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光：總結改革開放三十年

《學習參閱》 2008年第7期

最近，大家都在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希望總結改革開放的歷史經驗，在取得偉大成就的基礎上繼續前進，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成功。我作為改革開放的參與者，也講幾句話。

一、用唯物辯證法與歷史唯物主義方法總結改革開放三十年經驗

應該怎樣總結送三十年的歷史經驗呢？角度很多，可以百花齊放。

一個不會反思的民族，不可能成其為偉大的民族。一個民族的偉大，與這種百折不撓的民族精神息息相關。改革開放歷時三十年，對于這樣一場關系全國人民福祉的偉大的運動，顯然更應該全方位地進行反思。反思就是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同時，總結經驗會有不同立場、觀點和方法。人們對事物的不同看法、判斷、言論，自覺不自覺地都有著自己的立場，都有自己的態度、看法、判斷，這是勿庸置疑的。

馬克思主義者從來不掩飾自己的立場、觀點、方法。從馬克思哲學方法論的角度來分析問題，這是我們共產黨人的一貫做法和寶貴傳統。既然改革開放是用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指導中國具體實踐的結果，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改革開放具體實踐相結合產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那么，總結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經驗，當然可以用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方法，這是順理成章的辦法，是一個好的視角。

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博大精深，包括唯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唯物辯證法有三條基本規律作為主線，即對立統一規律、質量互變規律、否定之否定規律。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內容，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問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矛盾、經濟基礎內部的矛盾、上層建筑內部的矛盾，以及意識形態和社會存在、社會發展之問的矛盾。我試著用其中的一些觀點方法，對改革開放三十年作一個鳥瞰式的思考。

二、一分為二地看這三十年

對立統一規律認為，一切事物、現象、過程都可分為兩個互相對立和互相統一的部分。一分為二是毛澤東同志對唯物辯證法的對立統一普遍規律的科學簡明的表述。他說，“一分為二，這是個普遍的現象，這就是辯證法。”（毛澤東：《黨內團結的辯證法》，《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96～498頁）對于改革，也要一分為二地分析。

建國這六十年的歷程極不平凡。前三十年坎坷曲折，走了許多彎路，但是功績很大，不容抵毀。有問題并不能掩蓋所取得的偉大成就，更不能像某些人那樣將歷史成就一筆抹殺。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年，取得了更大的成就。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實：經濟保持平穩快速發展，經濟總量迅速擴大，財政收入連年顯著增加，國家經濟實力大幅提升。到1999年，我國經濟總量排名世界第七，此后一路趕超意大利、法國、英國，目前已超過德國，照此速度發展下去，五年內有望趕上日本。如果以購買力平價衡量，我國現在就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僅次于美國。我國進出口貿易增速以及占世界貿易的比重都在穩步提高，成為世界貿易不可忽略的重要力量，在世界貿易中的位次從2001年的第六位提高到了第三位，超過了英國、法國和日本。在迅速發展過程中，城鄉居民收入顯著增加，人民生活福利整體上有了巨大改善，改革開放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取得重大進展。

與過去相比，經濟體制變活了。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市場起到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大大消除了傳統僵化體制的消極影響，初步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通過轉換企業經營機制，大力推進傳統產業的技術進步，增強了企業按照市場需求組織生產經營活動的能力，加快推進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向集約的轉變，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都有了明顯的提高。

總之，我們對這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就，無比歡欣鼓舞，成績不容否認。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一面，要看到成績。同時，也要看到問題和潛在的風險。這就是一分為二。
三十年來，特別是最近一個階段，社會經濟面臨深刻變化，深層次矛盾逐漸顯露，遇到了過去少有的問題。這些問題過去即便有，也是很小的問題，不是主要問題，現在則成了主要問題，這里列舉幾個。一是貧富差距擴大。盡管基尼系數不足以完全說明問題，但其上升速度很快，由改革初期低于0.3到現在接這0.5，達到了全世界少有的水平；社會階層貧富差距懸殊，在世界上也很突出。二是腐敗盛行，案件愈來愈多，愈來愈重。這種現象也是過去沒有的。三是社會道德淪喪，重利輕義，世風漸衰。四是環境破壞，資源環境越來越緊張。

對于這種發展態勢，大家感到擔憂，認為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后果不堪設想。生產力發展了，國家經濟實力增強了，但如果生產出來的財富越來越集中在極少數人的手里，這樣一種改革，結果是資本主義成功，而不是社會主義改革的成功。如果對于改革掌控不好，此種前景也不是沒有可能的。

但是，是不是像一些人說的那樣，鄧小平反復告誡的那些話（“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那我們就失敗了。”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頁），已經變成了現實了呢？我在《關于分配與所有制關系若干問題的思考》一文中有個論證：雖然貧富分化的趨勢已經相當嚴重，但還沒有達到社會無法承受的兩極分化的程度，不能說改革已經失敗（見《開放導報》2007年第5期），這里就不再細說文中的論證。我單講其中一個考慮是，我們黨和政府正以百倍的努力和高度負責的精神，解決收入差距擴大和其他種種社會民生問題。現在問題是解決得慢，離人民群眾的愿望和要求還有差距，一時無法滿足；有些矛盾和問題還在深化發展，一些使居民利益受損現象還時有發生；教改、醫改、房改、國企改革等政策中的某些失誤，還需要加大糾偏力度，進一步采取完善措施，逐一解決。

