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西山會議的典型發言

　　北京大地微微文化發展中心 整理

　　“改革”“精英”們2006年3月4日在北京杏林山莊綜合樓六層會議室召開了一個“中國宏觀經濟與改革走勢座談會”(簡稱3月4日西山會議)。“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在發表“座談會發言紀要”時表示：“此次會議的宗旨，是要結合一年多來社會方方面面對改革的討論與反思，進一步堅定改革的方向。” 這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的會長高尚全在會議的小結階段說：“在小結當中我可以提一個建議，我們召開這樣的會議，應當發出什么樣的聲音，怎么表述?第二，為了解決問題，能夠下更大決心推進改革，我們向中央提出什么建設性的意見，圍繞這兩點大家發表意見。”

　　高尚全在會上千叮嚀萬囑咐：“這是內部會議，內部會議，我們不希望外面的記者都炒來炒去，內部形成共識，有了正確的聲音，給中央提出一些建議，達到目的。”著名“改革”“精英”張維迎在會上發言時說：“我發現今天講話容易出問題，……好在我們是一個安全的地方，沒有記者。”

　　正因為是“內部會議”，所以發言毫無顧忌，才能聽到發言人的心里話，才能從中看到真相。只要把其中最典型、最露骨的話節選出來加以歸納，問題的實質便一目了然。

　　“精英”們不得不正視廣大群眾對改革的反思大潮，因此一方面叫喊反思改革就是否定改革，叫喊改革是不可動搖的，另一方面正在考慮如何把反思改革的主動權拿到自己手里，以便對有關爭論進行“引導”。足見“精英”們頗具政治頭腦，并非都是書呆子。

　　“精英”們在這次會議上眾口一詞地闡述著他們的基本理論：改革中出現的分配不公問題，以及看病難、上學難問題，是因為政府監管作用發揮不夠、政府對社會公共產品領域支出不夠。他們認為，在醫療和教育這些“公共產品”方面，政府和老百姓誰付費更多一點的問題，屬于財政體制問題，而不屬于資源配置問題。因此，之所以產生看病難、上學難問題，不是因為實行了市場化，不是因為市場對資源的配置不合理，恰恰是因為市場化不夠，只有政府放棄對醫療、教育的壟斷，實行私有化，實行市場競爭，才能解決看病難和上學難的問題。

　　可愛的“精英”們沒有闡明，在市場經濟里，公民的收入，是否來自市場?如果是，為什么收入分配不公造成窮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學，卻不能歸咎于市場的資源配置不公?可愛的“精英”們沒有闡明，為什么徹底市場化之前，政府和老百姓誰付費多的問題，屬于財政體制問題，而不屬于市場資源配置問題，而徹底市場化之后，就屬于資源配置問題了?“精英”們能否保證，在人口眾多、資源相對不足、貧富兩極分化的中國，像醫療、教育這些“公共產品”領域如果徹底實行市場化，肯定就不會出現行業壟斷?肯定就不會造成產品價格的水漲船高?“精英”敢打保票嗎?“精英”們更沒有無法解釋，如果政府的監管作用實施到位，如果政府對“公共產品”領域支出到位，那么看病難、上學難不就不存在了嗎?這時再來個“公共產品”領域的市場化，豈不等于脫褲子放屁?讓政府買單為一個“市場化”保駕護航，那么這個市場化又是為了什么?

　　鑒于政府作用不到位，“精英”們提出政府必須轉型，從而進一步提出政府職能改革、法制改革、政治改革。“精英”們宣稱單純的經濟體制改革已經完成，改革必須重新定義。這樣，政治改革的號角就吹響了。隨著政治改革的展開，資本主義便可以名正言順地大行其道了。這就是“資改派”的如意算盤。

　　右派“精英”在此次會議上，對弱勢群體問題，對看病難、上學難問題，也傾注了極大的關注。這一點，我們不否認。但是，他們對于事情的解釋，貫穿著他們錯誤的理念。此外，他們堅持錯誤的歷史觀，硬說“毛澤東鬧革命解決了什么問題?解決了民族問題，中國把帝國主義趕跑，中國人自立于世界之林，但是毛澤東遺留的兩大遺產：一是經濟上的貧窮落后;二是政治社會的專制統治。這兩個遺產，誰都不可能離開這個東西，這是我們的基礎。”(張曙光)以此作為他們“堅持改革不動搖”的根據，又以此作為他們提出政治改革的根據。然后他們又說“一些年輕的同志，四十歲以下的同志，對過去了解不是太多，……”“從網上來看，主要是四五十歲以下的同志，對我們過去的歷史并不太了解，……”(楊啟先)這是他們的荒唐可笑之處。

　　1.對改革的反思爭論是“利用群眾的不滿情緒來給黨和政府施加壓力”。要求胡錦濤出來講話，講話內容為：堅定不移搞改革，不要爭論。要把對改革進行反思的主動權拿到自己手里。要對爭論進行“引導”。

　　高尚全：

　　——“首先講一下對改革形勢的判斷。第一種判斷，總體是上好的。另外一種判斷，認為形勢糟得很。認為改革違背了社會主義的原則，違反了《憲法》，說國務院36條是違憲了。二是認為作為90年代以后選擇一個破壞社會條件的道路，三是認為市場化侵犯了弱勢群體的利益。四是改革以所謂的新自由主義來指導，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內應，改革實現了和平演變。這次爭論跟過去幾次爭論比較起來，我認為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上綱上線比過去上得好。過去姓資姓社，現在姓資姓社的爭論在繼續，這次爭論同新自由主義聯系，說中國的改革是按照新自由主義來設計。第二是煽動性比較大，利用群眾的不滿情緒來給黨和政府施加壓力，這方面的壓力也是挺大的，而且否定黨的歷來的決議。第三個范圍廣影響很深，過去萬言書，是少數人寫，少數人看。現在通過網絡向全國、向世界都傳播了。而且現在許多年輕人都參加進來。第四是缺乏理性，以罵人為昭示，不是以平等的進行學術改革，而是斷章取義，聳人聽聞，好像是罵人的越多越好，誰講改革開放就罵誰。皇甫平的一篇文章出來以后，說改革不可動搖，遭到了網上一片罵聲，給他扣了六頂帽子，尤其原來的社會科學院的副院長寫了一篇文章，馬上遭到了輿論攻擊。”

　　——“一個人一封信就會耽誤好多事，一個人一句話就會耽誤很多事情。所以，改革的合法性受到了爭議，現在正是改革的關鍵時期。能不能說現在到了改革決定中國命運這樣的關鍵時期?”

　　——“建議中央最高領導胡總書記出來講話，講什么?不要講很多，主要講號召全黨、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堅定不移搞改革，一心一意謀發展，不要爭論，不要搞分裂，不要分左派、右派，‘三個不要’”。

　　張維迎：

　　——“我提出一個概念，理性思考中國改革。理性思考，我理解為四點含義，第一個是必須要有超脫的環節要換位思考，不是窮人就從窮人角度考慮，富人就從富人角度考慮，但我認為作為政府來講應該整體來考慮。第二，你不能在沒有可行性的環節考慮問題;第三，你在討論時必須講清邏輯與事實，現在很多判斷多于分析，這是很容易誤導了。第四是要向前看，整個改革不能向后看，世界成功的經驗都是這樣的，改革當前的問題，我們目的是為了將來活得更好，而不是往過去看。”

　　張曙光：

　　——“這場爭論其實來源、根子在高層，是高層挑起的利益爭論。如果沒有高層的某種支持、某種縱容的話，高層的趨向不是這樣的話，也不會這樣。”

　　張維迎：

　　——“我們現在討論究竟到什么程度，得到什么結果，這和改革的領導人有很大的關系。我在兩個公司擔任過獨立董事，我感覺這兩個公司最大的問題在于什么地方?一個公司感覺領導力很強，你始終知道掌管大權的人，他知道往哪走，你拼命的提意見，反對，沒有關系，他最后會權衡你的意見能不能采納。另一個你感覺缺少這個，缺少知道組織該往什么地方走的一個人，所以，提意見就特別的謹慎，因為可能提的越多，他越沒有信心，所以，打比方來講，我們現在其實改革已經到了非常重要的時期。我們討論這么多，我們知道人家往哪走?不知道。如果知道的，我們就知道出什么問題，否則的話，我們就不知道表達自己，應該怎么討論這個問題。”

　　孫立平：

　　——“我想有一個問題，我覺得是不是可以提出來，積極推動改革者應當把對改革的反思抓到手，應當拿到主動權，而不是說把對改革的反思與推給意識形態上很少的一部分人，意識形態層面上來附和改革的人，我覺得這是第一個大的問題。”

　　遲福林：

　　——“現在反思改革，改革的研究者應該把改革的反思拿到自己的手，這個話是很對的。從實際情況看，最大的問題在改革的背景下，在各方面的爭論下，主要的矛盾是改革的供給嚴重不足，改革的供給同改革的實際的需求、改革的實際進程、改革的歷史性變化嚴重不相適應。我們在這樣的背景下，不斷地推出一些改革的產品，做出一些好的制度安排，可以大大緩解改革在一些方面的爭論。同時有利于利用這樣的一些爭論把改革往前推。所以，這個時候我想給上面的建議也好，是不是大家研究一下，我們現在的改革已經發生了變化。在這樣的狀況下，改革的供給問題怎么解決?目前是一個十分突出的問題。我的意思就是概括一句話，在目前復雜的背景下，如何解決改革的供給問題?應該說目前無論從中央還是地方，都是一個相當突出的矛盾問題。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供大家討論。”

