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世紀初歐洲工業革命開始，人類社會進入了一個新時代。西方世界在17、18世紀形成的基本價值觀念，如經濟上的市場自由主義、社會上的個人主義等在19世紀成為現實。不過歐洲思想家從一開始就不斷反思這一轉型。20世紀初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和20年代末的經濟危機，使西方人對于19世紀以來的社會轉型有了更深的體會。凱恩斯和哈耶克的論戰把這一反思推向了高潮。在此期間，卡爾·波蘭尼深入剖析了人類自19世紀以來的“巨變”。

　　1886年10月25日，波蘭尼出生在奧匈帝國的首都維也納。在布達佩斯大學讀書期間，曾創辦“伽利略俱樂部”，與盧卡奇、曼海姆等人過從甚密。1908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后繼續攻讀法學。一戰爆發后，他因病未能參戰。1924年，他來到維也納，擔任周刊《奧地利經濟學家》的編輯，開始了解到著名經濟學家米塞斯和哈耶克的思想。他們反對凱恩斯主義，倡導市場自由主義。不過，波蘭尼并不贊同他們的觀點，認為恰恰是源于英國的市場自由主義要為1929年爆發的經濟危機和法西斯主義的崛起負責。

　　1933年，他逃往英國，成為“工人教育協會”的講師。利用授課之便，他收集了大量英國經濟與社會史的資料。后來他又轉往美國佛蒙特州的本寧頓學院做訪問學者，開始撰寫《大轉型》一書。該書于1944年發表后，在世界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被視為經典著作。　　波蘭尼對人類社會的貨幣、貿易和市場進行了跨學科研究。他認為人類歷史可以分為前資本主義社會（或前現代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或現代社會）兩個時期。前資本主義社會存在著一套獨特的互惠性和再分配制度。而從1815年開始，英國工業革命卻引發了人類社會的“大轉變”，讓人類社會開始進入現代社會(或資本主義社會)。現代社會的根據就是市場自由主義，即人類社會根據自身調節的市場來組織、發展，即使出現通脹或緊縮等經濟危機，社會也要耐心地等待市場自身緩慢的調節來恢復需求與供給的平衡。現代社會的特點是“非嵌入性”：從前現代社會到現代社會的“大轉型”，就是人類的經濟活動不再嵌入在社會之中，而是重新組織與建構人類社會。

　　波蘭尼認為，市場自由主義所假定的“完備的、自身調節的市場”，其實是一個“烏托邦”。因為人類的經濟活動不可能最終脫離社會，反過來重新建構社會，其中一個根本原因就在于：根據市場自由主義的要求，一切東西，包括人和自然本身，都必須商品化，這樣最終會摧毀人和自然的“神圣性”。而且，一旦發生經濟危機，民眾也未必能夠忍耐長時間的市場調節。特別是在全球層面上，各國會“以鄰為壑”，采取貿易保護主義，或者故意讓本幣貶值，從而破壞“金本位制”。歐洲各國在享受了1815—1914年的百年和平與繁榮之后，突然陷入世界大戰之中，其深層原因就在于此。因此，為了避免這類悲劇的出現，人類社會必須用社會來反制市場。

　　對于波蘭尼的《大轉型》，論者褒貶不一。但波蘭尼對市場調節的社會容忍度的揭示，有其合理之處。從文藝復興開始，歐洲社會逐漸向“主客分立”的世界圖景過渡。在政治上，霍布斯率先提出國家是人自己創造出來的作品。洛克、盧梭等人認為國家是人們理性協商的結果。而在經濟上，作為重農派代表的法國思想家魁奈強調土地(即自然)是價值的載體，而政府的稅收就源于此。所以，無論政治，還是經濟，都必須以自然法為基礎。但是西方社會由于海外貿易量大增，遠超國內的土地產出，英、法等國逐漸資本主義化。亞當·斯密在1776年發表的《國富論》，系統地提出了“市場經濟”學說。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現代經濟學日漸成熟。一方面，商品的價格是由需求與供給的互動關系決定的;另一方面，整個社會的貨幣供應量是由儲蓄與市場需求等條件決定的。而這一切又與人們的工資、收入緊密相關。

　　然而，波蘭尼認為，這一發展趨向卻有著敵視自然、把人“物化”的可能，特別是在經濟危機時，普通大眾的生計廣受影響。一旦經濟危機超過了普通大眾的容忍度，那么就會引發各種社會動蕩和政治危機，反過來又加重了經濟危機，使得市場自身的調節遙遙無期。但“危險”中也存在著轉機。新的世界圖景其實是一個開放的結構，其中，需求與供給、貨幣發行量與經濟交易量等相互交錯。各要素之間既有趨同，也會相互脫節和對立。如何在自然資源、人力資源、社會資源、政治資源之間尋找新的契合點，應是人類努力的方向。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哲學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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