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義》能火到這個程度，這事必須超過了所有人的預期，即便是對買了這部劇的湖南衛視的年輕的采購班子而言，你如果那會兒告訴它這部劇是今天這樣的爆紅，他們也絕不會相信，一定會覺得你在忽悠他們。因為這部充滿著主旋律特征的反腐題材電視劇，在沒有任何征兆的情況下，最高點的時候拿下了8%多的收視率——這是1999年，中國廣播電視行業實現全盤衛星電視化之后收視率最高的電視劇——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1999年之前，比如《渴望》《北京人在紐約》等那些“駭人”的收視率的意義，其實非常有限，因為大家那時就能收來那么5、6個頻道，《人民的名義》最高8個多點的收視率，換算一下放在那時也是數一數二的。

　　那么，當我們在討論《人民的名義》的時候，我們在討論什么?盡管在劇本創作、拍攝制作等角度，實事求是講還比較粗糙，這部電視劇作為電視劇的水準其實在我國電視劇歷史上，只能算中上之作;但無論如何，站在我國電視劇史的角度，尤其是在電視開機率、收視率持續下滑，視頻網站大幅分流的大趨勢下(比如我就是在視頻網站上看的該劇，而這并沒有被算進收視率)，《人民的名義》還能有這樣的表現，就更是不容易。

　　所以，我們首先要明確一個問題。本著“不吹不黑”的原則，雖然在制作層面的瑕h疵很多，但不管是收視率，還是話題度，《人民的名義》在中國電視劇史上，都是數一數二的作品，這應該沒什么問題。

　　就我個人而言，我一開始因為當時手頭有別的事，并沒太關注這個電視劇，只是隨著它開播后話題度的不斷上升，特別是新媒體上廣泛傳播的達康書記表情包——這么主旋律的作品也被青年亞文化消費了，讓我意識到這事肯定是不簡單。后來很快，國內幾家主流的新聞報刊就先后找到我，采訪我對這個劇的看法，有的還暗示高層很關注，讓我認真準備一下再接受采訪，我才被“嚇”的趕緊惡補追劇。其實我一開始也是懵懵的，但同樣的話來來回回說了幾遍之后，就逐漸開始給自己說明白了、給自己說會了，一點點的不僅自己信了，而且也有了整體性的認識。

　　在現有的關于《人民的名義》的討論中，也真是一點不意外，“大道理”太多了，各種“車轱轆話”“片兒湯話”的分析太多了。當然并不是這些與《人民的名義》相關的話題就沒有意義，而是說現有的這些“大道理”與這有關、與那有關，但唯獨就是與作為電視劇的《人民的名義》無關，畢竟《人民的名義》首先是一部電視劇，而不是別的;所以我們最需要做的是先把電視劇脈絡上的《人民的名義》說清楚、嘮明白，這事兒不說透，其他都是白扯，畢竟它首先是一部電視劇。

　　2015年6月，中紀委宣傳部調研組到國家出版廣電總局、最高人民檢察院調研并舉行座談，希望兩部門配合，用文藝推動反腐：廣電總局“每年電影最少一兩部，電視劇最少兩三部，而且必須是精品。不能一寫反腐就寫成案件劇，一寫公檢法就寫成勞模劇”，最高檢影視中心要加強反腐題材影視劇的創作和生產。

　　這件事的意義非常豐富，我們就以此為基點對反腐劇、涉案劇的來龍去脈一層層地剝離，通俗地說就是講一講它們的過去、現在和將來，具體的展開都會錨定在這個事件上，來來回回都要從這件事出發。

　　我的主體匯報思路也分為以下兩點：一個是把反腐劇、涉案劇在電視劇意義上的前因后果說清楚、嘮明白;另一個是談一下反腐劇、涉案劇和主旋律的關系，今天的主旋律到底是咋回事兒。

　　第一，也是我要展開的第一個角度，就是從反腐劇、涉案劇的角度入手，談談《人民的名義》作為一部電視劇，在中國電視劇的脈絡里到底是怎么回事。中紀委2015年6月的這次座談是《人民的名義》能夠出現的最直接原因，可以說沒有這次座談就沒有《人民的名義》。為什么?

