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在舊書攤上買了一本《一個女記者的傳奇》，是海倫·斯諾寫的自傳，封面很舊，紙頁也已經(jīng)泛黃，但是讀著這本書，我卻好像走進了一個生動活潑的歷史世界。海倫·斯諾是埃德加·斯諾的夫人，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最早向世界講述了中國紅軍與延安的故事，在海內(nèi)外廣為人知，相比之下，海倫·斯諾的知名度略有遜色。在讀這本書之前，我雖然知道海倫·斯諾，但印象中只以為她是埃德加·斯諾的夫人和助手，并不知道她也是一位著作等身的作家，是可以與埃德加·斯諾比肩而立的著名記者。后來我想，造成這一印象的原因，除了個人知識的貧乏之外，也有一些客觀原因，一是海倫·斯諾的重要著作《紅色中國內(nèi)幕》在國內(nèi)大多翻譯成《續(xù)西行漫記》，既然是“續(xù)”，便會讓人感覺似乎是依附性或后續(xù)性的作品;二是《紅色中國內(nèi)幕》雖然與《西行漫記》同樣重要，但畢竟不是“第一部”，在原創(chuàng)性與開拓性上略遜一籌;三是此書發(fā)表時海倫并沒有署名，而是用了一個筆名尼姆·威爾斯。如此，相比于埃德加·斯諾，海倫·斯諾便有些邊緣化，較少為人所知。而在1980年代以后，國內(nèi)對革命史的熱情頓減，對于外國人講述中國歷史的著作，我們更多關注的是《拉貝日記》、《明妮·魏特琳日記》(如在《金陵十三釵》和《南京安魂曲》中)、白修德《中國的驚雷》(如在電影《一九四二》中)等作品，在這樣的情勢之下，始終關注中國革命的海倫·斯諾便相對受到了冷落。

　　《拉貝日記》、《明妮·魏特琳日記》講述的“南京大屠殺”，《中國的驚雷》記述的“河南大饑荒”，都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悲慘的一頁，是中華民族的“受難史”，如果只讀這些作品，我們看到的便是一幅幅人間慘象，很難理解中國為什么能夠浴火重生，為什么在遭遇如此深重的苦難之后仍然能夠恢復生機?海倫·斯諾的著作恰恰回答了這個問題，她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新的世界，一種新的“中國人”。這里的底層民眾不再是逆來順受忍死偷生的人群，而是組織起來掌握自己命運的大眾;這里的社會組織不是如國民黨政權(quán)那般充滿了貪腐、內(nèi)耗與傾軋，而是充滿了理想、信仰與樂觀精神，在這里，海倫·斯諾看到了中國的未來與希望。我們可以想象，在暗無天日似乎看不到任何出路的中國，埃德加·斯諾和海倫·斯諾對延安的發(fā)現(xiàn)，是怎樣喚醒了中國青年的心，是怎樣震驚了整個世界。

　　在75年后的今天，當我在暗夜里追隨海倫·斯諾1937年的身影與筆觸，走進一個新世界時，也仍然難掩內(nèi)心的激動。然而令人疑惑的是，一個美國人，一個20多歲的青年女性，一個并不信仰共產(chǎn)主義的人，為什么千里迢迢，從美國到中國，從北京到延安，到那么艱苦的環(huán)境中去采訪一批陌生的中國人?即使在今天，這也是一件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而在戰(zhàn)亂頻仍、局勢復雜的1937年，就更加充滿風險了。只有意識到海倫·斯諾與當時中國的差異，我們才能看到她跨越了多么巨大的鴻溝。

