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援將軍一句“外保國權，內懲國賊”如同“男廁所扔炸彈——激起公糞(憤)”，中國的普世大公知小公知準公知(也包括普世大母知小母知準母知)們一齊蹦了起來歇斯底里大發作，惡狼一般惡狠狠撲了上去。人大的張鳴一豬當先帶頭發難：“一個從來沒有打過仗，且有臨陣脫逃嫌疑的將軍，總是在電視上宣揚戰爭，跑到微博上要開戰。怎么，對國內的網民開戰?你意中的國賊是誰?明白說吧。”(張鳴微博2013.2.24.http://t.163.com/zmbaohu)

　　羅援1973年就參過戰(見http://bbs1.people.com.cn/post/60/1/2/127227643.html)，張鳴卻硬說他“從來沒有打過仗”;中越邊境自衛反擊戰1978年底開始動員，1979年2月打響，羅援1978年1月調入軍科院(見http://bbs1.people.com.cn/post/2/0/1/127274031.html);那時沒有戰爭迫在眉睫，張鳴卻硬說他“有臨陣脫逃嫌疑”——真要貪生怕死臨陣脫逃，會有1973年的參戰嗎?張鳴們如此造謠明擺著要栽贓陷害。為什么?被羅援的“內懲國賊”這四個字打疼了，恨到骨頭縫里了，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內懲國賊”的口號“五.四運動”時就能提，如今反而提不得了，誰提就要把誰往死里整，為什么?賊怕說賊，做賊心虛，不由自主自我對號入座——一說“內懲國賊”，中國十幾億人中有幾個工農兵老百姓敏感反感心驚肉跳?浮想連篇大發雷霆的唯有“普世公知”。腳正不怕鞋歪。沒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從來沒做賊，不怕聞“抓賊”——如果“國賊”跟你毫無關系，八桿子打不著，那還急個什么勁?哪用得著象被蝎子蜇了似的暴跳如雷?如此氣急敗壞只能讓人聯想到和尚聽到人說“賊禿”，阿Q聽到人說“癩疤”。

　　誰是國賊?誰禍國殃民誰就是國賊——貪污盜竊損公肥私是禍國殃民，吃里爬外賣國求榮是禍國殃民，戰略決策上自毀長城、里應外合毀滅國家生存基礎更是禍國殃民，而且是最大最兇惡最狠毒的禍國殃民：

　　——勾結國際壟斷資本消滅中國民族工業、伙同世界銀行合謀對付中國國有企業、把中國的國家主權拱手相讓、里應外合幫助外資控制中國經濟命脈、消滅中國的一切骨干民族工業：“市場換技術”、“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運十下馬”……肆無忌憚向外資全面開放中國的工業、農業、金融、水利、新聞、森林、草原、土地、房地產、礦業、航空、能源、通訊、鐵路、醫院，甚至軍工企業、公共供水系統等要害領域都對外資開放，任憑外資控制中國城市水務(美國的自來水公司歸國防部直接領導，連美國私營公司都禁止進入)，導致中國28個戰略產業有21個被外資控制……如此行徑是不是禍國殃民?

　　——幫助國際壟斷資本家肆意掠奪壓榨剝削中國人民的血汗和資源、幫助國際壟斷資本操縱中國經濟的定價權、迫使中國人始終處于“買什么什么貴、賣什么什么賤”的極端屈辱、極端受害的境地、中國的戰略資源稀土賣得比面粉還便宜、中國煤炭被賤賣得讓日本拿了去填海、中國60%的食用油依賴進口、石油儲備僅夠維持幾周、任憑關系到國計民生的戰略資源產業被外國財團控……如此行徑是不是禍國殃民?

　　——讓外資低價圈占中國大型金礦、控制黃金產業、放寬黃金出口、嚴控黃金進口、把中國的黃金儲備運往美國、把中國的金融命脈拱手讓人、向外資賤賣國有銀行股份、把十幾億中國人民用受盡盤剝之后殘余的微薄收入積累而成的天文數字的萬億血汗財富換成美元白條、讓美國等西方國家通過貶值全部侵吞(僅“兩房”債券就使中國損失4500億美元，超過甲午戰爭年中國損失的120倍。如今美日更進一步肆無忌憚以本幣貶值代換人民幣升值洗劫中國：去年以來日圓大幅度貶值，G20峰會卻對日圓貶值只字不提，實際為各國貨幣貶值開綠燈，美國卻咬住中國不放，繼續逼迫人民幣升值，同時狂印鈔票、自貶本幣幣值。可以預見中國對美元、日元的貨幣兌換損失恐怕將達上萬億，其最終后果必將是中國國內的通貨膨脹繼續飛騰，直到達到天文數字，中國的億萬外匯儲備將迅速變成一堆廢紙);甚至在美國政要公開宣布決不會還債、美國通過法令宣布“拋售美國國債視為對美國的戰爭行為”之后仍然繼續購買美國國債，而且徹底封鎖中國人民了解購買美國國債的一切渠道，使中國人民無從了解中國購買美國國債的實際情況……如此行徑是不是禍國殃民?

　　——制造出“中國人生產、美國人消費、中國人儲蓄、美國人花錢”的“中美國”——美國不必生產、只印刷美元欠條就買下中國的工廠、拿走工廠的產品和利潤、甚至在中國的工廠生產的商品上只要貼上美國商品標簽轉手在中國市場售出便獲得幾倍的利潤，如蘋果手機、耐克鞋、名牌服裝等。使中國以不到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生產了世界一半的工業消費品和基礎工業產品，人均生產量是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四倍以上，人均消費卻不到世界平均水平，占人口一半的農民從總體上還屬于世界銀行規定的貧困人口。(據中科院的報告，2011年中國被美國免費拿走的財富達3.66萬億美元，超過中國當年總產值一半。一年的損失就超過舊中國一百多年的損失，使中國實際上成了美國的經濟殖民地，使中國建成的高效生產能力成為為美國服務的工具、對外奉送財富的工具)……如此行徑是不是禍國殃民?

　　——不顧中國地震、冰災、雪災、旱災、泥石流等災難頻發、不顧中國失學輟學兒童人數世界第一、教育費用高昂、中國九億農民幾乎沒有任何醫療社會保障等現實，在全世界到處撒錢“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救美國就是救中國”、“幫歐洲就是幫自己”、“全球化”、買美國國債、買歐洲債券、買希臘國債、救美國、救歐洲、到處免除外國債務、僅2009年一次就宣布免除50個國家256億元人民幣的債務、提供各類援款2065億元(其中無償援助908億元);在日本右翼政客堅持參拜靖國神社、堅持否認南京大屠殺、大張旗鼓把日本核污染食品進口到中國毒害中國人民……如此行徑是不是禍國殃民?

