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工不同酬就是最殘酷的剝削

　　何謂身份權，身份權是指每一個公民，因特定身份而產生的民事權利。也是人身權的重要組成部分。身份權并非人人都享有。身份權主要包括著作權、發明權、專利權、商標權、人身權、監護權、親屬權、事業身份權等。身份權中的監護權，是隨享有者死亡而立即消滅的權利。其他的身份權則永不消滅，如事業身份權等。

　　親屬關系是人的基本社會關系。親屬關系的構成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由血緣關系而產生的親屬關系，如父子關系、母子關系、姑侄關系等。這種親屬關系關不隨親屬關系人的死亡而中止。是一種永恒的親屬關系。

　　另一種親屬關系是由于婚姻的締結而產生的親屬關系，如婆媳關系、姑嫂關系等。這種親屬關系因婚姻中一方的死亡而消滅。我國法律規定，夫妻雙方一方死亡的，婚姻關系即告中止。也正是由于婚姻關系的結束，由此而帶來的親屬關系也告結束，即親屬權利的結束。

　　知識產權是所有者身份是以著作權人、發明人、專利所有人等出現的身份權利。這種身份權的保留時間是同國家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期相一致的。如我國《著作權法》規定，國家對著作權的保護期是作者逝世后的50年。我國《專利法》規定，發明專利的保護期為20年。這就是說，著作權人在其逝世后的50年內，仍享有著作權人的身份；而發明專利的享有人，在20年內，自法律認定之日起，不論享有人是否死亡，都繼續享有這一身份。

　　何謂“身份歧視”，提到“身份歧視”，在當下的中國，人們通常想到的是城里人歧視鄉下人、本地人歧視外地人、富人歧視窮人等等，一句話，是指居于強勢地位的人，不能平等地對待不如己者。

　　如果相反，是居于相對劣勢者對比自己身份地位優越者白眼相向，通常不叫“歧視”，輕則叫嫉妒、側目而視，重則叫敵視、仇視。

　　如今有人發現了“另一種身份歧視”，即事業單位退休身份對企業單位退休的所謂“歧視”。既然認定這種“身份歧視”是在“刻意，甚至是惡意地強調當事人的特殊身份”，那就按公眾習慣的說法叫身份“敵視”、“仇視”，直斥這種仇貧心理的不端不義好了，何必借用“身份歧視”一語，刻意地強調官民身份地位平等呢？

　　在有管理者被管理者之分、采用等級制或科層制結構的當今人類世界，官與民，事與企，只是人格與法理地位上的平等，其身份地位及他們實際支配的社會資源并不平等，這是一個合乎馬克思主義平等觀“只有全人類的階級差別徹底消亡才能實現事實上的完全平等”的不爭的基本現實。在當今社會談什么官對民，事與企的“歧視”，是否矯情些，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搞清楚什么叫對事轉企的“身份歧視”簡明扼要解釋“差額工資”就是對事轉企的“身份歧視”，那么這種“歧視”假若是完全必要合理的。那么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的“拉鏈門”事件。如果是美國普通老百姓，這種“性丑聞”屬個人隱私，誰揭了它誰就要比被揭者更倒霉。但對美國傳媒與國會不依不饒的追查，克林頓卻不能抱怨對他搞“身份歧視”。誰叫他是政治人物呢？韓國梨花女子大學的張裳女士，本來當校長當得好好的，卻被金大中總統相中，提名當什么國務總理。結果被人們把個人歷史翻了個底朝天，什么篡改學歷、搞房地產投機、幫助長子逃避兵役，一樁一件地數落，羊肉沒吃著反沾了一身臊氣。

　　這不是對政治人物的“身份歧視”嗎？不是。韓國“大國家黨”在表決聲明中強調說：“公眾要求國家公務員不僅要具備處理國務的出眾能力，還必須具有很高的道德水準。”現今國家對企業退休人員的這種“身份歧視”，更是基于這樣一種共識：世間沒有超凡脫俗的圣人，任何人掌權都可能被權力腐蝕而濫用公權，因此，必須對掌握公權的官員保持高度的警覺，即保持強烈的監督意識。

