,就是將人從奴役壓迫下解放出來,實現人人平等,法國大革命是第三等級從封建貴族壓迫下解放出來而得到自由;美國的南北戰爭就是廢除奴隸制,奴隸得到自由;中國西藏的民主改革,是廢除農奴制,百萬農奴獲得自由。這些屬于平等的自由,同平等和解放同義。馬克思講的“自由人聯合體”就是消滅人壓迫人的舊制度,人人自由,也是一種平等的自由。所謂不平等的自由就是人人擁有私有財產的自由,視作一種人權。盧梭有句名言:私有制是不平等的起源。因為財產具有排他性,一部分人擁有財產,另一部分人就沒有財產,形成人與人經濟地位不平等,是一種不平等的自由。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社會觀,其所講的自由,就是不平等的自由,這正是其本質特征。新自由主義的經濟觀,是將個人自由看作經濟發展的最主要的動力。由社會觀、經濟觀形成一套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包括四項內容:一是私有化,主張將公有制國有制改為私有制民營制;二是市場化,不僅企業單位由市場支配,教育、醫療、住房乃至文化部門都按市場法則運行;三是自由化,主張自由放任,反對政府干預;四是兩極化,新自由主義者信奉英雄史觀,崇拜精英,鄙視群眾,說貧富差距擴大可以推動經濟發展,其政策實行的結果必然會擴大貧富差距,導致兩極分化。所謂新自由主義是指由社會觀、經濟觀和政策組成的理論體系,反映經濟規律的各類經濟學(包括新自由主義)的共同理論觀點不應歸入新自由主義。
在20世紀后半葉新自由主義盛行30多年,是由于適應了當時的歷史條件。在經濟領域,從20世紀初開始,發達國家進入重工業化階段,自由主義難以適應,國家主義盛行了40年,從70年代開始,服務業日見擴大,小型化分散化技術盛行,市場經濟較為適合,計劃經濟難以適應。凱恩斯主義靠擴大公共支出以帶動經濟,受政府財政力量限制也難以為繼,陷入“滯脹”。自由主義靠供應學派的減稅和貨幣學派的減息,一時刺激了生產和消費,克服了“滯脹”危局。更為重要的是政治形勢的變化。一是從戰爭到和平的轉化,1975年越南戰爭結束,冷戰緩和。二是一項突發事件。凱恩斯主義確有創新,而新自由主義并無創新之處,一項重大歷史事件,使得它交上紅運。1991年蘇聯解體,西方媒體大肆宣揚公有制失敗了,計劃經濟垮臺了,這次風云突變,為新自由主義帶來意外的政治紅利,使其身價登峰造極,不可一世。但好景不長,2008年突發的世界金融危機,新自由主義的身價一落千丈,真象是一場歷史過山車游戲。
當今世界,新自由主義得以盛行的條件已發生變化并繼續發生變化。在經濟領域,生產和居民生活出現了網絡化趨勢,人在網絡中生產和生活,有交通網、電力網、熱力網,煤氣網、水力網、通訊網、金融網等等,這諸多的網絡,將整個社會聯成一體,牽一發而動全身,這就要求政府制定規則,監管治理整個經濟活動。因為網絡化使得經濟活動的中間環節增多,漏洞和風險也增多,只要一個環節斷裂,整個經濟活動就陷于癱瘓,這就是發生在美國的次貸危機。生產和生活的網絡化,使得資源要素的規模擴大,國家之間的經濟聯系更加密切,即經濟走向全球化,只有政府才可代表國家與外界交往,網絡化與全球化使得政府的經濟職能趨于擴大,新自由主義的自由放任政策就背離了世界經濟發展的潮流。
經濟領域變化的第二個趨勢是從戰勝自然向和諧自然的轉變。生產活動就是改變自然的過程,人從改變自然中得到物品,進入工業社會,改變自然的步伐加快,倡導戰勝自然,同時也出現了破壞環境危及人類的狀況。人類覺悟到要改善環境,走和諧自然道路。每個企業和個人有力量改變環境乃至破壞環境,并從中得到利益,但沒有力量也不愿意改善環境。市場力量也決不可能解決和諧自然的問題。只有靠政府的力量才可治理環境,新自由主義鼓吹市場化、自由化,同和諧自然的大趨勢是不相容的。
經濟領域變化的第三個趨勢,是從短缺經濟向過剩經濟轉變。自古以來,人類社會的物品總是短缺的,大部分人缺吃少穿。到了20世紀下半葉,由于科學技術和生產力高度發達,產品像潮水般涌來,在發達國家,生產過剩已經不是偶然現象,而是正常現象。美國發生的金融危機,實質上是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一方面是大量資本投入建起房地產,另一方面是大量窮人不能形成有效需求,就借貸買房,無力還貸引發了次貸危機。產生危機的根源在于貧富分化,富人投資建房子,窮人買不起。政府干預對縮小貧富差距,緩解生產過剩的危機起到一些作用,新自由主義搞自由化、兩極化,給過剩經濟火上澆油。
總上所述,新自由主義同當今世界經濟發展趨勢相背,作為一種經濟學,在世界范圍內必將從主流走向邊緣;新自由主義同社會主義的目標大相徑庭,在中國必將走向衰敗。政治領域的變化,新自由主義更顯得背離時代潮流。