總之，辯證地一分為二地看，改革總體上還是成功的，有問題并不能掩蓋已經取得的偉大成就。不能說社會主義改革已經失敗，改革不能倒退，不容否定。

三、否定之否定：改革在更高層次上的綜合

否定之否定規律，也是辯證法的普遍規律。否定之否定規律，就是“正”、“反”、“合”。事物是矛盾的，但這個矛盾的斗爭，從量變到質變，是一重否定；由新的量變再到質變，又是一重否定。矛盾發展，否定了前一個階段的事物，然后再發展，又否定了上一個階段的事物，如此循環往復。否定之否定，并不是回到過去，而是在更高層次上的綜合。由此推動事物向更高階段發展，這是辯證法的規律。

對我國的改革進程，也要這么看。如果說改革開放之前是“正”，改革開放之后的一段時期就是“反”，這是一個否定。需要說明一下，這里是純粹從方法論和邏輯上講的“正”與“反”，而不是價值判斷，不是要肯定改革開放以前的東西。

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的“正”與“反”，表現在哪些方面呢？它們很清楚地表現在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和備個層面。主要有：一是經濟運行機制。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由計劃為主轉向市場為主，市場起基礎性調節作用。二是所有制結構。過去是單一的公有制，越大越公越純越好，一切向國有制看齊；改革后是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及其他備種混和所有制經濟都出現了，這是以前沒有的新現象。三是分配制度是過去名義上是按勞分配，實際上是“大鍋飯”，即偏于平均主義的“大鍋飯”。當然，也不能說是完全的平均主義，張春橋曾攻擊“八級工資制”是修正主義。平均主義遏制了大多數人的勤奮努力；改革后變成了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如鄧小平所講的“先富、后富”已經出現了，收入差距拉開了，這是好現象，對社會進步、經濟發展有很大的激勵作用。

簡單而言，有這么幾個“正”與“反”。三十年來，一“正”一“反”才形成現在的局面，也積累了不少新矛盾。經過三十年，當前正進入一個新的階段，要對一些新矛盾進行一些新的“反”與“正”，從而在更高層次上轉向新的綜合。

四、關于經濟運行機制：在繼續堅持市場改革的同時，要重新強調國家宏觀計劃調控的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運行機制逐步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推動我國經濟生動活潑地向前發展。在全部商品流通總額中，目前市場調節部分已占到90％以上。幾年前有人估計，我國市場經濟在整體上完成程度已達到70％左右。可以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初步建立。

但是，目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不夠充分、不夠完善，市場經濟還有一些不到位的地方，如資源要素市場、資本金融市場等，都還需要進一步發展到位。也有因經驗不足、犯了市場幼稚病，從而導致過度市場化的地方，如在教育、醫療、住宅等領域不該市場化的部分也搞市場化，以至于發展到對市場迷信的地步，帶來一系列不良后果。
市場經濟初步建立之后，市場的積極方面和消極方面都充分展現出來。市場經濟在發揮激勵競爭、優化資源配置等優越性的同時，其自身固有的缺陷經過三十年的演變，也逐步顯露出來了。特別是在總量綜合平衡上、環境資源保護上，以及社會公平分配上引發的問題，在我國不是市場經濟本身能夠解決的。因此，三十年的結果，一方面經濟發展取得很大成績；另一方面社會經濟出現新的矛盾，資源環境、分配民生等矛盾越積越多。這與國家宏觀計劃調控跟不上市場化的進程，有一定的關系。

本來，我們所要建立的市場經濟，就是國家宏觀調控下的市場經濟，這一根本點在1992年就明確地寫入了黨的十四大文件。這些年來，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在不斷前進，我們在短期經濟波動的控制上，先后取得了治理通貨膨脹和治理通貨緊縮兩方面的成功經驗。但是，國家計劃對短期和長期宏觀經濟發展的導向作用明顯減弱，計劃本身多是政策匯編性的，少有約束性問責的任務，計劃的要求與執行實績相差很大，國家計劃控制不了地方盲目擴張行為。總之，國家計劃失之軟弱，變成可有可無的東西。這影響到宏觀調控的實效，造成國民經濟發展許多方面失衡。

