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屏幕上打出“原漢東大學政法系主任高育良”字樣,我不由得啞然失笑,因為他立即讓我聯想到了一些在大學政法系統十分活躍的公知,而高育良的扮相——向后梳起的頭發、精致的眼鏡、皮笑肉不笑的神情等,也讓我聯想起一位喜歡看星空的某位大人物,確實,他們都是一類的。
可能是擔心引起爭議吧,編劇并沒有讓高育良滿口公知腔,但如果在現實生活中,高育良一定會把自己打扮成“普世價值”的擁躉,用“銳意改革”的形象把自己包裝起來,這樣一來,誰敢調查他的貪腐問題,誰就是反對改革開放了。實際上,劇中真正的大B0SS趙立春就是這么玩的,當他的腐敗問題逐漸暴露之后,他就花大錢請人在香港媒體上撰文,指控省委書記沙瑞金調查他的兒子趙瑞龍是為了“否定漢東省三十年改革開放的成果”,給沙瑞金造成了很大壓力,不得不寫文章為自己辯解。
根據劇中的情節推算,高育良應該是在九十年代前期,由學界跨入政界的。而他之所以能夠邁出這么關鍵的一步,除了由梁璐父親,當時的省政法委書記的提攜,大的時代背景,仍然八十年代提出的干部要“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干部路線。
“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干部路線,單獨來看并無問題,但放在文革結束,中國開始“轉型”的大背景下來看,就不尋常了。在新中國的前三十年,毛澤東主席念茲在茲的是如何使“人民當家作主”名副其實?如何避免“周期律”?等等。而毛主席提出的解決方案之一,就是人民——其主體是工農兵——對政治事務的充分參與。文革前的做法主要還是從工農兵中提拔干部,強化對工農干部的培養(同時也重視知識分子干部的培養)。文革中則開始嘗試勞動群眾階級直接參與對國家和企業的管理——不僅是從工農兵中選拔優秀分子培養成政治精英,而且是工農兵直接參與對國家和企業的管理,包括通過“上、管、改”的方式參與對大學的管理,“占領上層建筑”。
毛澤東時代的干部路線,無疑是政治標準第一的,其最主要的優點,是確保了共和國的人民性。盡管在八十年代后,工農兵干部因“大老粗”的形象飽受精英譏笑,但毫無疑問的是,在這種干部路線下,諸如國企私有化、“以三鐵砸三鐵”、三千萬工人下崗、教育、醫療產業化之類的政策是很難出臺的,甚至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而“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干部路線,實際上是確立了知識分子相對于工農兵,也就是普羅大眾管理國家的優先權,在科舉制度以公務員考試的方式復歸之后,這種優先權變成獨占權,與之相應的,則是人民性淡出,精英色彩愈來愈濃。《人民的名義》向我們展示的漢東省被一個用裙帶關系、師生關系、“主公-秘書(家臣)”關系聯結起來的帶有濃厚封建性的權貴集團所統治的局面,形象的說明了這一干部路線所導致的后果。
新科舉制的干部路線,內在的要求是知識分子要以天下為己任,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但實際情況是令人失望的。八十年代宣布撥亂反正之后,前三十年改造知識分子的政策被否定,近代知識分子中深厚的封建傳統、買辦傳統強勁復蘇,迅速成為主流,依附性也暴露無遺。
太陽下面沒有新鮮事。“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干部路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古老的“讀書做官”傳統的重建。“讀書做官”不能說毫無進步意義,但把知識分子從追求真理引向追求權位,進而喪失獨立性,把個人利益最大化看得高于一切,則是其最大弊端。
高育良就是這樣一個沒有改造好的知識分子。他有兩個明顯特點,第一個就是依附性,開始從政時,依附梁璐的父親,即當時的省政法委書記,在和省委書記趙立春的兒子趙瑞龍達成交易之后,又開始依附趙立春,事實上,如果“空降”的省委書記沙瑞金愿意收編他,他也會毫不猶豫的依附沙瑞金。
依附性強的一個后果就是容易被俘獲。因為依附性的本質是把個人利益看的高于原則,而既然不能堅持原則,就容易被人抓住把柄,也就容易被俘獲。趙瑞龍拋出一個高小鳳做誘餌,就很輕易的把高育良俘獲了,此后他終于走上犯罪道路,由省政法委書記變為階下之囚,就是他被俘獲的必然結果。此后盡管他仍道貌岸然,故作尊嚴,但已經變成了趙瑞龍門下走狗。
作為高級知識分子出身的高級干部,高育良的另一個特點是虛偽。這不僅是指他一邊在主席臺上講廉政一邊在臺下搞貪腐,還在于他甚至虛偽到了不能面對自己的程度。比如,明明是貪戀高小鳳的青春和美色,卻自我欺騙說是因為高小鳳能夠和他談明史,其實以他曾任大學系主任、閱人無數的經歷,當然可以輕易洞穿一個沒有受過系統高等教育的高小鳳,把《萬歷十五年》掛在嘴邊上其實就是為了誘惑他,但他不愿意承認,也不敢承認,因為承認了這一點,等于自認自己好色之徒,是登徒子,他必須自己鄙視自己,這是他所無法接受的。
高育良的命運是一個明顯的警示:對知識分子來說,毛澤東主席提出的“為什么人的問題”,在今天仍然是一個“根本的問題”,甚至是命運攸關的問題。這個問題能不能最終解決,不僅將決定國家命運,最終也將決定知識分子個人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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