通常認為,20世紀上半葉,戰爭與革命為時代主題,70年代后,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戰爭易于引發革命,為近百年的歷史所證明。而和平時間一長,民主便會興起,這是由社會基本矛盾所決定的。社會存在兩類基本矛盾,一是有產者與無產者的矛盾,一是有權者與無權者的矛盾。在戰爭時期,國與國之間的矛盾占主導地位,掩蓋了國家內部的矛盾,在和平時期,國家之間的矛盾消失或緩和,國家內部的矛盾便會凸顯出來。革命是社會基本矛盾的產物,是無產者無權者反抗有產者有權者的武裝斗爭,目標就是爭取平等,消除貧富差距和權力壟斷。民主同革命的性質和目標完全相同,也是一種爭取平等的斗爭。其區別在手段上,革命用戰爭手段,民主用和平手段。革命的社會成本比民主要高得多,在和平時期,民主就取代了革命,成為廣大民眾爭取平等的主要途徑,同時網絡技術又為民主開辟了廣闊的道路,民主必將是21世紀的世界潮流。
民主的行為規則,就是票箱子出政權,得選票者得天下。民眾會將選票投給能代表其利益和愿望的候選人。民眾的基本愿望是追求平等,反對貧富兩極分化,新自由主義主張的私有化、市場化,必然導致兩極分化。
主政者按新自由主義那套辦法干,就會失去選票,失選票者失天下。一個有力的證據是前不久的印度大選。印度人民黨從1996年開始執政,8年來推行新自由主義那套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政策,經濟發展頗快,是印度史上最快的時期。2004舉行大選,印度國內和國際人士認為人民黨會取得勝利,結果是人民黨敗了,國大黨勝了。原因在于,人民黨執政時,導致貧富差距擴大,經濟發展了,有60%的民眾未得到實惠乃至更窮了,結果是將選票投給國大黨,人民黨失選票就失政權了。2008年美國共和黨選舉的失敗。最主要的原因是推行新自由主義,擴大了貧富差距,遭到民眾反對。至此可以發現,民主是民眾、富人和政黨三方的博弈行為,民眾追求的目標是平等(消除差距),富人的目標是自由(自由發財),政黨的目標是選票,更高的層次是民心,得民心者得選票,得選票者得政權。新自由主義適合富人的目標,受到歡迎;背離民眾的目標,遭到反對;不適合政黨的目標,遭到拒絕。民主在本質上是遵循平等主義,拒斥(不平等的)自由主義,世界性的民主潮流,必將淹沒新自由主義。40年前新自由主義靠和平轉敗為勝,長期和平,民主興起,新自由主義又敗在民主上。
20世紀自由主義走的是U型,在衰敗了40年之后又東山再起。在21世紀,新自由主義的理念和政策主張,不符合經濟發展的大趨勢,背離民主的時代潮流,這次衰敗將走一條L型,即一直衰落下去。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盤據西方主流經濟學的位置有30多年,在中國也盛行20多年,對政府決策頗有影響,高等院校的教材有80%講這一套,報刊熱衷于登載這類文章,足見新自由主義已占據了相當大的思想陣地,成為新的思想枷鎖,是當前阻礙貫徹科學發展觀和建設和諧社會的一股思潮,第三次思想解放的突破口何在,就是破除對新自由主義的迷信。新自由主義發源于美國且盛行于美國,迷信新自由主義同迷信美國相伴,破除對新自由主義的迷信伴隨著破除對美國的迷信。因此,第三次思想解放的突破口,也可以說是破除“兩個迷信”。
前兩次思想解放只限于國內,第三次思想解放同世界性思潮有密切關系。新自由主義形成于西方,在它鼎盛時傳入中國,占據天時,得以盛行。當前新自由主義在世界范圍跌入谷底,且會衰敗下去,在中國也難逃脫衰敗命運。但自由主義樹大根深,存在巨大慣性,在中國形成一種洋的思想枷鎖,積重難返,因此,這次思想解放比前兩次要復雜困難得多。
在新一輪思想解放中,新自由主義是一種阻力,成為要突破的思想枷鎖。這種成敗易位現象,在歷史上也屢見不鮮。歷史經驗證明,同一思想理論可以取得成功,在歷史條件變化后,也會導致失敗,其典型代表是戰國秦朝時的法家學說。韓非的霸道學說,就是以力壓服人,秦始皇用來滅亡六國,取得了成功,他被霸道學說束縛住頭腦,統一后繼續以霸道治天下,使得社會沖突加劇,導致二世(15年)而亡。秦朝的興亡,可說是成也霸道,敗也霸道。新自由主義類似于昔日的霸道學說,它對于克服平均主義、破除單一計劃經濟,起到推動作用。同時,推行市場化、私有化,導致貧富差距急劇擴大,國有資產流失,環境急劇惡化,官風民風不正,社會沖突加劇。新自由主義者都頑固堅持其精英立場,是一群“迷信派”,其思想僵化程度遠遠超過30年前的“凡是派”,是當前改革的最大絆腳石,要深化改革仍要思想解放,新一輪解放思想,就是從新自由主義枷鎖中解放出來。30年前,思想解放的突破口是破除“兩個凡是”,當前思想解放的突破口就是破除“兩個迷信”,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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