　　——使中國社會貧富極端分化、社會矛盾空前激化、社會公德全面崩潰、社會治安空前惡化、到處是冷酷無情、到處是爾虞我詐、到處是荒淫無恥、假冒偽劣泛濫成災、環境污染登峰造極、貪污腐敗窮兇極惡、無官不貪、官員個個富可敵國、中國的“三公”消費占的國家預算比例世界第一、借口“大鍋飯養懶漢”、“改革代價”、“鐵面鐵腕砸三鐵”、“破產保護”、“下崗分流”、“減員增效”、“買斷工齡”、“產權不明晰”、“杜絕政府干預”、“公有制本來就沒生命力”、“破產重組”、“企業改制”、“減政放權”、“私有化”、“MBO”;對資本家百般呵護：“赦免原罪”、“最大限度寬容不規范”、“只做蛋糕不分蛋糕”、只要不是“惡意欠薪”一概無罪、鼓吹“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中國不應該建成福利社會，否則人們便沒有危機感，不好好工作”、“我建議取消所謂的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熱情和能力”……如今中國人民處于世界上最低最賤最摻的境地、工作時間最長、工資最低、工作環境最惡劣、飯碗福利最沒有保證、前途最渺茫、不準討薪、不準罷工、不準組織工會、不準上訪、不準請愿、“不準惡意自殺”、沒有任何社會地位、沒人替他們說話，還要忍受拖欠工資、物價飛漲、假冒偽劣商品毒害、養不起老、看不起病、上不起學、住不起房、飽受封建把頭黑社會欺凌等無孔不入的敲骨吸髓的層層壓榨，最基本的生存都沒有任何保障……如此行徑是不是禍國殃民?

　　——對中國老百姓窮兇極惡：開口閉口“民智未開”、“民粹”、“愚民”、“屁民”、“刁民”、“暴民”、“劣根性”……三聚氰胺害了那么多兒童，只抓了幾個養奶牛的;央視大火燒掉10幾億，只抓了幾個運煙火的;上海靜安大火燒死53人，只抓了4個電焊工……“菜刀實名制”、“微博實名制”、“維穩高于一切”、“維穩預算超過國防預算”、“全力維穩防群體性事件”、“嚴禁上訪”、“只需輕點鼠標就能破壞穩定”、強迫拆遷、暴力劫訪、滿街警察紅袖標，五步一崗十步一哨，警車、摩托、裝甲車林立、藏貓貓死、俯臥撐死、鞋帶上吊死、洗臉死、發瘋死、激動死、喝水死、睡覺姿勢不對死、自行從高處墜落而死、做鬼也幸福、被自殺、被漲薪、被幸福、被就業、被中產、被增長、被車禍、被代表、被自愿、被和諧……如此行徑是不是禍國殃民?

　　——對外來侵略百般逢迎：嚴禁反映抗美援朝的文藝作品、對中國漁民船員被殺害默不作聲、對韓國海警打中國人聽之任之、對一個外國間諜之死大動干戈、對利比亞丟掉400億無動于衷、對外資公司制造的渤海海灣漏油大污染裝聾做啞、東海油氣田談判喪權辱國、南海諸島任憑外國搶占、慷慨解囊向侵占中國領土的國家菲律賓、越南等國提供巨額貸款甚至無償援助、幫助侵略者用中國的錢買先進武器搶中國資源殺中國人，還振振有詞：“韜光養晦”、“顧全大局”……如此行徑是不是禍國殃民?

　　——遵照西方國家精英關于“世界人口的80%都屬于‘垃圾人口’、必須用高技術清除”的1995年美國舊金山“費爾蒙特飯店會議”決議，不動聲色地、滅絕人性地、有計劃、有步驟地對中華民族實行全面的隱形大屠殺——無限制地毀滅可耕地(連“確保十八億畝耕地紅線”都不提了)、荒廢水利設施、打擊農民務農積極性、全面摧毀中國農業，蓄意把中國人都餓死;無限制地揮霍破壞中國的水源，蓄意把中國人都渴死;無限制地制造環境污染(首都成“首堵”、北京變“霧都”，霧霾蔽日，伸手不見五指……)一步步把整個中國都變成巨大的奧斯威辛死亡集中營毒氣室，蓄意把中國人都熏死;無限制地包庇保護假冒偽劣，放縱有毒有害食品藥品泛濫成災，蓄意把中國人都毒死;無限制地制造豆腐渣工程，蓄意把中國人都砸死;無限制地摧毀醫療保健體系和養老福利制度，使中國老百姓看不起病、養不起老，蓄意讓中國人都病死;無限制地揮霍破壞中國的能源、礦產等要害戰略資源，剝奪未來的中國人的生存必需，蓄意把中國人都困死;無限制地強制推廣能毀滅生殖能力的轉基因主糧，蓄意消滅中國人的后代，讓中華民族斷子絕孫……如此行徑是不是禍國殃民?

　　——公然美化漢奸賣國賊、鼓吹賣國有理、賣國有功、分裂有理、亡國有理、“國家分裂好”、“軍閥割據好”、“軍閥混戰好”、“天下大亂好”——“三百年殖民地”、“帶路黨”、“國際接軌”、中國要“大規模地融入全球化進程之中”、“中美國”、“迎外以安內”、“量中華之物力，結美國之歡心”、“戰略伙伴關系”、“中國的改革成果將與世界分享”、“秦檜站起來”、“岳飛不是民族英雄”、“李鴻章憂國憂民”、“汪精衛忍辱負重”、“義和團式愛國”、“愛國賊”……袁世凱、蔣介石、北洋軍閥皆被美化，毛澤東、共產黨皆被抹黑，狼牙山五壯士、董存瑞、黃繼光、毛岸英、雷鋒等革命烈士全部否定，連王二小、劉胡蘭等孩子也不放過，卻為日本開拓團立碑，為外國侵略喝彩叫好：“先進文明征服野蠻文明”、“八國聯軍代表先進文明”、“普世價值”、“中國人的劣根性”、“文化劣等”、“中國人都被秦始皇洗腦洗壞了，老是追求大一統”、“大一統使得國家內部失去前進變革的動力，趨于腐朽”、“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民族自決”、“區域自治”、“七塊論”、“臺灣獨立”、“西藏獨立”、“新疆獨立”、“內蒙獨立”、“香港獨立”、“廣東共和國”、“賣國并不是什么嚴重的錯誤，出賣人民才是嚴重的錯誤”、“在某些情況下，失掉一點領土，但是那兒的百姓能夠生活得更自由，更富有，對百姓是有利的。這樣的領土完整就沒有必要去追求”、“民國時代雖是社會政治上的動蕩亂世，卻是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色彩斑斕的時代”、“民主受尊重的時代”、“沒有政府比有政府好”、“政府不干什么比干什么更重要”……如此行徑是不是禍國殃民?