　　石小敏：

　　——“我想這場爭論，從觀察來看這場爭論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爭論停止不了怎么辦?能不能夠因勢利導，把爭論引導為建設性的方向上去。”

　　——“怎么引導?我想有一個面對爭論的問題進行深入的分析，形成具有建設性的共識，我認為很重要。國外有華盛頓共識，那是多少年前為了解決全球問題而出的，這兩年媒體在說有北京共識，看來北京共識并沒有形成。前兩年有點味道，所謂北京共識是對20年改革的總體肯定，現在又討論出來了。真的共識是要面對未來，而不是總結過去。未來20年，中國怎么走?這個共識現在好像還不清晰。”

　　2.之所以造成分配不公、看病難、上學難，是因為政府監管不到位、政府支出不到位。在醫療、教育這些“公共產品”領域，政府和老百姓誰付費更多一點的問題，屬于財政體制問題，而不屬于資源配置問題。看病難、上學難的原因，不是因為實行了市場化，恰恰是因為市場化不夠，只有打破國家對這些事業的壟斷，徹底實行市場競爭，才能解決看病難、上學難問題。

　　遲福林：

　　——“改革的實際需求和政府的作用不到位，就是與政府的轉型關系的問題。從加快市場化的改革，同時加快公共建設體制的角度來看，政府嚴重不到位，在市場化改革方面，我們看得很清楚。”

　　楊啟先：

　　——“應該說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如果要全盤否定的話，一是不符合事實，一個是對整個改革不利。但是怎么能做到政府開支里面有更多的東西交由社會保障來解決，這對于弱勢群體來說，化解這方面的矛盾來講有非常大的意義。我們黨的這種理念，我們強調分配公平，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我們黨提倡清廉，反對腐敗，怎么解決這些問題，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總體來說，對現在這次的爭論比較確切，爭論是必然的，是正常的。而且對這幾個問題，大家的看法可能都一致，不同意改革的人對這幾點也是承認的，我們主張改革也是承認怎么進一步解決這些問題。怎么解決，一是提高共識，增加對改革的力度支持。另外盡可能在國家收入分配做調整，提高財政支出方面，來增加公共產品支出力度，來緩解城鄉差距、收入差距，解決弱勢群體的基本問題。如果把這些問題解決了，改革就比較順利了。”

　　——“分配不公的問題，我認為改革以來不能叫失誤，但是確實在這方面沒有加以很好的注意，這個責任不在于群眾，甚至也不在于改革，主要在于我們這套宏觀調控制度沒有很好地建立起來。”

　　王曉魯：

　　——“有幾個現象，大家剛才講了很多的，一個是醫療，一個是教育。確實有很多中低收入的老百姓在這些年的改革過程中沒有得到實惠，反而覺得利益受到了損傷。過去能看得起病的人，現在也有很多人看病看不起了。這一系列的問題說明什么?而且這些問題恰恰都出在那些像醫療、教育、提供公共服務的部門，完全市場競爭的部門，制造業不是問題，餐飲業、批發零售這些不是問題，問題是出在和公共服務有關的部門。而這些部門，剛才幾位發言人談得很好，包括互相之間觀點有不一致的地方。但是，如果我們看實際問題，大家都認識到在這些領域里沒有公平的競爭不行，這也是我個人的看法。像醫療、教育這樣的領域里沒有公平競爭不行，但是，沒有嚴格的政府監管也不行。現在毛病出在哪?可能兩個方面都有問題：一是沒有公平競爭的機會;二是政府該監管的沒有起到監管的作用。”

　　宋曉梧：

　　——“醫療體制改革由于走了商業化的道路才導致失敗，我對這個有不同的想法。恰恰應該明確醫療機構就應該引進市場機制，有部分醫療機構就應該是民營化，而不應該國家都拽在手里，這樣才會造成競爭機制。”

　　張春霖：

　　——“現在醫療改革不成功或者還沒有成功，或者還沒有解決問題，我認為最根本的根源是醫療保險制度沒有充分建立起來。再一個在醫療保險制度當中，國家財政對低收入階層的補貼制度沒有建立起來，這是問題的根源。”

　　——“我和葛延風最大的分歧就是這個事情是否由市場化造成的。我們主要談醫療體制改革，我不會爭論這個事，但現在的是我們在這個環境下討論醫療制度改革，這個時候怎么用這個詞意義就很大了。如果是市場化過度造成的，就是改革改錯了，過度市場化了，完了以后就是新自由主義主導了改革等等，是一個很重要的根據了。另外一個觀點我贊成秦輝的觀點，是政府責任造成的觀點，不是市場化過度了，而是政府在醫療行業的職能沒有到位，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含義就完全不一樣了。”

　　——“過去政府承擔了很大成本，現在在醫療保險制度沒有充分建立的情況下，政府把醫療付費的責任推給了老百姓個人，這是發生的事實，大家都承認。這個事情能否叫市場化?我認為不能叫市場化。因為市場化，就是市場機制主導了醫療衛生行業資源配置，付費責任在政府和老百姓個人之間的劃分，不是一個資源如何配置的問題，實際上是財政體制的問題或者整個醫療衛生行業的成本如何分擔的問題。”

　　——“從產出的方面來說，醫療服務的價格能不能夠調整醫療行業的資源配置?根本不能調整。大家知道醫療資源的價格是政府人為壓低，是現在出現問題的主要原因，根本不是市場價。藥品確實有市場了，醫療器械有市場了，但是這個市場是黑市場，是沒有監管的市場。”

　　——“所以，我覺得真正的問題，整個問題的根源，比如醫療服務的價格為什么不能提高到真實的價格，醫藥分開，為什么不能分開?如果追根溯源，我認為由于醫療機制沒有建立，政府沒有對醫療補償機制沒有建立起來，不僅窮人看不起病，富人也看不起病，如果花100萬的病也看不起病，真正的根源是政府沒有承擔起應該付費的責任，沒有建立起醫療機制的問題。問題的實質不是過多使用一般市場化機制，而是政府的職能沒有到位，這兩種說法對于整個改革的討論、下一步改革的方向，我覺得還是有不同的影響，我還是提出來我們再爭論。”

　　張維迎：

　　——“我的意思說，不是所有的醫院都要私立化，我是說政府提供你的公立醫院，但應該給其他人自由，人家應該有自由提供，我可以跟你競爭，如果我做得不好我就生存不下去。如果有私立醫院還有一個好處，私立醫院高檔的話就收費很高，這樣富人就會吸收到這里去了，反倒剩下的醫療設施就可以更好地為低收入階層服務。現在的情況的話，既對富人不利，對窮人也不利。我個人認為，醫療市場一定要使私立的醫院進一步的放開，這樣的話問題就慢慢解決了。”

　　張曙光：

　　——“不光是政府該拿的錢沒拿，而是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政府該管的事沒管，不該

　　管的又管了。……現在的醫療機構不合理，大醫院，很多人往里面擠，剩下的發展不起來。政府是該他管的沒有管，不該他管的沒有管。所以付費和這些東西結合起來，這就是出問題的原因，不是市場化失靈的問題。”

　　楊東平：

　　——“如果我們能夠把三分之一左右的高等學校通過部分改造或者其他的方式轉為民營機制，就可以省出非常多的錢，可以有效的改善義務教育。”

　　張春霖：

　　——“學校的盈利動機太強烈，學校辦成了企業，就想賺錢。基本是這兩個問題，這兩個問題能不能叫市場化或者是市場機制太多了?政府把付費的責任推給了私人，跟醫療方面的問題一樣，這個問題不是引入了市場機制，市場機制是一種資源配置的一種機制，所以，政府和市場相對應的時候，我們講的是資源配置。如果講到資源配置，政府不到位，肯定是市場很多了，政府太多了，一定是市場不到位。但是，現在如果講到這個問題，對立的不是政府，是私人，就是公司的分解。教育的總成本，教育培養一個學生五千塊錢，說私人承擔多一點，還是政府少一點，還是政府多一點，私人少一點，不是市場的問題，是政府推卸了責任。”

　　——“是公共管理制度嚴重混亂的現象，這和引入市場機制毫無關系，不是市場機制。說的嚴重一點就是腐敗機制，所以，這兩個事情和市場機制沾不上邊，但是現在都說教育市場化，有人是故意的，如果說成是市場化，下一步說鄧小平的整個改革是失敗了，教育失敗了，衛生失敗了，整個市場化失敗了，真實的含義在這個地方。所以，這兩個詞還是要斟酌。”

　　3.“改革”需要重新定義。“改革”已經超越經濟領域，下一步的“改革”是政府職能改革、法制改革、政治改革。同時，要突破傳統意識形態對改革的約束。

　　李曙光：

　　——“改變要重新定義，我們過去這么多年的改革，我認為一直是單向型的改革，主要以經濟為核心的改革，經濟改革有最大的自由度，可以佐證其他方面。但是其他方面的改革基本是采取限制或者禁止的方式。到今天改革已經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很多的經濟改革走的很遠，可以說走到頭了。我個人認為，經濟改革實際上已經結束了。這么多的經濟學家，包括維迎、樊綱，你們都在寫法制的文章，說明改革超越了經濟領域，進入其他的領域，因此，改革的定義要重新定。”

