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一句題外話。我曾在《<人民的名義>人物論之：“于連”祁同偉》一文中說，祁同偉將不會得到任何同情，因為他對中國社會上層的封建化沒有任何批判意識。現在看來這個結論并不準確，因為祁同偉得到了廣泛的同情。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盡管祁同偉為了爬上去不擇手段，但他畢竟在一定程度上是封建化的受害者，而受害者是不可能不被同情的。　　

　　祁同偉最后的遺言是：“這個世界上，沒有誰能夠審判我！”這句話是意味深長的，那些用裙帶關系聯結起來的上層精英，確實沒有資格審判祁同偉，正如法國貴族沒有資格審判于連一樣。　　

　　在祁同偉最后被包圍在孤鷹嶺(“孤鷹”這個名字是意味深長的，顯然周梅森也對祁同偉充滿同情)，侯亮平前去勸降這一場戲，本來可以拍的回腸蕩氣、催人淚下，因為同學情誼、檢察官的義務、絕望、惋惜、不舍、焦慮等情感交織在一起，最能抓住觀眾的心。可惜這場戲只能用平白如水來形容，臺詞不精彩、陸毅也根本沒有入戲。日本著名導演山田洋次執導的兩部電影《黃昏清兵衛》和《隱劍鬼爪》，最后都有一位武士去勸降自己被困好友的橋段，就事論事的說，比《人民的名義》拍攝的要攝人心魄多了。

　　言歸正傳。在《人民的名義》中，大風廠下崗工人王文革是劇中為數不多的可以稱得上如假包換的“人民”之一，他的戰斗性最強、行動能力最強、意志也最堅決。他一直主張用對抗性方式維護自己和大風廠工友的利益，但卻屢遭失敗，第一次把自己燒成重傷，第二次則讓自己鋃鐺入獄，獲刑十二年。　　

　　王文革的名字就很有意思，他生于文革高潮的1968年，看來至少他父親是對文革高度認同的，所以給他取了這么一個具有紀念意義的名字。以后雖然政治上天翻地覆，文革已被徹底否定，但他也沒有與時俱進，更名“改革”，這表明他還是有堅守的。

　　通觀全劇，周梅森塑造王文革這么個角色，主要是想告訴觀眾：“民粹”必敗，必須依靠精英，才能有好日子過。

　　王文革第一次出現，是“一一六事件”的前夜，他作為工人護廠隊隊長帶領工人抗拒拆遷。實際上大風廠的大火，王文革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因為正是他下令把汽油倒進廠區門前的壕溝，又是他手中的火炬掉落的火星點燃了汽油，導致36人被燒傷，使工人自己的“防線”陷入混亂。但他這種魯莽的行為，并不能真正保衛工廠，反而給了李達康趁亂強拆的可乘之機。真正阻擋李達康派出的推土機的人，不是王文革，也不是護廠隊的工人，而是老革命陳巖石，而陳巖石則是靠了和省委書記沙瑞金的密切關系。　　

　　王文革的第二場重頭戲，則是綁架大風廠老板蔡成功的兒子，試圖以此為籌碼索回自己的股權，這種行為當然是極端瘋狂的，完全非理性的。因為第一，這不可能要回股權;第二，退一步說，即便要回了股權，由于自己涉嫌嚴重犯罪，也不可能有機會享受了;第三，自己很可能會被當場擊斃。而在這千鈞一發的危急的關頭，又是陳巖石救了他。但陳巖石救了他的命，救不了他的罪，他還是被判了重刑。大風廠工人股權失而復得，不是王文革暴力抗爭的結果，而是侯亮平這樣的精英反腐敗的結果。

　　盡管王文革這樣的形象，暴露了《人民的名義》主創人員的精英意識和對精英統治的合理化論證，但必須承認，王文革也相當真實的折射了當下中國社會弱勢群體，尤其是弱勢群體中比較激進一翼的精神狀態——他們確確實實“民粹化”了。　　

