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1年中東北非動蕩之后，美國在面對埃及問題上的表現一直較為克制，以至于學界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認為，美國在應對西亞北非變局時的表現具有兩面性、矛盾性等特點;另一種認為美國在應對西亞北非變局時表現的有條不紊，有的放矢，顯示出特有的危機反應和戰略調整能力。

　　但無論是在中國的政策研究部門還是學術界，幾乎都沒有人贊同中東亂局是美國人策劃的這一陰謀論觀點，直接原因是美國在應對中東亂局伊始的手忙腳亂。

　　中東局勢的迅速發酵迫使美國的決策部門在極短時間內做出反應。美國情報部門在判斷埃及局勢的過程中發生了重大失誤，迫使美國政府提前站隊。當時，埃及政府及美國的阿拉伯盟友譴責美國拋棄盟友，埃及抗議者及阿拉伯公眾輿論抱怨美國冷漠，美國國內批評者敦促美國提供更有力的領導。

　　美國默許的政變

　　不同國家媒體對同一事件會有不同甚至截然對立的描述。美國主流媒體在描述埃及所發生的變局過程中，將其建構為一場與蘇東事件相提并論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革命”，給公眾一種“革命”帶來民主和繁榮的錯誤暗示。

　　西方主流媒體給埃及的“革命”行為塑造較為正面的形象，主要表現抗議者的文明和成熟，熱愛民主、人權、自由與尊嚴。這與西方主流媒體長期塑造的阿拉伯民眾粗野、宗教狂熱、無知、愚蠢、暴力的形象大相徑庭。西方主流媒體的“革命”框架在西方社會中獲得廣泛認同，進而影響了美國政府對埃及變局的態度。相比于沙特阿拉伯派兵至巴林及也門幫助鎮壓民眾的示威行動，美國對穆巴拉克的拋棄實際上極大地損害了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威望。

　　但這回不一樣了。在7月1日埃及軍方宣布48小時最后期限后，穆爾西表現出愿意對話、不愿意下臺的姿態而被埃及軍方控制。軍方發表聲明表示，總統穆爾西已經下臺。埃及發生軍事政變后，美國的表現遠比穆巴拉克下臺時冷靜得多。7月4日，穆兄會兩名高層領導被捕，埃及警方逮捕了300名穆兄會領導人及成員。美國表面上繼續保持中立，但實際上繼續對埃及進行軍事援助，并將交付12架F16，客觀上體現了美國對埃及政變的真實態度。

　　無論美國人是否策劃支持了這次埃及政變，至少美國的態度是默許，也事先知情，因為之前美埃軍方高層保持了溝通。目前，美國每年援助埃及約15.5億美元，其中約13億美元給埃及軍方。美國依靠經濟援助和軍事援助對很多國家和地區進行滲透和控制，是常見手法。在中國這樣獨立自主、行政執行能力很強的國家，很多人可能無法理解美國人對中東國家的滲透程度。在中東，多數美國盟國的軍官有美國或者西方國家留學或者培訓背景，和美國保持著直接聯系，美國對消息的掌握和對局勢的判斷能力極為驚人。

　　穆爾西被迫下臺之后，各個城市爆發了穆兄會和穆爾西支持者的游行。埃及穆兄會表示，這是一次不合法的、顛覆合法民選政府的軍事政變。但是那又如何呢?美國顛覆合法民選政府，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后一次。1953年在伊朗，美國支持巴列維顛覆了穆薩迪格合法政府;1950年代起，美國情報部門在非洲和拉美無數次買通軍官顛覆合法政府。

　　中等規模國家和重要的小國里，剛果、巴西、阿根廷、烏拉圭、巴拿馬、玻利維亞等國顛覆合法政府的一系列軍事政變無一不是美國策劃的。

　　美國想要顛覆誰，和民主無關，只和利益有關。

　　在進行利益判斷的時候， 美國人的判斷也并非總是準確。實際上，美國的判斷很多時候很不準確，美國吃政變的虧不是一回兩回，很多次損害了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外交政策長期存在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兩種路線，比如當時美國人支持“民主”的霍梅尼推翻了“威權”的巴列維實際上徹底破壞了美國在當時的中東戰略布局。布什政府的前國務卿賴斯也曾經在2005年被迫承認，美國在中東地區通過民主尋求穩定的嘗試是失敗的。這可能是因為，除了以色列，真正民主的中東國家，一定是反美的。

　　在短期內， 這場美國式政變毫無疑問利于埃及穩定，利于美國利益，長期來看，埃及軍方掌控局勢利于以色列的安全。埃及式民主毫無疑問損害了埃及的國家利益，作為一個深深植根于基層的政黨，穆兄會雖然有極為堅實的民意基礎，但穆爾西執政之后，并沒能解決埃及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緊迫的生計問題，其根本原因是穆爾西本人及其政黨所掌握的資源有限，在埃及當前的權力架構下，軍方以及軍方控制的企業控制著主要的經濟資源、社會資源和政治權力，無論是誰上臺，都要照顧各方利益，都難以大刀闊斧地解決積重難返的社會問題。無論哪個政治派別上臺，不改弦更張，搞好經濟，而是成天搞口號式的政治許愿，那么所謂民主就是畫餅充饑的肥皂泡，早晚都要破滅。