　　——“但是，目前社會治理的方式還是沿用以前的方式，特別是這一屆中央政府，……。現在的治國者應該改變傳統的社會治理方式。”

　　——“我個人認為現在改革應該說已經走到了新的階段，對改革要重新定義。包括在改革、發展、穩定的框架下制定的所有的改革的戰略、方針、路線要做重新的定義，這個定義可能走向更加強調法制化和綜合性的改革。”

　　——“我覺得下一步更重要的就是有一個專業階層，就是不是學者治國，經濟學家不能治國，法學家不能治國，社會家不能治國，但是一定是法律職業工作者、會計職業工作者，這些專業的階層，這樣的中間階層成為治國的指導。”

　　賀衛方：

　　——“黨和議會之間的關系，黨和司法之間的關系，黨和政府之間的關系，這個問題到了必須要解決的時候了。”

　　——“經濟改革越來越和法制方面的東西關聯在一塊，這我們看到了這樣的趨勢，這樣的會議，大家攜手共同做一些事情特別的有必要。”

　　——“我的幾篇演講在網上傳播的比較多，我明確地說希望共產黨形成兩派，希望軍隊國家化的問題，希望解決大是大非的問題”。

　　——“我們都有目標，這個目標就是實際上現在說不得，將來一定要走這個道路，比如說多黨制度，比如說新聞自由，比如說這個國家的真正的民主，真正的個人的自由，整個國家的權利建立在保障每個人的自由的基礎之上，比如說臺灣現在的模式，我們現在想中國應該朝這個方向走，但是現在我們說不得。這樣一說不得，顯得我們跟別人打架就是好人打不過壞人，好人一打一個死掉，就死在戰場上。所以，左翼的東西在網上多少的猖獗，但是這邊人沒有辦法說透，說清楚，所以，我們現在尤其是體制改革這些年一直在推動，在座的前輩或者同輩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這個過程中都是艱辛甘苦的。”

　　——“我想我們能不能慢慢地形成小的群體，這和改革的群體人有差距。比如說我個人追求這樣的目標，我先不把話說透……”

　　張維迎：

　　——“意識形態的約束對中國的改革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首先，改革領導人沒有辦法提出了一個顯性的、明確的改革目標。這使得許多改革措施必須在‘名不正、言不順’的情況下進行，許多事情是能做不能說，改革者常常不得不‘打左燈向右轉’，甚至關掉燈摸著黑往前開，自然，出事故的概率就大大增加。”

　　——“應該說，在整個改革的過程中，改革領導人一直試圖通過‘理論創新’突破傳統意識形態對改革的約束，‘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三個代表理論’等，就是這方面的典范。現在看來，為了進一步突破傳統意識形態對改革的約束，我們必須有更大膽的理論創新。”

　　黎陽：瓦解中國靜悄悄……

　　2006.4.13.

　　一.瓦解中國社會

　　中國的“精英”們正悄悄地、有條不紊地瓦解中國。他們已經使中國農民處于事實上的無組織狀態。他們已經使中國工人處于事實上的無組織狀態。他們正在使其他普通中國人走向事實上的無組織狀態。在組織上瓦解中國人的同時，他們更在精神上步步緊逼，瓦解中國人的凝聚力。他們制造貧富對立，制造利益集團跟普通人民群眾的對立，制造官民對立，分裂中國社會，瓦解中國人的認同感。現在中國社會但凡發生涉及“富人”、“官員”的事故，老百姓會如何反應?比如06年3月26日，山西發生惡性交通事故，警車被扭成麻花，車上的人全部死亡。當事故剛一發生時，社會上是一種輿論;而當傳開“車上所乘兩人為洪洞縣地礦局某領導夫婦”時，社會上立刻又是一種輿論。類似情況何止一次兩次。有人說這是“仇富”，有人說這是“仇腐”。不管孰是孰非，這些事實已經足以證明中國人之間在感情上已經有了深刻的裂痕，如果不是說對立的話。至于種種有關公德敗壞、損人利己、面對歹徒無動于衷、麻木不仁之類的報道事例更是不計其數以至于大家都見怪不怪，熟視無睹了。這一切是民族凝聚、社會和諧的征兆嗎?

　　溫家寶總理視察工作時屢次識破當地官員的謊言，直接接觸人民群眾，了解到實情。這一方面固然能反映出溫總理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但另一方面卻暴露了一個更嚴峻的事實：一個政府的官員跟這這個政府的最高首腦不僅不一條心，而且公然撒謊，“謊報軍情”，封鎖圍堵，阻撓了解實情。更嚴重的是這種情況一再發生，各地都有，發生后人們不但不以為怪，不以為恥，而且司空見慣，甚至傳為美談。在這些官員的心目中真把國家總理和政權的其他部分當成了“自己人”嗎?或者說，還真正把自己當成是屬于這個政權的一員嗎?一個政府的一部分處心積慮對付的居然是屬于同一個政府的另一部分，甚至是這個政府的最高首腦，以至于有人感慨：“中央政令不出中南海”。這是一個統一的政府應有的正常現象嗎?說嚴重點，如不能根本扭轉，那這就是解體的前兆。一個完整的組織體系應該是同心協力，至少不同心也要協力。不同心又不協力的組織已經屬于茍延殘喘;而公然欺騙，軟磨硬抗，實際連起碼的組織原則也不要，則屬于用對付敵人的辦法對付自己名義上所屬的這個組織。如李文娟案，國家稅收總局的負責官員不但不關心如何防止偷稅漏稅，而且居然出賣打擊舉報人，合伙營私舞弊對付自己所服務的政權。對他們來說，國家政府這個整體還值幾文?如果容忍這種情況繼續，豈不等于容忍國家政權的一部分可以自行其是對抗這個政權本身?這種情形是極其偶然還是已經普遍成風?如果各部各地上上下下皆如此，那即使不算“分崩離析”，至少也在從“貌合神離”、“同床異夢”走向離“四分五裂”。

　　二.瓦解中國社會的共同價值觀

　　“精英”們已經成功地搞垮了相當一些中國人判斷是非的能力，搞得他們弄不清什么算“對”，什么算“錯”;什么算“榮”，什么算“恥”;什么算“好”，什么算“壞”;弄不清誰是敵人，誰是朋友;誰在把自己引向毀滅，誰在把自己拽出深淵;誰在苦口婆心，誰在笑里藏刀;弄不清中國歷史上誰是漢奸賣國賊，誰是民族英雄;弄不清如今究竟應該相信誰，擁護誰，反對誰。如果分不清敵我，不知道該瞄準誰打擊誰，再強大的武器系統也毫無作為，有等于沒有;如果鬧不清職責定位，不知道該對付誰保護誰，再龐大的政權機器也只會自我對抗，自己收拾自己。精神上垮了，物質上的崩潰只是時間問題。思想上亂了，組織上的解體指日可待。這正是“精英”們不動聲色翹首以待的結果：當“精英”們“圖窮匕現”、公開要求共產黨下臺、瓦解推翻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政府時，那些中國人即使不群起響應，至少也會麻木不仁，袖手旁觀，而不會挺身而出，堅決捍衛。

　　三.瓦解中國政府

　　當然，“精英”們瓦解中國的技藝已經日臻成熟精湛，不會輕易明目張膽直截了當要求共產黨下臺。他們運用最嫻熟的手法還是以“改革”之名行瓦解之實。君不見2006年3月4日的“西山會議”以來，“主流經濟學家”們的鋒芒矛頭一下子全集中指向了中國政府，公開宣布下一步的“改革”重點是收拾中國政府：

　　——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從主要在企業層面的改革進入到了政府層面的改革。(張維迎)

　　——中國加入WTO，面臨最大挑戰的是政府自身;世貿組織與中國達成的議定草案，在總共19條規則中，全部都是針對國內行政管理體制的。面對全球性競爭壓力，政府主動變革、放松管制將成為上策。(張維迎)——如果說前20年的改革取決于如何改企業的話，那么后20年的改革將取決于如何改政府。(張維迎)

　　——“經濟改革實際上已經結束了。這么多的經濟學家，包括維迎、樊綱，你們都在寫法制的文章，說明改革超越了經濟領域，進入其他的領域，因此，改革的定義要重新定。”(李曙光)

　　——“現在是治國者應該改變傳統的社會治理方式。”(李曙光) “精英”們毫不掩飾：他們所謂的“政治改革”就是奪中國政府的權。張維迎說：“腐敗主要是一個權力造成的問題，而管制為腐敗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要像戒毒一樣戒除政府管制。”“政府縮權是反腐之本。”樊綱說：“目前，太多的權力集中在政府，又缺乏相應的權力制衡機制。把政府的權力下放到民間，是我們的改革方向。”從“提高效率”到“產權私有”到“政府縮權”，“精英”們的“改革”總算“圖窮匕現”，從經濟走向政治，從產權走向政權，進入了“改革攻堅”的“最后階段”。 轉

　　(鞏獻田教授從憲法的角度評價《物權法》(草案)，“精英”們暴跳如雷，一口一個搞憲法的沒資格過問民法，“你不懂，等學懂了再來說”。那時“精英”們強調的原則是“專業對口”。現在“主流經濟學家”們個個跨行業玩開了政治，搞起“政治改革”來了。什么“專業對口”，這會兒全滾一邊去了。可見“專業對口”不過是“精英”們對付別人的借口。這就又一次應了魯迅的名言：“無論古今，凡是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的變化并無線索可尋，而隨時拿了各種各派的理論來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稱之為流氓。”)