　　老實說，我很討厭“民粹”、“民粹主義”這些詞，因為在精英和主流媒體那里，這種詞匯是專門用來否定底層老百姓利益訴求正當性的，所以我也從來不使用這種詞匯，今天姑且用一用，但要重新定義。

　　我這里所說的民粹，指的是那些認識到自己利益受損，并主張用激烈手段奪回自己利益的底層百姓。和政治成熟的“工人階級”的區別是，他們的階級意識沒有蘇醒，或處于沉潛狀態，因此，他們只注重眼前的具體利益，不能提出正確的政治主張，也不能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在和精英的對壘中，他們既容易被滿足，也容易被擊潰，在持刀威脅和反身跪倒之間，只差一紙真假難辨的合同。

　　王文革就是這樣的人。八十年代以來，他和他的階級多次被欺騙。最嚴重的一次，是九十年代，在“國企改制符合工人階級長遠利益”的忽悠聲中，居然有三千萬人失去了工人階級的身份，淪為修車、釘鞋的小手工業者、擺地攤的城市貧民、乃至靠低保為生的弱勢群體，有些地方甚至男為盜女為娼，毫無尊嚴。　　

　　反復被騙的慘痛經歷，使王文革不相信任何人，甚至包括被視為“人間圣人”的陳巖石。在《人民的名義》中，從省委書記沙瑞金到工會主席鄭西坡，再到桀驁不馴的市委書記李達康，都對陳巖石畢恭畢敬，口稱“陳老”，只有王文革稱他為陳老頭。無法相信任何人是王文革非理性行為和暴力行為的根源，也是今天諸多社會沖突的主要根源。

　　王文革的失敗提醒工人階級，除非能夠超越民粹主義的要求，重建自己的階級意識和政治意識，并作為一個階級來行動，否則的話永遠不可能有效維護自己的利益，更談不上恢復自己的主人翁地位了。

　　最后說說陳巖石之死。

　　當王文革把刀架到陳巖石脖子上的時候，陳巖石一定萬念俱灰，他不得不直面自己一生的荒誕！這對他的打擊是致命的，盡管王文革的刀在他脖子上造成的傷口微不足道，以至于醫生都認為不需要包扎，但陳巖石的內心世界卻完全崩潰了。他一病不起，再也沒有恢復過來，最后的愿望只是想抱抱自己的兒子，這個愿望已經和“人民”無關，因為知道自己愧對他們，死對他來說真的是一種解脫，因為再也不用忍受內心的煎熬了。

　　陳巖石為什么會備受煎熬?這是因為和那些抱著個人目的混入革命隊伍的人，如杜導正、李銳之流不同，陳巖石是真誠的革命者，并且始終初心不改，他也一直為此感到自豪，這是他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但當一個工人直接把刀架在他脖子上，指控被他欺騙了的時候，陳巖石才驀然意識到，自己的一生是一個荒唐的怪圈——以帶領人民反抗剝削壓迫始，以成為新剝削壓迫者的幫兇終。自己為大風廠工人所做的一切，無非是勸說他們心平氣和地接受新雇傭奴地位罷了。　　

　　陳巖石作為一個老革命的良知使他無法接受這樣的現實，但他的理論水平也使他不能合乎邏輯地解釋自己“鬼打墻”般的人生際遇，發現自己實際上出賣了自己最熱愛的那些人，他的精神支柱就此坍塌，這種煎熬使他生不如死——死反而成為一種最好的解脫。

　　應該說，周梅森至少直覺上意識到了陳巖石一生的悖論，所以安排陳巖石在抗日戰爭中入伍，因為抗日戰爭作為民族解放戰爭，和民族內部存在階級壓迫之間的矛盾，并不構成直接矛盾。如果陳巖石是在解放戰爭——這場戰爭的目的就是為了消滅階級壓迫——中參加革命，那陳巖石一生的荒誕，就更完全無法掩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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