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時間以來，少數人以西方“新聞自由”觀念為依據，鼓吹絕對的“新聞自由”，否定我國媒體的黨性原則，反對社會主義主流價值體系的構建，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響，需要追本溯源，對西方新聞自由觀念進行認真辨析和反思。

　倡“自由”成“空想”：

　　西方新聞自由觀念的理論誤區

　　“新聞自由”觀念是西方新聞理論的組成部分，其主要主張是尊重理性個人的自由表達權利，要求媒介自由報道信息，反對任何對新聞活動的限制和干預。“理論的問題需要首先從理論上解決”，從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新聞學理論的角度看來，西方新聞自由觀念既有一定的合理性，又在理論上陷入了一些誤區。

　　1．“相對自由”：自由理論思考的哲學追溯

　　毋庸置疑，自由是人類追求的高級境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一向不反對追求自由，甚至把自由作為人類發展的崇高目標。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特征是“自由、自覺的活動”，而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便是由“自由結合的人”構成的，在其中，“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是一切人發展的條件。可見，在馬克思主義中，自由是一個被高度重視的思想主題。但是，“羅馬非一日建成”，要達到理想的自由王國的“彼岸”需要經由探索規律的必然王國階段。在“必然王國”的此岸，人類受到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的束縛，處于不自由的狀態中。而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和對客觀世界的改造”，人類的發展過程就是不斷發現和認識客觀規律，從必然王國邁向自由王國的過程。因而達到自由不僅意味著對自然規律的尊重和運用，也意味著對社會規律的理解和把握。

　　結合哲學層面的分析看來，“新聞自由”作為人類追求自由的一個重要方面，同樣是馬克思主義所大力倡導的。馬克思指出，“沒有新聞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會成為泡影”，為此他把報紙視為“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達者，是人民千呼萬應的喉舌”。列寧也說：“出版自由這個口號從中世紀到19世紀，在全世界成了偉大的口號。”不僅如此，許多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還積極辦報辦刊，主動為新聞自由而奮斗。可見，馬克思主義是并不籠統地反對“新聞自由”的。的確，西方新聞自由理論和早期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一致，在普及知識，開啟民智，反封建束縛，促社會發展方面，有其歷史的進步性，也是和馬克思主義的看法并不矛盾的。

　　但是，“只要向前走一步，哪怕是一小步，真理也會變成謬誤。”在馬克思主義那里，如同人類對普遍自由的追求一樣，達到新聞自由的境界，不能忽略種種對“必然”的認識和把握。這首先是不能超出經濟基礎和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實際。馬克思指出：“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經濟結構以及由社會經濟結構所制約的文化發展”，“人們……是在現有生產力所決定和所容許的范圍內取得自由的”。同時，“沒有無義務的權利，也沒有無權利的義務”，任何自由，尤其是新聞自由，作為有重要社會影響的一種權利，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需要在法律法規的范圍內行使自由權利。而且，在階級社會中，新聞出版有黨性和階級性。列寧在贊成出版自由的同時又以階級分析的眼光，提出要“弄清楚是什么樣的出版自由?為了什么?為了哪一個階級?”列寧明確提出了報刊的“黨性”原則，對為什么要堅持黨性原則，怎樣堅持黨性原則作了全面的論述，并指出只有無產階級的新聞自由才是真正為勞動人民所擁有的自由。

　　由此看來，馬克思主義的新聞自由是具體的、歷史的、相對的，需要納入整個社會運行體系中，和社會發展保持同步，否則就會成為抽象的、絕對的、不切實際的自由。西方新聞自由觀念建立在理想化的“理性”個人基礎上，片面強調個人表達自由，忽略社會責任，并將之極端化為反對任何對新聞活動的管理，從根本上說是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的思想產物，不能不帶有雖然浪漫卻虛無，雖然“理想”卻“空想”的性質，最終從正確的起點走到了它的反面。

　　2．“有限客觀”：媒介功能實現的過程分析

　　西方“新聞自由”觀念認為，在新聞報道中應該保持中立，消除主觀性和傾向性，自由傳播“客觀”信息。從媒介功能實現的具體過程分析中，可以看到新聞信息的“客觀”限度。

　　媒介的首要功能是發布信息。在現實中，媒介并不是“被動”發布信息，而是“能動”發布信息。由于社會系統巨大，社會公眾多樣，信息往往豐富多樣，媒介在發布信息時會對這些分散的、自在形態的信息進行一些“能動”操作：通過概括提煉，反映其本質和要點;通過選擇突出，強化正面信息的作用;通過淡寫弱化，降低負面信息的影響;通過傳播整合，提高信息質量;通過淘汰凈化，去除信息中的固有弱點。經過這一系列的“選擇性”操作，其發布的信息無疑具有了相當的傾向性。

　　媒介的另一重要功能是表達觀點。這時，媒介發揮了“模擬公眾”作用、獨立形成了自身的意見和觀點，并公開表達出來。作為觀點的一種表達形式，媒介表達的觀點有特殊的、具體的指向，是一種公開的意見表達與傳播，具有鮮明的價值取向。區別只是在于，媒介觀點的表達在形態上具有多樣性，報紙的言論、政論、短評，電視的特別節目、欄目、新聞評論等多種方式都可以表達媒介的看法。