　　……

　　上述這些是不是禍國殃民?決策導致這一切的是不是國賊?

　　這一切是誰決策的?“普世公知”。

　　例如：

　　——中國越來越嚴重的污染是怎么來的?“普世公知”的功勞：GDP掛帥，不顧環境，瘋狂發展房地產、無限擴大大城市、不顧一切普及私人小汽車——張維迎保證：“只要抓總量增加。不必管分配。發展到一定程度，一切問題都會解決”;厲以寧鼓吹：“中國處于發展中階段，重工業化是必經階段，對環境的污染勢必難免。但我們獲得了收益”;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京城四少”之一的劉偉宣稱：“我把堵車看成是一個城市繁榮的標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個城市沒有堵車，那它的經濟也可能凋零衰敗”。如今中國到處污染，癌癥村遍地開花，首都成“首堵”，北京變“霧都”，霧霾遮天令人窒息……這一切不是“普世公知”的責任又是誰的?

　　——如今中國社會道德敗壞、弄虛做假是怎么來的?“普世公知”的功勞：張維迎帶頭介紹經驗“能做不能說”、“打左燈向右拐”;CCTV公然鼓吹“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陳有西到處宣揚“沒有家哪有國”，“普世公知”們無孔不入教唆不擇手段、“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如今整個社會從上到下弄虛做假，不是“普世公知”的責任又是誰的?

　　——如今“普世公知”們聲稱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是“利益集團”造成的，然而當初他們是怎么說的?“大家不要一提到利益集團就覺得是貶義。其實利益多元化、利益獨立化，才能出現一個多元的社會。”(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張曙光：“利益集團的形成是一個好事情”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6fcc040100c4jz.html)——要說中國一切問題來自“利益集團”，那么教唆干部以權謀私、一手制造“利益集團”的“普世公知”又該當何罪?

　　——如今中國社會泛濫成災的腐敗怎么來的?“普世公知”的功勞：張維迎當年宣布“腐敗不是最好也是次優”、“只要抓總量增加。不必管分配。發展到一定程度，一切問題都會解決”。如今“總量增加了”、“發展到一定程度”了，“一切問題”不僅沒有解決，反而越來越嚴重——腐敗登峰造極，社會矛盾空前激化。此時張維迎對自己當初“發展到一定程度，一切問題都會解決”的信誓旦旦裝聾作啞，反而強詞奪理拼命為腐敗辯護：“創造價值的腐敗”、“腐敗的過程當中，也是釋放了政府的一部分權利。所以，在某種意義上也推進了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同時厚顏無恥反對懲罰腐敗，鼓吹“寬恕腐敗”、“特赦腐敗”：“十八大之后不再腐敗的官員就既往不咎”、“反腐敗問題應進行全民大討論建議設立試點”、“全民公決投票”、“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沒有理性就沒有未來”(張維迎：“反腐敗的兩難選擇”http://business.sohu.com/20121219/n360945357.shtml)(注：怎么要反腐敗懲辦貪官了就“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沒有理性就沒有未來”、“全民公決投票”了?搞工人下崗、剝奪農民土地、強制拆遷時怎么不見你主張“全民公決投票”?封閉全部左派網站時你的“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沒有理性就沒有未來”跑哪兒去了?)

　　那個“天則經濟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席”張曙光鼓吹腐敗更賣力：“改革要利用腐敗和賄賂，以便減少權力轉移和再分配的障礙。腐敗和賄賂成為權力和利益轉移及再分配的一個可行的途徑和橋梁，是改革過程得以順利進行的潤滑劑”、“腐敗和賄賂是人們的一種理性行為，個人為何以及如何選擇了這樣的行為，取決于腐敗和賄賂行為的成本和收益及其比較”、“既然改革是一個權錢交換過程，改革的結果是要把一部分經濟活動從公共決策變成私人決策，即把一部分‘公’權變成‘私’權”、“腐敗和賄賂行為不僅有正負兩種功能，而且有收斂和發散兩種趨向和兩種結果”(張曙光：“腐敗問題再思考” ...華岳論壇 - "http://hua-yue.net"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6fcc040100bwjt.html)“改革不僅要抑制腐敗和賄賂，不使其發生革命，而且改革還可以利用腐敗和賄賂，以便減少權利轉移和再分配的障礙。”(張曙光：“腐敗產生的經濟學原因”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6fcc040100bx4z.html)。當初拼命鼓吹“富腐敗有利”，如今大肆鼓吹“特赦貪官”：“對貪官實行大赦和豁免鼓勵官員財產公開”、“實行大赦和豁免，懲治后，不咎既往，才能使官員解除顧憂，公布財產一事才能啟動和實行。”(張曙光：“2012年第四季度宏觀經濟分析會上發言”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page=1&boardid=1&id=8946404)

　　一貫提倡腐敗包庇腐敗的張曙光卻義正詞嚴聲稱腐敗的根源是共產黨：“中國政體的最大弊端是黨國體制，黨政不分，黨和政府控制了大量資源，直接干預社會經濟生活，在這種體制下，官員權力無限且不受約束，貪污猖獗，腐敗盛行”(來源同上)——拼命鼓吹“腐敗有理”、拼命反對反腐敗、拼命鼓吹“赦免貪官”的卻倒打一耙指責別人是“腐敗根源”，這僅僅是賊喊捉賊的耍無賴嗎?不是，而是一個巧妙的連環套——先販毒再緝毒，先教唆犯罪再通緝犯罪，先教唆共產黨的干部腐敗激起老百姓不滿，再乘機借口反腐敗煽動打倒整個共產黨——所有這些都是事先預謀好的。過去有《三國演義》的“王司徒巧使連環計”，如今有“普世公知”毒設“腐敗/反腐連環局”。中國登峰造極的貪污腐敗的真正源頭是“普世公知”，真正禍國殃民的是“普世公知”，真正的國賊是“普世公知”。

　　一旦要追究責任拉清單，“普世公知”們頓時爭先恐后裝出一付無害而可憐的樣子：“窮教授無權無勢無外國籍，更沒有國庫鑰匙，當不了國賊”、“小民當不了國賊，真正的國賊都是手握大權、魚肉百姓的混蛋”、“平民沒當國賊的資格”……奇了怪了，你們不是一直傲氣十足以貴族救世主自居嗎?資中筠不是聲稱“在我們國家的傳統文化中的‘士大夫’就是貴族”、“我們的社會應當吸收西方文化中的公民意識和科學精神，來培養出真正的貴族，這也是對傳統士大夫文化的一種繼承”、“中國知識分子——略相當于古之‘士’”、“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里‘匹夫’實際上只能是‘士’，不可能包括引車賣漿者流”、“‘家國情懷’，以天下為己任，憂國憂民”、“為帝王師”嗎?怎么這會兒突然如此“揪著胡子過河——牽須過渡(謙虛過度)”?那股氣勢洶洶氣吞山河的嚎(豪)情壯志哪兒去了?