現在是到了繼續堅持市場取向改革的同時，需要加強宏觀計劃調控的作用，強調國家計劃在宏觀調控中的指導作用的時候了。針對國家宏觀計劃調控跟不上市場經濟發展形勢的狀況，最近十七大提出“發揮國家發展規劃、計劃、產業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綜合運用財政、貨幣政策，提高宏觀調控水平。”（《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杜，2007年版，第26頁）十七大重新強調多年未提的發揮國家計劃的導向作用，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大家知道，宏觀調控有這么幾種主要手段，財政政策、貨市政策和計劃手段。只有少數市場經濟國家設有計劃機構，并編有預測性計劃，一般不用計劃手段。但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大國，有必要在宏觀調控中利用計劃手段。至于產業政策，則屬于計劃手段。規劃也是一種計劃。所以，主要就是上述三種手段。十四大報告明確指出，“國家計劃是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仝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頁）在財政、貨幣、計劃三者關系中，計劃應是財政貨幣政策的指針，財政、貨幣政策要有計劃的指導。國家計劃與宏觀調控不可分，計劃是宏觀調控的主心骨。國家計劃有年度計劃，還編制五年、十年的中長期發展規劃。年度計劃包含經濟增長速度、投資總額、財政預算、信貸總額、外匯收支、失業率、物價上漲率和人口增長率等指標！每年都由國務院提出、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準，應當是有法律和行政效力的。這些中長期規劃和年度計劃，都應該在宏觀調控中起導向作用，具有約束力。關鍵之處還應問責和追究法律責任，這樣的國家計劃才能對宏觀調控起到導向作用。

在市場經濟初步建立，市場的積極方面和消極方面都充分展現之后，目前在“市場化改革”口號下，迷信市場成風，計劃大有成為禁區的趨向。在這種氛圍下，重新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也要加強國家計劃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看來十分必要。

這次十七大重新強調了國家計劃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并不是如某些人所歪曲的那樣，“要回到傳統計劃經濟模式”。重新強調國家計劃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不同于過去“傳統計劃經濟”，而是計劃與市場這個問題在更高層次上的新的結合。其主要表現：一是現在的計劃不是既管宏觀又管微觀無所不包的計劃，而是只管宏觀層面，微觀的事情主要由市場調節。二是現在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手段是市場，計劃是彌補市場缺陷與不足的必要手段。三是現在的計劃主要不再是行政指令性的，而是指導性、戰略性、預測性的計劃，同時又要有必要的約束和問責的功能。

國家計劃導向下的宏觀調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應有之義，不能把“計劃性”排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含義之外。1992年5月9日，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同志在中央黨校講話中談到十四大將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法的時候，強調了這一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有計劃的”。（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出版，第6頁）我們要依照這個精神，努力改進國家計劃工作和宏觀調控工作，使之名符其實地起導向作用，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實現市場與計劃的更高層次的綜合。

五、關于所有制結構：在堅持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同時，要重新強調“公有制為主體”

關于所有制改革，現在也到了否定之否定的“合”的階段。

改革開放以前，是單一的公有制形式，越大越公越純就越好，脫離了生產力發展的要求而不斷改變生產關系。改革開放以來，多種所有制形式共同發展。這是一個否定。這個“正”與“反”的變化，一般規律是在公私比例關系上“公”降“私”升，這是合理的。因為改革以前私有經濟幾乎等于零，公有制占有絕對地位。因此，在相當一個階段里，非公有制經濟保持超過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速度，從而增加非公有制經濟占總體經濟中的比重，公有制比例下降、私有制比例上升，是合理的變化過程。這個“正”與“反”變化過程已經持續了三十年。

現在是不是到了一個新的時期，“公”降“私”升是不是到了一個關頭，到了一個關鍵階段，需要重新考慮一下，來一個新的否定和新的綜合？對此，社會上有幾種截然不同的估計。

關于公有制主體地位目前有三種估計，都是現實中存在的意見，有文字可查。第一種意見認為，現在還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但是，這種計算方法有問題。它將自然資源、行政性資產都計算在內。幾年以前，有同志曾試圖解答這一問題，他把資源性資產都算作國有資產，那當然可觀，土地就是一大筆財富，其結論自然是以公有制為主體。這個回答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這里講的國有資產，應該是指經營性資產，不包括資源性資產。第二種意見認為，公有制地位已經動搖，一些地區和部門公有制已不占主體。有沒有這種現象？這也算是一種意見吧。第三種意見，干脆說公有制地位已經喪失，私有制占據主體，已經是既成事實了。

持第三種意見的有兩種人。一種人是擔心這種情況出現，認為不能這樣。現在公有制喪失主體地位，國家應想辦法挽回。另一種人的意見是贊成私有化，說不要再提姓“公”姓“私”了，既然不是公有制為主，已經很好了嘛，干嘛還要再提！理論界就有人提出，經濟改革已經成功，現在要政治改革了。這些人所講的經濟改革成功，就是指公有制變成私有制已經基本完成。上述的兩種人，都認為公有制主體已經不是主體了，觀點相同，但是態度和傾向不同。

這幾種看法，都是個人根據自己的估計得出的。在國家綜合部門、統計部門尚未拿出公私結構的正式的全面數據以前，難以準確判斷我國的所有制結構現狀。

但是，從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一直到現在，黨的文件一貫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形式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沒有一個文件不要公有制為主體。十七大重申了黨的這一主張，說“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中國共產黨笫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杜，2007年版，第25頁）這當然不是空話，不是停留在文字面上而是要堅決貫徹落實的。我國的所有制結構現在已經變成什么樣，公有制還是不是主體？社會上對此有很多議論，已經有人將這一意見提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要求我們國家統計機構和有關部門公布這方面的材料，現在各種所有制的比例到底怎樣，希望人大監督這個事情。