　　“精英”們“改革”國有企業，結果是把國有企業給改沒了。現在“精英”們“改革”中國政府，是不是要把中國共產黨員領導的政府也給改沒呢?正是。別忘了“精英”們的座右銘：“能做不能說”、“打左燈向右轉”。可見“精英”們表面上的冠冕堂皇都必須倒過來理解。他們說“打左燈”，實際指的是“向右轉”。他們說“改善”，實際指的是“搞垮”。他們說“改革中國政府”，實際指的是“瓦解中國政府”。不信?看看國有企業的例子，看看“精英”們一貫的流氓無賴行徑，再看看“精英”們的不打自招。

　　賀衛方在“西山會議”上宣布共產黨“非法”，宣布“希望共產黨分成兩派”，宣布“圖窮匕首現”，宣布“我們都有目標，這個目標就是實際上現在說不得，將來一定要走這個道路，比如說多黨制度”。據香港明報報導：“賀衛方昨日對本報表示，網上的紀錄有點錯誤，但基本差不多。對于有人指他借「改革」名義妄圖「分裂黨」、「顛覆政權」，他笑說：「學者那有這樣的能力。」”(見2006年4月9日【凱迪網絡】：“北大教授多黨論惹爭議”。)注意賀衛方的答復：“笑說：「學者那有這樣的能力。」”看清楚沒有?賀大“精英”絲毫不否認要“分裂黨”，絲毫不否認要“顛覆政權”，而是肆無忌憚明目張膽笑嘻嘻地供認不諱：想是很想的，只是可惜還沒有“這樣的能力”。不過不要緊，現在沒有，將來會有的。辦法就是一面加緊積蓄自己的能力，“慢慢形成一個小群體”;一面不斷削弱對手，借口“縮權反腐”來“改革政府”，利用“改革政府”來逼宮，零敲碎打蠶食中國政府的權力。“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斧斷，水滴石穿”。如此此消彼長，總會有“有這樣的能力”的那一天。那時可別怪“精英”把「分裂黨」、「顛覆政權」付諸實施。人家今天已經有言在先，“勿謂言之不預也”。

　　四.誰制造了腐敗

　　頗為新鮮的是：“精英”們這次“改革”中國政府最大的“理由”居然是“反腐敗”。張維迎這次一反常態，儼然以反腐斗士的姿態橫槍躍馬，赤膊上陣，義正詞嚴要與腐敗決一死戰。而張大教授比其他反腐英雄“高明”之處在于他并不跟腐敗本身直接過招，而要釜底抽薪，鏟除“腐敗之源”。據張大教授說這個“腐敗之源”就是中國政府，是中國政府的管制。在張維迎嘴里，中國的政府管制簡直壞透了。因為：

　　——利用壟斷特權謀求所有者利益。

　　——管制造成大量成本：為了得到你的批準，我必須賄賂你。

　　——管制導致巨大的反腐敗成本。

　　——管制導致信譽喪失和稅收流失。

　　——管制越多，腐敗越多。

　　——管制具有自我膨脹的趨勢。

　　——管制與腐敗不是一個簡單的線性的關系，而是一個幾何級數的關系。

　　——市場本身糾正自身毛病要比政府糾正市場的毛病更為有效。…… 轉

　　總之“精英”們的“理論”是：腐敗源于政府管制。要徹底反腐敗就必須取消政轉府管制，“要像戒毒一樣戒除政府管制”。只可惜張維迎之類“精英”高唱反腐敗，實在如同婊子論貞操，強盜談法制，小偷講道德，騙子說誠信。如今中國社會無孔不入的腐敗是哪?造出來的。

　　——他們制造了“腐敗有理”，為腐敗提供了“理論根據”。張維迎如今大喊大叫反腐，鼓吹“政府縮權是反腐之本”，似乎惟有他張維迎反腐敗比誰都積極，要反就從“腐敗之本”反起。而同一個張維迎當初是怎么說的?“腐敗有利于經濟增長”、“腐敗是一種次優選擇”、“經理人員吃喝嫖賭也是索取剩余的一種形式。它有負面效應，但積極作用更多。”“在公有制下，官員索取剩余可能是一個帕累托改進;因為它有利于降低監督成本，調動官員的積極性。私人產品腐敗的存在，對社會、經濟發展來說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優的。第二好的。反腐敗力度在把握適當、要非常適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適當，間接帶來的負效應也非常大。”再看看張曙光的高論：“改革要利用腐敗和賄賂，以便減少權力轉移和再分配的障礙。”有這樣的“理論”撐著，腐敗有了“理論武裝”，從“見不得人”頓時變成了“理直氣壯”，豈有不泛濫之理?——他們用“經濟人”、“理性人”等“理論”，把“個人利益最大化”、見錢眼開、唯利是圖等行為“論證”為天經地義的人類本性，既為黨政官員以權謀私、貪污腐化制造“理論根據”，幫他們掃除“心理障礙”，又為讓全社會容忍腐敗現象制造“輿論環境”。

　　——他們鼓吹取消對政府官員和國有企業負責人的監管。根據他們的“理論”，國有企業的廠長經理負責制取代了黨委負責制，個人專權取代了集體領導，一把手成了實際上誰也管不了的土皇帝。這就從組織上體制上掃除了腐敗泛濫的一切制約。

　　——他們把社會價值觀金錢化，煽起了金錢崇拜狂潮、物欲攀比狂潮。張維迎在《為“錢”正名》一文中宣布：“錢是社會的‘獎章’。”結果是社會上“笑貧不笑娼”、“不管合法非法，能撈才是好貓”成為“時髦”，奉公守法反成了“轉異類”;腐敗才“正常”，不腐敗反而被孤立。即使你本人不想腐敗，也未必頂得住來自上下左右親朋好友的冷嘲熱諷壓力打擊，不得不“隨大流”。

　　——他們制造腐敗最毒辣的一著是“減員增效”、“下崗分流”、“買斷工齡”轉、“提前退休”。這不僅摧毀了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而且讓中國政府失信于民，對整個中國社會的破壞極其惡劣，影響極其深遠。過去人們相信組織，相信生老病死有依靠，無后顧之憂，因此安然接受低工資，不盤算著“留后路”。然而這種信任信心突然之間被“精英”們一掃而光。“精英”們用這著一下子就瓦解了政府的誠信、人民的自信和社會的利益認同。整個社會的主流意識從此從“利益共同體”分裂為“利益集團”，社會凝聚力從此走向瓦解。商鞅變法，首先取信于民：“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而“精英”們的“改革”卻首先耍無賴，公然賴掉了對下崗工人、退休人員承擔的保障義務，任憑這些喪失勞動能力、在勞動力市場上毫無競爭力的人自生自滅。任何人只要看到靠低工資過了一輩子、毫無積蓄卻突然喪失生計的下崗工人和退休人員的慘象，再聯想到自己今后的命運，都不可能無動于衷，“暗自心驚，想到了自己”。其直接后果是人們不敢再相信任何人，不得不一切靠自己，“爹死娘出門，各人顧各人”。這實際摧毀了人們對中國社會的信心和忠誠。從此沒多少人當真敢指望靠社會保障體系養老過日子，都不得不拼命存錢以防萬一。而這等于是靠個人工資來解決應該由真正的保險公司來解決的問題，等于強迫人人為自己開個“保險公司”。這實際辦得到么?實際的后果一是人們拼命弄錢又不敢花錢，結果就是國內市場的萎縮。二是逼當權者有機會就撈：“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結果就是腐敗盛行。這是在“殺雞嚇猴”< BR>、“逼良為娼”，用下崗工人和退休人員當“反面教員”：“看，這就是不為自己打算的下場。‘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實際是逼著當權者不敢不腐敗。 “楚王好細腰，宮人多餓死”。把持改革大權的“精英”讓政府帶頭失信于民，上行下效，整個社會風氣敗壞，誠信淪喪。沒有社會誠信，靠社會誠信為基礎的現代化管理體系就無從談起，有人盯著都造假，沒人看著更翻天。要執行規章制度，累死忙瘋都不管用。你十個手指頭摁住十個跳蚤，碰上第十一個就傻眼，碰上成千上萬個只好干瞪眼，最后只得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規章制度失靈，貪污腐敗必然橫行。總之，“精英”們軟硬兼施創造了一個逼人腐敗的大環境：有“理論”，有輿論，有引誘，有逼迫，上邊罩著，下邊擁著，前邊拽著，后邊抽著，四面八方哄著騙著哭著鬧著勾著引著逼人下水上賊船入伙，參與腐敗。中國的腐敗猖獗完全是 “精英”們一手包辦的杰作。他們鼓勵腐敗，贊揚腐敗，縱容腐敗，包庇腐敗，制造腐敗，竭盡全力為腐敗創造一切有利環境。在這種環境中腐敗不泛濫成災那才是咄咄怪事。

