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聞體制問題

　　總有人認為中國的新聞體制不好，主張中國實行西方那樣的新聞體制。

　　新聞具有雙重屬性：一是新聞傳播屬性，二是意識形態屬性。前者是一般屬性，后者是特殊屬性。西方新聞觀刻意強調新聞的一般屬性，竭力掩蓋新聞的意識形態屬性。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則相反，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立場和傾向，強調新聞的黨性。

　　為什么說新聞有意識形態屬性?新聞是對事實的報道，事實本身并不是新聞，事實只有被媒體報道后才是新聞。新聞又是觀念的產物，因為事實并沒有價值特征，但新聞在報道事實時必然包含著對事實的評價，反映著價值觀的差異。同樣一件事，不同的媒體，報道可能很不相同。“用事實說話”是新聞最主要的特征，新聞把報道者的傾向寓于對事實的客觀報道之中，表達的往往是一種“無形的意見”。

　　因此，新聞有著很強的意識形態屬性，新聞事業屬于上層建筑。在社會上層建筑中，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居于核心地位，影響和制約著上層建筑的其他組成部分，包括新聞事業。任何社會的新聞活動，都要受到這個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及國家政治制度的指導和制約。政治體制決定著新聞體制，新聞體制是政治體制的重要方面。

　　中國為什么不能實行西方的新聞體制？答案其實很簡單：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政治制度、經濟制度都和西方不同，新聞體制又怎么會一樣？

　　西方新聞體制就是所謂“獨立媒體”的體制。“獨立媒體”就是私人所有而不是政府、政黨所有的媒體。西方新聞觀認為，只有獨立媒體才能免受政府和政黨控制，保持政治上的中立，秉持“客觀報道”，成為“社會公器”。這樣一種理念，在西方社會影響深遠。西方批評中國的新聞體制，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批評中國沒有獨立媒體。

　　“獨立媒體”反映的正是西方資本主義新聞體制的要害。辦媒體是要花錢的，只有有錢人才可能辦媒體，只有大資本家、大財團才可能辦大媒體。事實也正是如此，那些在世界新聞業界舉足輕重、在國際傳播領域呼風喚雨，對世界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施加著巨大影響的最有權勢的西方大媒體，其實都掌控在極少數不為公眾熟知的家族手中。美國《華爾街日報》、?？怂箯V播公司、英國《泰晤士報》等屬于魯伯特·默多克的新聞集團;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聯合派拉蒙電視網以及MTV電視網，歸屬薩默·雷石東家族掌控的維亞康姆集團;歐洲最大的電視廣播公司RTL集團、全球最大的圖書出版商蘭登書屋、歐洲最大的雜志出版公司古納雅爾，為摩恩家族的貝塔斯曼集團所有;美國蘇茲伯格家族控制的紐約時報公司旗下有《紐約時報》和《國際先驅論壇報》，格雷厄姆家族和錢德勒家族分別掌握著《華盛頓郵報》和《洛杉磯時報》，英國湯姆遜家族掌握著全球四大通訊社之一的路透社，英國《金融時報》、《經濟學人》雜志和擁有歐洲最大電視網絡的培生電視集團同屬于皮爾遜家族旗下，英國《衛報》則一直控制在斯科特家族手中;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被通用電氣收購，后者被摩根財團控制;美國有線電視公司(CNN)的后臺老板是時代華納，而時代華納的13位董事會成員中有10位都是投資銀行、跨國企業、知名媒體的高管和前政府高官;擁有美國廣播公司等媒體的另一傳媒巨頭迪斯尼集團，其董事會成員包括了寶潔、維薩、谷歌、星巴克等多家大企業高管。如此盤根錯節的權力圖譜，構成了西方傳媒業的真實圖景。

　　“獨立媒體”可以獨立于政府、獨立于政黨，卻不可能獨立于資本。媒體可以“獨立”地問責政客、指摘政黨、批評政府，可以讓某位政客落馬、某個政黨敗選、某屆政府下臺，但它們絕對不會從根本上去質疑、批評、反對資本家老板和資本主義制度。資本主義制度，是資本家的真正“家園”。這就是為什么對近些年這場國際金融危機，一向以“無所不在的監督”自詡的美國主流媒體居然既無揭露又無預警，致使這場危機為害美國、禍及全球的原因;這就是為什么當“占領華爾街”運動的矛頭指向資本主義制度深層弊端時，美國主流媒體居然認為這“沒有新聞價值”，視若無睹、充耳不聞、輕描淡寫、冷漠消極的原因。“占領華爾街”運動是“99%反抗1%”的運動。“占領”運動所反對的“1%”，正是掌控著所謂“獨立媒體”的壟斷資本集團，媒體只是他們的喉舌和工具。