　　“普世公知”們說自己“無權無勢”，不對，是有權有勢，而且權勢熏天——能決策禍國殃民，權勢難道還小了?

　　“普世公知”們的權勢分明暗兩大類。明的是硬權力，暗的是軟權力。

　　先說硬權力：

　　“普世公知”們通過“文憑至上”排斥異己、拉幫結派、里通外國而直接獲得的戰略決策權。最典型的就是張曙光主持的那個“天則經濟研究所”——根據“天則經濟研究所”公布的資料(http://english.unirule.org.cn/Html/About/index.html)，已經與這個“民辦私人機構”建立起了正式的“密切合作關系”的有中國的要害決策部門，包括國家最高決策機構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國家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外匯管理局”、“海關總署”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保險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信息中心”;中國的官方媒體，包括新華通訊社、中國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經濟日報、中國日報、人民日報、中國證券報等;中國著名大學、研究機構，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宏觀研究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等國內著名院校;在“天則經濟研究所”2012年公布的158個“特約研究員”中，直接來自政府機構的官員就有29個，占18.35%，光一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就已經至少有8人是“天則經濟研究所”的人(吳敬璉、劉世錦、巴曙松、張永生、盧邁、陳劍波、劉守英、吳慶)，來自大學和學術研究機構的擁有決策話語權的“學者”83人，占 52.53%。這個所謂的“民間學術機構”實際把持了國家一切重大經濟決策——“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與“世界銀行”搞的決定中國未來命運的“聯合研究報告”(“中國：2030”)，負責的是“天則經濟研究所”的人、使用的是“天則經濟研究所”提供的數據、運用的是“天則經濟研究所”推崇的理論，整個報告實際完全由“天則經濟研究所”包辦，換句話說，中國經濟最高決策權實際掌握在“天則經濟研究所”手里，掌握在“天則經濟研究所”的“普世公知”們手里。

　　中國的最高經濟決策權實際掌握在“天則經濟研究所”手里，而“天則經濟研究所”實際掌握在國際壟斷資本財團和外國政府手里”——“天則經濟研究所”的中文網頁宣稱：“天則所不從任何政府部門獲得財政支援，全靠來自中外社會機構的捐款和項目經費。項目包括委托天則所的研究、培訓及天則所的其他服務。”然而這不過是表面上的冠冕堂皇。實際情況是“天則經濟研究所”全靠外國人給錢——茅于軾說得明白極了：“我根本不在乎拿外國人的錢，我也不在乎拿資本家的錢。我不拿他的錢，我拿誰的錢?誰給我錢?政府的錢，我們很難拿到。有沒有老百姓拿錢給我們?有，那是少數，給個兩萬三萬的，靠這個根本活不了。”“天則經濟研究所”的英文網頁(http://english.unirule.org.cn/Html/About/index.html)承認：“天則經濟研究所在最近的幾年中已經與許多國際私人機構建立起了各種合作關系，如國際私有化企業中心(CIPE)、福特基金會、奧爾頓.瓊斯基金會、美中商會、國際經濟研究所(IIE)等組織等;與此同時還與許多國際組織建立了各種合作關系，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洲開發銀行和非洲開發銀行。天則所同時與許多在北京的外國大使館保持著關系，例如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德國、印度、以色列、日本、新西蘭、俄國和新加坡。”

　　什么“私人機構”能如此神通廣大，同時與國內外建立這么要害部門要害機構建立起這么多這么正式的“密切合作關系”?這決不是任何私人或私人機構所能做到的，甚至不是一般的政黨所能做到的——普通政黨能同時跟諸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洲開發銀行、非洲開發銀行這些機構建立起“密切合作關系”嗎?能整天跟外國大使館關系密切嗎?這已經是一個組織嚴密的準政權機構才有條件做到的事了。真正的解釋只有一個：通過這個“天則經濟研究所”，“普世公知”們實際不但已經成了一個不叫政黨的政黨，而且成了一個中國法律事實上不敢管、“能做不能說”地享有著“治外法權”的國中之國、獨立王國。它一頭通向外國基金會、外國組織、外國大使館，一頭分別通向中國上層建筑一切要害部門，天羅地網密密麻麻，上通下達，四通八達，來自外國的指令通過它這個“中轉站”和“放大器”，轉變成各種形式的討價還價，再變成“政策交易”，又搖身一變為“中國包裝”的“政策決策”、“學術研究”和“輿論呼聲”，最終轉化為“中國內政”、“最高決策”。

　　(注：就憑這，張曙光們的“腐敗有理”、“保護腐敗”之類主張要變成國家決策強制實施有何難?難怪導致中國社會腐敗泛濫、讓中國吃虧倒霉的各種決策源源不斷。)

　　既然“天則經濟研究所”的經費來自外國基金會，那么從“天則經濟研究所”拿錢=從外國基金會拿錢。

　　既然“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市場經濟”，那么外國基金會的錢決不白給，一切都是交易。

　　既然“有來無往不成買賣”，那么通過“天則經濟研究所”拿了外國基金會的錢就必須有回報。如何回報?制造外國基金會需要的“學術研究成果”、“輿論導向”、“政治決策”——你給我錢，我按照你的要求辦。

　　拿了別人的錢說別人要你說的話不屬于言論而是廣告——所有廣告都是收別人的錢說別人要你說的話，說話的人并不需要相信自己所說的東西的真假對錯。拿了外國的錢說外國要你說的話連廣告都不算，而是間諜、謀略戰、叛國。問題的性質已經不是言論自由或廣告自由的問題，而是間諜自由、賣國自由、滅國自由的問題。把言論自由、廣告自由、間諜自由混為一談，這是為賣國當間諜狡辯。“天則經濟研究所”的“普世公知”們拿外國壟斷資本基金會的錢說外國壟斷資本需要說的話，這是不折不扣的賣國行為，不折不扣的禍國殃民。