現在到了需要重新考慮的時候，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即毫不動搖地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毫不動搖地發展多種所有制形式，不能只強調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不能只強調一個毫不動搖。這件事到了新的綜合之時。首先要毫不動搖地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同時要毫不動搖地發展非公有制經濟。

有人攻擊公有制效率低，是官僚經濟，是權貴經濟；不是國家的財富，而是少數人的財富。我在一篇文章中談到這個問題。（見《開放導報》2007年第5期）公有制并非注定效率低，六十年代我國的“鞍鋼憲法”，有很好的經驗，日、美、歐企業管理都吸收它的經驗，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資本主義國家也有國有企業管得好的，并不是一概效率低。改革開放以來，公有制低效率是與私有化預期聯系在上起的；而且效率愈來愈低，是與前幾年經濟調整伴隨“國退民進”發生的現象，國有企業經營不善，國有資產流失，巧取豪奪、改頭換面通過各種渠道流失，一夜之間從地底下冒出千百萬家財萬貫的財富精英，與刮起來的這股私有化風塵有著千絲萬縷的內在聯系。

國有經濟內部管理也有問題，某些企業管理不善，變國有資產為少數企業高管人員的個人財富，變為私有財產；就算沒有MBO，一些國有企業的領導層也在腐化變質，幾百萬年薪的高工資，而普通職工月薪只有幾百、幾千元。這些都不是公有制固有的屬性。人家攻擊我們國有經濟已經不是公有制，并非完全虛指，也指出了一些問題。

國有企業本身應進一步改革，既不能變回到過去“大鍋飯”的舊體制，也不能維持現在被扭曲的形象，要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解決目前存在的壟斷和腐敗問題，解決企業內部的激勵機制問題；要使得國有企業真正體現社會公平，同時又有激勵機制。這種探索，西方國家不是沒有先例。西方國家也有國有企業，也有國家公務員，看看二者的收入比例，差距不會像我們現在拉得那么大。國有企業的領導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一樣，都是國家的公職人員，不能完全按照私有經濟的法則辦事。為什么不學這個呢？所以，國有企業管理腐敗一定要治理。

重新強調“公有制為主體”，并非恢復過去“大一統”的公有制經濟，也不是恢復舊模式的國有經濟，而是在保障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毫不動搖地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毫不動搖地保護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并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原則深化國有經濟改革。這是所有制經歷了正反兩個階段之后在更高階段的綜合。

農村所有制的“否定之否定”，集中體現在小平同志所講的“兩個飛躍”上。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了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是改革開始時的一個否定。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促進了農村經濟的大發展，經過了三十的發展，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變化。現在應當著手實現第二個飛躍，即發展新的集體經濟。集體經濟也是公有制實現方式。小平同志講“兩個飛躍”時就說，“公有制為主體，農村不能例外。”（見《鄧小平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9頁）這是又一個否定。但是，這是新階段的新綜合，不是回到過去吃“大鍋飯”的人民公社制度和生產隊體制，而是要充分考慮保障農民和農戶的財產權益，在此基礎上的新的集體合作經濟，包括專業合作和社區合作。

新型集體合作經濟已在我國大地上萌生起步，茁壯成長。如江蘇的華西村、河南的南街村、山西的皇城村、山東的南山村等等，還有蘇南、浙江、廣東一些農村最近興起的社區股份合作企業。這些集體合作組織帶動農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為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做出了貢獻。這些星星點點的火花，現在社會輿論、宣傳部門對其重視程度還不夠，某些媒體還在找碴挑剔，冷嘲熱諷。如果社會輿論和政府決策能給予更多關心和支持，它們是可以為我國農村走社會主義道路開辟寬廣前程的。

六、關于分配關系：要從“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轉向“更加重視社會公平”

從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到拉開收入差距，允許一部分人通過勤勞先富起來，是完全正確的，是改革后一次最成功的否定。但是，如果收入差距拉得大大，以至于貧富分化造成難以逾越的鴻溝，出現兩極分化，就不對了，那就需要來一個新的否定，讓先富帶后富，縮小貧富差距，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實現分配領域的更高的綜合。