　　海倫·斯諾1907年出生于美國猶他州錫達城一個中產(chǎn)階級家庭，在24歲時，她乘坐“林肯總統(tǒng)”號客輪駛抵黃浦江上海碼頭，“這是1931年，離開家已三個星期，有5065英里遠。我打算最多呆一年。直到1940年12月我才離開亞洲，很高興能在前一年逃脫了珍珠港事件”，海倫后來寫到。在一位美國研究者的眼中，海倫·斯諾最初到中國來，“沒有什么崇高的理想或利他主義，促使海倫產(chǎn)生到中國來的愿望，而是謀求自身進取的熱望，才使海倫敢于冒險，進行了1931年跨太平洋的旅行。海倫來中國的動機，與建立自己的聲譽，豐富閱歷，以便當個‘大作家’的想法有關。”(凱勒·A·朗恩)這個讀過賽珍珠的《大地》、E·T·威廉斯的《中國的昨天和今天》的青年人，懷抱著成為一個大作家的愿望，踏上了中國的土地，這是1931年的中國。

　　到中國的第一天，海倫·斯諾就遇見了埃德加·斯諾，兩人一見鐘情，開始了共同的事業(yè)。他們從上海到北京，又于1936、1937年先后到達蘇區(qū)，在那里的采訪讓他們寫出了震驚世界的《西行漫記》、《紅色中國內(nèi)幕》，第一次向世界講述了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故事，讓海外媒體看到了他們的形象與精神，以及中國的未來。在今天，這是我們都已經(jīng)熟悉的事情，因而我更感興趣的是一些細節(jié)，是與我們通常印象中不同的斯諾夫婦的形象。

　　比如他們婚禮的盛大，“我不顧許多麻煩，堅持要在圣誕節(jié)的正午在東京的美國使館結(jié)婚，由未來的大使約翰·阿利森和他的未婚妻珍妮特作證婚人。之后，我們在皇家旅館穿上了日本的結(jié)婚和服。我穿的和服是手工印染的黑色縐綢的，有一條拖到地板上的裙子和袖子。上面有一半有大紅色的絲的條子——在中國和日本，新娘一定要穿紅顏色——還有一個紅的和金色的織錦腰帶。和服的下擺周遭是欺負的藍色和白色波浪和白色海鷗在上面飛翔的圖案。我覺得我似乎是從海上升起的希臘女神阿弗羅泰特，只是穿了冬衣。我們開始在日本各地小旅館渡蜜月，坐在草墊上吃素燒。在濱海的熱海我們發(fā)現(xiàn)了為完美的蜜月安排的純粹好萊塢的不知：房間有紙糊的窗戶，兩邊鑲著竹壁，小旅店伸出到海面上，北齋畫里的波浪在底下?lián)羰幹?hellip;…”

　　再比如他們在北京生活的“豪華”，“在北京，你可以設計你想要的任何東西，花的錢不比在商店買的多。我過著豪華的日子。……裝置整所房子的全部開支大約是100美元，或400—500塊銀元，我們在北京期間，每個月日常生活費用是50美元——而且生活得像王子一樣。……每個月房租15美元，兩個仆人八美元，中國家庭教師費用五美元。……在北京，晚餐至少要有兩種酒，甜味葡萄酒和紅酒。我們得遵守這個習慣。……我由衷地贊成英國人的一個習俗，愛狗和馬。我們的狗是白色的，漂亮的。它的名字叫戈壁，原因是它的祖先來自沙漠……”

　　再比如，在與斯諾結(jié)婚后，海倫仍有不少“追求者”，“我在中國的地位對我極其重要，絕不能毀于一件‘亂七八糟的事’。我必須是凱撒大帝的妻子，純潔又純潔。我可以有幾個‘特殊的關系’，但是條件是無論外表也好，實質(zhì)也好我必須忠誠于丈夫，而且一開始在我的愛慕者腦子里就得樹立這些根本原則。我小心翼翼，航行在正確的航道上，埃德認為理所當然地我會那樣做——但是骨子里卻產(chǎn)生了嫉妒。”