　　這才是“天則經濟研究所”的真正功能——外國基金會控制中國中國政界、學界、輿論界的“包工頭”、“聯絡站”、“培訓班”+“政策交易所”——外國基金會直接向中國官員、“專家”、“學者”、“精英”塞錢太露骨，風險太大，通過這個“天則經濟研究所”，拿同樣的錢以“研究經費”、“咨詢費”、“服務費”名義去行賄就名正言順了。(注：整天拼命喊“政治改革”的“普世精英”們喊了幾十年都沒有 “國際接軌”地改革出“外國利益代理人登記管理法”和“禁止公職人員以任何形式收取任何外國機構的任何錢財”之類最起碼的法律，就是為了使自己可以“曲線受賄”——以“研究經費”、“咨詢費”、“服務費”之類形式通過“天則經濟研究所”這類“政策包工頭”大搖大擺冠冕堂皇地從外國基金會拿賄賂。)

　　“百度百科”對“天則經濟研究所”介紹如下：(http://baike.baidu.com/view/848414.htm) “茅于軾創辦的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受到了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而福特基金會是一家與美國政府、情報機構和國外政策集團有緊密聯系的私人免稅基金會。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經過數年研究出版了一本長達五百頁的新書《文化冷戰：中央情報局與文學藝術》(也譯為<誰承擔費用——中央情報局與文化冷戰>)寫得更清楚：真正幫了中央情報局大忙的是諸如“福特基金會” (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會” (Rockefeller Foundation), “卡內基基金會” (Carnegie Foundation) 這樣的大牌基金會。中央情報局往往將經費撥到這些基金會的帳上，然后這些基金會再以自己的名義把錢‘捐助’給中央情報局指定的對象。”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吳慶承認，中國私有化改革一開始世界銀行就介入了，換句話說一開始美國就介入了，“中國剛剛開始改革的時候，開放的時候，我也請了世界上這些著名的人物，來給我們提建議，提方案，給我們支招，那么在當時這個世界銀行就幫助我們請了不少的國際級的這個大人物來幫我們。”(http://www.mshw.org/review/debate/2012-03-03/9563.html)由此可見今天改革造成中國社會的種種惡果——國有企業大改制、大破產、大下崗、國有資產大流失、老百姓看不病、養不起老、上不起學、有毒有害食品泛濫成災、房地產投機、道德敗壞、貪污腐敗……全跟世界銀行出的點子有關，全是美國人早就設計好了的。

　　“普世公知”們外有國際壟斷資本財團基金會和外國政府豢養，內有上層建筑各要害部門的硬權力撐腰，整個宣傳領域話語權全部把持在手，靠山來頭這么多這么大這么硬，要錢要權有權，硬權力軟權力樣樣齊備，里應外合、上下勾結、八方呼應、呼風喚雨，哪個具體的官員的權力能比?如此氣勢洶洶還裝出一副可憐相說自己“無權無勢”，滑稽不滑稽?——豈止是滑稽，簡直是令人作嘔。

　　再說軟權力：

　　通過操縱中國的幾乎所有媒體網絡，“普世公知”們把持壟斷了話語權。把持壟斷話語權就意味著壟斷軟權力。壟斷軟權力意味著可以任意操縱軟暴力，可以隨心所欲制造出選擇性輿論狂潮。

　　語言信息的本質是軟暴力——使用語言信息歸根到底是為了影響其他人的行為。人的任何行為從本質上講都是有形的硬暴力。人改變其他人行為的手段無非兩種：一是用行為，二是用語言信息。用行為改變行為是用“有形的硬暴力”改變“有形的硬暴力”。用語言信息改變行為是用“無形的非暴力”改變“有形的硬暴力”，而且更有效——用暴力制止某人行兇傷人既危險又費力，而且后患無窮。但如果言詞得當，三言兩語就能讓同一個人自己放棄行兇傷人的念頭，既輕松又經濟。反過來也一樣：用暴力逼某人行兇傷人既危險又費力，而且后患無窮。但如果言詞得當，三言兩語就能讓同一個人自己愿意行兇傷人，同樣既輕松又經濟。硬暴力能做到的，語言信息同樣能做到，硬暴力做不到的，語言信息也能做到。可見“語言信息”的效果不亞于硬暴力，至少能等效。既然能等效，那就同樣屬于暴力。暴力而無形，故區別于有形的硬暴力，稱之為“軟暴力”。 ...華岳論壇 - "http://washeng.net"

　　一切硬暴力都受軟暴力控制，一切硬權力都受軟權力控制。掌握了軟權力就能最終掌握硬權力。

　　“言論”是軟暴力。“輿論”是成規模的軟暴力。“宣傳機器制造的選擇性輿論狂潮”是大規模軟暴力。“言論自由”與“輿論潮流”不是一回事。“言論自由”是雙向的，“輿論潮流”是單向的，“開動宣傳機器制造選擇性輿論狂潮”則是高度集中、專門定向、精確瞄準的。“言論自由”雖然是軟暴力，卻是分散的、孤立的軟暴力，可以爭辯，也就是說，可以相互抵消。“輿論潮流”則是某種特定的語言信息軟暴力的集合與凝聚。在“輿論潮流”面前，反對意見基本被壓制，發不出聲音。“開動宣傳機器制造選擇性輿論狂潮”則是特定軟暴力的大規模精心合成、迭加、放大和精確制導——或者說，是軟暴力的大規模同步聚焦，壓倒一切，不容置疑，不容爭辯，不由分說，不分青紅皂白，不允許任何不同意見，不需要任何證據，未審即判，要的就是對上層建筑造成破壞性共振，不擇手段毀滅對手。正常的“輿論潮流”還有可能是自發形成的，“開動宣傳機器制造選擇性輿論狂潮”則完全是少數人蓄意制造的大規模毀滅性軟暴力——比如中國共產黨什么時候正式徹底否定過毛澤東?但某些人開動宣傳機器制造的選擇性輿論狂潮不由分說就把毛澤東徹底妖魔化了。不僅把毛澤東，而且把中國共產黨的一切、尤其1949年以后的一切全部妖魔化了。然而仔細一查，如此定性的正式根據、手續、文件、決議一概沒有，完全被選擇性輿論狂潮硬生生造成了既成事實，不知不覺變成了年輕一代的習以為常。