　　媒介更為深入的功能在于建立價值。它主要是通過隱性的方式，潛移默化地培養特定價值觀念，教會人們樹立評價事物的特定方法，引導人們認識社會事務。在實際運行中，媒介以信息把關、建立框架、議程設置等方法實現自身的功能，通過“影響人們想什么”最終達到“影響人們怎樣想”的效果。

　　以當前作為信息主要渠道之一的電視為例來看，其以更加隱蔽的方式暗含了自身的傾向性。首先，影像傳播不需要接觸文字媒介所必需的較高文化素質，能夠廣泛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階層，這就造就了大量不需怎么思考就可以獲得信息的“沙發土豆”;其次，電視擁有強烈的現場感，一般人很難把這種經過選擇的“象征性現實”和真正的現實區分開來;第三，相比于文字和電波的抽象性，影像具有“形象大于思想”的特質，甚至還多少帶有一定的審美意味，使人不知不覺進入傳播者所倡導的思想觀念之中。這樣，借助電視的娛樂性、通俗性、審美性等特征，民眾在電視文化消費的快感中實現了特定價值觀念的教化要求。因為“消費者對文化商品的選擇，就是對意義、快感的選擇，也即意識形態的選擇”。因此，從根本上看，電視影像是一種“權力影像”。

　　可見，現實的媒介是一個依靠嚴密規則建立的理性組織，并不是超階級、超功利的抽象存在物，在遵守種種規則前提下，才能實現自己的相對和有限自由。正如傳播學者哈羅德·英尼斯普所說：“一種媒介不是某一種文化借以發揮作用的中立機構，由于其特殊方式，它是價值的塑造者，是感官的按摩師，是意識形態的倡導者，是社會格局的嚴格組織者。”既然如此，其發布的信息就不可避免地“萬物皆著我之色彩”了，幻想純粹中立的“媒介公器”只能是一種“空想”。

　借“自由”行“滲透”：

　　西方新聞自由觀念的實踐考察

　　如果說理論分析為認識“新聞自由”觀念打下了思想基礎，對西方新聞實踐具體事實的考察可以進一步認識西方新聞自由觀念的實質。

　　1.“新聞執政”：自由口號下的操控舉措

　　在一些人鼓吹新聞自由的同時，一些西方國家已經悄然實行“新聞執政”，力圖運用媒體新聞來提高公共政策部門的執政形象、執政公信力和執政合法性，并為此形成了一整套的方法和制度。

　　在國內，這包括用及時表達制造新聞，運用新聞發布規律，第一時間發出政府聲音，使政府的議程、媒體的議程和公共議程“三位一體”，以提高政府執政能力;用行動制造新聞，其領導人經常在全國各地視察講話，相關部門把每天的活動日程提前告訴記者，讓記者把領導人的行動和講話及時變成新聞，告知公眾，力圖使公眾總是跟著國家領導人的發言和思想行動;用政策制造新聞，即圍繞“新聞性”制定政策，用新的內容贏得民眾的歡迎。據學者統計,從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美國總統平均一個月要做超過25場演講,而這些演講無疑是經過精心設計的,用來制造媒體事件,從而設置媒體議程。

　　在國際上，在“新聞執政”理念指導下，一些西方國家政府有意在國內、國際采取“異用而同體”的新聞執政方法，充分利用其全球傳播渠道，運用輿論操縱、整體統合、分聲部合唱、謀求同化等新聞傳播策略，對凝聚國內社會民心，影響國際事務，增強國家“軟實力”等都發揮了重要作用，鞏固了資產階級國家統治的基礎。

　　美國媒體對伊拉克戰爭的報道可以成為運用這種策略的典型范例。美國媒體批評家Norman Solomon在伊拉克戰爭爆發前夕出版的新著《目標伊拉克：新聞媒體沒有告訴你的新聞》中說﹐我們今天面臨的挑戰和責任是在包含了大量的經過篩選的﹑扭曲的事實和畫面的宣傳信息中尋找真相。比如﹐美國許多媒體配合政府的調子﹐把進入伊拉克發動的戰爭定調為“給伊拉克人民帶來民主和自由的解放戰爭”。美國公正新聞研究所2003年3月18日公布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在2003年1月30日至2月12日兩周間﹐美國各大電視網畫面上出現的新聞源的統計如下﹕76%在畫面上出現的人物都是現任或前任官員﹔與反戰相聯系的信源幾乎不存在。不到1%的被采訪者﹐即美國四大電視網中393個接受記者訪談的人﹐只有3人與反戰相關。甚至，紐約股票交易所在戰爭爆發后﹐吊銷了半島電視臺的記者證﹐同時剝奪了他們對納斯達克股市的采訪權。納斯達克發言人對此的解釋是﹕“半島最近對戰爭的報道行為﹐如播放了美國戰俘畫面﹐違反了《日內瓦公約》。不歡迎半島電視臺在這個時候﹐從我們的場所播報新聞。”普利策新聞獎獲得者Peter Arnett 由于在接受伊拉克電視臺采訪的時候﹐講了一句他心里的真話﹐而被全國廣播公司開除……

