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政治經濟學研究承擔著新的歷史任務，也面臨著新的時代性挑戰(zhàn)。在此，我將圍繞中國政治經濟學研究中的幾個基本理論問題談幾點意見，供同志們參考。

一、正確看待新中國70年來經濟發(fā)展的主要成就與問題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70年來，中國政治經濟學研究始終伴隨著中國經濟發(fā)展和改革的步伐。恩格斯說，

　　【“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1]】

　　正確認識新中國70年來的經濟發(fā)展，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堅持歷史的觀點。

　　新中國70年來的經濟發(fā)展取得了歷史性的巨大成就。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建立，使中國完成了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歷史巨變，并在改革開放后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和社會變革的實驗室”，刷新了世界對現代化發(fā)展路徑的理念和認知。目前，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制造業(yè)第一大國、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商品消費第二大國、外資流入第二大國，以及外匯儲備第一大國。2018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已超過90萬億元。這個歷史性成就的取得，離不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及其應用，離不開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制度根基。沒有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建立和完善，中國就不能建立起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也不能形成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優(yōu)勢。中國為世界經濟發(fā)展做出了突出貢獻，使世界各國從中國經濟增長中獲得了巨大機遇。

　　也要看到，目前中國經濟發(fā)展中仍存在一些亟待克服的新難題。在發(fā)展動力層面，體現為創(chuàng)新能力不夠高，經濟集約化程度不夠高，經濟發(fā)展的質量和效益不夠高，非對等開放可能影響國家產業(yè)安全和總體安全;在結構層面，表現為經濟發(fā)展仍然不平衡、不充分，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任重道遠;在發(fā)展成果分享層面，則主要體現為財富和收人分配差距日漸擴大，民生領域短板突出，市場化環(huán)境下群眾的就業(yè)、教育、醫(yī)療、居住、養(yǎng)老、住房、食品安全等問題成為新的難點。對這些問題，我們需要用創(chuàng)新馬克思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來分析，尋找時代性答案和新政策。

二、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確立和完善，是我國社會主義的基本任務。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

　　【“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關系鞏固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2]】

　　不斷發(fā)展和完善的基本經濟制度，對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我國經濟社會持續(xù)健康發(fā)展發(fā)揮著重要作用。

　　從黨的十四大一直到現在，黨的文件一貫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沒有一個文件不強調以公有制為主體。堅持“兩個毫不動搖”，不能只強調發(fā)展非公有制經濟，不能只強調一個毫不動搖。從目前來看，在堅持多種所有制共同發(fā)展的同時，要重新強調“公有制為主體”。過去有些人說公有制效率低，主張“國退民進”。近十年來，國有企業(yè)經過改革后效率大大提高，國有資本增長較快，有些人又說國有經濟是官僚經濟、權貴經濟、壟斷經濟，不是國家的財富，這在理論上是經不起推敲的。西方國家憚于中國公有制經濟的優(yōu)勢，必欲除之而后快，國內個別人也隨聲附和，主張“所有制中性”，要“淡化所有權，強化產權”，“私有企業(yè)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所有制”，這些都與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相悖，與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要求相悖。

　　當然，堅持強調公有制為主體，并非要恢復過去“大一統(tǒng)”的公有制經濟和舊模式的國有經濟，而是在保障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原則深化國有經濟改革，使國有企業(yè)既真正體現社會公平，同時又有激勵機制。要重點發(fā)展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把做強做優(yōu)做大國有企業(yè)與做強做優(yōu)做大國有資本結合起來。要進一步明確，國有企業(yè)的領導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一樣，都是國家的公職人員，不能完全按照私有經濟的法則辦事。

三、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分配制度

　　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是由社會主義初期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決定的。堅持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體現在按勞分配是全社會分配領域中主體的分配原則，也體現在它是公有制經濟內部主體的分配原則。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就不能片面或過度夸大資本、管理等生產要素的貢獻，不能在財富和收人分配上過度向后者傾斜。

　　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所有制決定分配關系。但是，人們常常忽略了這個觀點。在分析我國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時，舉了很多緣由，如城鄉(xiāng)差距擴大、地區(qū)不平衡、行業(yè)壟斷、腐敗、公共產品供應不均、再分配調節(jié)落后等，不一而足。這些緣由都能成立，但不是最主要的。造成財富和收入分配不公的最根本原因，是財產占有上的差別。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薩繆爾遜都承認，

　　【“收入的差別最主要的是擁有財富多寡造成的，和財產差別相比，個人能力的差別是微不足道的”[3]。】

　　顯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貧富差距的擴大，跟所有制結構變化，跟“公”降“私”升和化公為私的過程有明顯的聯系。這在實踐中導致勞動收入的比重下降，資本收入的比重上升，家庭凈資產的財富存量差距日漸擴大。

　　因此，不但要從財稅再分配和其他途徑來縮小收入差距，最重要的是從所有制結構，從財產制度直面這一問題，才能從根本上阻止貧富差距的擴大和兩極分化的趨勢。在分配制度改革方面，要重視鄧小平同志當年的告誡：

