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則所在為私有化和兩極分化鼓噪

最近，正當由“市場化”和“私有制”的美國所引發的，世界性經濟危機的第三階段——世界性債務危機在加速惡化的時候，天則經濟研究所在其經過修改的關于【國有企業的性質，表現和改革】的報告之中，將“國企造成不公”——即制造“兩極分化”的罪名，加在了國企身上。這種世界性的和世紀性的“私有化”和“市場化”實踐的惡果，與天則所的為私有化所制作的“理論”之間的巨大的反差,不能不讓人感嘆，天則所為了私利，已經到了喪失人心，病發如狂——喪心病狂的地步了。

的確，在天則所所提供的國企與私企的工資及其福利的數據之中，國企的比私企的要高5-10倍。盡管這些數據未必都很正確，但是，國企與私企之間的差距，是以倍數表現出來，其反映出差距之大，則是毫無疑義的。

天則所以此數據，指責“國企造成不公”，似乎很有道理。但是，如果我們按照天則所的思維，如果我們國家的決策者真的按照這樣的邏輯，采納了天則所的“私有化”的，也是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們的一貫政策，用政策將國企的工資和福利等等降下來，降到與私企一樣，消除了國企與私企的“不公”，那么，中國的兩極分化會怎樣呢？兩極分化會縮小了呢，還是擴大了呢？

如果按照天則所這些主流經濟學家們的觀點，將國企“私有化”，以消除國企的“不公”，那么，中國的低收入群體將會增加，而不是減少。因為國企那些大部分原來收入高的，現在收入降下來了之后，這些原來屬于中間階層的人，就變成了與私企的絕大多數的人的收入一樣，而成了低收入階層了，這樣，中國的低收入階層的人數，就比以前增加了。這樣，中國的兩極分化難道是縮小了？毫無疑問，中國的兩極分化是更大了。天則所的先生們，是否敢就這一問題進行公開辯論？如此明顯的道理，筆者不知道，天則所的這些所謂“知識精英”的思維邏輯，或者是他們的經濟學知識，卻可以如此顛倒是非，混淆黑白。使人不能不問一問，他們是經濟學“精英”，還是經濟學騙子？

如果說，國企比私企的收入高，那么，這樣的“不公”，只能是由于私企里工人的收入太低所造成的，是私企對工人的剩余價值的剝削所造成的。這是國企和 私企收入差距很大——即“不公”的主要原因。或許，私企剛剛創業，其給工人的收入比較低，有一定的理由。但是，當企業已經發展起來了，當企業主已經晉升為百萬富翁，當中國的億萬富翁已經成千上萬，而工人的收入卻沒有與經濟發展同步上升，這就是私企的“原罪”。所以，造成私企與國企的“不公”的，首先是私企的原罪，是私企“不公”，是私企不能夠公正的對待工人所造成的；而不是國企“不公”，不是國企提高了工人的收入所造成的。

其次，要解決這樣的“不公”，只能是提高私企的工人的收入，而不是降低國企的收入，而不是用拉低國企的收入達到與私企一樣，以此達到“公正”。如果以降低國企的收入來消除兩極分化，達到與私企的“公正”，那么，就正如上面所說的那樣，恰恰在全國制造和擴大了兩極分化。所以，在這里，需要改革的，不是國企的“不公”，而是私企的“不公”。是需要私企進行改革；是需要私企改革掉他們對工人的“不公”。天則所的先生們，你們能夠說，不是這樣的嗎？

第三，國企這幾年的收入的提高，恰恰是符合了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要求，就全國而言，縮小了兩極分化。而私企卻沒有作相應的提高，所以，私企的不提高，恰恰是擴大了全國的兩極分化{雖然，國企內部的兩極分化也很嚴重。但是，這是另一個問題了。}這是國企在順應歷史的發展潮流，提高了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應該提高的大部分工人的收入。而私企卻恰恰相反，逆歷史潮流，沒有按照歷史發展的方向，沒有適時的提高其屬下的工人的收入，這是私企對其下屬工人的“不公”和不負責任。

最后，我們知道，現在中國正在進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最重要內容，就是提高消費。如果不提高工人的工資，那么，怎么提高消費呢？如果只是提高國企工人的工資，而不提高私企工人的工資，那么，又是誰“不公”呢？如果只有國企工人的消費，而沒有私企工人的消費，那么，中國的消費如何成為中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重點呢？天則所的先生們，請你們回答這一個很平凡的問題！

中國的兩極分化，已經到了社會產生劇變的臨界點。所以，天則所在兩極分化問題上，用國企和 私企來進行比較，將矛頭指向國企。這樣，一方面以所謂“公正”的面貌出現，以此誤導和騙取國家權力機關和社會大眾的支持；另一方面，既打擊了國企，又支持了私企，為繼續進行“私有化”制造有利的理論依據。這，就是天則所在兩極分化問題上，希望達到的目的。如果說，我們的決策層還是像以前那樣，真的按照他們的觀點去制定政策，繼續將國企“私有化”的話，那么，中國的兩極分化一定會更加擴大；如此，中國一定會走向蘇聯的結局······。