　　五.腐敗背后的連環計

　　“精英”們制造了腐敗又高唱反腐敗，一手裝鬼一手捉鬼，到底搗的什么鬼? 他們當真改邪歸正，真要反腐敗了?活見鬼。上述造成腐敗泛濫的種種因素他們一個都不碰，專門在權力上大做文章，繞了半天實際的意思是說腐敗是共產黨執政造成的，要徹底反腐敗就得奪共產黨的權。反腐敗是假，借題發揮奪權亂政是真。這才能解釋“精英”們為什么先當婊子后立牌坊，鼓吹完“腐敗有理”再鼓吹“政府縮權是反腐之本”。因為這是個連環套。

　　有人以為“精英”們當初鼓吹“腐敗有理”是因為他們拿了貪官的好處，為“利益集團”說話。其實這并不是最關鍵的原因。這樣想不僅太小看了“精英”們的陰險和胃口，而且也不大合邏輯。別忘了“精英”們一則向來是“樹上拉屎——眼高于頂”，除了洋人誰都不放在眼里;二則個個都是只講“理性”、滅絕人性的“理性人”，只認利益不認人，不講交情不認道德，為了“個人利益最大化”轉，親娘老子都可以當破爛賣，豈肯為貪官兩肋插刀?他們誰都看不起，自然也不會把貪官們的死活當回事。看不起又鼎力培植，不過是要把貪官造出來捧起來當狗用用而已。什么用?奪權用。《三國演義》里“王司徒巧使連環計”，用一個貂嬋離間了董卓和呂布，讓他們自相殘殺，結果手無寸鐵的書生一舉奪得了大權，再用這個權把國事弄得一團糟，對加速漢朝政府的瓦解貢獻大大的。今天“精英”們也來了個“巧使連環計”。其“貂嬋”就是“國家資產”。“精英”們先用“國家資產”這個“貂嬋”唆使引誘手握大權的人帶頭貪污腐化，瓦解掉原有的“利益統一體”，分裂社會，制造“利益集團”，制造腐敗，制造一大批貪官< BR>，以期引起民憤。然后利用民憤，高舉起“從根本上反腐敗”的旗幟，向中國政府逼宮，迫其同意“政治改革”、“改革政府”。得逞后即以“改革政府”為名剝奪中國政府的權力。(按照張維迎設計的“政府縮權”，中國政府今后除了給人看家護院、鎮壓“暴民”之外什么權力都剩不下，隨時隨地都可以被闊佬們解雇推翻。)從而為最后瓦解中國政府和中國社會奠定基礎，創造條件。

　　“精英”們當初以一個“提高效率”的美麗口號打動了人心，抓到了“國有企業改革”的主導權，進而消滅了國有企業。現在“精英”們又在試圖用“從根本上杜絕腐敗”這樣沁人心脾的口號來打動一切對腐敗恨之入骨的人，抓到“改革政府”的主導權，最后象干掉國有企業一樣干掉中國政府。這才是“精英”們現代版的“巧使連環計”，“能做不能說”的“改革路線圖”：制造腐敗、制造貪官、魚肉百姓——引起人民的不滿——離間共產黨和人民群眾的關系——分裂中國社會——把人民對腐敗的痛恨引向中國政府——“為民請命”，以“反腐敗”為理由，以“政府縮權是反腐之本”為根據，以“改革”為旗號，奪取“改革政府”的主導權——借口“改革”剝奪共產黨的權力——當從共產黨手中奪取足夠多的權力時，“圖窮匕現”，公開要求共產黨下臺——瓦解共產黨政府——瓦解中國社會。

　　有人看到張維迎的“政府縮權是反腐之本”之后說“張維迎總算說了句人話”。這就證明“精英”的“連環計”起作用了。人們對腐敗的仇恨被他們巧妙地引導到奪取中國政權的權力、為瓦解中國政府創造條件的方向上來了。

　　有人不明白，“精英”既然已經制造出了腐敗，教唆出了貪官，跟貪官穿上了一條褲子，現在又借口反腐敗瓦解政權，那不連貪官也一起干掉了?其實這跟《水滸》里的宋江為什么接受了招安還照樣被毒死的道理差不多。且看《水滸》最后一回的形勢：“李逵大叫一聲：‘哥哥，反了罷!’宋江道：‘兄弟，軍馬盡都沒了，兄弟們又各分散，如何反得成?’”你看， 如果不是朝廷處心積慮，招安了也不忘記把降兵從組織上徹底瓦解掉，造成“軍馬盡都沒了，兄弟們又各分散”的形勢，李逵說反不就又反了?就這還不放心，還要毒死宋江，永絕后患。這就叫斬草除根。古代如此，現代仍然如此。蘇聯解體了，俄國人覺得這下沒有意識形態問題了，既然已經接受了西方的“招安”，這回該被西方社會當成“自家人”了吧?不料熱臉孔仍然碰個冷屁股，人家照樣不買帳，今天支持車臣反叛，明天指責你侵犯人權，又是北約東擴又是“顏色革命”的沒完沒了。為什么?因為不把你弄到 “軍馬盡都沒了，兄弟們又各分散”的境地人家就不放心。只要你國家完整筋骨尚全，那就還有改弦更張的可能和能力。與其靠你的一念之差，還不如滅掉你的能力，叫你也“如何反得成”。這也是斬草除根，一勞永逸。形勢比人強。人是會變的，尤其是背叛了自己原則信仰的人。蔣介石曾經特別指示：決不可重用共產黨的叛徒。因為“凡是能背叛共產黨的人，也能隨時背叛我們”。當了共產黨的貪官就等于當了共產黨的叛徒。能背叛共產黨的人就能隨時背叛任??是“理性人”，利用完了卸磨殺驢是很自然的小菜一碟。所以“精英”們先制造貪官再干掉貪官一點也不奇怪，完全合乎“歷史規律”和“國際慣例”。

　　六.“取消政府管制”、“政府縮權”背后的文章

　　1.取消政府管制的后果實例 回顧回顧，前蘇聯的“改革精英”們當年嚷嚷的跟如今中國的“改革精英”鼓吹的簡直一模一樣：政府管制是萬惡之源，應該全部取消。當時諸如“要像戒毒一樣戒除政府管制”、“政府縮權是反腐之本”、“太多的權力集中在政府，又缺乏相應的權力制衡機制”、必須“把政府的權力下放到民間”的主張也是滿天飛。于是各種管制通通取消，徹底“自由化”。然而實踐的結果是你不管，有人管;政府不管，黑幫管;不要政府管制，得到的是黑社會統治。而且黑社會從來是 “請神容易送神難”，一旦得勢，想杜絕可難了。中國社會幾千年幫會匪患什么時候消停過?從古到今只有毛澤東一人做到了一舉肅清匪患黑幫，讓今天的中國人對黑社會當道的滋味少了切身體會。黑社會問題迄今仍是俄羅斯社會的惡夢。這可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不信，自己到俄羅斯體驗體驗去，別整天光躲在屋子里拍腦袋憑想象靠“數學公式”做“理論推導”。

　　俄羅斯的前車之鑒明明擺在那里，“精英”們楞是視而不見，照樣鼓吹取消一切管制。這只能解釋為蓄意復活黑社會勢力。賀衛方不是感慨“學者那有這樣的能力”顛覆政府嗎?如果讓黑社會勢力泛濫成災，顛覆政府時把他們的力量也算上一份，這問題不就至少解決了一半嗎?真不愧是“精英”，善于借刀殺人。

　　2.中國的國情決定中國的政府管制不能削弱，只能加強先看這則消息：人民網北京2006年4月4日訊：據國土資源部網站消息，“十五”期間全國耕地凈減9240萬畝，人均降為1.4畝。這“意味著10年間，中國耕地減少了1.2億畝;意味著‘十一五’期間全國要保證1.2億公頃(18億畝)的耕地保有量，我們只有3000萬畝可減耕地的余地”。換句話說，離危險警戒線的距離本來是1.5，一家伙已經用掉了1.2，只剩下個零頭0.3。也就是說，80%的儲備都用光了，只剩下了20%。“‘我們的耕地已經退到了危急時刻，不能再退了!’一位長期關注土地問題的老同志大聲疾呼。” 這就是中國的國情。十三億人口。國土雖大，但可耕地比例并不大。2005年減少耕地542.4萬畝，其中建設占用318.2萬畝。也就是說，減少的耕地有近60%被用在了房地產。要算利潤GDP，務農種地當然比不上房地產。如果沒有土地管制，任憑市場經濟自由運作追逐高利潤，結果必定是大量毀地蓋房，剩下的20%儲備說光就光。毀地蓋房基本上是個不可逆過程。耕地一旦被占為建筑用地，想退地還耕幾乎不可能。也就是說，手稍一松可耕地就沒了。可耕地沒了，中國人吃什么?靠進口?世界上哪個國家供得起十三億人的需要?即使供得起，代價是多少?“中國威脅論”的要害口號之一就是“誰來養活中國”。你把戰略定在靠進口糧過日子上，豈不是正好往人家的槍口上撞?而且“端人家的碗，看人家的臉”。你靠嗟來之食過日子，就得整天擔驚受怕：如果人家封鎖禁運怎么辦?怕封鎖禁運?那就乖乖聽安排，叫你放棄臺灣你就得放棄臺灣，叫你放棄主權你就得放棄主權，叫你解除武裝你就得解除武裝。否則不必劍拔弩張，斷了你的糧道就行，不怕你不乖乖就范。 “民以食為天”。這既涉及國計民生，又涉及國家安全。房地產GDP利潤雖高，但跟國家戰略安全相比孰重孰輕?這就決定了在土地問題上不能允許簡單地按市場經濟的規律自由運作。這就決定了中國政府的土地管制不但必不可少，只能加強，不能削弱，只能改善，不能取消。