　　因為在2004年初的全國電視劇題材規劃會上，當時反腐劇、涉案劇數量多、質量差的問題被突出地反映出來。同年4月，各地衛視就陸續接到了廣電總局《關于加強涉案劇審查和播出管理的通知》，要求這類題材的影視作品退出黃金檔、安排在晚間11點之后播出。與此同時，當年送審的相關劇目，在批準、立項環節被壓縮了40%。我國的涉案劇、反腐劇，就是從那時起，開始了長達十余年的沉寂。

　　所以我們稍微多看幾眼，就會發現中紀委宣傳部的這次座談，其實非常懂行，因為他們明確指出了“不能一寫反腐就寫成案件劇”，這也確實是當時的反腐劇、涉案劇的最大問題。純粹從知識分子概念辨析的角度來看，在中國的廣電體系下，反腐劇在概念上其實隸屬于涉案劇，是可以被放進涉案劇這個“大框”里的。只抽象談缺點的話，那個年代的反腐劇、涉案劇的問題確實比較大、比較明顯，除了色情、暴力之外還驚悚、恐怖，有的也真的暴露了當時公安機關的刑偵手段，相當于給犯罪分子上“科普課”了。

　　的確，現在距離那段歷史已經一晃快20年都過去了，大家對那個年代的印象已經面貌模糊了。對于“嚴打”這個詞現在的朋友可能都比較陌生，今天再回過頭看，也很是感慨，也是那個歷史階段的產物。第一次“嚴打”是1983年，第二、三次“嚴打”則是在世紀之交的1996年、2001年，非常密集。道理也不復雜，如果說當年的第一次“嚴打”很快穩定住了社會治安局面的話，世紀之交這兩次就很有意味。說白了，就是1996年的第二次“嚴打”沒擺平，才有2001年的第三次。很顯然，世紀之交那會兒社會矛盾相對尖銳，社會治安也很成問題。于是反腐劇、涉案劇也就應運而生，從1990年代中后期到世紀之交，《英雄無悔》《12.1槍殺大案》《刑警本色》《蒼天在上》《永不瞑目》《大雪無痕》《黑冰》《黑洞》《征服》《絕對權力》等反腐劇、涉案劇，隨著當時改革開放步伐的進一步深入，社會矛盾的集中爆發，不斷取得收視率的佳績。

　　今天回頭再看，世紀之交的那段歲月，套用波拉尼的語式說，有點構成了我們今天生活的起源，就是說影響我們今天日常生活樣貌的全部元素在那個時期都湊齊了，后來都是在那個基礎上的疊加，沒再有多少新東西。比如說新一代領導班子的穩定、分稅制改革、《物權法》、永久廢除農業稅，包括影視領域的1999年省級電視臺綜合頻道全部上星、2002年的電影院線制改革等等吧;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現在看來屬于4倍慢速、2倍慢速的改革開放步伐，忽然加速了，并在世紀之交完成了它自身的“大轉型”。后來發生的一切事情，都能追溯到世紀之交的這小十年，就像剛才提到的，那會兒社會治安確實不太行，遠不像今天這么“安定祥和”，哪些東西能讓大家一下子就激起對那段時光的感知?必須是反腐劇、涉案劇。

　　反腐文學、反腐劇的“三駕馬車”張平、周梅森、陸天明，就是那會兒登上歷史舞臺的，是他們奠定了我國反腐文學、反腐劇的基本樣貌和格局，并一直影響到今天，影響到《人民的名義》。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在這個意義上說，《人民的名義》可以說是那個年代的反腐劇、涉案劇的集大成者，它的基本脈絡、架構都能從那個年代的作品中找到線索。當然這其中的線索比較雜亂，我們就從《蒼天在上》《絕對權力》《大雪無痕》，這三部最有名的反腐劇說起，劉復生老師的相關文章已經分析地很透徹，我們會發現《人民的權力》的類型元素在它們中間都能找到清晰的線索。