天則所用國企和私企來進行比較，除了以上的目的之外，還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們故意以此來轉移社會大眾的視線，讓社會大眾將國企和私企的不同，視為造成中國兩極分化的主要原因，而放棄尋找造成中國兩極分化的，最重要的因素——私有化和市場化。

造成中國收入分配差距的因素當然有很多，如人們所經常提到的，城市和農村，工業和農業，國企和私企······等等。但是，這些差距的存在，有歷史的合理性。如果說，中國社會的收入差距，只是在國企與私企的差距——10倍之間的話，那么，這樣的差距絕不是什么兩極分化。雖然，這些差距是“不公”，但是，如果中國社會整體分配的差距只是在10倍的話，那么，這恐怕已經是當今世界上最“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了。請問，當今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的收入分配的差距，在10倍左右呢？天則所的“精英們”，請你們用你們的“精英”腦袋，搜索出這樣的國家來。讓社會大眾開開眼界。天則所用社會收入的差距來代替兩極分化，其實就是在掩飾產生兩極分化的主要因素。

城市和農村，工業和 農業，國企和私企······這些差距，并非是中國兩極分化的主要因素和造成兩極分化的發展趨勢的決定性因素。在國企內部的收入差距，難道比國企和私企的收入差距要小嗎？私企內部的收入差距，難道比國企和私企之間的收入差距要小嗎？在國企改革之中，以國家的“私有化”政策，堂而皇之的鼓勵少數人對國有資產的巧取豪奪，而致多數工人喪失生活保障，這種“私有化”所造成的兩極分化，難道只有10倍的差距？中國的收入差距變化最大的，就是中國收入差距分化最大的。那么，當今中國收入差距分化最大的，難道是這些行業，地域，企業之間的差距嗎？為什么用城市和農村，工業和 農業，國企和私企等等來進行比較，而不是拿社會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和收入差距分化最大的，比如私企內部，國企內部，國企改革之中所造成的極端分化來進行比較呢？用收入差距來代替兩極分化，就是混淆是非，就是掩飾“私有化”和“市場化”對中國產生兩極分化所起的決定性因素，和維護這些靠“私有化”，“市場化”而獲得的利益。

“私有化”和“市場化”的政策，既是當今中國，也是世界產生兩極分化的決定性因素。無論是美國的現實，還是中國的現實，都說明了這一點。

天則所用其他的，非主要的因素，來偽證中國的兩極分化的原因，都是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們一貫來所采取的，似是而非，以偏概全的手法和方法。他們有選擇的用那些由利于他們的觀點的，社會之中極少存在的實例，而完全漠視占絕大多數的，不利于他們的觀點的社會現實。無論是“所有者缺位”，還是“冰棍流失”，又或者是“產權不明晰”，都是為了“私有化”而制造出來的，違背了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現實的胡說八道。難道美國的國企，難道世界其他國家的國企的“所有者缺位”？那么，他們的國企為什么還能夠存在？為什么英國的“私有化”要經過議會的批準，才實施，而不是讓國有資產自然流失？難道中國的國企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國企不同，他們的國企“產權明晰”，而中國的國企“產權不明晰“？請天則所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和現在依然在實行”明晰產權“的，那些掌握了話語權和決策者，回答這些以前的”國企改革“所依據的，違背了世界現實的種種胡言亂語的“理論”。這些以前的國企改革的種種所謂的理論，難道能夠經得起歷史的實踐的檢驗嗎？歷史一定會對這些所謂的理論，進行清算，把那些制作，鼓吹和實施這些理論的人，無論是什么“精英”，還是什么“英明領袖”，還他們的資產階級的，推行“兩極分化”的理論和政策的本質。

天則所在兩極分化問題上，用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手法，將兩極分化的罪惡，加在國企身上，為“私有化”繼續在中國的實行，提供他們杜撰的理論依據，既是為在中國產生的兩極分化推卸“私有化”所必須負的決定性的歷史責任，又是在為中國繼續推行私有化和兩極分化提供偽證。

“市場化”和“私有制”的美國，已經將世界引入災難之中的當今，天則所卻將所謂“兩極分化”和 “沒有效率”加在中國國企身上，這和世界的當今現實，難道是相符合的嗎？難道美國不正是由于“私有化”的私企——投資銀行的無效率和負效率，才造成了美國的兩極分化——由此使美國的大多數人無法按時償還房屋貸款，并且由此引發了這一次的世界性經濟危機的嗎？難道天則所認為，自己把頭，或者是屁股{由于他們的頭腦是由屁股所指揮的，所以，人們已經無法準確的區分，他們的頭腦與屁股的差別了}如駝鳥般埋入沙里，社會大眾就看不見由私有化的美國，所引發的世界性的，在兩個世紀都出現了的，世紀性的大災難的現實了嗎？如果說，天則所的愿望真的能夠實現的話，那么，即使付出了千辛萬苦的努力，達到了完全“私有化”的目的，那么，以后的“私有化”中國，難道能夠逃避“私有化”的美國目前所造成的這樣的困境和惡果嗎？

歡迎將本文傳送到天則所，期待天則所的回答！

                             徐強

                      201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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