在改革開放后的一段時期內，強調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有其正面的積極作用，就是促進效率，促進生產，促進經濟發展。但是，過了這個階段，貧富差距擴大，不能實現先富帶動后富，不能實現共同富裕，不能實現公平的目標，這個時候，就必須強調效率與公平二者同時并重，而且更加重視和強調社會公平。我在2003年《研究宏觀經濟形勢要關注收入分配問題》一文中提出“逐步淡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口號，向實行效率與公平并重的原則過渡”，并向十六大三中全會文件起草組提出。（《劉國光文集》第十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498～513頁）十六屆四中全會文件未出現“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2005年我在《進一步重視社會公平問題》一文中，再次闡明了這一主張（《劉國光文集》第十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杜，2006年版，第582～594頁），還寫了《要把效率優先放到該講的地方去》一文（《劉國光文集》第十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623～625頁）。這篇短文除了指出把公平置于“兼顧”的次要位置欠妥外，還認為初次分配也要注重公平。此文原稿呈送了中央。2005年十六屆五中全會報告征求意見稿中還有“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和“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字樣，受到一些同志的非議。但是，五中全會文件最終定稿時，消除了這兩種提法，同時突出了“更加重視社會公平”的鮮明主張。十七大還將初次分配也要重視社會公平這一原則寫入了中央文件（《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杜，2007年版，第37頁）。我的上述這些觀點主張，與黨中央的最終決策精神是一致的。

淡化“優先、兼顧”提法，強調“更加重視社會公平”，不是要回到過去，不是回到過去的“大鍋飯”，不是回到過去的平均主義，而是在更高層次上的綜合與提高。從平均主義到拉開收入差距、先富后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然后再轉回到“同時注重公平與效率、更加重視公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重視公平”，這也是明顯的“正”“反”“合”的例子。

關于分配問題中拉開差距與縮小差距的矛盾，效率與公平的矛盾，國內討論文章很多，這里也就不細談了。

總之，無論是所有制結構、運行機制還是分配制度，都有“正”“反”“合”三個發展階段。還有很多例子也都經歷這樣三個發展階段，其他改革開放過程也都可以運用這個方法總結。

改革過程中否定之否定的“合”的階段正在開始，能不能堅持正確的發展觀，把這個更高層次的綜合做好，到了非常關鍵的時候。綜合得好，社會主義能夠堅持，我國經濟能夠繼續發展；綜合得不好，經濟不能發展，社會主義也不能堅持到底。有人說經濟可以照樣發展，但我可以肯定地說，如果中國社會主義不能堅持，社會不可能穩定，經濟就不能持續健康發展。

改革開放由“正”到“反”，進一步從“反”到“合”，走向更高階段的過程，向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前進，這樣的綜合，決不是倒退。倒退沒有出路，也不會有回頭路。不堅持市場取向的改革，中國沒有出路；市場化走過了頭，也沒有出路。完全市場化，不要國家宏觀計劃調控；完全私有化，不要公有制為主體；完全的兩極分化，不要社會公平，這不是我們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這是小平同志講的。不按這樣的道路走，改革開放就會失敗，按這樣的道路走，改革開放的道路光明燦爛。

關于一分為二和否定之否定規律，用唯物辯證法的要領和方法來回顧總結這三十年，簡單地就講這些。辯證唯物主義中的質量互變規律，也有豐富的內容，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例子也是非常多的。因為篇幅所限，不再贅述。下面用歷史唯物主義的一些概念、方法，來看這三十年的一些問題。

七、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

歷史唯物主義，首先講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這對矛盾。

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這一對矛盾，是任何社會發展的根本矛盾，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一個社會的生產方式。改革開放過程也有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比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包含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方面，一方面是“社會主義”，另一方面是“市場經濟”，二者是矛盾的，也是統一的。

“市場經濟”主要著眼于發展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不然很難有效率。這是被實踐證明了的正確結論。社會主義主要著眼于強調生產關系，社會主義不同于其他社會的特殊性在什么地方？公有制、共同富裕，體現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主要特征。離開了這些本質特征，就不是社會主義。小平同志講社會主義的本質是發展生產力，這是專門針對“四人幫”搞“貧窮的社會主義”來說的，不是對社會主義泛指的定義。發展生產力，是一切社會形態取代前一社會形態時都具有的一般特征，是共性的東西，任何一個社會都要發展生產力。這是第一點。

第二，社會主義的目的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單有生產力發展，不講生產關系、不講社會公平，少數人占有財富而大部分人不能分享財富和技術進步，兩極分化，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小平同志說這是改革的失敗。（“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邪我們就真是走上邪路了”。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1993年版，第111頁）所謂改革的失敗，不是指生產力的失敗，而是指生產關系的失敗，生產力可能上去了，或在一個短暫的時期里上去了，而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沒有了，這樣，生產力是成功了，但是，生產關系改革最終失敗了。按資本主義的觀點看，則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勝利，是資本主義“改革”的成功。為此，對“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一定要統一地來看，不可偏廢。這是很重要的原則，不然就會變成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第三，不能什么都講姓“社”姓“資”，生產力就不能講“社”姓“資”，生產關系中一些共性的東西，不必去問什么姓“社”姓“資”。要造大飛機，要信息化、高科技、管理現代化，就不能講姓“社”姓“資”。但是，生產關系中非共性的東西，就不能不講姓“社”姓“資”。對于資本主義有益于我們經濟發展的東西，如“三資企業”等，也應當拿來“為我所用”，而不是“為資所化”。但是，資本主義腐朽沒落、與人類文明背道而馳的那些東西，必須予以批判。所以，對于姓“社”姓“資”，一定要具體分析。

