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條重要的政治新聞，但是當地的主流媒體沒有報道。

　　2016年4月11日，在美國國會前舉行反對金錢政治的“民主之春”抗議活動的400多抗議者，在非暴力靜坐中被捕。其中的很多被捕者是從150英里外的費城自由鐘一路走來。這場抗議的目的是要求結束金錢政治，確保自由、公正的選舉。第二天，又有85名抗議者，其中多數是老年人，在高喊“民主不是用來賣的”口號時被捕。這應該是一條重要的政治新聞。但是，當地的《華盛頓郵報》只在本市第三版的新聞簡訊里，在一個10歲小男孩騎車被撞了的消息和一個男人逃稅被叛兩年徒刑的簡訊后，刊登了一條150字左右的簡訊?！都~約時報》、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沒有報道這條新聞。微軟全國廣播公司(MSNBC)用了12秒報道這條新聞，福克斯新聞頻道用了17秒報道這條新聞。

　　一、美國媒體的偏見會導致某些新聞被“遺漏”

　　十多年前，美國暢銷書《偏見》通過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和其大紅大紫的主持人丹·拉舍的內幕故事，透視了美國電視網文化和美國主流媒體文化。作者伯納德·戈德堡在CBS當了28年記者，他講述了美國新聞界內部盛行的一種公司文化，揭露了美國三大電視網在新聞報道中常常一邊倒的問題。作者以新聞界一名知情人的角色披露了這樣一些內容：為什么美國大電視網的黃金時節會漏報某條重大新聞?美國新聞機構政治上的正確性是如何壓倒事實真相的?美國媒體精英是如何與美國社會相脫節的?《60分鐘》這樣知名的欄目是如何通過記者的偏見扭曲新聞的?偏見是個人的價值觀造成的，還是追求收視率、聳人聽聞新聞和金錢造成的?新聞既然有偏見，通過何種方式，能夠平衡新聞報道?

　　CBS資深記者伯納德·戈德堡在這本書里泄露了一個秘密：美國的新聞媒體和美國大多數記者都是有政治偏見的。戈德堡試圖在這本書中揭穿了美國媒體的神話，向公眾展示，公平、平衡和誠實這些基本的新聞學原則已經從美國的主流電視網消失了。這本書猶如一枚重磅炸彈，讓讀者清醒地看到，原來記者們報道的所謂事實，更多的是記者們個人的意見。

　　在好萊塢描寫華萊士的《60分鐘》的影片《知情人》中，一個香煙廠高級管理人員由于內部矛盾，出來向記者告密?！?0分鐘》把這個告密者當成英雄，為他樹碑立傳。但是，一旦新聞界內部有人出來講述新聞界內部的故事，新聞界就會把他當成叛徒來處置。戈德堡稱這是因為媒體對告密者有雙重標準。戈德堡指出，美國記者“如果你就新聞報道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圈內人就會不喜歡你。他們不會贊賞你。他們認為你是叛徒。”媒體可以隨意妖魔化別人，但是，任何人不得與媒體對著干。戈德堡頗為煽情地寫道，批評媒體就像“強奸他們的妻子或綁架他們的孩子”。美國三大電視網旗下的大腕節目主持人是這些電視網的搖錢樹，他們的形象不能受到任何損害。他們可以就任何有爭議的問題，向別人提出最尖銳的甚至難堪的問題，但是別人不可向他們提出任何疑問。

　　二、美國媒體的新聞策劃會“遺漏”某些事實

　　要認清美國媒體的真面目，其中有幾個基本的觀察媒體的出發點：人們每天看到的新聞不是客觀的;新聞是構造出來的，不是客觀報道出來的;新聞是傳遞觀點的，不是報道真相的;新聞報道是有立場的，不是滿足人民知情權的，必要時會兇狠地埋葬新聞真相;媒體是商業企業，新聞是商品;媒體對新聞的第一時間要求是獲取金錢，與滿足人民的知情權無關;不同意識形態、不同文化、不同國家的媒體都會采取不同的新聞報道框架、不同的新聞語境、不同的新聞立場。

