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斷民主之路的“數字封殺”

　　美國伊利諾斯大學傳播系教授羅伯特·麥克切斯尼的新書《數字封殺》展示了在數字環境的語境下，公開的、民主的互聯網與資本集團為追求私利而操縱的互聯網完全是兩碼事。麥克切斯尼重新考察了互聯網的非商業起源和其被轉化為商業引擎的陰暗過程，論述了電信和娛樂媒體等巨無霸產業是如何在政策制定過程中通過賄賂生存和繁榮起來的。

　　今天，西方互聯網業的經濟信條——“用任何手段生產無盡的利潤”，破壞了互聯網潛在的公共平臺作用，而這種作用在互聯網誕生之初曾被人們普遍看好。人們一開始以為互聯網將發展成為一個非商業區域，一個真正的公共領域，能夠帶來更大的公共知曉率，給社會帶來更大的凝聚力和政治參與度。然而，互聯網不僅沒有成為一個容納更多政治參與、結束不平等和商業壟斷的非商業區域，反而被徹底商業化和壟斷化了。經過商業化、版權化、專利化、私有化和壟斷化，互聯網呈現了一個資本財團不斷集中和壟斷的嚴峻畫面。谷歌、臉譜、蘋果、微軟和亞馬遜都在試圖利用政府對市場管制的放松去搶占消費者的“每一秒醒來的時間”，以鞏固它們的市場陣地。隨著這些壟斷寡頭利用其手中掌握的媒體技術，持續不斷地制造輿論和政治游說，民主社會的基本原則和權利屈從于一個“24—7—365”(全天候)數字控制。

　　曾經被視為經濟競爭引擎的互聯網，制造了歷史上最強大的經濟壟斷，這種壟斷破壞了民主社會的基礎——大眾對社會、經濟、政治的重大事件的知情權、議政權和參政權。資本集團在互聯網上的殖民化毀掉了一百年來基于真實性、客觀性和所有事實都要核實的新聞界的傳統和實踐。在今天這樣一個完全娛樂化和資本化的網絡世界里，人們看不到任何復興新聞界好傳統的希望。資本集團通過顛覆新聞和網絡作為公共平臺的作用，將其轉型成壓制不同觀點的手段，讓個人成為無獨立思想和獨立判斷的享樂追求者。

　　二、“看不見的手”制造網絡主流意見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喬姆斯基曾按照功能的不同，把媒體分為兩大類：(1)分散注意力的大眾媒體;(2)設置議程的精英媒體。大部分媒體和媒體的內容屬于分散注意力的大眾媒體，這類媒體把一切內容娛樂化，而不是讓大眾了解事情的真實情況。資本集團把大眾只當成圍觀者，不會讓大眾成為嚴肅重大議題的參與者。大眾只可被使之，不可使知之。比如，煽動網民參與網絡圍攻，組織并動員大眾每隔幾年在精英圈內選一個統治他們的聰明人。選舉一結束，大眾仍同過去一樣，回家繼續看NBA、電視劇，繼續在微博上圍觀。

　　資本集團對大眾媒體和網絡媒體的態度和手段是：“它們只要不來騷擾我們，怎么玩都行”。只要大眾媒體和網絡只關注丑聞、色情、血腥、暴力、名人、隱私、時尚，而不沖破精英集團預設的議程牢籠，不去關注嚴肅的政治話題，就達到了控制輿論的目的。資本集團認為，嚴肅的政治話題和經濟政策是留給精英考慮的。

　　負責設置議程的精英媒體擁有優勢資源，它們為人們設置思想和言行框架。精英媒體的受眾多半是權貴圈的人或他們的代言人。這些人多為大公司的老板，但躲在背后讓他們的代理人作為政治管理者、經濟管理者或思想管理者，去控制人們想什么、看什么。精英集團運用強大的資本、媒體、學術和政策力量，懲處任何違反精英規范的人。比如，某個學者如果在網上發出獨立于這些權力集團的思想框架，在媒體上將遭遇圍攻、污名、屏蔽;在學術上遭遇學術論著出版的封殺;在政策上，某些部門可能不會再委托其做政策性研究課題等。

　　資本精英集團通過操控媒體、學界和政策三方面的力量來操控社會輿論。資本集團控制媒體的目的是決定大眾關注什么、忽視什么。在大學里，通過精英教育，規范精英分子的標準，比如應說什么話，不說什么話。如果做不到這一點，你將從精英的圈子出局。在那些追求建立世界名校的商學院里，教授們在講壇上的言論和思想要向哈佛看齊。而臺下的學生透過臺上教授的理論體系，確定走進上流社會、爬上權貴的階梯，確定政治的正確性標準。