　　第一個是李達康書記的由來，就是《蒼天在上》這個脈絡。它的類型貢獻就是一個地級市的市長或者書記，遇到“事兒”了，發現身邊有壞蛋了，本以為順藤摸瓜能除暴安良，結果“摸”到當年曾經提拔過自己的老領導那了。于是乎，就痛苦抉擇、良心發現，最終“蒼天在上”啊。而且在結局，主人公都付出了事業上的、生活上的不小代價，就像李達康，老婆進監獄了，“沙李配”傳聞中的省長位置也沒戲了。

　　第二個是侯亮平局長的由來，就是《絕對權力》這個脈絡。它的類型貢獻就是紀檢監察干部，在司法程序受到嚴重干擾，作為主人公的院長、檢察長、反貪局長在受到各種打擊、報復的工作處境中，如何在上級大領導的暗中支持下還順帶著緊密聯系群眾開展調查，最終鐵證如山地搞定之前可囂張了的大貪官及他們的黨羽。

　　第三個是祁同偉廳長的由來，就是《大雪無痕》這個脈絡。它的類型貢獻就是公安系統的刑警隊長、緝私隊長，在偵破大案、要案的過程中叫那個年代的祁同偉同志給整了，讓人家給停職或者調走了，但是大丈夫英雄無悔，不讓干也干，最后一場槍戰搞定一切，有點港式警匪片的味道。然后，祁同偉同志這個類型元素，不管是不是“勝天半子”，肯定會選擇自殺結局。

　　上邊是反腐劇的類型脈絡，在《人民的名義》當中還有不少涉案劇的線索。

　　我們就從當時最有名的《黑洞》《黑冰》《征服》入手。我沒太想好怎么用學術語言概括，就先用點比喻性的語言形容一下。《黑洞》《黑冰》也是兼備了反腐劇、涉案劇的特征，當時好多劇都是這種情況。包括《征服》，它們都有一個很奇葩的邏輯，就是對“受難者”的“二次清除”。

　　咋清除的呢?就是不管是《黑洞》里的聶明宇(陳道明扮演)、《黑冰》里的郭小鵬(王志文扮演)，還是《征服》里劉華強(孫紅雷扮演)，他們之所以以各種形式危害社會，都是因為過去受了委屈：聶明宇和郭小鵬都是文革的受害者，童年記憶太壓抑了，然后在改革的大潮中借著平反了的父親(后爹、老丈人也算)的權力，開始為非作歹;劉華強是因為1980年中期左右的物價改革，讓過去的主人翁工人階級受了太多委屈，于是玩起了黑社會。所以這些涉案劇的奇葩邏輯就是，他們過去受難的歷史，反而是他們后來形成變態人格的原因，這倒很符合世紀之交那會兒的獵奇心態，于是二次消滅他們就有了充分的正當性，那都是原罪啊，只有徹底弄利索了才能繼續推動改革開放的步伐。這個邏輯今天看起來非常奇葩，但在當時就是很順溜。

　　在《人民的名義》當中，當時涉案劇的這種類型，其實也依然存在。就是大風廠的工人們，具體點就是王文革那幫“流氓無產者”。人家明明是受害者，受了那么多委屈，最后還被這么污名化處理，顯然是不合適的。這種表達還是李達康同志當年的“改革能人”“改革弄潮兒”時代的邏輯，就是剛才的分析，只有把他們這些原罪清理干凈，更甜美的明天才會到來。這個邏輯是挺奇葩的，誰不想過好日子啊?

