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擊尚未開始,何談“5766思維”
——兼評龔大校長的“走極端”論
“最近我在網上看有人講要全面清理、純潔、整頓教師隊伍,這個我不能同意,這是1957年的思維或者1966年的思維。” 南開大學校長龔克9日在人民網訪談時表示,我們在加強意識形態工作時不能走到另外一個極端上去,不能重蹈歷史上對待知識分子的“左”的錯誤。
2月3日,求是網轉載了社科院專家朱繼東的文章《抓好高校意識形態工作要敢于拔釘子》,稱應嚴懲圍攻教育部長的教師和公知大V,“真正從思想上、組織上、制度上全面整頓、清理、純潔高校的干部、教師、黨員隊伍,打贏這場高校意識形態反擊戰。”
龔克表示,對思想宣傳工作隊伍,或者知識分子或者教師來講,首先要相信和依靠,這是我們信心的所在。“我們這支隊伍中有些人政治觀點有問題,有些人的生活作風有問題,有些人可能經濟上有問題,學風上有問題,這些確實都有,但是不能以偏概全,不能用他們來代表我們整個教師隊伍,或者代表我們這支思想工作隊伍的全部,這個非常重要。”
龔克認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它從五千年歷史走來的,是吸納世界文明成果的,是跟我們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結合的,怎么能夠融會貫通,需要采取很多措施集中培訓。
“我想對教師來講,他是有一個成長發展的過程,比如剛才說到團干部、輔導員,他們很年輕,他們自己剛剛擺脫學生身份回過來做學生工作,很不容易,這個教師是活生生的人,他也要吃飯、穿衣、養家、結婚、住房,所以他有很多困難。”龔克表示,做教師工作要相信、依靠,要教育、引導,也要關心、愛護、解決實際問題。”
龔大校長這一段訪談錄可以歸結為幾個觀點:
一、朱繼東的“真正從思想上、組織上、制度上全面整頓、清理、純潔高校的干部、教師、黨員隊伍,打贏這場高校意識形態反擊戰。”的說法屬于“5766思維”,屬于“走極端”,屬于“重蹈歷史上對待知識分子的‘左’的錯誤。”
二、要相信和依靠知識分子和教師,某些人在政治觀點、生活作風、經濟、學風上確實都有有問題,但不能用他們來代表我們整個教師隊伍。
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吸納世界文明成果的,是跟我們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結合的,怎么能夠融會貫通,需要采取很多措施集中培訓。
四、做教師工作要相信、依靠,要教育、引導,也要關心、愛護、解決實際問題。
下面對其的四個觀點進行評論:
觀點四是正確的,但是這跟大學教師中少部分人的思想問題有直接關系嗎?
觀點三說“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吸納世界文明成果的”沒有錯,但是用于這里好像有點話不對題,難道龔大校長也認為袁部長的講話是反對“吸納世界文明成果”?或者龔大校長也打算用西方觀念有“世界文明成果”的一面來掩蓋其對華“意識形態滲透”的一面?希望龔大校長能夠澄清這一點。假如他沒有這個意思,那么“怎么夠融會貫通,需要采取很多措施集中培訓。”才是對的。
觀點二提出“要相信和依靠知識分子和教師。”是對的,但是用于這里是無的放矢。
除了一些在網絡上跟帖的人的不負責任的觀點以外,無論是《遼寧日報》、徐嵐還是袁部長、朱繼東,無不或者是對事不對人,或者只是針對極個別人,不知道龔大校長把整個高校教師扯進來干嗎?是理解上的錯誤?相信以龔大校長的高水平不會犯如此低級錯誤?是想挑撥所有大學教師與持反對高校課堂中的“思想販毒”現象觀點的人的關系?好像也不應該這么猜測龔大校長?是把高校中一小撮人的倒行逆施與整個高校教師捆綁在一起壯聲勢?這就不但有胡亂代表所有人的嫌疑,而且……莫非龔大校長想以此表示支持賀某等?也希望龔大校長能夠澄清這一點。
對觀點一、首先,龔大校長有故意曲解朱繼東的觀點的嫌疑。“組織上”只是“思想上、組織上、制度上”的其中之一,而且“清理、純潔、整頓”的對象還包括“高校的干部和黨員隊伍”不知道龔大校長為什么要歸納為“全面清理、純潔、整頓教師隊伍”?難道龔大校長也認為對黨員違反黨紀,法律教師違反憲法,大學教師違反行業規范的行為應該放任自流?