　　這些層面的海倫·斯諾對我們來說是陌生的，因為在我們一般的印象中，斯諾夫婦是中國革命的同情者與報道者，是與苦難深重的中國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這在抽象的意義上并不錯，但我們常常會忽略了，他們是生活在具體現(xiàn)實中的人，他們有著美國人的生活習慣與思維方式，也有著他們所屬的中產(chǎn)階級的道德倫理觀念，在1930年代的中國，他們作為美國人是受到特殊保護的群體，這和中國社會普羅大眾風沙撲面、艱難拮據(jù)的生活方式有著極大的不同。當然，指出這一點并非要否定斯諾夫婦對中國革命的貢獻，恰恰相反，我們是把這些貢獻放在他們所生活的整體環(huán)境之中，這樣在與中國人生活方式的“差異”中，我們就可以更加看出斯諾夫婦的可貴，也可以看到他們作為具體“個人”的豐富性與復雜性，這也正是歷史的迷人之處。

　　盡管有著種種差異，作為追求進步的人士，海倫和斯諾卻熱情參與中國的學生運動與社會活動，也是在《一個女記者的傳奇》中，我才第一次知道，斯諾夫婦不僅與延安、與共產(chǎn)黨有關，他們還與中國現(xiàn)代史上的其他大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二九運動”、西安事變，以及1972年的中美會談。

　　在1935年底爆發(fā)的“一二九運動”中，斯諾夫婦發(fā)揮了獨特而重要的作用。在學生運動爆發(fā)之前，燕京、清華大學的學生領袖黃華、姚依林、龔普生、張兆霖、張淑義、陳翰伯等人，便時常到斯諾家中來，這里成了他們的一個據(jù)點，一個醞釀與討論的中心，也是躲避軍警追捕的避難所。在學生運動中，斯諾夫婦也參與了游行，以他們的特殊身份掩護學生，并且撰寫稿件、翻譯學生運動的宣言在海外發(fā)表，在輿論上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一二九運動”對駐軍在西安的張學良產(chǎn)生了巨大的震動，一些參與運動的青年學生參加了他在東北軍中組建的“青年團”，他們成功地使這位當時中國的二號人物從法西斯主義轉(zhuǎn)變?yōu)?ldquo;反法西斯主義”，他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nèi)”的政策消極對待，與紅軍停戰(zhàn)，接受“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并最終發(fā)動了“西安事變”。

　　“從1935年開始，是這些燕京—清華的學生作了左翼分子和共產(chǎn)黨同西方之間的聯(lián)絡員。他們是1972年和解的工程師，那時是埃德加·斯諾得到了毛澤東允許尼克松總統(tǒng)來北京的承諾，因此‘新中國’—美國的友誼是1935年12月9日在北京誕生的。”

　　在這些影響現(xiàn)代中國命運的重大事情上，我們可以看到斯諾夫婦的身影，在那個風雨如晦的年代，他們仿佛翱翔在驚濤駭浪之上的兩只海燕，是那么矯健。

　　2、

　　進入蘇區(qū)，是斯諾與海倫生命中最具華彩的段落，斯諾1936年到達了保安，海倫則在1937年到達了延安，一路上他們歷經(jīng)艱險，穿越了重重障礙。如果說斯諾進入蘇區(qū)，是在東北軍與紅軍停戰(zhàn)的間隙，他的行動也出乎國民黨政府的意料之外，那么當斯諾的文章陸續(xù)發(fā)表、引起國際上的廣泛關注之后，海倫再一次進入蘇區(qū)，則是難上加難了。另一方面，當時的政治局勢也發(fā)生了重大而微妙的變化，時間正是在“西安事變”之后，“七七事變”之前，蔣介石對待抗日的的態(tài)度尚不明朗，國民黨政府與東北軍、蘇維埃政府之間的關系微妙復雜，而又瞬息萬變。在《一個女記者的傳奇》和《紅色中國內(nèi)幕》中，海倫描述了她進入蘇區(qū)的艱難歷程，這簡直像一篇歷險小說一樣驚心動魄，“……12點45分，墻縫里仍然看不見點香煙的亮光，我的心都沉下去了。但是我可不打算錯過任何機會。我用盡平生之力吸一口大氣，跳出窗外——居然沒有扭傷腳脖子!這天夜里月色特別好，但我以全速跑過樓房和大墻之間的20碼空地時，投下了長長的身影，很容易被人察覺。……可是，我房間的窗子太高，不能再爬回去了，也不會有人來接應我。只有試試這最后一著：我等院子里的巡邏隊一過去，就向大門口沖去，想用命令式的語氣強行通過……我得穿過大院的邊緣，幾次掙脫釘在一邊的鐵絲網(wǎng)，而我那高大清晰的身影，約有十碼長，不住地在明亮的月光下上下晃動，好像故意和我惡作劇……我到了大門入口處，總算沒有讓大樓前的人看見，然后，以莊重的步子走向鐵門。……我一直處于恐怖之中，惟恐招待所門口的警察到里面查問，或是偵探已經(jīng)在追捕我了。我簡直快要放棄一切尋找門路的希望了，這時我忽然看到一輛自行車飛掠而過。‘喂!’我大喊一聲，認出這個人像是我那位朋友。”——正是在這位朋友的幫助下，海倫逃出了層層軍警布下的落網(wǎng)，抵達蘇區(qū)。在四個月之后，當海倫離開蘇區(qū)進入西安時，經(jīng)歷了同樣一番歷險，她還要為這次出逃付出代價。