　　就類型而言，世紀之交的涉案劇，某種程度上講，在大眾文化領域要比反腐劇還火，因為那時候的反腐劇還是一個成年人話題，不像今天的《人民的名義》在青少年世界里也有那么大的話題度，論接地氣兒，那必須還是涉案劇。因為和當時的社會現實緊密結合，所以當時的《英雄無悔》《12.1槍殺大案》《刑警本色》《黑冰》《黑洞》《征服》，都火得不得了，在全年齡段都有“殺傷力”。

　　稍微多說幾句，除了王志文、陳道明這些當年就已成名的演員之外，諸如黃渤、孫紅雷、馬伊琍、段奕宏、李晨等等這些今天的知名演員，都是在當時的涉案劇中冒出來的，在里面演一些有特點的小角色——反腐劇、涉案劇其實一直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有中國特色的中國影視類型，為中國影視領域做出了獨特貢獻。它的一個基本特點就是濃郁的紀實風格，“素人”比較多，有的為了逼真，干脆就用純粹意義上的普通人，比如當時參與破案的公安干警等，這種類型有很強烈的真實感，其實和美劇有很多接近的地方——在當時，我國電視劇的這個類型和美劇的差距其實并沒那么大，并且有著鮮明的中國風格，后來沒能延續下來真的是太可惜了。

　　所以，說《人民的名義》，確實都是事出有因，并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距今一晃十五六年的世紀之交時期的反腐劇、涉案劇，對于中國影視行業的影響遠比我們想象的還要深遠得多，你別看2004年硬給摁住了，它的實際影響一直都在那呢。而且它們所波及的范圍也遠超我們的一般認識：不僅后來以藝術片兒面目出現的《白日焰火》《烈日灼心》《黑處有什么》等等，其實都還在處理那個階段的歷史經驗;就連這兩年受到90后、00后熱捧的網絡劇，也同樣涌現出了《余罪》《心理罪》等這些涉案類型——反腐劇、涉案劇的跨門類、跨媒介影響，這么重要和有價值的問題，卻始終沒有被有效清理，是因為我們過去“大道理”講少了唄?

　　下邊就是我要講的第二點，反腐劇、涉案劇和主旋律的關系，今天的主旋律到底是咋回事。

　　說到主旋律，大家一般的印象就是《大決戰》《長征》《建國大業》，或者《焦裕祿》《孔繁森》之類的。的確，從1987年的“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開始，主旋律這一概念的正式提出至今已經整整30年有余了。但主旋律并不是一個本質化的概念，其自身有著豐富的內涵和層積，今天的主旋律和30年前相比肯定也不是一回事兒，這個問題三年前的青年文藝論壇也討論過。

　　我們先大致回顧一下主旋律的幾個發展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1990年代前后那些事兒，就是《大決戰》系列、《開國大典》《渡江戰役》之類的。現在對主旋律的主流一般認識，其實還停留在那個階段，認為主旋律就是完全由國家出錢搞定的，給國家看的東西。那會兒和現在的最大不同確實就差在錢上，為了拍《大決戰》甚至能動用軍費，這在今天簡直就是天方夜譚，是《人民的名義》的制片人做夢都夢不到的啊。

　　第二個階段就是新世紀初那一撥兒，代表作品就是那會兒的一批“長征”題材作品。配合那時的“走下神壇”話語和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戲說”模式，主旋律的焦點都在“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三國諸葛亮”式的呈現上。也是從那時候起，國家投資開始從主旋律中退場了，主旋律在資金意義上基本都是市場化運作了。

　　第三個階段就是《建國大業》《建黨偉業》這個階段，也是知識分子視野的天際線，知識分子圈討論主旋律一般也就到此為止了，再往后的主旋律是咋回事就都不知道了。在這個階段不僅在資金投入意義上已經和國家完全沒關系了，在內容制作邏輯上也高度市場化了，開始遵從好萊塢等主流大片的制作邏輯。