　　把持軟權力使“普世公知”獲得了媒體輿論信息控制的壓倒優勢，能夠操縱公眾思維，把老百姓的思維玩弄于股掌之上，隨心所欲決定讓老百姓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怎么想、不怎么想，任意無中生有、顛倒黑白、指鹿為馬，把信息封鎖、信息壓制與信息欺騙、信息誤導結合到一起，充分利用宣傳機器的巨大威力全方位無限制地對老百姓實施信息覆蓋、信息疲勞轟炸和強制性信息灌輸，實行無限制的信息戰超限戰——想讓你知道的東西鋪天蓋地叫你躲都沒地方躲，不知不覺耳濡目染潛移默化信以為真;不想讓你知道的東西一方面嚴密封鎖真相，一方面用無數真假難辨的假信息、垃圾信息把你層層迭迭包圍得水泄不通，對你沒日沒夜地疲勞轟炸，利用“三人成虎”、“眾口爍金”、“假做真時真亦假” 、“久入鮑魚之肆而不覺其臭” 、“謊言重復千遍就成真理”等規律使你筋疲力盡、神經因疲勞而麻木，因麻木而產生條件反射，不知不覺忘了尋找真信息，甚至根本想不到還會有真信息，甚至拿到真信息都不肯相信，由此制造出大規模的盲目、懷疑、狂熱、驚恐、輕率、慌亂、喪失自信、喪失判斷、喪失原則、無所適從、不知所措、人云亦云、隨波逐流，直至精神崩潰，最終不由自主被“普世公知”們牽著鼻子走。

　　普通老百姓如此，國家決策層同樣如此，誰掌握軟權力誰就將最終掌握硬權力——即使表面上沒當權，但實際上能操縱當權者的思想，這就等效于當權。

　　“普世公知”已經通過把持話語權而等效把持了國家決策權，還說自己“無權無勢”——“無權無勢”?“無權無勢”怎么能如此迅速制造出如此大規模選擇性輿論狂潮：

　　——羅援沒說過“轟炸東京”，硬說他說過;

　　——羅援1973年就參過戰，硬說他“從來沒有打過仗，且有臨陣脫逃嫌疑”;

　　——對“轟炸東京”之類捏造出來的謠言義憤填膺，對“如果讓我掌握中國的權力，我首先把八千萬GCD員和他們的親屬全部殺光!”、“美國應該先發制人對中國進行核打擊”、“國民黨的時候，我們家里很多土地，日本人來了，不但沒有減少，而且還有所增加，結果共產黨一來，全部讓那些窮鬼分了，我恨不得將這些人抽筋剝皮!”、“那些擁護GCD的都是些被洗腦的廢物，這些人就應該通過戰爭讓他們死掉一半以上!”、“殺左族毛”之類實實在在客觀存在的咬牙切齒殺氣騰騰佯裝不知;

　　——滿口“憲政”“憲法”，實際上處處破壞憲法第六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只追究別人有無國外親屬，不過問“普世公知”們長期、大規模、公開、直接從外國基金會拿錢、按照外國基金會需要制造“國家戰略決策”;

　　——只允許“普世公知”們大肆宣揚“(釣魚島)是一個無人居住的小島。中國和日本爭奪得很厲害。在我看來，雙方都不值得為此傷感情。把爭奪釣魚島的力氣用在國內對百姓真正有益的地方豈不更好”、“別為這個彈丸荒島爭了”、“是領土完整重要，還是百姓的生命財產重要?我認為當然是百姓的生命財產更重要。領土不完整，少了一塊，于我何干呢?”“(中國)不是在保釣而是在奪釣”、“你所了解的(南京大屠殺)很多情況都是片面的”;不允許愛國軍人誓言“外保國權，內懲國賊”;對日本侵略百般辯護柔情無限，對中國軍人兇神惡煞殺氣騰騰：“軍人干政”、“‘內懲國賊’涉嫌違憲”、“軍人根本就沒資格懲治國賊”、“文職少將赤膊上微博”、“思想搶灘，讓文革思維軍事化”、“請XXX將軍閉嘴!”“老老實實遵守紀律，別惹是生非!”“中紀委和國防部好好管管他們”……

　　當年一個秦檜用一個“莫須有”殺害了一個岳飛;如今一群“普世公知”用一堆“莫須有”殺害一切愛國軍人。“無權無勢”，豈能如此瘋狂大張旗鼓圍剿人民解放軍，如此大規模用筆桿子叫板槍桿子?

　　硬暴力的破壞性有形有限，軟暴力的破壞性無形無限，為害性遠比普通人能想像出來的大得多。“普世公知”用軟權力不但能輕易毀滅一個人，而且能輕易毀滅整個國家。

　　例一：戰國時代秦趙長平之戰趙國為什么一敗涂地全軍覆沒?因為趙王臨陣換將，用只會紙上談兵的趙括取代了久經殺場的老將廉頗。趙王本來信任廉頗，為什么中途變卦了?因為趙王中了秦國的反間計。趙王為什么會中反間計?因為趙國內部拿了秦國賄賂、掌握話語權的“公知”們在整個趙國社會造成壓倒一切的傾向性輿論狂潮。在這種有組織、大規模、排山倒海、壓倒一切的軟暴力面前，趙王個人基于常識的精神力量極其渺小微不足道，輕而易舉就被擊潰了，秦國除掉廉頗的反間計得以圓滿成功——導致趙國長平慘敗、幾十萬士兵全部喪生、國家一蹶不振的真正罪魁禍首不是別人，就是這些拿了敵國賄賂、吃里爬外里通外國、用話語權為敵國服務的“知識精英”、“公知”，是他們用話語權制造的壓倒一切的傾向性輿論狂潮，是他們的軟暴力、軟權力。

　　例二：“九.一八”中國為什么丟了東北?“絕對不抵抗”。為什么“絕對不抵抗”?怕“國際輿論”，怕被洋人說成“義和團”：“如果不發一槍，那么就可以絕對證明中國人沒錯，是日本人侵略，國際社會就會站在他一邊，譴責日本”;所以“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怒含憤，暫持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不準抵抗，不準動，把槍放到庫房里，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結果就是“絕對不抵抗”。