　　在中國，什么人對中國政府的土地管制恨之入骨?只有房地產商。土地管制符合國家戰略利益，但不符合房地產商的利益，所以他們必欲除之而后快，所以要大鬧“土地私有化”，所以要收買“精英”出面大鬧“政府縮權”。

　　房地產業是當代中國最黑的行業。房地產商和與之狼狽為奸的貪官污吏是當代中國社會最大的惡霸吸血鬼寄生蟲。房地產沒有高科技，卻有驚人暴利。房地產幾乎集當代中國社會一切丑惡之大成：貪污腐敗、以權謀私、錢權交易、暴力事件、拖欠工資、毀滅農田、破壞環境、剝奪農民生計，制造社會難民、加劇貧富對立、黑社會勢力、無法無天、專橫跋扈、巧取豪奪、制造社會不安定因素……中國城鎮的小民百姓不一定每人每天都在吃“醫療產業化”的苦頭，不一定每人每天都在吃“教育產業化”的苦頭，但必定每人每天都在吃房地產的苦頭。可以說，今日中國不論何時何地，有房地產必有腐敗，有腐敗必有房地產;有房地產必有社會矛盾激化，有社會矛盾激化必有房地產;有房地產必有黑社會，有黑社會必有房地產。房地產是當代中國的“邪惡中心”，對當代中國社會矛盾“貢獻”最大，是中國社會不安定因素最主要的發源地之一。房地產商和與之狼狽為奸的貪官污吏就是當代中國的新型地主階級。而毛澤東早就指出：地主階級“是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阻礙中國社會前進而沒有絲毫進步作用的階級。” 當代中國的新型地主階級為了自己的私利，絲毫不在乎中國的可耕地已經少得“笈笈乎殆哉”，一心一意掃除政府土地管制這一妨礙自己進一步攫取暴利的障礙。他們的貪婪已經危及國家民族的戰略安全。“精英”們拼命攻擊中國政府“壟斷土地資源”，鼓吹“土地私有化”、“土地自由買賣”，一是為新型地主階級的暴利服務，二是為實現摧毀中國的糧食自給能力的戰略目標而蓄意誤導。否則憑他們的常識，豈能不知馬爾薩斯人口論的要點?豈能不懂可耕地對中國戰略安全的意義?

　　3.把“政府的權力下放到民間”就是瓦解政府

　　樊剛說：“目前，太多的權力集中在政府，又缺乏相應的權力制衡機制。把政府的權力下放到民間，是我們的改革方向。改革出現的問題，也是因為公權不可能一下子實現民營化，導致市場和公權并存，公權得以進行大規模的貨幣化交易，將一直存在的問題暴露了出來。”(樊綱：中國的問題在于市場化改革不夠深入)注意樊剛這兩句最關鍵的話：第一，“把政府的權力下放到民間”。第二，“公權民營化”。(雖然“公權不可能一下子實現民營化”，但那只是時間問題。) “精英”們鬧了個“產權私有”還不夠，現在連國家權力也要私有化了：“公權民營化”。私人“經營公權”，沒官銜有官權，這樣的人會是什么人?歷史早有先例：黃金榮，杜月笙，座山雕，南霸天……把中國政府的權力分給黑社會，這還不是公開鬧國中國、土皇帝?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權力也只有用權力來制約。權力是強制性的力量，只有用更強的力量才制約得了。精兵簡政也好，淘汰冗員也好，在政府體系內部簡政放權也好，這都屬正常。但如果把政府權力放到政府之外，那問題的性質就變了。用政府的這部分的力量來制約政府那部分的力量是一回事，用政府以外的力量來制約政府的力量，那就等于又來了個政府。如果搞什么“公權民營化”，那就等于遍地開花到處都是“小政府”，那不是無政府又是什么?不是瓦解中國政府又是什么?

　　(現在可以明白“精英”們為什么那么喜歡“學術研究”這個字眼了吧?如果直截了當說要把國家權力分給黑社會頭子土匪惡霸，那人們會是如何感受?而換成 “公權民營化”這樣的“學術術語”來表達，是不是顯得很無害而動聽?“精英”們的用詞講究大了去啦。)

　　(“公權私用”是腐敗。“精英”們“反腐敗”的辦法是“公權民營化”。公權成了私權，自然沒有了“公權私用”問題，也就沒有了腐敗，于是“反腐敗”大功告成。這就等于搶劫犯罪率太高怎么辦?干脆宣布搶劫不算犯罪。搶劫不算犯罪，犯罪率自然就低了，于是“打擊犯罪”成績大大的。這就是“精英”們的“改革訣竅”。)

　　4.“減少政府官員的權力”與“減少政府的權力”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回事

　　張維迎一方面說：“反腐敗要‘標’‘本’兼治，但釜底抽薪的辦法是治本，也就是減少政府官員的權力。”(注意：這里說的是“減少政府官員的權力”。)一方面說：“腐敗主要是一個權力造成的問題，而管制為腐敗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政府縮權是反腐之本。”(注意：到了這又變成了“政府縮權”。)這就故意混淆了“政府官員權力”和“政府權力”的根本區別。“減少政府官員的權力”跟“減少政府的權力”是一回事嗎?“政府官員腐敗”跟“政府腐敗”是一回事嗎?如果是“政府腐敗”，那就是說整個上建筑連根爛，解決的辦法就只有改朝換代鬧革命了。如果是“政府官員腐敗”，那就是政府官員的個人行為，政府機構的局部問題，解決的辦法是“剜爛蘋果”，“當啄木鳥”，把壞的去掉，好的留下。這是兩種根本不同性質的問題，解決的辦法也完全不同。張維迎的邏輯是什么呢?政府官員腐敗——政府官員權力太大——要反腐敗就必須砍權力——不砍政府官員權力而專砍政府機構的權力。就這么一“忽悠”，“砍政府官員權力”就變成了“砍政府機構權力”。說是反貪官，實際上刀子不砍貪官卻專砍< BR>政府機構的權力。這就叫聲東擊西。

　　5.反腐敗的要害不是減少權力，而是監管權力

　　腐敗是公權私用，也就是說政府的公權被用到了不該用的地方。這就如同武器被用來打了不該打的人一樣。武器的關鍵在于為誰所用，即掌握在誰手里，瞄準誰、打擊誰。這完全取決于掌握武器的人，取決于掌握武器的人的立場，也就是說，取決于掌握武器的人的思想意識這個“軟件”，而不取決于武器本身這個“硬件”??器，光談威力大小沒意義，關鍵在于為誰所用。不能因為為了防止武器被人拿來對付自己，就限制武器的威力，讓它打不死人。同樣，不能因為防止政府權力被人濫用所以就要政府縮權，讓它辦不成事。跟武器一樣，決定如何運用權力的是掌握權力的人，是掌權人的思想，也是“軟件”。“軟件”的問題只能用解決“軟件”的辦法去解決，而不能用解決“硬件”的辦法去解決，搞什么“限制威力”、“限制權力”。武器只要用到該用的地方，那威力越大越好，為什么要限制?政府的權力只要用到該用的地方，同樣是越大越好，為什么要“縮權”?確保武器用到該用的地方不靠武器本身，而是靠監管，靠監管使用武器的人：你對付敵人就毫無障礙，你膽敢倒戈就當場處決。反腐敗，確保“權為民用”同樣靠監管：以權為公則暢通無阻，以權謀私則寸步難行。這一切都要靠“軟件”而非“硬件”。毛澤東時代中國政府的權力大不大?那時候有多少“錢權交易”?有多少腐敗?為什么腐敗只大批產生在“精英”當道的時代?道理非常簡單：毛澤東時代的官員受到來自四面八方的嚴格監管，當權者以權為公則暢通無阻，以權謀私寸則步難行，想搞腐敗都難。貪官一旦敗露，立刻受到嚴厲打擊，成為過街老鼠，為整個社會所不齒不容。所以腐敗受到有效抑制。張維迎所謂“腐敗源于政府管制的”“理論”根本就是胡說八道。他用砍政府機構權力的辦法來解決“政府官員腐敗”的問題，就如同用砸掉計算機的辦法來解決計算機病毒問題一樣，用毀滅“硬件”來解決屬于“軟件”的問題，純粹是找借口搞破壞。要真正反腐敗就必須有效監管政府官員的權力。要有效監管政府官員的權力就必須發動群眾。要真正發動群眾就必須取信于民。要取信于民就必須領導以身作則。要以身作則就必須是“權為民用”。否則“反腐敗”不過是演戲。而對演政治戲有興趣的只有奸商和野心家。監管權力不是不要精兵簡政、淘汰冗官贅吏、在政府系統內部簡政放權。只是不能借著“精兵簡政”“權力下放”之名把政府的權力放到政府之外去。

　　6.“限制政府權力”是一個政治騙局

　　經常可以聽到“精英”們念叨：“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要反腐敗就必須限制政府權力，美國就是這樣。”