　　新聞自由意味著記者對事實負責，而不是對媒體老板負責。但是，在一個高度商業化和資本操控的媒介社會里，記者對商業壓力的責任大于對社會的責任。記者的首要讀者是自己的老板，記者期待滿足媒體老板、主編、制片人、投資者的偏好;記者在新聞報道中不是一個有自由思想的人，他是一個嚴格按照媒體內部組織機構的潛規則進行報道的人;記者的獨立性受制于新聞同行、新聞圈、新聞編輯部的報道立場和框架。在今天的網絡輿論場里，新聞產品是媒體和網絡公司內部選擇的結果。新聞生產部門要預測選題、策劃采訪對象。從本質上看，新聞不是客觀、獨立的報道，是媒體和網絡公司主觀選擇的結果。媒體作為商業公司的特點是，用最低的成本每天有計劃地、持續地生產出受眾滿意的新聞產品。記者作為個人，只是新聞生產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記者每天做的工作是媒體公司的委托課題，通過采訪誰、引用誰的話、導語和標題的構思、語境的烘托，來滿足客戶的好奇心。媒體老板決定什么樣的新聞優先刊播，這種作用也決定了什么新聞重要、什么新聞不重要。媒體公司寵愛報道符合自己框架和議程的政治家、新聞事件、問題等。媒體經常采用的報道手段是，強化一種信源、重點報道一個人(英雄或壞蛋)、突出展示一類觀點。

　　為什么媒體和記者做不到客觀報道呢?我在上課時，常常對新聞進行政治解剖，并不斷問學生這樣幾個問題：這條新聞是給誰看的?換句話說，這條新聞的消費市場在哪里?這條新聞是誰講述的?換句話說，這條新聞是誰透露的，其立場是什么?在這條新聞中聽到的是誰的聲音?在這條新聞中，沒有聽到誰的聲音?這條新聞使用了哪些正面的或負面的新聞用語?這些新聞用語對誰有利?這條新聞會給誰帶來政治上或經濟上的好處?換句話說，該新聞產品制造背后有無利益集團的政治或經濟動機、隱藏議程?記者是否使用了模式化報道或新聞八股?如把復雜的事件或沖突簡單化、標簽化為“好人”與“壞人”或“天使”與“妖魔”的斗爭?誰是這條新聞的贏家，誰是輸家?

　　新聞解剖的結果，找不到一條純客觀的新聞?？陀^報道是我們追求的理想，新聞自由是我們追求的目標。但是，沒有絕對的客觀和絕對的自由。絕對的新聞自由應該是這樣的：CNN報道薩達姆被捕，布什對此發表半個小時演講，與此同時，CNN還需要在同一屏幕上給薩達姆半個小時的演講時間，請他對自己的被捕發表評論。這樣一種新聞自由和客觀報道，無論在技術上和政治上都是無法實現的。無法實現純粹的新聞自由，是因為新聞本身不是絕對的，新聞是相對的。新聞的價值判斷受制于新聞發生的地點、媒體所在地、媒體的受眾構成等因素。因此，CNN從美國的國家利益、國家安全、受眾需要出發，播出的新聞對美國是重要新聞，但是對于中國觀眾來講就不一定了。

　　三、美國大公司和媒體自身利益決定“遺漏”什么樣的事實

　　2016年4月，威瑞森通訊公司36000工人罷工，要求保護工人的權益。美國大媒體的報道顯示美國大媒體和勞工之間在話語權方面的極端不對稱。通過統計分析《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網絡媒體巨頭Buzzfeed和網絡新聞媒體Vox有關這場罷工的報道發現，威瑞森公司老板的聲音是工人代表聲音的兩倍之多。

　　在《紐約時報》的四篇報道中，威瑞森公司管理層的話被引用8次，工人的聲音被引用4次。在《華盛頓郵報》的兩篇報道中，公司管理層與工人的聲音被引用的比例是6∶2。網絡媒體Buzzfeed發表了三篇報道，公司管理層與工人的話被引用之比是13∶7。另一家大網絡新聞公司Vox只發表了一篇報道，報道中四處引用的話都是出自公司管理層之口。為什么在媒體上聽到的公司管理層和工人代表的聲音差異這么大呢?威瑞森市值2120億美元，有一個強大的公共關系機器，而工會和工人們是雇不起公關公司的。

　　即使某個有良知的記者試圖平衡地報道雙方的聲音，但是，在這種不對稱的權力面前，記者很無奈。新聞報道需要直接引語，而大公司總是有公關公司為其準備源源不斷的高質量的直接引語。