　　精英媒體的客戶是資本權貴。精英媒體根據客戶的立場、興趣、價值觀，去策劃新聞選題、選定新聞立場、決定報道什么，不報道什么。如果某財經媒體的目標讀者是資本權貴圈內的人，編輯就要根據資本集團利益，設置新聞選題禁區。

　　這只“看不見的手”制造并主導了網絡主流意見。資本集團的輿論宣傳體系已經形成，這個體系力圖控制大眾在網絡上讀到的、聽到的和看到的，從而控制網上和大眾媒體的政治話語和政治正確性的標準。如果有人冒險沖出這個資本牢籠，資本集團控制的網絡、媒體、學界，甚至被滲透的政策部門都會對其采取一種敵視或無視的態度。在網絡公司有組織的封殺中，很多人將對政治辯論產生恐懼，最終失去對民主政治的熱情。

　　這種資本壟斷的網絡輿論場帶來了一系列嚴重問題，在美國和西方國家，壟斷巨頭通過官商勾結，變互聯網為某些權力部門與資本集團聯手監視民眾和反民主的工具。傳統的個人隱私觀念在網上已經消失了。商業資本聯手國家權力部門對個人擁有強大的、超出常人想象力的監視力，他們通過控制社會輿論，統治人們的思想。

　　《數字封殺》提出了一個重大問題：互聯網已經無法成為一種承載知識、教育和參與式民主的光明力量了。控制在資本集團少數權貴手里的互聯網正在成為高度商業化、分散注意力、超想象地侵害人們隱私的陰暗力量。互聯網的發展正在被迅速壟斷的商業利益改造。賓夕法尼亞大學傳播學院院長麥克·卡皮尼在評價此書時指出：“《數字封殺》一書讓人相信，要想理解互聯網和相關的傳播技術，唯有透過政治經濟學的視角，才會發現，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是對一個真正民主的信息環境的徹底摧殘。”麥克切斯尼建議，僅僅依靠改革已經無法挽救互聯網本來點燃的民主希望之火。國家必須站在政治經濟學的立場上，建立一個非營利和非商業的互聯網體制。

　　三、“看不見的手”讓不合時宜的事實“陷入黑暗”

　　打開西方國家的網絡、微博和電視，會發現大量吃媒體飯的玩家。除了沖在前沿的記者、編輯和主持人外，他們中有媒體投資者、經營者、媒體明星、微博大戶等。資本集團提倡的媒介資本化、產業化，是一種公司化的新聞媒體。這種公司化的新聞媒體的追求與真正的民主社會中人民群眾對信息的需求是不兼容的。資本集團一邊說要“觀點的自由市場”，但是在他們控制的媒體里，只有一類黑白分明的觀點——他們視為新主流的觀點，而另一類則是被他們討伐的觀點。資本集團大聲呼喊的新聞自由是捍衛自己旗下媒體的自由，而不是讓廣大民眾在其媒體上發表不同意見的自由。

　　新聞自由意味著記者對事實負責，而不是對媒體老板負責。但是，在一個高度商業化和資本操控的媒介社會里，記者對商業壓力的責任大于對社會的責任。媒體作為商業公司的特點是，用最低的成本每天有計劃地、持續地生產出受眾滿意的新聞產品。記者作為個人，只是新聞生產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媒體老板決定什么樣的新聞優先刊播，也決定什么新聞重要、什么新聞不重要。媒體經常采用的報道手段是，強化一種信源、重點報道一個人(英雄或壞蛋)、突出展示一類觀點。

　　作為公共事業的組成部分，新聞事業應保障每個社會成員的言論出版自由，保證民眾獲得均等化的知情權和意見表達。但是，資本控制的媒介市場存在著嚴重的話語權不平衡，大量新聞被扭曲。就像喬治·奧威爾在他未出版的《畜牧場》一書的序言中所說，自由國度中的審查制度毫無疑問比專制政體還要復雜和徹底，因為“不受歡迎的觀點可以使之陷入沉默，不合時宜的事實可以使之陷入黑暗，而這些并不需要任何官方的禁令”。