　　那么，拿上述的三個階段來套今天的《人民的名義》，哎，是不是套不進來?好像都沒啥太大關系，哪里出問題了呢?顯然今天的主旋律又發生新變了，溢出了過去的框架。

　　我們再次回到2015年6月，中紀委宣傳部調研組到國家出版廣電總局、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座談，中紀委宣傳部希望兩部門配合，用文藝推動反腐。反腐是當前我們國家前2、3件大事之一，用文藝推動反腐，就是讓主旋律兼容這一話題，并有正面推動作用，這個意思很清楚。而且我們看中紀委宣傳部除了“不能一寫反腐就寫成案件劇”的另一條具體要求：“不能一寫公檢法就寫成勞模劇”，說他們懂業務并不是吹捧，這里的勞模劇的具體意思其實是反思了過去主旋律的相關問題，別弄成苦情戲，正面人物也得有血有肉，也得食人間煙火。

　　也就是不管是戰略上還是戰術上，中紀委宣傳部的思路都是非常清晰的，但在他們之前還有先例——2014年的《湄公河大案》和2016年的《湄公河行動》。湄公河事件，這個不用多說了，大家都大致了解。出了這么大事，處理完之后，總要在國家層面上有所表達，而總局2004年的禁令還在，確實到了今天也沒有公開說法說那個禁令就失效了，那么從電視劇生產的角度怎么辦?那就只有主旋律這一條路，從國家主旋律的角度進場，就像中紀委宣傳部給廣電總局留的作業“廣電總局每年電影最少一兩部，電視劇最少兩三部，而且必須是精品”，當時公安部也是這么進入這一領域的。

　　所以主旋律經過30年走到了今天，已經走向了新的階段，要比之前任何一個階段都復雜的多。即便是《建國大業》《建黨偉業》這些主旋律，其實他們只是以比較花哨的方式完成了規定動作而已，并沒有什么新東西，而到了《人民的名義》這個階段，則開始推陳出新。

　　與過去由國家標明明確邊界的主旋律作品相比，今天的主旋律有了相當的自主性，對于文化邊界的“勘測”也由其自身完成，并沒有誰告訴你哪行哪不行。而這不正是主流意識形態、主流話語在文化產業也好、大眾文化領域也罷，開始成熟起來的標志么?不管操持怎樣的立場，這至少是不小的進步吧。在這方面我們其實一直很吃虧的，就不說《紙牌屋》、也不說好萊塢了，就說和我們相對接近的韓國吧，韓國電影從來就不缺少這種大尺度的高層反腐、涉案的影視劇，但是和好萊塢一樣，這反而印證了他們文化產業意義上的成功，甚至成為了他們文化軟實力的一部分。

　　相比較而言，從2004年到2014年，我國這個領域一直被“捂著”、“摁著”，吃虧的顯然是我們自己，遠不是影視領域多賺點錢少賺點錢那點事兒，而是在主流意識形態、主流話語層面一直吃著暗虧。在影視領域的結果，就只能是逼著《白日焰火》用歐洲電影節現代主義標準來呈現那段歷史，說白了就又是在相當程度上滿足了白人老外“窺淫癖”的獵奇心理。我們都知道，我們的國情和美國非常不一樣，《紙牌屋》還是晚期資本主義那一套邏輯，我們沒必要和他們一樣，真一樣了也不是啥好事;但我們還是可以算一算，這里里外外差了多少意思?真的是“失去的十年”啊。

　　當然了，談任何問題都不能抽象談，我們再放大一些看吧，影視領域的市場環境其實更不樂觀。按照剛才的梳理，盡管今天的反腐劇、涉案劇開始有了這個時代的主旋律的歷史任務，其生產、傳播等和國家其實也是無關的，都是在高度市場化的環境中完成的。《人民的名義》就是最好的例子。比如在劇中扮演趙立春同志的另一個前秘書，朗誦了《共產黨宣言》的制片人高亞麟就明確說，恨不得寫一個關于《人民的名義》的拍攝過程的報告文學，好好揭示一下這個過程中的眾生相的丑惡嘴臉，那叫一個搞笑。說是大概有50多家投資機構都表達了意向，并大多簽了合同，就因為反腐這個話題太過敏感，有很多機構甚至不惜交違約金而選擇毀約。