　　這種思路，確實有別于我國敬官、畏官的歷史傳統，叫一些人覺得難以接受，在我國的體制改革中，已經引進了這種對企業退休人員的“身份歧視”。老實說，在“官本位”傳統根深蒂固的我國，對事轉企退休人員的這種“身份歧視”。同工不同酬實質上就是“剝削”。

　　勞動，本是沒有身份差別的，但在天津市國有原事業中，它卻深深地刻上了身份的印記。在同一個事業單位工作，干同樣的活兒，退休后，收入甚至會相差1-2倍。

　　《勞動法》第四十六條明確規定，工資分配應當遵循按勞分配原則，實行“同工同酬”但在天津市72院所中，這成了勞動者的奢望。他們之間是按勞分配，多勞多得，不勞不得。但是和那些2000年6月30日前退休相比，他們就談不上按勞分配了，而是按身份分配。做同樣一份工作，2000年6月30日前、后退休，僅僅因為身份的人為改變，勞動報酬就相差1-2倍。

　　轉制前，轉制后，這種奇特的雙軌分配制，造成了同工不同酬的不公平分配。在“強資本、弱勞動”的就業環境下，享受轉制前待遇的退休人員，可以拿著高工資、高福利，而那些轉制后退休人員，高工資、高福利卻與他們無關，高收入更是像個誘餌一樣，只有鼓勵他們賣力苦干的權力。沒有他們亨受高福利的權力。如房補、熱補、副食補等。

　　無論國家如何青睞退休人員“雙軌制”不論出于何種原因，但同工不同酬都明顯地帶上了一種身份歧視的色彩。崗位是因職業工作而設的，而不是為不同身份的人而設的。同理，在同樣崗位上做同樣工作的人，不應該有著身份上的區別，大家都是勞動者，即使她在事業單位呆上一年，也標志著她亨有事業身份，事業身份是無時間長短界定的，只要她在轉制前是事業身份，就理應對她亨有事業待遇所有人一樣公平對待，而不能人為地劃界認定，所謂甲比乙在事業多呆二年，或一部分轉制前人比另一部分轉制后人優秀，所以轉制前人應得到的報酬就高，這是十分荒謬的錯誤觀點。

　　我們可以將雙軌制下的同工不同酬，歸之于社會轉型時期的體制陣痛，但市場化已經開始這么長時間了，陣痛依然沒有得到改善，這就不是市場的問題，而是制度的設計問題了。制度是人設計的，即便我們短時間內不能徹底清除這種不公平，也該有理順的傾向才對。

　　遺憾的是，先有《勞動法》對同工同酬的規定只是停留于一個原則性要求層面，并沒有明確法律界限和法律追究的具體懲罰機制；接著新近公布的新《勞動合同法》依然沒有對同工同酬給予具體明確的規定，一如《勞動法》的模糊籠統確認。體制轉軌的不到位，法律法規的不完善，似乎預示著同工同酬的實現還有一段路要走。

　　如果說城鄉戶口二元制是身份劃分上的不平等，同工不同酬就是這種不平等在經濟生活中的延續。歷史遺留也好，轉型陣痛也罷，讓崗位工資回歸其內在價值，實現同工同酬，這是最起碼的公平正義體現。

　　就其本質講，同工不同酬是身份社會的遺毒，是契約社會的身份印記。英國著名法學家梅因說過，任何社會的進步都是“從身份到契約”的進步。在身份社會中，身份等級關系是法律權利和義務關系的基礎。身份等級越高，所能分配到的法律權利就越多，反之則越少。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從本質上要求打破身份和等級觀念，契約和法律是約束人們行為的基本方式，身份不再是權利地位不平等的標準和印記。而同工同酬則是消除身份印記的重要標志，是契約社會的體現。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同工不同酬在中國卻異常普遍。

　　中國人有著深厚的身份等級觀念，許多人包括執法、司法官員對因身份造成的同工不同酬現象都習以為常。這種思想觀念上的認同感，是消除同工不同酬的一大障礙。而更大的障礙則是法律的缺陷和漏洞，以及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勞動法》雖然規定分配要體現同工同酬，但由于目前對同工不同酬問題沒有法律界限和法律追究，即使發生勞動爭議，勞動仲裁也缺乏明確而具體的處理辦法。對違法者無以制裁，同工不同酬又能帶來直接利益，哪個人能不趨之若鶩？加之嚴重失衡的勞資關系，維權可能丟飯碗，同工不同酬于是泛濫開來，也就不足為怪了。“同工不同酬”由來已久，但不同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和內涵。