　　海倫不惜冒著生命危險去搜集素材，最終寫成的《紅色中國內(nèi)幕》(又譯《續(xù)西行漫記》)，究竟是是怎樣一部書呢?我手頭的這本書是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1版，2010年第三次印刷的，而距離海倫1938年9月完成此書，至今已經(jīng)74年了。在這些年中，中國已經(jīng)發(fā)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在《紅色中國內(nèi)幕》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發(fā)生變化的根源與動力。全書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到蘇區(qū)去”描述了海倫到蘇區(qū)之路的艱辛，第二部分“中國蘇區(qū)之夏”、第三部分“婦女與革命”、第四部分“從蘇維埃走向民主”構(gòu)成了全書的主體，描述了海倫對中國共產(chǎn)黨重要人物的采訪，以及她采訪的經(jīng)過，第五部分“中日戰(zhàn)爭”，主要描述的是海倫對當時中日戰(zhàn)爭形勢的分析，海倫在對蘇區(qū)采訪的基礎上，確定了中國必將勝利的判斷，同時她也指出中國必勝的前提是變單純的政府抗戰(zhàn)為“全民抗戰(zhàn)”，這是極具見識的，需知她去采訪時，蔣介石政府尚未開始全面抗戰(zhàn)，而她完成此書時，抗戰(zhàn)正處于最初的困難時期，國民黨軍隊節(jié)節(jié)敗退，華北、華東的大城市陸續(xù)淪陷，像她這樣在中日力量對比中鳥瞰全局的分析與判斷，頗具穿透歷史的洞察力與預見性。

　　當然書中最重要的是主體部分，在這三章中，海倫從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各方面介紹了蘇區(qū)的狀況，尤為重要的是，她提供了34篇中共重要領導人的“小傳”，包括朱德、周恩來、蔡暢、徐向前、葉劍英等，這對斯諾的《西行漫記》是一個極大的補充(《西行漫記》中只有毛澤東、賀龍等少數(shù)幾個人的“小傳”)，可以讓人們更為清晰、豐富地了解蘇區(qū)的整體情況，也讓共產(chǎn)黨重要領導的個人形象更多地為人所知。海倫之所以能夠采訪到這么多共產(chǎn)黨的高級領袖，一是當時正值中日戰(zhàn)爭的關鍵時期，很多軍隊的領導人回到延安來開會;二是毛澤東、朱德等人高度重視她的來訪，在她到延安的第二天，就親自到她的住處去看望，為其他人接受采訪樹立了榜樣。這些人物“小傳”， 可以讓我們從這些領袖個人經(jīng)歷的角度理解中國革命，更加形象、具體，更具說服力。這些“小傳”的價值可以體現(xiàn)在這樣一件小事上，當1970年代海倫再次訪問中國時，她發(fā)現(xiàn)當時關于朱德“個人經(jīng)歷”的描述，仍沒有超出當年她的記述。