　　【“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4]】

四、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調節(jié)制度

　　當前有必要重新強調國家宏觀計劃調控的作用。本來我們所要建立的市場經濟，就是國家宏觀調控下的市場經濟，這一根本點在1992年就明確地寫人了黨的十四大報告中。市場經濟可以推動競爭、優(yōu)化資源配置和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但也有其固有的消極的一面。當前我國資源環(huán)境、分配民生等矛盾越積越多，與國家宏觀計劃調控跟不上市場化的進程有重要關系。十九大報告強調，要更好發(fā)揮政府作用，要創(chuàng)新和完善宏觀調控，發(fā)揮和完善國家發(fā)展規(guī)劃的戰(zhàn)略導向作用，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5]

　　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來說，在共同的社會生產中國民經濟必然要追求有計劃按比例的發(fā)展。有計劃按比例的發(fā)展規(guī)律就是國家經濟調節(jié)規(guī)律，客觀上要求“持續(xù)穩(wěn)定協調的發(fā)展”，這需要國家積極進行宏觀調控和微觀規(guī)制。但強調國家發(fā)展規(guī)劃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不能等同于傳統(tǒng)的行政指令性的計劃經濟，也并非如某些人所講的那樣“要回到傳統(tǒng)計劃經濟模式”，而是計劃與市場在各自優(yōu)勢功能上的更高層次結合。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調節(jié)制度，應當在三個方面突出計劃手段在調控中的作用：一是計劃只管宏觀層面，微觀的事情主要由市場調節(jié);二是市場是資源配置的決定性手段，計劃是彌補市場缺陷與不足的必要手段;三是計劃主要以指導性、戰(zhàn)略性、預測性為主，并具有必要的約束和問責的功能。國家計劃導向下的宏觀調控和微觀規(guī)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應有之義，不能把“計劃性”排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含義之外。

五、在擴大開放中要始終堅持對等開放制度

　　對外開放作為一項基本國策，與改革相配合，是我國經濟建設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的重要因素。在新時代條件下，我國仍然要堅持擴大對外開放，但擴大開放又是有底線的。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這個論斷具有重大理論意義。

　　對外開放是當代世界經濟發(fā)展的潮流。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歷史理論認為，各民族、各國家的生產力水平和科技水平的提高，會打破原本各自封閉的狀態(tài)，而進入一個全新的相互依存、普遍交往的狀態(tài)，使國家和民族歷史轉變?yōu)槭澜鐨v史。從我國的實踐看，在工業(yè)化水平低、生產力落后的情況下，積極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借鑒國外管理經驗，是我國盡快提高社會生產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徑。在20世紀80年代初，我本人就是提出擴大開放建議者之一。但是，中國的對外開放是以平等互利為前提的，始終要堅持獨立自主原則，始終要堅持國家的整體利益和人民的長遠利益，而不能建立不平等、不對等的基礎之上。今年3月全國人大通過的《外資法》第四十條明確規(guī)定：

　　【“任何國家或者地區(qū)在投資方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采取歧視性的禁止、限制或者其他類似措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對該國家或者該地區(qū)采取相應的措施。”[6]】

　　當前盡管我國除廣播、出版等極少數行業(yè)沒有對外資大規(guī)模開放外，絕大多數行業(yè)已開放。但是，我國與西方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意識形態(tài)分歧仍然存在，在搶奪技術制高點上的矛盾尖銳對立，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對我國提出了極不平等的條件和要求。如美國要求我國按照新自由主義方案對其全面放開金融等重要產業(yè)領域，但卻阻止其國內對中國對等開放。因此，如果盲目擴大開放領域或沒有限制地開放，則可能給我國帶來經濟安全和制度安全的問題。在當前世界經濟進人新一輪的大重組時代，我國有必要統(tǒng)籌發(fā)展和安全，增強憂患意識，堅持人民利益、對等開放和經濟安全的開放原則。

六、堅持用發(fā)展變化眼光看待社會主義發(fā)展的階段性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fā)展之間的矛盾。”[5]】

　　這一論述，改變了過去長期以來的提法，切合了中國的實際，是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內部矛盾變化的科學闡釋。

　　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表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的經濟發(fā)展不僅是量的積累和變化，而且也會產生部分的質變。同樣，在社會主義經濟發(fā)展中，也會產生這樣的質變。可以相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部分質變，也可能形成社會主義的初級、中級和高級階段。

　　從長遠來看，社會主義必然會有一個從初級階段向中高級階段的轉變過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打基礎的階段，也是向社會主義中級階段和高級階段的過渡階段。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也會產生相應的質變。這種質變，只能是公有制經濟越來越發(fā)展壯大、按勞分配越來越成為分配主體的歷史過程，只能是社會主義國家力量越來越強大的過程。堅持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和做優(yōu)做強做大國有企業(yè)，理論依據就在于此。我們反對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非調控化”等主張，緣由也在于此。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3.

　　[2]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N].人民日報,2013-11-16(01).

　　[3]保羅·薩繆爾森.經濟學(下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231.

　　[4]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9.

　　[5]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N].人民日報,2017-10-28(01).

　　[6]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OL].新華網.(2019-03-20)[2019-05-28]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lh/2019-03/20/c_1124258675.htm

　　本文原載《當代經濟研究》201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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