　　近期引起社會越來越多關注的，主要是轉制退休人員“同工不同酬”的問題，即“事業單位身份”問題，轉制后退休人員在轉制前哪怕是“僅呆一年”，理應亨受事業身份待遇，許多專家稱之為“體制內的紅利”。所謂“體制內的紅利”的全部含義，不過將今天的“同工不同酬”現象簡單歸因于“身份歧視”或曰“身份情結”，似乎有些“過時”，甚至找錯了病根。一個久違了的詞匯即“剝削”，其實沒必要諱莫如深，它才是導致眼下同工不同酬現象的病根。

　　兄與弟之間月薪如此大的反差，完全可以借用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予以分析：假定兄2800元的月薪反映的是其全部的勞動價值，那么干一樣活兒的弟卻只有1100元月薪，于是意味著他百分之六、七十的勞動價值，即1700元被政府克扣并無理占有。怎樣看待這1700元的屬性呢？它當然就是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中的“剩余價值”。

　　真正意義上的“身份歧視”或“身份情結”不僅確實存在過，而且還相當嚴重。例如在“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里，全民所有制企業員工與小商販，即代表著不同的職業含義和身份含義，前者為“社會主義”，后者則為“資本主義”。前者隱含著“主人”的自豪以及各種權利，而后者作為“資本主義尾巴”，不僅受到鄙視、歧視，而且是被打擊的對象。在那個年代，即使年輕人找對象，也需考慮職業身份的因素。所謂“身份歧視”，主要不是出于“經濟判斷”而是“政治判斷”。即使站在今天立場來批判“身份歧視”，也很容易忽略“經濟批判”，而將人們的思維和價值判斷引向“道德批判”。

　　不能不承認的是，“全民政治”的時代早已成為被塵封的歷史，隨著代際更替，以“主義”眼光論就業身份、以“階級斗爭”思維論身份的觀念早已生疏、淡漠乃至蕩然無存。市場經濟不僅能產出高效率，也能產出“平等”的概念。改革開放已近30年，企事業所有制已被打亂，自由就業、跳槽已成為理所當然，由此導致的身份平等意識的普遍增強，可謂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之一。用“身份歧視”來解釋導致同工不同酬的原因，很容易給有關立法以及治理工作造成價值取向上、思維上、方式方法上的障礙。

　　在商品社會里，無論是什么“工”，他與單位所構成的首先是一種經濟關系，即價值交換的關系。雖然這種“交換”未必能做到真正意義上的“等價”，但在不同行業或企事業，畢竟還是有一個大家能理解、可接受的約定俗成的標準。

　　在轉制前與轉制后的退休人員，干同樣的活兒，甚至技術、能力、綜合素質比前者還高，這是完全可能的。然而，他們拿的退休錢，為何卻只有前者的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之所以出現這種不合理現象，與政策規定的“身份歧視”有直接原因，政策制定工作人員，其觀念也未必那么陳舊，而“剝削”才是其真正的動機。沒有哪個人不想“利潤最大化”，途徑之一便是縮減投入，而“剝削”往往是很大一筆開支。

　　由于歷史遺留、現有法律規章不完善等原因，政策制定把轉制后的退休人員月薪降至1/3至1/2，于是轉制后的退休人員便充當了“替罪羔羊”。

　　至于平等、公平乃至人道主義，不是企事業主要考慮的問題，因為它畢竟是一個經濟組織。既然不能指望靠用人單位的道德自覺來解決同工不同酬問題，那么，轉制后的退休人員，就只能指望政府來主持公平正義，指望完善的法律來規范政策，規范政策制定人的情感滲透，規范政策制定人對政策的負面影響行為。

　　歸還給他們的原來“事業身份待遇”，徹底把事轉企退休人員從被“剝削”的苦難中解救出來，讓事轉企后的退休人員，有一個安度晚年待遇，這才是公平正義政府，首當其沖的重點工作之一。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