　　關于海倫采訪朱德，還有一件軼事，當時美國著名左翼作家史沫特萊也住在延安，她特別崇拜朱德(后來著有以朱德為主人公的《偉大的道路》)，曾對海倫采訪朱德大發(fā)雷霆。多年之后，海倫見到朱德時還談到此事，“你記得史沫特萊發(fā)現(xiàn)你把自己的經(jīng)歷簡要地講給了聽了的時候，她發(fā)了多大的脾氣嗎?她對你非常崇拜，所以不愿意讓任何別的外國人寫你。聽到海倫這番話，朱德朗聲笑道：‘是這樣’。海倫又解釋說：當年史沫特萊毫無顧忌地對總司令大發(fā)雷霆，怪他不該在我剛到(延安)不久就把自己的經(jīng)歷講給我聽了——他的生平當然是我爭取搞到手的第一個目標。史沫特萊的一通埋怨使朱老總大為驚訝。在延安，誰也不懂什么叫搶新聞，也不明白她何以希望完全壟斷朱德生平的報道。她對我特大動肝火，不過我并沒有把自己的參訪本撕掉，盡管我同史沫特萊是好朋友，我很理解她的憤怒。”

　　或許是身為女性，相比于《西行漫記》，海倫在《紅色中國內(nèi)幕》中更加關注婦女問題，她不僅專門介紹了向警予、蔡暢、劉群先、康克清、丁玲等重要人物的傳奇經(jīng)歷，而且對“紅色共和國的婦女”的群像和她們的生活狀態(tài)做了描繪，她認為在蘇區(qū)婦女的地位大大提高，在政府部門、群眾組織、各生產(chǎn)部門甚至軍隊中都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當紅星像一顆彗星在中國西北大地的上空掠過時，當?shù)貗D女所受的震動最大，她們從沉睡中覺醒，更重要的是一個嶄新的世界展現(xiàn)在她們面前。”

　　與《西行漫記》一樣，《紅色中國內(nèi)幕》在海內(nèi)外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此書1939年在紐約出版后，《紐約先驅(qū)論壇》便在頭版發(fā)表評論稱贊，“她有寫游記的天賦，有這種以殷實材料，源源不斷地敘述幽默風趣、五彩繽紛的奇聞軼事的天賦”，該書“富有戲劇性，有聲有色，充滿激情，有新的材料，應當使它成為一本暢銷書”，武際良在《海倫·斯諾與中國》一書中說，“……胡愈之，又立即將海倫的書稿組織翻譯成中文，并把這本書秘密帶往香港、新加坡、印尼等地在廣大華僑、華人中廣為傳播，引起了巨大的反響。許多華僑青年讀到這兩本書，返回祖國奔赴延安，走上抗日救國前線。”

　　1972年海倫重返中國時，在湖南遇到過一位當年讀過此書的年青人，“李振軍是一位老革命。他腋下挾著一本破舊的書，請海倫親筆簽名。海倫把書接過來一看，是一本中文版的《續(xù)西行漫記》。李振軍隊她說：‘我做夢都沒有想到我能夠見到你。很久以前，我讀了你的書，寫得很成功，很漂亮，我看到了里面的照片。這本書不同于其他書，這是一本經(jīng)典著作。我在延安抗大學習過，我一直把你的書帶在身邊，讓別人讀，一直很好地保存著，后來又讓我的孩子讀。我從延安到了冀北，一直作戰(zhàn)。每當我們追擊日寇時，我總是把你的書放在一個特別的地方。我把它藏在一戶貧農(nóng)哦家里，打完仗回來再取它。’……聽了李振軍的這一席話，海倫大為感動，她說：‘去延安，寫那一本書，只為像你這樣的一個人去讀，也是值得的。許多年來，沒有什么比我看到你拿著這本破舊的書使我更高興的了。’”