　　為什么那么怕被洋人說成“義和團”?“普世公知”袁偉時、朱學勤們的祖師爺一手制造的妖魔化義和團的選擇性輿論狂潮的碩果——洋人代表“先進文明”、“先進生產力”，洋人侵略不是侵略，而是“先進戰勝落后”、“文明戰勝野蠻”，反抗洋人就是“野蠻對抗文明”、“義和團式愛國”、“愛國賊”、“暴民暴亂假愛國真禍國”、“民粹愛國是害國”、“民族主義最危險”、大逆不道，罪該萬死……中國當權者從辛亥革命起就一直戰戰兢兢小心翼翼跟義和團劃清界限，一切出發點是別惹洋人不高興：“他們必須表現得跟‘扶清滅洋’盲目排外的義和團不一樣才行”、“最擔心的是西方說他們不文明，最怕西方說他們是義和團。革命中西方人對革命黨人的抗議，基本都有效，只要人家的抗議說他們不文明，他們馬上就改。革命后出的告示，也刻意跟義和團劃清界限，不僅不排外，而且強調要保護外國人，保護教堂，對趁機搶劫外國人的行為，一律加以嚴懲。甚至，革命黨人特別在意的剪辮子運動，只要外國人抗議，他們也收斂。盡管，在革命黨人看來，剪辮子之舉，恰是為了向往文明，跟西方接軌。”“文明成了社會最時髦也最流行的用語。在那個時代，所有跟西方沾邊的東西，都被冠以文明兩個字。西式禮帽是文明帽，西式手杖，叫文明棍，自行車叫文明車，話劇叫文明戲，西式結婚，被稱為文明結婚。這樣的稱謂，不僅僅是個稱謂，而意味著人們的追求，一種基于價值的追求。可以說，正是這場革命，促進了人們對文明的向往和追求。”“凡是西方的，就意味著文明。西方的意見，就是值得尊重的意見。作為一場學習西方制度的革命，革命的發動者，理所當然地認為，他們應該成為追求文明的表率。”(張鳴：“有關辛亥革命的幾個隱性的問題”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7a2f50102e4pl.html)

　　“絕對不抵抗”使日本輕而易舉獲得了東北的全部人力物力資源，使日本侵略實力空前增長，侵略野心極端膨脹，決心全面侵華，一口把整個中國吃掉，從此得寸進尺變本加厲：“九.一八”、“一.二八”、“七.七”、“八.一三”、東北、華北、華東、華南、中原、南京大屠殺……追本溯源，所有這一切都起源于“九.一八”的“絕對不抵抗”的戰略決策。如果不是“九.一八”的“絕對不抵抗”，南京大屠殺的犧牲、八年抗戰的犧牲都可能避免——“打得一拳開，防得百拳來”。然而“九.一八”的“絕對不抵抗”的戰略決策又來自哪里?來自中國“普世公知”，來自他們制造的妖魔化義和團運動的傾向性輿論狂朝，來自“普世公知”的軟權力。

　　中國“普世公知”們不僅對“九.一八”的“絕對不抵抗”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且對南京大屠殺和抗日戰爭中無數大屠殺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為什么南京大屠殺時幾個日本兵就能看押上千中國人走向屠場?為什么南京那么多中國軍民會如此馴服地被屠殺而不敢反抗?為什么抗日戰爭時一個日本兵能讓一個縣的中國老百姓“跑反”?中國人的血性都到哪里去了?被中國的“普世公知”們用軟刀子殺光了。抗戰前幾十年中國“普世公知”們整天不厭其煩地告訴中國老百姓外國人如何“文明”、中國人如何“野蠻”、反抗如何如何不好、“義和團式愛國”如何如何可惡……中國老百姓整天聽到的就是不要反抗、要“聽話”、“守規矩”，從來都被告訴這不能干那不能干，從來不告訴他們什么能干，最后的實際效果只能是得出結論：什么也別干，在日本鬼子的屠刀面前仍然以為逆來順受就可以活命，等日本鬼子的屠刀砍到頭上才明白一條真理：“千錯萬錯，不反抗是最大的錯”，然而為時已晚。南京大屠殺、平頂山大屠殺……無數大屠殺，無數受害者不僅是被日本鬼子用硬刀子殺死的，更是被中國“普世公知”們用軟刀子殺死的——受害者的反抗精神和意志被中國“普世公知”們用妖魔化義和團、宣揚絕對不抵抗的軟刀子殺死在先，肉體被日本鬼子的屠刀殺死在后。沒有喪失反抗意志、面對屠刀逆來順受的精神崩潰，日本鬼子豈能輕而易舉用那么點的力量殺死那么多毫不反抗的中國人?中國“普世公知”們實際是日本鬼子的幫兇。他們的雙手蘸滿了無數無辜中國人民的鮮血和生命。

　　當年“普世公知”們用軟權力制造傾向性賣國輿論狂潮差點讓中國亡國。如今“普世公知”們又用軟權力制造傾向性賣國輿論狂潮，而且變本加厲——放眼古今中外，真沒見過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民族有誰象中國的“普世公知”們這般瘋狂地詆毀自己民族的一切，敢把愛國咒罵為“愛國賊”、鼓吹當“帶路黨”、鼓吹“三百年殖民地”、鼓吹中國人給外國人當奴隸、給外國轉基因公司當實驗小白鼠、瘋狂煽動中國人相互仇恨、鐵了心要把中國推向崩潰和內戰……對此只能有一個解釋：蓄意賣國當漢奸——在已經有了“九.一八”的教訓、有了南京大屠殺的教訓、有了八年抗戰的教訓、有了無數中國人用性命鮮血換來的教訓的今天還要用軟權力制造傾向性賣國輿論，這不是蓄意重演“九.一八”和南京大屠殺是什么?不是蓄意賣國是什么?不是蓄意當漢奸是什么?“普世公知”們不是氣勢洶洶地問：“我不掌握大權，如何賣國”嗎?就是這樣賣的：用軟權力制造傾向性賣國輿論狂潮的方式鼓吹左右國家戰略決策，為重演新的“九.一八”、新的南京大屠殺創造條件——一個“絕對不抵抗”的戰略決策“九.一八”時讓日本占了多大便宜?通過左右輿論制造如此戰略決策是不是賣國?是不是漢奸?需要軍政大權在握嗎?哪個“普世公知”干不了?如此賣國哪個侵略者不歡迎、不需要、不肯為之掏腰包?這種賣國方式對中國的為害難道比大權在握直接賣國的漢奸賣國賊對中國的損害小?難道可以不算數?難道可以饒恕?