　　埃及：越民主，越落后

　　底層人民的貧困和無望為極端勢力提供了土壤，埃及必將面臨長期的混亂，埃及軍方和極端勢力將長期拉鋸。7月9日，武裝分子向埃及第二軍軍長Ahmad Wa sf少將的座駕開火，雖然他本人大難不死，但其保鏢在襲擊中喪生。這可能只是一個開始。

　　和冷戰后多數中東北非發展中國家類似，埃及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曾一度緩解了其債務危機，然而西方援助和IMF指導下的“改革”讓埃及付出了極為沉重的社會經濟與政治代價，兩極分化嚴重，底層赤貧，2010年失業率為9.7%，處于貧困線下的人口數量占總人口的20%。8000多萬人口中，40%在10-29 歲之間，30 歲以下的失業人口占總失業人口的90 %以上。1995 年加入世貿組織后，埃及經濟不斷惡化，埃鎊持續貶值，2008年通脹率達18 %。現實的困境使許多人開始懷念納賽爾時代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政策。

　　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作為西方維持全球霸權的手段，在第三世界國家生產和輸出貧困，在埃及重構了國民經濟體系，國家從社會福利領域退出，給穆兄會扎根基層醫療和其他形式的社會服務提供了機會。為了確保穩定，警察與安全部門日益滲透到國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沒有強力機構，埃及的國家機器無法正常運轉。新自由主義經濟徹底削弱了埃及等中東北非國家的政治合法性。

　　曾常駐中東地區的新華社資深記者黃恒指出了關鍵問題所在：“據聯合國數字，2009年，埃及15至29歲青年，占總人口數23.5%的群體，總體失業率60.1%，中等教育水平青年失業率61.81%，大學教育水平失業率26.8%。特別要留意，2007至2008學年，埃及大學生中64 %學的是人文專業，比如商業、法律和藝術等，現代經濟所需要的理工科專業學生僅占17.6%，后者供不應求，毫無就業壓力，前者大部分只能去街上攥著石頭上班。”

　　生計無著，前途無望的年輕人將埃及的政治推向混亂的街頭政治，這不能全歸咎于穆巴拉克的無能。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些不具備獨立自主能力的發展中國家不光是延續被發達國家盤剝的歷史，而且還加深了被盤剝的程度。從農業到服務業，在主流經濟學家炮制和媒體宣傳之下，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兜售了各種概念和理論，收買了決策者，輸入了資本，獲取了更大的資本利益，卻沒有而且也沒有能力為發展中國家解決各種最根本的社會經濟發展問題。一個中等規模國家，是不能仿效小國搞無煙工業，發展旅游業、金融業走現代化道路的，即便是走這種道路而曾經風光一時的愛爾蘭、塞浦路斯等小國都在近幾年全球危機的背景下出了大問題;一個中等規模國家，如果不能搞工業化，那么其現代化只能是空中樓閣。對于埃及這樣一個曾經的地緣政治強國而言，搞不好工業化，就是放棄自己的位置，就是慢性自殺。一個本國人力資源凈流出，不能為本國所用，反而為地緣政治對手所用的國家，一個本國人民在本國生存找不到自豪感的國家，怎么會有前景？依靠外國游客、僑匯和外國經濟援助的國家，怎么會有光明的前景？一個沒有清晰路徑和光明前景的國家，越民主，越落后。

　　埃及的統治階級如果稍微克制貪欲，對下層群眾的利益考慮得稍微多一些，埃及的形勢也不會發展至今天;埃及的多數民眾如果真的如西方媒體所定的調子那樣，文明而有素質，理性表達政治訴求，埃及的形勢也不會發展至今天。中東地緣政治博弈中的其他幾個主要的大國，如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都樂見埃及繼續保持這種內部割裂的混亂狀態，不具備向外投射力量和發揮重大影響力的狀態，它們是埃及亂局最大的受益者。埃及的持續衰落和動蕩，將繼續推高海合會國家中沙特和卡塔爾在阿拉伯世界和伊斯蘭世界的地位。

　　實質上，無論是對于政治家還是政客，美國人還是埃及人，采取的手段如何，采取的手段是否具備合法性，其重要性都遠遠不如其短期成效和長期影響。中國是埃及最大的進口國，美國是埃及最大的出口國和第二大進口國。中國如何做，才能趨利避害?在危機四伏的環境中，真正起到一個負責任大國的作用;維護區域穩定，保護本國公民和投資，符合中國的利益。因為，在多數國際事務和地區事務的博弈牌桌上，中國的身份逐漸從看客變為參與者甚至深度參與者，我們的話語權逐漸增加，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進步，中國不可能永遠是看客。

　　(作者系《裝備與生存》雜志西亞非報道中心副主任，曾任伊斯坦布爾站站長、特派敘利亞戰地報道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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