　　作為一個作者，海倫是幸福的，而此書也使她與中國結(jié)緣，成為最著名的中國的報道者之一。即使在今天閱讀此書，我們?nèi)匀粫闀辛髀冻龅膶χ袊\的關心、對人類解放與正義事業(yè)的熱情所感動。在讀這本書時，我心中時常會閃現(xiàn)出兩個似乎矛盾的形象，一個是時髦的美國女郎，一個是苦難深重的中國及奮發(fā)進取的共產(chǎn)黨人群像，后者是由前者表述出來的，我想海倫的重要性或許也正體現(xiàn)在這里，她的身份與形象，使中國蘇區(qū)的故事在美國與世界、在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中更容易傳播與接受，而她之所以如此去蘇區(qū)采訪，恰恰是為共產(chǎn)黨人的理想與文化所吸引，這看似一個悖論，卻讓我們看到了一種奇妙的力量。

　　3、

　　1949年海倫與斯諾離婚，在不少中國人看來，似乎是難以理解的，兩個人看上去那么和諧，又有共同的事業(yè)，怎么會那么輕易就分手了呢?事實上，1937年海倫返回北京后，一直與斯諾并肩作戰(zhàn)，兩人各自出版了《西行漫記》與《紅色中國內(nèi)幕》，并與路易·艾黎一起發(fā)起了“工合運動”，倡導工業(yè)合作社以支援中國抗戰(zhàn)。1942年，海倫和斯諾先后回到美國，像英雄和電影明星一樣受到了極大的歡迎。但是他們各自忙于事業(yè)，聚少離多，長時間不生活在一起，斯諾寫到，“我同尼姆(海倫的筆名)在美國重逢時，愛情的影子已經(jīng)從我們的眼睛里消失了。互相違約而不是互相信任，是問題的焦點;我們見面時，不再是清透清河，而是反目相眥。重溫舊好的努力全部付之東流。”1945年，他們兩人正式分居，斯諾在日記中寫道，“只要遇到理想的女性，我想盡快地再結(jié)婚，生幾個孩子，有一所有孩子的住宅，有農(nóng)場，有花園，但是，我還沒有遇見最合適的女人。”1946年春，斯諾邂逅了女演員洛伊絲·惠勒，很快墮入愛河。“1947年2月的一天，斯諾從國外采訪回來，他提著旅行箱回到麥迪遜。當他悄悄地站在小農(nóng)舍的后門口時，聽見屋里傳出海倫正在埋頭寫作，飛快地敲擊著打字機鍵盤的咔噠、咔噠聲，他猶豫著，幾次舉手想敲門，卻又放下手來。最終斯諾邁著沉重的步子悄然離去，從此再也沒有回來。”1959年，斯諾舉家離開美國，遷往瑞士居住，1972年在日內(nèi)瓦的家中病逝。

　　海倫與斯諾離婚后沒有再婚，一直居住在麥迪遜那所小房子中。對于離婚，她雖然不無遺憾，但也接受了，多年之后，她寫到，“我想到這兩個20多歲的年輕人——他們多么勇敢，他們向人們要求的，甚至他們相互之間要求的，是多末少，而他們獻出的，又是多末多!他們從不提起，連他們之間也不提。這個經(jīng)驗應有比1949年離婚更好的結(jié)尾，可是這樣的結(jié)尾已寓在其中。沒有委婉動人的情節(jié)，沒有悲劇，沒有沖突，沒有善與惡的斗爭，哪有好的戲劇呢?”《海倫·斯諾與中國》中分析，“海倫和斯諾在思想觀念上對中國的事情志同道合，是在事業(yè)和工作上富有合作精神的令人羨慕的一對夫妻。他們都獨立思考，目光敏銳，眼界開闊，有事業(yè)心，工作上配合默契。……但是，他們各自的性格、氣質(zhì)、作風和對個人生活上的理念和態(tài)度上卻相去甚遠。海倫熱情好動，喜歡交際，愛爭論，心直口快，做事麻利，追求事物的完美，并有點爭強好勝;斯諾則生性文靜，思考縝密，做事從容不迫，為人隨和，有風度，個人生活隨意，不修邊幅，喜煙嗜酒，在小事上漫不經(jīng)心。他們結(jié)婚十多年而始終未能磨合，誰也不想改變自己。這使他們的關系越來越緊張，時常發(fā)生爭吵，最終只好分手。”