　　例三：前蘇聯是怎么崩潰的?俄羅斯是怎么一厥不振的?“普世公知”們用軟權力瘋狂煽動選擇性輿論狂潮左右最高決策：“普世價值”、“新思維”、“人道社會主義”、“休克療法”……結果整個超級大國陷入重圍、全軍覆沒。

　　例四：南斯拉夫是怎么分崩離析的?“普世公知”們用軟權力瘋狂煽動選擇性輿論狂潮左右最高決策：“普世價值”、“自由選舉”、“一人一票”——“1990年7月，南聯邦通過了《政治結社法》，正式實行多黨制，一個人口只比上海多一些的南斯拉夫一下子出現了2百多個政黨，而贏得最多選票的都是高舉民粹主義大旗的政黨，他們的口號就是‘斯洛文尼亞屬于斯洛文尼亞人’、‘克羅地亞屬于克羅地亞人’、‘科索沃屬于科索沃人’，口號越激烈、越極端，越能贏得選票。1991年，從斯洛文尼亞開始，一個接一個的共和國宣布獨立，脫離聯邦，南斯拉夫‘內戰’隨即全面爆發。”

　　上述例子中，一群“公知”就憑話語權、軟權力制造出傾向性輿論狂潮，一槍未放就把整個國家搞得死去活來。“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 。

　　貪官污吏以權謀私禍國殃民，“普世公知”決策賣國更禍國殃民。都是禍國殃民，但程度大不相同：一個是戰術性技術性的，一個是戰略性根本性的;一個是零敲碎打小打小鬧地零售，一個是持之以恒釜底抽薪地批發;一個是長期見效的“量變引起質變”，一個是迅雷不及掩耳的“斬首行動、一箭穿心”;一個是疥蘚之疾，一個是心腹之患;一個在一定時期一定范圍內尚不至于搞垮整個社會，一個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能使整個國家整個社會徹底崩潰。

　　“存在決定意識”。“普世公知”的存在決定他們必然與國家為敵，與人民為敵——“普世公知”自命“精英”。既是“精英”，就必須高人一等，就不能與普通老百姓平起平坐，就必須處處優先：“精英”的利益必須高于國家利益，“精英”的利益必須高于老百姓的利益——“普世公知”們稱頌的時代和地方從來都是重用“精英”、讓“精英”高高在上任意擺布別人的時代和地方。由此可見“精英”的原則是只要“精英”需要，無論是國家利益還是老百姓的利益都必須讓路，必須犧牲——為了“精英”的利益，禍國就禍國，殃民就殃民。這就是“精英”敢于禍國殃民的理論根據和心理根據。“精英”要實現高人一等就必須把老百姓踩在腳下，就必須尋找借口、制造理論根據。這個借口就是“文憑至上”，這個理論根據就是“精英論”。“精英”用“精英論”把老百姓貶為“劣等”，用“文憑至上”實現對老百姓的歧視。歧視即仇視，歧視即敵視，歧視即蔑視。不管什么借口，不管什么程度，只要制造了歧視，就必定在通向敵視、仇視、蔑視的敵對之路上越走越遠不能自拔，直至你死我活——看看“普世公知”們對普通老百姓的態度就可以知道他們對人民群眾是何等鄙視、敵視、仇視：開口閉口“腦殘”、“智障”、“民粹”、“愚民”、“暴民”、“屁民”、“民智未開”、“社會必須由精英管理”……只要自命“精英”，就不能不貶低老百姓，就不能不制造歧視，就不能不仇視、敵視、蔑視老百姓，就不能不與人民群眾為敵。這是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這條規律決定“精英”必欺壓百姓;“普世公知”必為人民群眾為敵，是拿筆的敵人。

　　拿筆的敵人比拿槍的敵人更壞、更陰險、更兇殘，更惡毒，罪惡更大——拿槍的敵人是拿筆的敵人制造的。拿槍的敵人的士氣和戰斗力是拿筆的敵人維持的。每個拿槍的敵人背后都有個拿筆的敵人。每個被拿槍的敵人打死的烈士歸根到底都是死于拿筆的敵人，都有拿筆的敵人的血債。拿槍的敵人可能是被迫的，拿筆的敵人必定是自覺的，不自覺寫不出有煽動力的東西。“交槍不殺”的真正含義是“交出武器就不殺”。拿槍的敵人可以“交槍不殺”。而拿筆的敵人第一，應該是“交筆不殺”。不交筆，那就等于沒放下武器，照樣屬于敵人，照樣可殺。第二，拿槍的敵人交了槍就不再能殺人，就不再是敵人。而拿筆的敵人即便交了筆，以前寫的殺人文字仍然存在，仍然能繼續殺人。因此拿筆的敵人即便放下武器交了筆也仍然是敵人，不能象拿槍的敵人那樣交了槍就不再致命，就不再是敵人，就可以變成自己人。對拿槍的敵人可以交槍不殺，對拿筆的敵人必須堅決鎮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遭受的最大困難、最大犧牲都是拿筆的敵人造成的。比如，所有回憶錄都說建立根據地最大地障礙就是群眾受到敵人反共宣傳的欺騙而躲著共產黨。這“群眾受到敵人反共宣傳的欺騙”就是拿筆的敵人干的。又比如，一個“共產共妻”的造謠就迫使共產黨不得不用格外嚴格的軍紀證明自己，往往沾了“調戲婦女”的邊就殺，以至于一些本來罪不至死的人也死了。這些帳也應該算到拿筆的敵人的頭上。

　　“普世公知”肆無忌憚制造大規模選擇性輿論狂潮，無非是搞垮中國好讓自己篡奪政權。如果他們得不了逞自然是枉費心機。如果得逞了呢?那對他們也未必是好事——“普世公知”們從來只會靠欺騙咒罵侮辱威嚇等軟暴力讓別人服從自己，擅長制造敵人，卻從來毫無凝聚——對老百姓無凝聚，同伙之間也無凝聚。這就決定他們有本事破壞，沒本事建設;只會搞垮政權，不會建立政權，一旦得逞搞垮中國，結果必定是國家崩潰、四分五裂、軍閥混戰、天下大亂。那時中國老百姓必定實實在在領教到什么叫“亂世人命不如狗”、什么叫“人命危淺、朝不保夕”，什么叫“水深火熱”，必定對用“民國時代雖是社會政治上的動蕩亂世，卻是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色彩斑斕的時代”、“民主受尊重的時代”、“沒有政府比有政府好”、“政府不干什么比干什么更重要”之類花言巧語使自己陷入這種絕境的“普世公知”們恨之入骨。老百姓即使別的做不了，但找“普世公知”這些禍國殃民的國賊算帳還是做得了的。那時“普世公知”們再也休想獲得外國主子的真心保護——“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中國垮了，“普世公知”們就沒有了利用價值，犯不著勞神費心保護他們免遭老百姓的清算。因此“國家若有崩潰日，必見全民殺公知”。除了少數逃亡海外的，做為整體，“普世公知”們的命運可想而知——那時恐怕他們最大的心愿就是別讓憤怒的人民群眾活剝了撕成碎片。

　　“出來混，總是要還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全報。”“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種花得花，種荊棘者得刺”——不知無所不知的“普世公知”們對此常識知也不知?

　　== 黎陽聲明：本人放棄對此文的版權。只要不違背本文主旨，任何人均可轉貼，可散發，可抄襲，可復制，可被冒名頂替，可被任何媒體拿去用，可被任何人引用到任何文章中且不寫出引文出處，本人分文不取。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