　　而且它的制作方的三分之一的股份在去年年末，就被另一家大公司轉讓了。為什么呢?正是因為這些年影視領域風行的對賭協議，說白了就是業績沒達標，這和其他行業普遍存在的高杠桿投機，其實共享著相近的結構。隨著相關泡沫的進一步破滅，金融資本也調低了對影視業的預期。這個行業2016年的對賭總額還是20.7億，到了2107年直接被腰斬到11.5億，2018年則是10.4億。在我們國家的GDP已經臃腫到了這個地步的情況下，10億人民幣真的是滄海一粟，在強勢行業看來，這真只是零錢而已。

　　還有就是在傳播過程中，《人民的名義》的發行方所設置的“小鮮肉”“老戲骨”對比的話題，就是強調“小鮮肉”不值那么多錢，而“老戲骨”們物美價廉、是行業良心。事實真的如此么?就連該劇的制片人、導演都承認，這些“老戲骨”在這部劇里面，給的是“內部價”、“人請價”，片酬并沒有按照市場價走，真按照市場價，這部劇的總花銷就得2個多億、小3億了——不管按照什么標準，這都不可能是所謂中小成本電視劇了。這顯然是結構性問題，不是“小鮮肉”“老戲骨”這個二元對立能涵蓋的。

　　所以，至少中期看，這個行業都不再處于一個樂觀的通道中。

　　因此，當我們討論身處在這一歷史階段中的《人民的名義》時，就不能抽象地講“大道理”，比如老同志們都愿意嘮嘮人民是不是個名義，確實不能說這些討論就一點用都沒有;但只要稍微聚焦一下《人民的名義》的生產、傳播，我們就會發現實際情況和我們的主觀想象，根本就不一樣，就不是一回事兒。在這樣的市場環境下，它的生產、傳播面臨多大的風險、多大的挑戰?這肯定不是我們在這坐而論道能體會的。

　　今天的主旋律的另一個特征就是在其傳播過程中受到青年少的廣泛關注。因為無論是《大決戰》《開國大典》，還是《焦裕祿》《孔繁森》，亦或《建國大業》《建黨偉業》，在過去這都是大人的事，是成年人世界的話題，和青少年和孩子們從來都沒有關系啊。說主旋律到了新階段，在這個問題上也確實足夠全新。《人民的名義》在拍攝的時候，為了試圖吸引青少年群體的注意，特意加了鄭勝利這條他們認為的青少年網生代的線索。但結果是，廣大青年少群體在新媒體上都不斷表示，他們根本不喜歡鄭勝利，把他的空間都留給達康書記吧。

　　說大一點，至少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大眾文化史上，這都是前所未見的。像《人民的名義》這樣具有明顯的主旋律特征的反腐劇、涉案劇，竟然在青年文化、二次元文化中受到了如此的熱捧，這種新的文藝現象顯然突破了既有理論的一般性認識。而且這并不是偶然，2016年中紀委的《永遠在路上》就在B站上受到了廣泛歡迎。我們想想啊，如果說《人民的名義》好歹還是個電視劇，有點劇情的話，《永遠在路上》這可是嚴肅的不能再嚴肅的正經專題片啊，一點娛樂性元素都沒有啊。

　　所以主旋律發展到今天這個階段，它的復雜性，實事求是講，至少未必在我的認知內，很多東西還要深入挖掘。面對今天的青少年一代，我們再也不能拿過去把小孩兒當傻瓜的那一套想當然的思維來看待，包括我們青年文藝論壇曾經討論過的帝吧出征、粉絲文化等等，他們的政治、經濟、文化訴求，平心而論，我們了解么?恐怕也就了解那么一丁點吧。不解決這個問題，也根本談不上充分認知這個時代的主旋律問題。

　　綜上，到了《人民的名義》這個歷史節點，整體性地審視這一波反腐劇、涉案劇爆紅背后的產業成因與傳播邏輯，是我們這個時代文藝領域議事日程上必須解決的核心問題。在相當程度上，它就是認知我們這個時代的一條曲徑通幽的有效路徑。要做的工作太多，我們大家一起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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