　　媒體不會揭露自身隱藏的問題。馬賽諸塞州薩勒姆大學歷史教授、《不留記錄：移民是如何變成非法的》一書作者阿維娃·喬姆斯基在《反策劃》網絡雜志講述了不久前發生的《波士頓環球報》報紙派送工人罷工事件?！恫ㄊ款D環球報》決定把報紙的派送工作轉包給一個新公司，因為這家新公司的價格更便宜。美國報紙的發行和派送通過轉包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商業行業。送報的人開車送報線路不僅遠且復雜。無論天氣何其惡劣、條件多么差，一年365天，每天從凌晨2時到早上6時，從不間斷地送報。送報工人不僅工資極其低廉，而且要用自己的汽車、買自己的保險。結果，今天在美國送報的多是沒有記錄的非法移民。送報成了一種暗藏的地下經濟的一部分?！恫ㄊ款D環球報》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盡量減少勞務成本，少付工人錢。這種送報體制跟媒體人每天聲稱的調查新聞、揭露社會黑暗面正好相反，因為報紙依賴的正是它自身暗藏的不公的分配制度。

　　四、美國的外交政策決定媒體“遺漏”什么樣的事實

　　美國媒體不會報道“敵國”做的善事。美國媒體在報道美國歷史、盟國的歷史時，常把一些邪惡的做法當成道德的。而在報道官方指定的敵人時，則總是不可救藥的，從來都是干壞事的。例如，奧巴馬作為美國首位總統今年春天訪問古巴時，美國媒體就“遺漏”古巴長期以來向海外危機地區派遣醫生救治傷病員的故事。為什么不報道古巴干的好事?因為這是古巴，是卡斯特羅的國家。

　　古巴過去一百多年里一直是美國外交政策的重點。美國歷史上十幾次入侵古巴，最近的一次是1961年。美國外交政策的目標是采取一切手段，合法的或非法的，公開的或秘密的，暴力的或非暴力的，企圖推翻古巴政府。奧巴馬在古巴的記者會上說，美國承認古巴人民選擇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未來的權利。這是令人吃驚的美國領導人的聲明，因為此前，美國從來不承認古巴人民決定自己未來的權利。1959年古巴人民起義推翻獨裁統治時，美國發現控制不了卡斯特羅，決定不支持古巴人民自己的選擇。根據美國揭秘的政府文件，美國國務院希望古巴革命帶來的變化是美國政府能接受的，美國和古巴能持續過去的關系，保護美國的商業利益。但是，美國政府發現古巴人在這方面完全不合作。當時的美國國務院助理國務卿說，“所以，我們要決定是否讓這場革命成功”。

　　在古巴革命成功后，美國通過USAID(美國國際開發署)的秘密行動，向那些旨在更迭古巴政府的項目提供資金支持。美國的主流媒體積極配合美國政府在拉丁美洲施行的反左翼政權的外交政策。例如，《華盛頓郵報》在報道2016年3月奧馬巴訪問古巴和阿根廷時的文章《奧巴馬在阿根廷將鼓舞南美遠離左翼》中毫無掩飾地說，“他(奧巴馬)在南美政治變革的劃時代的關頭來訪了。在左翼領袖靠與美國對著干獲得的民粹支持并統治十多年后，這個大陸回到世界的中央。奧巴馬要力推南美一把”。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更是把阿根廷前左翼執政黨領導人基什內爾總統和克里斯蒂娜總統等同于美國官方的敵人伊朗、古巴和委內瑞拉。

　　美國的主流媒體的新聞標準和價值觀：親美意味著友善，反美意味著邪惡。美國媒體判定一個國家是否親美，是看這個國家是否按照美國的意思去說、去做。巴西工人黨減少了這個國家55%的貧困人口，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厄瓜多爾和烏拉圭進入21世紀表現都很出色，但是美國媒體依照意識形態和美國外交政策判斷，他們是左翼政府，他們不反對自己的國家，他們捍衛自己的國家利益、反對外來干預，因此被媒體認為是反美的。美國媒體的新聞價值判斷是意識形態決定的。他們反對所有的左翼政府，支持委內瑞拉、洪都拉斯的軍事政變和烏拉圭的議會政變。巴西總統羅塞夫面臨眾議院彈劾，那些提議彈劾總統的議員們本身就是正在被調查的腐敗分子。但是，美國的精英媒體在報道中，非常簡單化地說，政府受到腐敗指控，人民在抗議政府。美國精英媒體跟其一貫立場一致，毫不掩飾地表現出對拉美左翼政府的厭惡，不厭其煩地丑化這些左派政府。但是，美國精英媒體“遺漏”了巴西同時在發生的大規模的支持總統的游行。