有些人打著鄧小平的旗號，反對講姓“社”姓“資”，說什么思想解放就是要從姓“社”姓“資”的思想束縛中解放出來，這根本是錯誤的，而且歪曲了鄧小平的講話精神。鄧小平不是不講姓“社”姓“資”，是在提出計劃市場問題時，講“三個有利于”原則時，講到不要講姓“社”姓“資”問題，他說，資本主義也有計劃，社會主義也有市場，都是手段，不要講姓“社”姓“資”，僅此而已，哪里是一般地講不要姓“社”姓“資”？小平同志講“三個有利于”的時候，特別點出“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和“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他說深圳特區姓“社”不姓“資”，是社會主義。還說“三資企業是社會主義的有益補充，都不要怕。”在這些原則問題上，小平同志分明是講姓“社”姓“資”的。小平同志還說自己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最積極，一再強調要堅持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即以公有制為主體和共同富裕。他怎么會一般地反對區別姓“社”姓“資”呢？這些人斷章取義、恣意歪曲小平同志的根本主張。

八、關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

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是又一對矛盾。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影響經濟基礎。

就改革開放來說，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主要表現為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的矛盾。政治改革隸屬于上層建筑，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的矛盾是三十年來尖銳的問題。特別是最近幾年，有一種議論，說經濟改革已經成功了，問題在政治改革，上層建筑不適應。其意是所有制已經基本完成了私有制為主體的變革，但政權不適應這種經濟基礎，政權還要進一步適應私有化，即整個政權的資產階級化、西方化。境內外都有一些別有用心的勢力主張這種“政治體制改革”，實際上是要我們放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放棄社會主義制度。

改革開放初期，黨的工作重心從階級斗爭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更多地強調經濟改革，這是必要的，也是應該的。與此同時，黨一貫地強調政治改革。十三大提出政企分開、黨政分開。1989年后有所緩進，這是由于“六四”以后國際國內環境有所變化，黨政－分開、政企分開有所緩步。但是，選舉制度、基層民主、行政體制等改革還在穩步推進，民主法制建設逐步改善。這些方面不是沒有進展、沒有改革，而是不斷進步。十六大以后，中央又不斷強調政治體制改革，十七大報告提出要堅定不移地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仝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頁）

當然，政治領域的改革，相對于經濟改革來說是滯后了一些。有些方面大家感覺進展慢了些，要求加快改革。比如，言論自由問題，左派、右派都有意見。右派有意見，是覺得自己言論受限制，左派也感到受排擠；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言論不僅在市場化的媒體上不能發表，在一些正式媒體上也不能發表。相比而言，右派言論相對自由一些，前年“西山會議”沒有什么追究，南北各有報刊不斷公開發表“擦邊球”和越軌文章，而左派就沒有那么大的自由度。

又如，權力制衡問題。權力缺乏監督，主要領導干部個人說了算，“人治”代替“法治”的弊端還很嚴重。我們不提倡西方式的：“三權分立”的“普世”模式，但權力制衡總得要有。沒有制衡的杈力、缺乏約束的權力一定要腐敗。十七大提出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仝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頁），就是分權制衡原則的運用，這方面我們需要加大改革的力度。

再如，領導人選制度改革。列寧所說的領導人從群眾中產生，對群眾負責，這一點還要逐步逐層推廣。目前，差額選舉，基層選舉放開了許多，淘汰制、競選制、普選制有些進展，但效果不盡理想。“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如何更好地結合，如何在人大和政協的框架內，在社會主義的原則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積極推進這些民主程序，確實需要更大的努力。

關于言論自由、權力制衡、領導人選制度等方面的改革，還需努力，還要抓緊。

與上述正確的改革思路背道而馳的錯誤思潮，是新自由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兩股思潮都反對“四項基本原則”，反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核心是反對共產黨領導，主張多黨輪流執政。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小平同志最積極，小平同志說，二十一世紀前五十年都要反。鄧小平強調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以公有制為主體，不能出現兩極分化，他只提出從政治上解決資產階級自由化，那時只解決到這一步，沒有從經濟上解決資產階級自由化，還沒有發展到這一步。但是，不能說經濟領域沒有自由化，沒有資產階級化傾向。資產階級自由化，不但政治領域有，經濟領域也有。私有化的觀點、完全市場化的觀點、政府守夜人的觀點等，這一系列觀點都是經濟領域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表現。防止經濟領域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防止經濟領域變質，經濟領域如果變質，政治領域會跟著變質。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把住這一關口非常重要。過去趙紫陽就認為經濟領域沒有資產階級自由化，至今仍然有一些領導干部這樣認為，這是極糊涂的。有人提出經濟（所有制）改革已經“成功”，現在要隨勢而發搞與“普世價值”接軌的“憲政改革”，就是這方面的強烈信號。因此，那種認為經濟領域沒有意識形態的問題，是大錯特錯了。