　　此后，海倫一直生活在美國，在1950年代麥卡錫主義甚囂塵上時，她由于與中國共產(chǎn)黨的密切關系，曾受到美國國會非美活動調(diào)查委員會的調(diào)查，她的生活一直也很清貧。在寫作之外，她沒有正式職業(yè)，數(shù)十年她寫作了近50部書稿，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與中國相關的，但是能夠公開出版的很少，她靠為別人查家譜增加一點收入，但也很有限。1972年中美會談之后，中美兩國的關系逐漸正常化，海倫于1972—73年、1978年兩次重返中國，受到了中國領導人的接見，她曾經(jīng)采訪過的共產(chǎn)黨人此時已成為了中國的領導者，朱德、康克清、鄧穎超等人與她親切會談，毛澤東、周恩來等人與她有書信來往，她也被視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之一。更具傳奇性的是，1979年鄧小平訪美期間，她將一張毛澤東的紙條贈送給了鄧小平，那是1937年海倫離開延安時，毛澤東親筆寫給任弼時、鄧小平的紙條，內(nèi)容是請當時在前線的他們給海倫以幫助。

　　在這里，需要提及的是，海倫來中國的旅費是她自己籌措的，“黃華曾向海倫提出，中國有關部門愿意為她負擔整個旅行的一切費用，海倫謝絕了老朋友的盛情。她說：不論是埃德加·斯諾還是我，從不接受任何政府或團體一分錢，如果接受了，我就失去了讀者，我們是獨立思考者。”海倫長期生活貧困，生活拮據(jù)，為籌措旅費變賣了不少自己的心愛之物，但是在她身上，我們也看到了一個知識分子最可寶貴的品質(zhì)，這也是海倫讓人欽佩的重要原因。

　　《一個女記者的傳奇》初版于1984年，是海倫對自己在中國的歲月的回顧，這部作品的引人入勝之處在于，它既講述了海倫個人的故事，也講述了中國的故事，讓我們從一個不同的角度去重新看待中國歷史與中國革命。在這部書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一個外國人的視野，在談到相關事物時，海倫總會以西方文化中的人物與事物做譬喻，比如在寫到彭德懷時，她說，“他在紅軍中是最出名的最清教徒式和苦行僧式的人，奧利弗·克倫威爾和彭比起來，這方面還是大有遜色的”，再比如，“所有關于中國共產(chǎn)黨的謊言和懷疑猶如耶利哥的城墻在真理的號角中倒塌了，這真理就是一篇報道”，在今天我們很少看到這樣的比較和比喻，海倫的獨特視角給我們帶來了一種新的眼光，而“戴維以一種家長式的目光打量每一個人。五個人圍坐一圈黑發(fā)的頭都向前俯著，幾乎碰在一起成一個圓圈，緊張地低聲談論著”，描述的則是一二九運動中學生領袖的秘密會議，這里的戴維是當時24歲的俞啟威，如果不了解背景只讀此段文字，或許會以為在讀外國小說，這樣的陌生感來自于海倫看待中國的眼光——她是在以西方文化的眼光看待中國，而我們通過她的眼光看待熟悉的中國，也獲得了一種新鮮感。