而且最耐人尋味的是,對大學中一小撮人的倒行逆施的反擊還沒有開始,龔大校長卻先舉起了“黃牌”,說得輕點,叫吹黑哨;說得不客氣,是要為大學課堂這種逆流開綠燈。
不錯,的確應該“不能重蹈歷史上對待知識分子的‘左’的錯誤。”但是這一點對于那些連“四項基本原則”也否定的別有用心的人不適用。因為,這原則并不是出自于“5766思維”,而是出自于反對“5766思維”的“設計師”。另外一段時間來,有些事情的確跟“5766思維”很相似,但是方向跟龔大校長所說的完全相反,一份報紙,一個人,一位部門負責人說了法律允許的話,就遭到包括謾罵誣陷在內的鋪天蓋地的圍攻,這就是龔大校長心目中所謂的“非5766思維”?
如果龔大校長的“不能重蹈歷史上對待知識分子的‘左’的錯誤。”的說法是在為防止反擊擴大化“打預防針”,那么還算有一份清醒,如果是故意偷換概念,偷偷用“知識分子”的概念來偷換極個別倒行逆施的人的身份,保護那一小撮或者極個別人,那么龔大校長的目的就有點值得懷疑了。
退一萬步說,就算是“57思維”,那么,《決議》的結論是“57思維”的錯誤在于“擴大化”,那時候的確有一小撮人要干壞事。而且主持通過《決議》的人還是當年具體負責“57行動”的總指揮。改開以后,也沒有對“57遺留問題”完全一風吹,難道龔大校長否認這一點?
再說“極端”,即使朱文的本意有針對更多的人的意思,不是還沒有開始嗎?何況朱文的本意已經清楚表述為“有關部門一定要嚴厲查處這些人或勢力,抓幾個反面典型予以嚴懲。”、“對于境外敵對勢力在國內的代理人、代言人同樣要嚴厲打擊、絕不手軟,發現一個嚴懲一個。”“抓幾個氣焰囂張、性質惡劣的反面典型出來進行嚴懲。”定性清楚,只是“境外敵對勢力在國內的代理人、代言人。”定量清楚,“幾個”。不知道龔大校長是憑什么把“幾個氣焰囂張、性質惡劣的反面典型”擴大為所有“知識分子”的?請問龔大校長,那些認為所在黨是“非法組織”,公然對抗憲法,要改變社會主義道路,還要“里應外合”通過“威虎山小道”實現目的的不是“極端”? 朱文只是提出一種個人觀點,而且反擊還沒開始,就變成“極端”了?什么邏輯?
現在包括龔大校長在內,有些人有一種非常不好的風氣,在對于一些有爭議的問題的正常爭論中,動不動就拿文革之類的大帽子嚇唬人。本人曾經寫文章《別用大灰狼嚇唬成年人》諷刺這種現象,他們這一招用來嚇唬在文革中做過虧心事的人也許有用,但是就像文革中的貧下中農不怕造反派一樣,我們這些在文革中吃過苦的人不吃這一套。另外,像被批評的那個別人,他們否定執政黨的一切,卻拿執政黨在34年前的一個《決議》當成尚方寶劍嚇唬人,這不可笑嗎!這種不問情由胡亂扯上文革的做法有時候恰恰是在為文革作宣傳。另外,人們不再被某些人嚇唬倒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他們心里清楚,一小撮人要極力達到的目標比文革更加可怕。
在網絡上查了一下龔大校長的資料,好像不大介入網絡上的是是非非,但愿他這次說這番話是出于良好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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