小平同志提出反“左”防右。“左”是帶引號的，是極“左”，那是要反的，特別是我國在民主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都受到極“左”路線干擾，損失很大，痛定思痛，不能不反。但是不帶引號的左，鄧小平是從來都不反的。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在世界思想潮流中就是左派理論，共產黨是左派政黨，鄧小平也是左派。如果不帶引號的左也要反，那還有什么馬克思主義、鄧小平理論？那還有什么共產黨領導？見左就避之唯恐不及，像躲瘟疫一般，是極不正常的現象。反“左”防右中的左，是帶引號的“左”，不是正常的左。共產黨要明確自己就是左派政黨，態度要鮮明。共產黨事實上執行的是中左路線，團結中右，反對極右！防止極“左”。共產黨不明確自己是左派的政黨，就會迷失方向。

起碼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百年內，還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只要黨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不變，堅持科學社會主義方向不變，沒有變成像社會民主黨那一類政黨，那么，我們仍然會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條道路是走不通的。換了其他什么政黨，都不會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至于一百年之后，即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后，會是什么樣政治狀況，要根據那時的情況。中國共產黨也不會是永久領導，那也不符合辯證法。也許，那時的社會階層單一化了，社會階層變化了，不需要共產黨的領導了。但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可預見的時期內，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不能實行多黨輪流執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是我們的基本主張。多黨輪流執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完結了。換了政權，整個路線就全變了，就不能保證我們向社會主義高級階段過渡，那是不行的。

九、關于生產力內部的矛盾

生產力內部在時間空間上的矛盾也很多，其中對經濟發展全局最重要的一個矛盾，就是外延與內涵、粗放與集約之間的矛盾。到底是注重速度數量，還是結構、資源、環境、質量？這是我國生產力發展中一個突出的問題。
由粗放發展方式轉向集約發展方式，這是“雙重模式轉換”中的一重。“雙重模式轉移”包含體制模式的轉換和發展模式的轉換。發展模式轉換指的就是生產力內部的矛盾。這是非常概括性的內容，也是很重要的實質性問題。過去講求速度、數量，輕視結構、資源、環境、質量，現在仍然沒有完全克服這種傾向，片面追求產值、速度的現象還很嚴重，特別是一些地方還存在GDP崇拜，犧牲后代利益加速眼前的發展，這種發展實際上是不可持續的。這是三十年來很大的一個問題，積重難返。現在正在大力扭轉，特別是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提出，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推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推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一、二、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這是促使我們的經濟發展由片面追求速度向全面協調持續發展轉變的正確途徑。

“雙重模式轉換”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由理論界提出來的。“九五”以后，黨的正式文件正式肯定為“兩個根本性轉變”的方針，十六大以后更是非常強調這個方針，十七大報告將“增長方式”重新改回到“發展方式”。我原來在八十年代也是講的“發展模式”。今年春天，中央政治局專門開會研究轉變發展方式這個問題。

生產力的內部矛盾和生產關系、上層建筑是有聯系的。三十年的經驗證明，發展方式轉變會受到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一系列關系的制約。這就要從體制上解決。地方上片面追求GDP，與財政體制、考核制度等有關。如有的省份頒布縣級領導考核指標，按GDP增幅給予獎金，還有些地方層層分解招商引資任務，這樣地方怎么會不追求GDP呢？資源環境問題，和價格機制、競爭狀況都有關系。這些都需要從體制上解決。

十、關于生產關系內部矛盾

生產關系內部的矛盾，也是千頭萬緒。這里只講所有制和分配關系。這是我們改革過程中的一個重要問題。

所有制和分配都是生產關系。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所有制決定分配。但是，人們常忽略了這個觀點。在分析我國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時，舉了很多原由，如城鄉差別擴大，地區不平衡，行業壟斷，腐敗，公共產品供應不均、再分配調節落后等，不一而足。這些原由都能成立，但不是最主要的。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最根本原因被忽略了。

財產占有上的差別，是收入差別的最大的影響因素。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薩繆爾遜都承認，“收入差別最主要的是擁有財富多寡造成的，和財產差別相比，個人能力的差別是微不足道的。”他又說，“財產所有權是收入差別的第一位原因，往下依次是個人能力、教育、培訓、機會和健康。”（薩繆爾遜：《經濟學》下卷，高鴻業譯，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231頁）三十年來我國貧富差距的擴大，除了上舉的一系列原因外，跟所有制結構變化，跟“公”降“私”升和化公為私的過程，顯然有關。這種關系，被某些學者在分析收入差距原因時，故意忽略掉了。

在調整收入分配差距關系、縮小貧富差距時，人們往往從分配關系入手，特別是從財政稅收、轉移支付等再分配領域入手，完善社會保障，改善低收入者的民生狀況。這些措施都是完全必要的，我們現在也開始這樣做了。但是，僅從分配和再分配領域著手是遠遠不夠的，不能從根本上扭轉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

還需要從所有制結構，從財產制度上直面這一問題，從根本上阻止貧富差距擴大、兩極分化的趨勢。這就是鄧小平所說的，“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鄧小平文選》，第三卷，1993年版，第149頁）

本文前面所講的分配上的新綜合，是以所有制上新綜合為前提條件的。所有制發展上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毫不動搖地發展公、私兩種經濟，不能只片面強調一個毫不動搖；要延緩“公”降“私”升速度和程度，阻止化公為私的所有制結構轉換過程。