　　關于這本書，還有一個小故事，此書在美國出版后，銷路不好，“只有對中國有興趣的人才肯買一本，還有2500冊積壓在倉庫里，莫諾公司已將書的原價17.85美元降價為3美元，如果再賣不出去，就只好做紙漿了。海倫很著急，她寫信給安慰，問可否為西安地區(qū)買一些，‘中國人拿到英文版做何用?也許可以作為課堂教材或課外讀物，它是一本旅游指南性的工具書’。”這本書當然不只是“旅游指南”，而是記述了海倫的青春歲月及其與斯諾的愛情、與中國革命的淵源，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當年海倫生活的困窘。我手中的這一本，是新華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中文本，印刷了17000冊，但定價只有2.15元，不知當年是否付給了海倫版稅，也不知這能否緩解她的困境?但這本裝幀樸素也已泛黃的舊書，卻為我打開了一扇通向海倫的窗口。海倫還有不少著作出了中文版，如《中國為民主奠基》、《中國新女性》《七十年代西行漫記》、《重返中國》、《毛澤東的故鄉(xiāng)》等，一位海外研究者說，“海倫是幸福的，她的書在美國未能出版，在中國卻一本接一本地出版，這對海倫晚年孤寂的心，是多么大的安慰啊!”但是海倫還有一些手稿未能出版，“其中不乏當年訪問紅區(qū)的一些口述實錄，是彌足珍貴的第一手資料”，我們希望看到這些珍貴的史料能夠早日在中國出版。

　　我手中還有一本斯諾編輯的現(xiàn)代中國小說集《活的中國》，這是海倫協(xié)助斯諾在1936年編選的，書中收錄了魯迅、柔石、茅盾、丁玲、巴金、沈從文、蕭乾等人的短篇小說，向海外推介現(xiàn)代中國進步作家的作品。海倫還為此書寫了一篇《現(xiàn)代中國文學運動》介紹五四以來中國文學的發(fā)展，斯諾在序言中評價此文說，“作者是研究現(xiàn)代中國文學藝術(shù)的權(quán)威。此文是在對原著作了廣泛而深入的調(diào)查研究的基礎上寫的，執(zhí)筆之前又曾同中國幾位最出色的文學評論家商榷過。我相信這是第一次用英文寫成的全面分析的探討。”在1983年出版的這本中文版的序中，蕭乾說，“文中盡量詳細而具體地揭露了、義正詞嚴地聲討了國民黨反動派對左聯(lián)作家的迫害和血腥鎮(zhèn)壓，……不管文章有多少錯誤，她的出發(fā)點是明確的：為了使世界進步人士了解、注意并重視中國新文藝運動。”

　　海倫于1997年去世。在那之前，她獲得了來自中國的一些榮譽，也在她的小屋中接待了很多中國朋友。海倫對中國始終飽含深情，她在《永恒》一詩中寫到：“我愿在墓中面向東方，那是太陽升起的地方。”在去世之前，海倫曾有一個心愿，想將她與斯諾在中國的經(jīng)歷拍攝成一部故事片，但是這個計劃卻沒有實現(xiàn)，原因一是在美國籌措資金十分困難，二是斯諾后來的妻子洛伊絲拒絕合作，她想拍自己的片子。在中美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的今天，我想如果以海倫與斯諾在中國的故事拍攝一部影片，將會是極富歷史價值與象征意義的，這是一部真正傳奇性的“史詩”：兩個美國青年在1930年代來到苦難深重的中國，以他們的敏銳與正義感尋找到了改變中國命運的動力，并融入了中國革命之中，而他們之間的愛情故事又是那么動人心魄、蕩氣回腸。我想這樣的影片，將會最終完成海倫的心愿，也將會為我們呈現(xiàn)一個更加真實的中國——一種不同于《金陵十三釵》、《南京，南京》、《一九四二》等影片的“活的中國”，我想這將會是一部具有社會與市場效益的“中國大片”。當然相對于海倫所給予中國的，我們所回報給她的還是太少，我想，只有更多中國青年像當年的海倫與斯諾一樣，為正義而奔走，甚至超越國族的界限，超越自身的局限，才能使他們真正感到欣慰。

　　本文主要參考資料

　　海倫·福斯特·斯諾《一個女記者的傳奇》

　　尼姆·威爾斯《續(xù)西行漫記》(又譯《紅色中國內(nèi)幕》)

　　武際良著《海倫·斯諾與中國》

　　孫華主編《埃德加·斯諾：向世界見證中國》

　　埃德加·斯諾編《活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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