　　為什么美國媒體總是“遺漏”沙特阿拉伯的負面新聞?沙特阿拉伯不具備美國的盟友的任何特征，比如，不與美國共享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為什么美國政府和媒體在民主、人權等諸多問題上“遺漏”沙特的故事?美國政府對盟國和敵國的定義成為媒體報道這些國家的態度和基調。當政府稱某國為盟國時，媒體迅速將這種關系定位為“我們”，當政府稱某國為敵國時，媒體迅速稱其為“他們”。媒體對“我們的人”總是像對待客戶一樣謹小慎微。“我們的人”本質上就是“我們的客戶”。美國總統奧巴馬訪問過四次的國家在世界上屈指可數，但卻四次訪問了沙特。沙特成為美國的盟國，這是因為沙特是美國武器的大客戶。除此之外，阿拉伯的君主們維護了美國在阿拉伯國家和波斯灣的軍事存在，確保中國和俄羅斯等大國無法在這個地區立足。

　　五、美國媒體配合政府軍事行動“遺漏”某些事實

　　在阿富汗戰爭第一年，美國在阿富汗投了至少18000枚炸彈，但是美國媒體在阿富汗戰爭中基本上沒有報道平民的消息。這種做法是美國國防部的一種宣傳政策。當年《華盛頓郵報》一篇文章說：“阿富汗老百姓在經歷了許多的內戰和暴力后，對于平民的死亡不會過于悲痛。”美國軍方發言人說：“由于美軍沒有地面人員，所以無法核實平民傷亡。”他們為什么不報道平民傷亡呢?真的無法核實嗎?其實每一次轟炸，美國都有情報人員向中央情報局報告。1999年，在發動襲擊南聯盟的戰爭期間，美國國防部不斷地對新聞界說，有成千上萬的阿爾巴尼亞人被塞爾維亞軍隊傷害。雖然美國在科索沃沒有地面部隊，但他們在做出這種傷亡估計的時候毫不猶豫。當然，對于科索沃阿爾巴尼亞人傷亡人數的夸張報道可以理解，因為它是為美國在北約發動軍事進攻、推翻南斯拉夫政府而采取的宣傳策略。《時代周刊》的記者湯姆森(Thomson)說了一句很有意思的批評美國政府封鎖新聞的話：“安德遜會計公司在安然公司丑聞中做審計工作，而我們記者成了這場戰爭的審計員。”

　　在當前的敘利亞內戰中，報道中央情報局武裝支持的敘利亞“溫和派反政府武裝”時，如何“遺漏”這些反叛武裝跟基地組織的分支機構努斯拉陣線和敘利亞自由軍有著密切聯系的這個敏感事實，這是令美國媒體深感頭痛的事。奧巴馬長期以來堅持說，美國支持的反叛武裝獨立于努斯拉陣線。而事實是，由于美國不喜歡俄羅斯和伊朗支持的敘利亞阿薩德政權，美國政府就依賴這些反叛武裝跟努斯拉陣線發動聯合攻勢向敘利亞政府施加壓力。美國早在2013年把努斯拉陣線列入恐怖組織名單，但是美國幾乎沒有對努斯拉陣線發動過任何空襲，反而對俄羅斯空襲努斯拉和美國支持的反叛武裝表示抗議，要求俄羅斯停止空襲。美國媒體一直不敢跨越白宮的紅線，報道這些反叛組織與努斯拉陣線的組織關系。卡塔爾王室家族出資辦的《新阿拉伯日報》去年5月揭露了中央情報局支持的反叛武裝在敘利亞西北部的阿勒頗省戰場上在努斯拉和敘利亞自由軍指揮下，加入了“征服阿勒頗聯盟”，與這些恐怖組織聯手跟敘利亞政府軍作戰。“征服阿勒頗聯盟”盟主早先是努斯拉陣線，后來改為敘利亞自由軍?！缎掳⒗請蟆氛f，努斯拉放棄“征服阿勒頗陣線”的領導權，是為美國向“溫和派反叛武裝”出售陶式導彈鋪路，因為美國政府不能支持一個跟恐怖主義組織有直接聯系的武裝組織。另外，努斯拉陣線允許“溫和派反派武裝”從美國獲得武器，還因為努斯拉陣線和自由軍可以某種程度上分享這些武器?；仡櫭绹髨蠹垺都~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有關俄羅斯空襲美國支持的叛軍目標的新聞報道，所有的報道都“遺漏”了這些“溫和派武裝”跟努斯拉陣線的從屬關系。只有《華盛頓郵報》記者斯萊在去年10月的報道中說，俄羅斯空襲的幾個城鎮是“征服阿勒頗”聯盟的據點，這個聯盟是努斯拉陣線、伊斯蘭極端組織和溫和組織的大雜燴。但事實上，“征服阿勒頗”不是一個簡單的軍事聯盟，而是一個軍事指揮機構。