　　然而，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彌天大謊。“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本來指的是個人，而不是政府全體。政府官員個人有沒有絕對權力是一回事，政府整體有沒有絕對權力是另外一回事。一個國家的政府如果在本國范圍內沒有絕對權力，那其余權力是誰在行使?那豈不成了傀儡政府，成了“有限主權”，成了封建割據?至于“美國政府權力受到限制”則更是一種謊言加誤導。相信這種話的人肯定連什么叫“美國政府”都沒弄明白。

　　根據美國憲法，美國政府(The Government)由行政部門(The Executive Branch)、立法部門(The Legislative Branch)和司法部門( The Judicial Branch)三部分組成。也就是說，這三部分的權力加在一起的總和才能算是“美國政府的權力”。美國搞“三權分立”，是讓這三部分相互制約，制約的是其中一部分的機構或官員個人的局部權力，而不是制約這三部分總和的整體權力，即“美國政府”的權力。“限制權力”意味著你決定要辦的事我叫你辦不成。而實際上，美國政府這三部分權力加到一起的權力之和根本無任何限制，要打核大戰都可以，誰限制得了?所以說“美國政府的某一部分機構的權力受到限制”符合事實，說 “美國政府的權力受到限制”則是扯謊。一旦“美國政府”即行政、立法、司法三部門一致決定做某件事，美國老百姓可以不同意，可以批評，可以抗議，但無法對抗，無法制止其付諸實施，再不滿意也得服從。比如當年的禁酒令。美國老百姓能做的就是要么想方設法游說美國政府收回成命，要么下次選舉時投別人的票。除此毫無辦法。但這只屬于“施加影響”，而不屬于“限制權力”。所以說 “美國政府權力受到限制”這一說法是謊言。而以這種謊言為根據，要求限制中國政府的權力就不但是誤導，而且是政治陰謀：憑什么讓中國政府接受美國政府自己都不接受的權力限制?中國政府不同部門之間如何分權是一回事，限制中國政府官員的個人權力是一回事，而限制中國政府整體的權力則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回事。限制中國政府整體的權力就意味著瓦解中國政府的開始。

　　7.用消滅問題來掩蓋問題

　　銀川騎先生在強國論壇發表了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用白軍的管理方法來管理紅軍會怎么樣?

　　——從毛主席的《三灣改編》看國企改革”。里邊有這樣一段話：“國企改革現在的方法猶如用白軍的管理方法來改造紅軍。白軍的管理是叫喚 ‘誰沖上去，獎50塊大洋!’紅軍呢，紅軍是：‘共產黨員，跟我上!’” 張維迎的“國企改革”其實就是圍著這“50塊大洋”做文章。你給50塊，人家那邊給你60塊，這邊就倒戈了，不攻了。于是張維迎就拿著數學公式來回算，看是應該再添10塊大洋呢，還是應該外帶二兩大煙土。算過來算過去，結論是不管給多少，都沒辦法讓自私自利的人為公拼命。張維迎給出的解決辦法是干脆別打了，把這個陣地送給人家最合算。于是就來了MBO，把國企賣光了事。

　　現在張維迎搞 “政治改革”、反腐敗仍然是這個路數：又是拿著數學公式來回算，看究竟給多少“激勵措施”，才能讓唯利是圖的“理性人”心甘情愿秉公辦事。算來算去又是同樣的結果：不管如何激勵、如何“高薪養廉”都沒辦法讓貓兒不偷腥，讓“理性人”、“經濟人”不腐敗。于是張維迎又故伎重演：既然沒辦法讓“理性人”既不受監督又能自覺自愿不以權謀私，那就什么權力機構也別要了，來個拆廟趕和尚，“政府縮權”。

　　無論是“改革國企”還是“改革政府”，張維迎從來都是這個原則：取消對掌權者的監管，光靠“激勵體制”讓人奉公守法、全力以赴。做不到，就來個全盤否定。解決不了問題，就干脆消滅之;治不好病人，就干脆弄死之;管不好國企，就干脆賣光了事;解決不了以權謀私，就干脆把公權變私權，“公權民營化”，瓦解政府。用別人的毀滅來掩蓋自己的無能和過失，寧可毀滅世界，不肯負半點責任。他們無法自圓其說，用他們的“理論”解決他們一手制造的腐敗問題，于是動了殺機，企圖用毀滅中國社會的辦法逃避責任。什么叫“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這就是典型。

　　七.沒有現代化的政府管制，就沒有現代化的社會。

　　1.現代化社會離不開現代化的政府管制

　　現代化社會是一個功能完善、組織健全的大系統。建設現代化社會是一個完整的系統工程，不可能沒有嚴格的控制管制。任何正常運轉的現代化系統都少不了管制。交通有交通管制，航空有航空管制。現代社會的人、財、物流信息流，哪樣少得了管制?說管制才造成腐敗純粹是用表面現象騙人。照“精英”說法，成功的市場經濟全靠市場自我調解，沒有政府管制。這是不折不扣的信口開河。美國是不是市場經濟?誰說美國沒有政府管制?就以“精英”最耿耿于懷的土地為例。美國不但有政府管制，而且管制得遠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嚴格。不錯，美國可以自由買賣土地，政府一般不干涉。單從產權交易上看的確沒什么政府管制。但是且慢，美國政府不管制你買賣土地，但要管制你怎么使用土地。美國全國的土地已經全部登記編碼，規定好了每塊土地的用途：農業用地，商業用地，住宅用地，等等。你買賣土地政府不管，但要變革土地用途政府就要管，必須事先申請批準。有些時候有些地方要變更土地用途還要經過專家論證，甚至經過公開聽證才能得到批準。而有些地任何時候都不準變更用途。比如濕地，因事關環境保護，所以嚴格禁止對濕地做任何變更和利用，不準種植，不準挖掘，當然更不準蓋房子。如果誰犯暈乎稀里糊涂買了這種濕地那就活該倒霉。地在你手里，產權歸你不假，但你只能用來觀賞，其它什么都不準干，還得照章交納地產稅。這樣的地沾在手里容易想賣掉難。甚至曾有人試圖把這類地白送給政府好甩掉這個包袱政府都不要，說白了就是要讓地賴在你手里好讓你繼續交稅。這難道不是政府管制?這樣的管制中國有沒有?不知道。似乎有也執行得不嚴格。如果嚴格執行，那房地產商非法占用農田就沒多大意思了：你把農田弄到手也沒用，只能繼續種莊稼，不準用來蓋房，到頭來還得雇原來的農民繼續種地。如果土地轉讓歸地方政府管，改變用途卻歸獨立的相關專業技術性部門管，那土地轉讓了也難以改做它用。房地產商占了地仍占不到便宜，還能有那么大勁頭雇傭“精英”到處游說鼓吹取消政府對土地產權交易的管制嗎?“精英”們只告訴中國人美國買賣土地沒有政府管制，卻偏偏絕口不提美國變更土地用途有嚴格的政府管制這個事實，不提美國人的土地買賣一般都是原來干什么用交易后還干什么用，買賣土地跟毀地建房不是一回事這個事實。(要么怎么說“精英”們是一群騙子呢。)

　　還不止于此呢。“精英”整天大喊大叫控訴中國政府的管制太多，所以造成了腐敗。其實跟美國政府的管制相比，中國政府的管制經常是少得太多，松得太多了。比如，中國禁止商家向未成年人賣煙賣酒嗎?中國規定賣煙酒之前要先檢驗身份證上的年齡嗎?中國禁止招聘時詢問申請人的年齡身高體重之類嗎?中國公司雇員拿回扣“好處費”犯法嗎?中國公職人員必須公開個人財產嗎?中國的管理人員的“隱形收入”如公司用車、公款招待、差旅、停車補償等福利計入征稅收入嗎?中國管制有破產記錄的人不得重現注冊公司，以防止騙子故意屢屢用破產賴帳嗎?中國規定修建工廠，尤其是有礙環境保護的工廠前必須由當地居民公開討論表決準許與否嗎?中國管制公共場所大聲喧嘩嗎?中國父母如果讓孩子單獨呆著沒人管犯法嗎?中國人翻修自己的房子需要向政府申請許可嗎?中國人在自己家里裝火爐安煙筒改裝水管等等需要事先批準嗎?中國每個人都建立了社會檔案嗎?中國人如果違法犯罪，犯罪記錄會終生相隨，使之一輩子都要為此付出代價嗎?中國有嚴格的防止學術造假的制度和監管體系嗎?一旦發現學術造假，造假者會變成過街老鼠身敗名裂，再也無法從事學術活動嗎? ……跟美國政府的管制相比，中國政府的管制是多還是少?是嚴還是松?饒是如此，“精英”們還嫌中國政府管制多，鬧著要取消政府管制。這還不叫貪得無厭?這還不叫存心搞無政府?