　　西方人常說，媒體屬于國家所有，就是權力壟斷；在我們看來，私人辦媒體，只能是資本壟斷、金錢壟斷。社會主義國家不會允許新聞媒體私有化，這是與資本主義新聞體制的根本區別。在我們國家，各個政黨、人民團體和其他社會組織舉辦不同的新聞機構，各自聯系一定范圍的群眾，既有分工，又有合作，也有競爭，廣泛反映各方面社會輿論，共同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我們認為，我們這種新聞體制，比起私有化的新聞體制，比起有錢人辦媒體，對社會更有利，這就是我們的新聞觀，是社會主義新聞觀。這又與我們黨的理念相聯系。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的黨，為人民服務、對人民負責，是我們黨至高無上的理念。黨不允許成為某些利益集團的代表，不允許成為少數人的代表，不允許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所以，黨管媒體更有利于媒體維護國家和人民利益。

　　二、新聞自由度問題

　　也許，現在中國的傳統媒體，主要是黨報黨刊、電臺電視臺報道的自由度，要比西方發達國家媒體的自由度小一些(這不包括網絡媒體)。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并不在于新聞理念、新聞體制，而在于國家所處的發展階段和所面臨的問題。

　　從英國工業革命算起，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已經有200多年歷史。這200多年并非一路順風，期間發生了無數次的經濟危機、社會動蕩和對外侵略，還引發了兩次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浩劫。但它們在長期發展過程中畢竟建立起相對完備、成熟的制度體系，國內的穩定既有法制保障，又有社會福利體系支撐。雖然目前西方國家普遍深陷金融、債務危機難以自拔，但社會秩序依然總體保持穩定。即便如此，當國家面臨安全上、穩定上的風險時，控制也會收緊。“美國之音”的一位負責人，曾因違反美國政府的指令播放本·拉登的講話錄音而被撤職;最近曝出的“棱鏡門”事件表明，美國政府早就在實施范圍廣泛的通信和網絡監控，嚴重侵害了公民隱私權。

　　中國面臨的安全、穩定方面的風險顯然要比美國多、比美國大。中國30多年的改革開放，在創造了世界發展史上奇跡的同時，也經歷了急劇的社會變革和轉型，積累了大量社會矛盾和問題，這些矛盾和問題近年來正集中地凸現出來。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生過兩次大的風波和動亂，一次是1986年的學潮，一次是1989年春夏之交的動亂。兩次風波，一個直接原因，都是媒體的輿論導向出了問題。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我們黨加強了對宣傳輿論工作的領導和管理，帶來的是持續20多年的平穩快速發展和進步。這種現象的背后，一定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規律性東西。中央反復講，輿論導向正確，是黨和人民之福，輿論導向錯誤，是黨和人民之禍，這是從事實和經驗教訓中得出的結論。

　　現階段的中國，承受不了輿論失控的后果。應該看到，我國的發展進步已經達到一個新的階段，中國社會對思想輿論多樣化的承受力已大大增強。但同時也要看到，現階段的中國正處于發展機遇期和矛盾多發期，改革發展穩定的任務依然艱巨而繁重;各級政府機關的管理水平和干部隊伍的整體素質還不高，很難適應輿論過度開放帶來的挑戰，輿論的過度批評會損害政府威信、妨害政府施政;境內外敵對勢力搞亂中國、西化分化中國的圖謀始終沒有改變。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放任輿論環境過度開放，將不可避免地帶來嚴重后果。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移植西方政治和新聞體制后，媒體的過度自由成為社會的重要亂源，這樣的輿論環境不改變，領導人換來換去，誰也干不好。

　　可以肯定的是，隨著國家的發展進步，隨著各方面制度的逐步完善、成熟和定型，中國新聞媒體的自由度將不斷擴大。事實上，這個進程一直在發展，找出5年前的報紙看一看就會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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