　　六、提高媒體素養，識別新聞“遺漏”

　　如果新聞被少數精英媒體和大公司控制，新聞傳播將會出現嚴重的新聞“遺漏”。人們在媒體上，只能聽到一種聲音。媒體會由民主變成反民主。在大公司控制媒體的時代，媒體為了維護大公司和跨國公司的利益，甚至會不惜埋葬重大新聞事件的報道。作為公共事業的組成部分，新聞事業應保障每個社會成員的言論出版自由，保證人民獲得均等化的知情權和意見表達服務。但是，資本控制的媒介市場存在著嚴重的話語權不平衡。就像喬治·奧威爾在他未出版的《畜牧場》一書的序言中所說，自由國度中的審查制度毫無疑問比專制政體還要復雜和徹底，因為“不受歡迎的觀點可以使之陷入沉默，不合時宜的事實可以使之陷入黑暗，而這些并不需要任何官方的禁令”。

　　西方法律界一直在就媒體的公共事業性質展開爭論。早在70年前，一起針對美聯社的訴訟援引反壟斷法對付媒體，提出規范那些在向公眾傳播信息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的公司。當時美國司法部指控，美聯社的章程允許旗下報紙拒絕當地競爭對手加入其巨大的新聞網絡，從而遏制對手。初審法院同意這個指控，指出，新聞并非普通產品，新聞是一種更“要緊”的產品，“包覆著一層公共利益”。但是，資本控制的媒體和網絡會奮起反對任何形式的法律制約。根據規制新聞媒介市場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在民主的領域里，被大型私有公司控制的傳媒體系的出現，從根本上違背了民主理念中自由報業的主張。

　　一個社會由富裕的私營主控制新聞和媒介的危害，特別是新聞這個民主自治所不可缺少的氧氣，如果受到那些從現存的不平等和對現狀的維持中受益者的控制就更是危險。比如，若地產大亨入股某個網絡與媒體企業，這家網絡或媒體就將在追逐利潤的途中，反對任何抑制房價的政策。最令人擔憂的是，跨行業的媒體投資與經營，將會導致媒體反對任何會損害他們趨于固化的跨行業集團利益的改革新政，并把所有為公眾服務的價值觀和機制當成自己的敵人。

　　在今天資本操控的全球網絡媒體環境中，制約媒體濫用權力的難度體現在：一是媒體增長的權力，特別是話語權和議程設置權，足以進行政治與社會動員，反擊任何制約政策與措施;二是記者對商業壓力的責任大于對社會的責任;三是媒體和網絡大公司都有自己的意見領袖群，記者在新聞的生產過程中，無法獨立報道，他們要追蹤資本集團的代言人和意見領袖，從中尋找新聞線索和集團內部接受和歡迎的報道框架和視點，媒體更多地引用政治、經濟上的同盟者的信源;四是為了追求利潤和效率，資本化的媒體鼓勵新聞報道的聯動——信息來源和框架全盤同質化，從而使議程和熱點越來越趨同。

　　我們還可以從媒體的房地產廣告和有關地產的新聞報道態度中，發現地產商是如何控制媒體的。我們還可以從網絡的醫藥廣告和有關醫藥的新聞報道態度中，發現醫藥公司如何操控網絡媒體的。通過發現媒體背后的經濟來源，了解其所屬利益集團，可以深化對資本集團控制媒體理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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