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遼寧日報》頭版公告并在4版整版刊發(fā)一封公開信《老師，請不要這樣講中國》，通過對5座城市的20多所高校，用了半個月時間，聽了近百堂專業(yè)課，整理了近13萬字的聽課筆記，披露了一些高校老師在課堂上給學生傳授知識時隨意抹黑現(xiàn)實，解構歷史，肆意評價歷史，吹捧西方“三權分立”，認為中國應該走西方道路”的問題，并中肯地，具體地向高校教師們提出了一些建議。希望老師在編寫案例的時候，可以端出中國的問題，但端出來要講清楚，講明白，講過了要做客觀理性的評價，評價之后要回到原點，探討解決的辦法等等。

　　今年1月24日，寧波市委宣傳部徐嵐在1月24日，中共中央機關刊《求是》雜志主辦的求是網(wǎng)發(fā)文《高校宣傳思想工作難在哪里?》，署名為寧波市委宣傳部的徐嵐。文章指出，“呲必中國”正成為當下某些人的時尚追尋，一些教師課堂內外大談背離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容，不斷地抹黑中國，觸犯意識形態(tài)底線。作者認為高校教師不同于普通民眾，他們獨特的思想和崇高的社會地位很容易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形成一定的影響力，更點名批評“賀衛(wèi)方在微博中大談憲政，陳丹青在其微信公眾帳號以《大家別去美國!一個愚蠢而落后的國家》為題，內容卻是對美國的過度美化，誘導效果可見一斑。”

　　1月29日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在教育部學習貫徹《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高校宣傳思想工作的意見》精神座談會上表示，高校教師必須守好政治底線、法律底線、道德底線。

　　來自北京、上海、江蘇教育行政部門和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武漢大學、山東大學、廈門大學的負責人出席了座談會。與會代表一致認為，《意見》是黨中央立足新形勢新任務，從全局和戰(zhàn)略高度對高校宣傳思想工作做出的全面部署，是指導新形勢下高校宣傳思想工作的綱領性文獻，充分體現(xiàn)了黨中央對高校宣傳思想工作的高度重視。

　　袁貴仁指出，《意見》的貫徹落實要加強高校意識形態(tài)陣地管理，特別是加強教材建設和課堂講壇管理。加強對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絕不能讓傳播西方價值觀念的教材進入我們的課堂;決不允許各種攻擊誹謗黨的領導、抹黑社會主義的言論在大學課堂出現(xiàn);決不允許各種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言論在大學課堂蔓延;決不允許教師在課堂上發(fā)牢騷、泄怨氣，把各種不良情緒傳導給學生。

　　結果《遼寧日報》、徐嵐、袁貴仁無一例外地受到自由派公知的鋪天蓋地的包括謾罵、誣蔑、人身攻擊在內的圍攻，而在幾輪圍攻中，他們也無一例外地搬出了“自由男神”――前北京大學校長提出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作為護身符。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在網(wǎng)絡上發(fā)現(xiàn)，原來“自由男神”居然在1927年的那場屠殺中扮演重要角色。他的行為違背了他自己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理念。

　　從個案上說，“自由男神”下通緝令追捕柳亞子。柳亞子作為蔡元培、章太炎弟子，始談革命。1906年，由高旭、陳陶遺、馬君武、劉師培介紹，入同盟會，復由蔡元培介紹，加入光復會。柳亞子思想受過西歐民主思想的熏陶，崇拜盧梭，曾將自己的名字更為“人權”，字“亞盧”， 以中國同盟會員身份為國民黨員，當選為國民黨中央監(jiān)委，沒有見史料記載他有什么在當時被認為是“過激”的行動，頂多在1926年6月，出席國民黨二中全會，反對蔣介石提出的“整理黨務案”，在會場痛哭以示抗議，并中途退會，返回黎里。就是這么一個人，被“自由男神”下令通緝，柳亞子對此在回憶錄中寫道：“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藹然使人如坐春風，但在民國十六年上半年，卻動了些火氣，參加清黨運動。一紙用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名義發(fā)表的通緝名單，真是洋洋大觀，連我也受到影響。”

　　從整體上說，經(jīng)過“自由男神”同意，審定了既有毛澤東、周恩來、陳獨秀等中共領袖，也有柳亞子、徐謙、鄧演達等國民黨左派人士的黑名單，將近兩百人，與會者一致決定：咨請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立即采取緊急措施，將這些首要危險分子，“就地知照治安機關，分別看管，制止活動”。

　　在“自由男神”積極參與并且推動的“4.12事件”中，根據(jù)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提供的材料，即使按照現(xiàn)在臺灣學者的保守估計，四一二事件造成四十萬人死亡。這一數(shù)字遠遠超過當時ZG黨員總數(shù)。也就是說，即使當時國民黨內的GCD員5萬人全部被清洗那么還有35萬到38萬國民黨員被清洗(包括屠殺)，這個數(shù)字超過了當時國民黨員人數(shù)的一半，就算按照現(xiàn)在某些人的洗地式的解釋，這些人受到GCD的蠱惑，有一半人參與的所謂的“暴力行動”，起碼還有一半人即14.5萬到16萬人只不過是思想上與“自由男神”他們不一致而已，居然也受到國民黨自己的屠殺，而高喊“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自由男神”居然從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是他，策劃并且參與指揮了1927年那場大屠殺，甚至清洗(包括屠殺)了35萬到38萬國民黨員的也是他。從邏輯的矛盾律來說，不可能他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理念是正確的，他自己作出違背“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行動也是正確的吧?其中必有一錯，究竟是哪個錯呢?就由某些人自己選擇好了。

　　翻出“自由男神”這一段不光彩的歷史，并非有意跟“自由男神”過不去，而是讓他走下神壇。說實在的，在了解這一段歷史之前，我對他還是比較崇拜的。

　　而在媒體和教育管理部門對大學中的一些亂象提出批評和整改意見之后，某些人竟然打著“自由男神”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旗號對批評者和提出整改的教育部負責人進行包括謾罵、誣蔑、人身攻擊在內的圍攻。就讓人不由得要看看“自由男神”自己是怎么個“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

　　而“自由男神”在1927年“4.12事件”中做出的違背自己提出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則的行動，起碼說明兩件事：一，要么他提出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是正確的，但是連他自己也做不到，而且在今天的歷史條件下由于國內外形勢的錯綜復雜，不可能完全做到;二，要么他提出的無條件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是錯誤的，他在“4.12事件”中的表現(xiàn)說明，不存在超越一切意識形態(tài)的所謂“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是有底線的，突破了底線，就不“兼容”，不“自由”了。

　　如果不是故意不講道理和胡攪蠻纏，我想，某些公知精英不應該在“自由男神”自己違背“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理念這件事上一邊拿“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作為護身符，一邊又認為“自由男神”自己違背“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理念的行動是正確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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