十一、關于社會意識形態與社會存在的關系

社會存在與意識形態的關系，也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重要命題。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反過來，社會意識又反作用于社會存在。先進的社會意識推動社會進步，落后腐朽的社會意識阻礙社會進步。三十年來，我們在這方面經歷了不少風雨，最重要的莫過于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的關系了。
小平同志很好地解決了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二者的關系。“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與小平同志的改革開放思想緊密相關。小平同志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一系列問題，正確地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確定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方法和措施。”（《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1983年版，第140～152頁）他所說的思想解放，是要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我們前進中遇到的一系列問題。思想解放不能離開了這個根本。

我為什么要不厭其煩地引用小平同志的原話呢？因為現在某些人的思想解放早已離開了這一根本，卻還在高舉“鄧小平的旗幟”，高調提倡“進一步思想解放”。他們稱當前“新的思想解放”或“第三次思想解放”，“是從沖破姓‘社’姓‘資’，到沖破姓‘公’姓‘私’，概括起來就是沖破‘所有制崇拜’。”那就是不要公有制為主體，不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了。所謂“新的思想解放”實質就在這里，不要再問姓“社”姓“資”、姓“公”姓“私”，還有所指的批“所有制崇拜”。不用多解釋都會明白，他們的思想解放就是要結束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從而結束社會主義。

去冬今春，南北各有一個關于思想解放的論壇，遙相呼應，某些人發言的精神實質，就是要把中央在十七大提出的解放思想，說成是“新”的思想解放，特別強調“三十年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進程在意識形態領域始終貫穿著姓‘資’姓‘社’、姓‘公’姓‘私’的爭論，而每次改革開放的突破都是以解放思想為先導的。”他們講的“新”的思想解放，其“新”在何處呢？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新在從姓“社”姓“資”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不要用社會主義的觀念阻礙向資本主義前進。不要提姓“社”姓“資”，那就意味著不要再提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區別。我在前面講了，這些同志完全曲解了小平同志的原意。小平同志明確地把社會主義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提，改革開放不能走向資本主義。他說，“我們實行改革開放，是怎樣搞社會主義的問題，作為制度來說，沒有社會主義這個前提，改革開放就會走向資本主義，比如說兩極分化。”（1990年7月3日，鄧小平同志視察北京市亞運會場館等市政建設工程時指出：我們實行改革開放，這是怎樣搞杜會主義的問題，作為制度來講，沒有社會主義這個前提，改革開放就會走向資本主義，比如說兩極分化。見《鄧小平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7頁）

因此，所謂的“思想解放”也分兩種情況。一種是以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為指導的思想解放，這是促進我們的改革開放向社會主義自我完善的方向前進的；另一種是以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為指導的思想解放，這將把我們的改革開放推到一個不是我們黨所規劃的方向。所以，不能天真地認為，凡是思想解放都能正確引導推動我們的改革開放，要警惕有人利用思想解放來誤導改革開放。

當然，在社會存在、社會利益多元化以后，多種社會思潮的出現，以及非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思潮的出現，是不可避免的。歷史經驗證明，對于多種多樣的社會思潮，放任自流不行，簡單堵塞也不行。包容并蓄似乎是和諧社會應有之義。但一切事情都要有一個度、一個邊，不能讓一些非常錯誤的思潮把人們的思想搞得亂七八糟，六神無主，不能讓這些錯誤思潮把我國的改革和發展的方向引入歧途，像戈爾巴喬夫和雅可夫列夫導致災難后果的“多元化”、“公開性”那樣。所以，在實行多樣化，包容一些非馬克思主義、非社會主義思潮存在的同時，一定要強調“主旋律”，強調切實地而不是形式主義地宣傳馬克思主義，強調宣傳科學社會主義，強調宣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用“主旋律”來教育人民，統一思想，筑牢社會團結進步的思想基礎。要給宣傳正確思想、批判錯誤思想以更多的說話機會，或者話語權。批判與反批判從來就是追求科學真理的必由之路，各種思潮的和平共處并不有利于和諧社會的建構，這一點并不是像某些天真的同志所幻想的那樣。當然，要防止利用爭鳴來制造社會不和諧的雜音。

三十年過去了，我們仍然要繼續解放思想，要與時俱進，但要堅持小平同志所倡導的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就是要以馬克思主義與當代中國實踐相結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解決過去積累以及新出現的問題，正確改革與生產力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傳統社會主義思想當中不適應社會主義自我完善的東西，如社會主義與商品市場經濟不相容，所有制結構只能是“一大二公”，不允許非公有制經濟存在等教條，必須加以破除，建立符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觀念。今后還要進一步掃除妨礙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意識形態，樹立促進社會進步的新思想觀念。但是，思想解放是有底限的，不是無邊無際的胡思亂想，這個底限就是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忽視了社會主義的底限、突破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思想解放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也不是我們所希望看到的。
（本文由作著口述，桁林博士記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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