　　公共事業需要平等地服務于社會階層中的每一個人，媒體的公共性和民眾的知情權、意見表達權、民眾的意見對公共政策的塑造、政府對真實輿情的完整把握及正確研判密切相關。媒體公共性的基本原則是各個階層的民眾在重大議題上的知情權、在各類主流媒體上的民主表達權和平等對話權。媒體上的平等權利體現在，無論是在傳統主流媒體，還是在新興媒體，任何人都是平等的理性對話成員。

　　西方法律界一直在就媒體的公共事業性質展開爭論。早在70年前，一起針對美聯社的訴訟援引反壟斷法的規定，提出規范那些在向公眾傳播信息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的公司。當時美國司法部指控，美聯社的章程允許旗下報紙拒絕當地競爭對手加入其巨大的新聞網絡，從而遏制對手。初審法院同意這個指控，指出新聞并非普通產品，而是一種更“要緊”的產品，“包覆著一層公共利益”。但是，資本控制的媒體和網絡會奮起反對任何形式的法律制約。如果新聞和媒介這個民主自治所不可缺少的氧氣受到那些從現存的不平等和對現狀的維持中受益者的控制將是危險的。最令人擔憂的是，跨行業的媒體投資與經營將會導致媒體在改革的路線上趨向保守，他們將反對任何會損害其趨于固化的跨行業集團利益的改革新政，并把所有為公眾服務的價值觀和機制當成自己的敵人。在今天資本操控的網絡媒體環境中，制約資本集團濫用媒體權力的難度體現在：第一，媒體日益增長的話語權和議程設置權足以進行政治與社會動員，反擊任何制約政策與措施；第二，記者對商業壓力的責任大于對社會的責任；第三，媒體和網絡大公司都有自己的意見領袖群。

　　四、防范資本集團侵蝕我國媒體的公共性

　　面對西方資本集團深度滲透網絡媒體的局面，如何引以為戒，引導廣大人民群眾在網絡輿論里獲取完整和準確的輿情，并形成有效正確引導輿論的措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1. 政治公開與透明。要打破少數精英在改革上的話語壟斷。在媒體上應能聽到人民群眾的聲音，特別是增加對底層群眾改革意見的報道，在媒體上發表改革建議的學者要具有意見上的廣泛代表性。應提高各項改革政策醞釀和出臺的政治透明度，以增進公眾對改革決策公允性的信心。確保國家的各項改革政策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2. 確保媒體的公共事業屬性。確保新聞媒體能像教育和衛生等公共事業那樣，為社會提供均等化新聞與言論服務，保障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知情權、意見表達權，以及人民群眾的意見對公共政策的塑造力和影響力。

　　3. 改革方向不能被媒體議程左右。主張改旗易幟的人在社會上雖然只占很少一部分，但其中的一些人握有媒體和網絡話語的生殺權。他們一旦發現網上群眾意見不利于自己時，就會想方設法用最快的速度封鎖不同聲音。但是，我們黨不是任何派別和利益集團的代表，而是全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改革要從惠及最普通老百姓利益的目標出發，不被資本控制的媒體議程左右。

　　4. 保證網絡對政府的輿論監督作用。要保證網絡輿論對各級政府的輿論監督作用。我們黨要全面準確地把握社會輿情，把輿情的運用變成黨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監管各級政府的群眾力量。我們黨應注重與網絡里的人民群眾發生直接聯系，防止出現政客通過資本集團的資助，在網絡里拓展自己的政治疆域和政治權力，而資本和媒體集團又通過與政客的關系為自己的利益尋求政治上的庇護的情況。

　　5. 保障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和話語權。只有社會不同階層的群眾的聲音在媒體上自由表達，方能準確了解民意，真實把握中國社會現狀和民心趨勢。黨和政府還須考慮出臺政策和投入資金，幫助那些沒有資金創建報紙、頻道、網站的弱勢群體，幫助他們創建媒體平臺，使黨和政府聽到廣大中下層群眾的改革訴求。

　　6. 加速媒體權力的透明化。今天的媒體擁有強大的政治權力，甚至影響決策、影響政治結果。但媒體的政治權力不需要民主選舉和績效考核，過高的政治權力會變得跟任何不受監督的權力一樣，帶來另外一種權力腐敗——制造虛假新聞、媒體事件、愚弄人民。有鑒于此，應實行媒體領導人個人信息公開化。例如，報紙和網絡的首頁要標明媒體公司負責人的真實姓名和聯系方式，媒體或網絡公司大股東的姓名和信息。

　　(作者：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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