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鐘成此文揭示了憲政思潮在蘇聯解體中發揮的重要作用，特別是指出了社會主義憲政思想的危害，矛頭直指體制內的西化派，意味深長。

　　馬克思主義學者可能會理直氣壯地回答：是的，我們要的是無產階級專政，或人民民主專政。

　　這個回答，放在新中國建立之初，的確可以理直氣壯。當初，毛澤東主席就是這樣回答的。但是，放在六十多年以后的中國，領導人恐怕就不那么理直氣壯了。公有制已經不占主導地位了，市場機制已經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了，按馬克思定義的資產階級早已經壯大了。同樣按照馬克思主義，經濟上壯大了的資產階級自然會成為政治上的統治階級。雖然政權還掌握在共產黨手里，但是，招商引資政策，使政權主動向資產階級投懷送抱。腐敗、官商勾結，又使干部自身成為大資產者。因此，嚴格按照馬克思主義，今日政權已經蛻變為資產階級政權，人民民主專政也就蛻變為資產階級專政。究竟是資產階級專政好?還是資產階級憲政好?

　　還是按照馬克思主義，資產階級憲政其實就是資產階級專政，資產階級國家就是資產階級共同事務委員會。因此，要想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只能是通過暴力革命，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邏輯至此，馬鐘成恐怕就難以接受了。因為，這就是網絡上的所謂極左思想。馬鐘成身為體制內的研究員，維護體制的合法性是本職工作。作為國民，維護國家的統一和穩定，也是他發自內心的愿望。嚴格按照馬克思主義的邏輯，馬鐘成受雇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就是資產階級的辯護士。一定有馬克思主義者會問馬鐘成：穩定?誰的穩定?是資產階級的穩定?還是無產階級的穩定?還是資產階級鎮壓無產階級的穩定?

　　也就是說，當馬鐘成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來為現體制辯護時，卻不料，馬克思主義是比資產階級憲政思想更具顛覆性的思想。想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為現體制辯護，只有一種可能性，就是閉上眼睛，不顧三十多年來中國社會的深刻變化，假定當今仍然是一個無產階級政權。

　　馬鐘成恐怕就是這樣做的。人民大學的楊曉青也是這樣做的。按說，這樣的學者，是對當今體制最忠誠的學者。馬鐘成恐怕是一個筆名，身為馬克思主義者，卻忠誠于一個按馬克思主義定義的資產階級政權，故名“馬忠誠”。這是非常奇怪的現象。這樣的人還有許多，被統稱為“老左派”的就是。更奇怪的是，如此悖逆學理忠于政權的人，比如楊曉青，卻引起中國人民大學憲政派教授的公憤，差一點就被革除教職。如果不是有更高層的老左派人士偽裝成自由派，勸那些憲政派的教授“兼容并包”，楊曉青還真就落難了。

　　馬鐘成知不知道楊曉青的故事?應該是知道的。在社科院，馬鐘成還有生存余地，畢竟那里是直接為體制服務的，老左派的勢力還有。但是，當憲政派的勢力都已經占領了中國人民大學時，其他如北京大學一類，本來就更欣賞自由主義的學校，早已不在話下了。這就是問題：社科院何時被占領?

　　更深入的問題是，老左派們即使守住了社科院的法學理論陣地，又怎么樣?還能持續地復制出大批悖逆學理忠于政權的老左派嗎?要知道，學理畢竟是重要的。當老左派們能夠悖逆學理時，他們也很痛苦，至少有不安。之所以能夠悖逆學理，是因為他們一生經歷了黨內斗爭和運動的風風雨雨，養成對黨的深度忠誠。年輕一代則缺乏這份經歷，也就很難復制老左派的心路，要他們悖逆學理很困難。于是，年輕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只有兩種選擇，一是成為革命派，也就是被主流輿論所稱的極左派，占到政權的對立面。但是，這就需要極大的勇氣，還需要面對國際共運普遍失敗的現實。或者，成為憲政派、自由派，熟悉按馬克思定義的資產階級的游戲規則，成為資產階級學者。顯然，三十多年來，大多數學生都成為了憲政派、自由派，他們中的許多人已經成為教授、博導、院長、院士，控制了絕大部分教職，培養出一批又一批自由派的政府公務員、學者、編輯、記者。

　　這才是現實，是馬鐘成們不敢面對的現實。脫離這個現實來為政權的合法性辯護，也就會顯得蒼白無力。

　　這真是非常有意思。其實這個政權是有合法性的。大多數群眾雖然有這樣那樣的不滿，但真想推翻的人也少。新中國成立至今，中國經濟和社會面貌，大多數普通人的生活水平，的確有了很大的提高。舉世望去，沒有哪一個國家在長達六十多年的時間里保持高速經濟增長。這是這個政權的真實的合法性所在。

　　然而，只要是接受了西方思想的深入洗禮，或者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左派；或者接受了自由主義的，右派；卻都想顛覆政府，更換政體。這就是西方話語霸權的力量!只要不符合西方這一派或那一派的理論，你做得再好，也沒有合法性。相反，即使蘇聯解體、社會動蕩、民不聊生，西方話語也會贊美說，這是陣痛，是黎明前的黑暗?；蛘撸词勾筌S進時的確犯了許多令人啼笑皆非的錯誤，西方另一派話語也會說，這是向共產主義前進要交的學費。

　　憲政就是這么一種西方話語霸權。遺憾的是，與憲政思想相對抗的，還是另一種西方話語霸權。難道我們就沒有中國人自己的治國理政話語體系嗎?有的，那就是“以德治國為主導，以法治國為基礎”。治國，無法不行。無法，社會生活就沒有穩定性，基本的生活和生產秩序就不能建立。這是中國自古就有、先秦為盛的法家思想。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制定、修訂、執行、解釋，都需要有道德的人，這就是儒家思想。儒法并用，以法治為基礎，以德治為主導，才是治國安邦的普世價值。

　　中國派缺席，左右兩派辯論，這才是中國真正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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