　　對這種新聞自由，列寧曾經指出，資產階級的新聞自由是富人所擁有的收買報紙、收買作家和控制輿論的自由。這也深刻揭示了西方“新聞自由”的實質——西方資產階級實行“新聞執政”的自由。

　　2.思想滲透：“蘇東劇變”中的精神助力

　　總結前蘇聯、東歐國家亡國的教訓，對我們有不少有意義的啟示。從歷史事實來看，西方在“和平演變”中注重加強精神改造，進行以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為核心的思想滲透。美國在西歐設立了兩個專門對東歐和蘇聯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政治和文化滲透的大型廣播電臺——“自由歐洲電臺”和“自由電臺”。這兩個電臺公開承認，其主要任務和目的是從美國利益出發，通過向蘇聯、東歐國家的人民特別是青年“傳播國際以及蘇聯、東歐國家內發生的重大信息”，介紹西方社會的成就、生活及價值觀念，促進蘇聯、東歐的“言論自由”和“人權原則受到尊重”，即“尊重人權和民主原則、尊重言論自由”，“促進自由交流思想”。西方的精神滲透逐漸發揮了作用，前蘇聯逐步放棄了馬克思主義指導，失去了主流價值標準，其否定自身歷史的做法，違背了正面教育為主的原則，增加了民眾的負面印象，同時，片面追求超越實際的民主自由，放松媒介管理，造成了嚴重思想混亂。這些精神因素和政治體制缺乏民主，經濟發展不足，領導人主觀變質等原因協同作用，終于導致昔日強大的前蘇聯土崩瓦解，留下了深刻教訓。

　　這些歷史事實表明，連其自身也做不到的“新聞自由”是西方國家開展和平演變，威脅演變目標國家文化安全，打開意識形態突破口的工具和手段。如果不顧國情、歷史習慣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盲目追求新聞自由，將導致國家衰退，社會混亂，最終將不但喪失“新聞自由”，其他自由也終不可得。

　從“自由”到“責任”：

　　西方新聞自由觀念的當代發展

　　事實上，在西方國家，新聞理論已經超越了早期片面強調“新聞自由”階段。隨著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主義國家對經濟、社會、思想的干預全面增強，新聞自由理論逐漸被發展完善為社會責任理論。

　　進入20世紀后，追求絕對的新聞自由使得整個西方傳媒界混亂不堪，新聞媒體不是崇尚理性至上，而是“利益至上”和“金錢至上”，資本控制了媒體，壟斷扼殺了觀點自由市場，煽情新聞泛濫，揭丑、扒糞類新聞吸引著人們的眼球。針對這些情況，美國傳媒界發表了后來被稱為“社會責任論”奠基的總報告《一個自由而負責任的新聞界》。在認可表達自由的基礎上，報告認為新聞自由正處于危險中，因為壟斷化使得媒體的權力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里，新聞業主在巨大利益的驅動下，正日益放棄新聞的公共責任，甚至不時地從事受到社會譴責的種種活動。因而，報告提出了新聞界強化社會責任的基本原則，如“表達自由作為精神權利不是無條件的”，“法律對濫用表達自由的寬容是有限度的”，“被賦予公眾利益的新聞工作”等等。同時，報告把新聞自由分為“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積極自由是一種“可以問責”的自由，是一種既有職業要求，又有制度管理和法律規范的建設性自由。消極自由則濫用表達權利，將會影響新聞發展，招致社會的廣泛批評。

　　社會責任理論得到了西方傳媒界的認可，在美國新聞界有巨大影響的《報刊的四種理論》把社會責任論作為四種主要理論之一，認為這一理論是對自由主義理論的修正，也是“在傳統理論上一個新思想的接枝”，強調作為真正的職業傳播者，應當遵循公認的道德準則和職業標準，切實關心公眾利益和國家利益。在互聯網時代，“人人都有麥克風”，網絡信息的快速、便捷和豐富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新聞信息的傳播，但與此同時，“網絡水軍”、“虛擬暴力”、“群體極化”等也帶來了一些問題。對此，一些國家根據社會責任理論，加強了對網絡的技術監管、制度規范和法律約束，并對道德自律和提高媒介素養提出了要求。可見，在追求“自由”的同時“責任”始終如影相隨，這種“責任自由”的內涵如此豐富，以至于很多人不免又會“逃避自由”了。

　　我國歷來主張保護公民權利和表達自由，同時依法制止濫用權利和自由的行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新聞規律的認識逐步深化，在把握新聞的信息屬性、輿論屬性、產業屬性、技術屬性、宣傳屬性基礎上，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有力推進了新聞事業的發展，促進了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的落實。當然，我國的國情和社會發展階段決定對新聞規律的認識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進入新聞自由王國的境界需要前仆后繼的不懈探索。當前，我們更需要強化社會責任意識，加強專業能力建設，提高信息報道和輿論引導水平，嚴格職業道德和個人道德自律，凝心聚力，為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力量，這或許將為新時期的新聞界開辟出新的富有意義的“自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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