　　當然，列舉上述一些美國政府管制的例子只是要反駁“精英”所謂“真正的市場經濟沒有政府管制”、“管制越多，腐敗越多”之類的造謠惑眾，并非是要說美國的月亮都比中國圓，美國政府的管制措施樣樣高明之至，只要中國照葫蘆畫瓢閉著眼都能消滅腐敗。天下沒有萬能的制度，就象沒有包醫百病的萬能靈丹一樣。美國有美國式的腐敗，有令美國人頭疼的各種社會問題。不過“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現代化市場經濟體系，美國等西方政府的一些現代化管制原則和措施對中國人不無參考借鑒之處。

　　中國的政府管制中真正的問題往往不是管制太多，而是該管的不管，不該管的瞎管，管得不得法，管來管去沒管到點子上。現在看來，中國政府管制的基本模式仍然是傳統的“把關式”管制。這種模式已經跟不上現代化社會市場經濟的節拍和特點，嚴重落后于現實的需要。

　　政府管制可以有兩種：“把關式”管制和“威懾式”管制。所謂“把關式”管制，就是用外因來直接制約，靠別人來卡，靠層層把關來防止出差錯。例如層層審批。所謂“威懾式”管制，就是通過外因調掉動內因來自我制約，讓人自己管住自己。在這里外因不直接參與具體管制，而是“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比如臺獨勢力叫嚷他們有能力炸到上海北京。但臺獨即使有這種能力，他們敢嗎?為什么?因為大陸有能力狠狠報復，足夠讓他們吃不了兜著走。因此盡管臺獨敢想，敢說，但就是不敢干。這就是軍事上的威懾在起作用：用大陸軍事實力這個“外因”，調動臺獨分子“懼怕報復”這個“內因”，達到讓他們“不敢輕舉妄動”這個管制效果。把這個原理運用于政府管制，就是“威懾式”管制。具體說，就是通過建立完整嚴密的監督體系、輿論大環境和嚴厲的懲罰措施綜合起來產生威懾效果，使當事人兢兢業業，不敢出差錯，不用別人審批也達到了管制的效果。“把關式”管制重在過程，“威懾式”管制重在結果;一個是以外因為主，一個是通過外因調動內因：我把法律規定公布在先，然后假定你說的理由都是真的，只要你申請的理由合理我就批準，不再去組織調查核實你所說的是否屬實。但我自有一套辦法盯著你，有一套系統記錄你。如果發現你作弊就饒不了你，罰得你這輩子別想翻身。而且一個人一生只給一次機會，只要一次做假就再也沒有第二次機會。到美國的中國人經常聽到這種告誡：千萬別犯法，千萬別有犯罪記錄，否則一輩子休想翻身。結果是大多數人從此都格外小心翼翼，生怕觸犯法律。這就是“威懾式”管制在起作用。(中國其實也有“威懾式”管制。比如個人檔案制度。但中國的檔案制度“單位所有制”的色彩濃重，出了單位就沒“威懾力”了。只有適當改革才可能面向社會。)

　　“把關式”管制適合于數量少、份量重、絕對出不得差錯的項目的管制，比如國家主權、武器、危險品、大筆資金、刑事案件處理等等。對于中國，還應該特別包括可耕地的用途變更。但這種管制模式很難應付現代化社會市場經濟快節奏、大批量、情況復雜等特點。因為“把關式”管制有點類似幼兒園的阿姨，要忠于職守就得時時刻刻盯著小朋友的一舉一動：別爬房，別上樹，別砍磚頭，別砸玻璃，別觸電門……總之一點岔子都不能出。一個阿姨盯幾個小朋友還可以，人一多哪兒盯得過來?中國那么大的國家，那么大的經濟活動量，那么多的頭緒，如果全靠“把關式”管制，怎么管得過來?層層審批，待批的文件堆積如山，誰可能幾分鐘之內把一切問題都搞清?不批，怕誤事;批，怕出錯;不批是官僚主義，批也是官僚主義。這就失去了審批把關的實際意義，真正的作用往往就是責任的傳遞：出了差錯，誰批誰負責，報批的當事人倒可以有恃無恐：我這是經過請示批準的。參與層層迭把關、會簽的人越多，越是容易扯皮：都批了，那就都有責任。而誰都有責任的實際效果是誰都不必負責任。這就給腐敗作弊提供了可乘之機。

　　“威懾式”管制則有點象管理汽車司機：剛開始學開車時得把著手教，得有人陪著練，一邊摸著手閘一邊盯著你打舵鉆竿拐八字等等。這時還是“把關式”管制。等你考出本子來就不再派人整天坐在旁邊盯著了，而是假定規則你全知道，要去哪里我不管，但一旦出了差錯那就罰你沒商量，罰得你心疼肉疼骨頭疼，讓你難受一輩子。總之是每次出車要靠你自己記著小心謹慎別出漏子，而不是靠派個人在一邊監視你如何打舵踩閘給油門。“威懾式”管制能夠適應大批量、快節奏、情況復雜的特點，是現代化社會政府管制的一種主要方式和改革方向。但這種管制方式對社會的大環境要求很高，必須有一整套系統和大輿論環境配合才能正常運轉，比如涵蓋每個人的社會檔案數據庫，社會主要經濟活動的數據化系統，社會化的數據采集分析監控系統，奉公守法占上風的輿論環境，等等。但別指望靠這種管制模式就能消滅腐敗。腐敗的大環境不變，這種管制模式一是建不起來，二是即使建起來了效果也適得其反。比如系統管理人員被收買了，給你弄個假數據，有沒有犯罪記錄來個真假難分，那系統還怎么運轉?如果犯罪分子犯了罪照樣逍遙法外，那還能有什么“威懾”?整個“威懾式”管制的基礎立刻崩潰。所以不消除腐敗的大環境，即使把美國最行之有效的政府管制系統搬到中國也照樣束手無策，就象最先進的美國武器到了“蔣委員長”軍隊的手中也照樣不頂用一樣。

　　2.全球化的競爭實際是大系統的對抗，任何民間組織都代替不了政府的作用現代化社會是一個大系統。而政府正是通過必要的管制維持這個大系統有效運轉。在現代社會中，游離于這個大系統的個人和單位都毫無競爭能力，遲早必然被別人大魚吃小魚。

　　賀衛方說國有財產“往往是經營得最糟糕的財產”。張維迎說私有制才能有效激勵。他們全都故意只講個體激勵，有意回避了整體能力。

　　長江大堤算是“國有資產”吧?如果不管大堤只管自家圍墻，長江一旦決堤，各家各戶的圍墻再堅固精致又有什么用?

　　個體戶農民生產積極性再高，在自然災害面前能有多大作為?面對這種形勢，“激勵體制”再有效能管多大用?

　　科索沃戰爭中，塞爾維亞空軍司令親自駕駛米格29戰斗機升空迎戰，結果未發現敵機就被擊落。他本人是飛行老手，技術不可謂不精湛，米格29戰斗機性能在當時也不可謂不優秀，但仍然一敗涂地。因為這是單人單機的單一作戰系統與周密完整的網絡式作戰系統的對抗，是一場實力懸殊的較量。不管是單打獨斗的個人還是分散孤立的分系統，跟完整的網絡大系統對抗時都猶如以卵擊石。科索沃戰爭如此，海灣戰爭如此，貝卡谷地空戰亦如此。

　　軍事領域如此，科技經濟學術領域亦如此。現代化的社會是高度網絡化的體系。現代化的競爭是網絡化的系統對抗。面對完整的現代化網絡系統，無論是個人的小聰明、個人的拼命奮斗、個人的僥幸撞大運還是孤立分散、勢單力薄的小團體都渺小脆弱，不堪一擊。

　　美國社會以美國政府為核心組成了一個完整的大網絡系統。政府的作用有些表面上看不到，實際無處不在。美國許多工業實際是靠著政府的管制才保持了競爭力，即使看來似乎是“自由職業”也不例外。比如政府規定許多技術工種的執照隔幾年就必須更新，往往要更新還必須參加一定時期的培訓，確保知識更新，技術不落伍。許多專業用的工具、器械、材料、技術、有關規章制度等等隔不多久就會更新，連木工、電工、水暖工等等也不例外。這就是政府管制在提高全民族整體競爭能力上發揮的作用。美國公司在中國投資的典型案例今年發生，明年就能變成管理學院學生的補充教材，讓美國學生通過具體案例熟悉中國官員的行為特征、辦事規律和處事原則。在這樣嚴密有效的網絡系統面前，靠散兵游勇單兵作戰來競爭，下場將會如何不言而喻。

　　國有企業原來是根據“全國一盤棋”的原則成龍配套按系統建立起來的。現在被“精英”們拆得七零八落，三三兩兩賣給了私人，既無嚴密的組織又無資金技術人才優勢，WTO規則又禁止政府干預，加上“優惠外資”的稅收政策，現在“精英”們又要進一步砍掉政府權力，毀掉中國政府凝聚網絡系統的支援能力。讓孤立無援的中國企業跟龐大嚴密勢力雄厚的國際資本財團網絡體系去“全球化競爭”，這叫競爭還是叫驅羊飼虎，任人獵殺?

　　提高競爭能力靠的是高科技，不是賣苦力。“精英”們把低工資當成競爭能力是對競爭能力的極大歪曲。靠血汗工廠來茍延殘喘，結果只能是任人宰割。而要提高中國企業的科技能力只能靠自己。自己的力量弱，怎么辦?只有擰成一股繩，也凝聚成一個有效的大網絡體系。而只有中國政府有這種能力。試想，哪個唯利是圖的“民營企業”愿意干這種差事?有這種組織能力和凝聚力?“政府縮權”，砍掉了中國政府的權力，也就瓦解了中國的這種凝聚網絡體系的能力。斷送了這種能力。這也就斷送了中國人的前途。這使中國人將來除了受制于人、任人支配外別無選擇。

　　“精英”們就是這樣，用盡一切手段、撒下彌天大謊、使出渾身解數靜悄悄地瓦解中國政府，瓦解中國社會。知否?

注：本文原刊于烏有月刊第二十二期，2006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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