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和捐稅（上）

    西北大災荒曾經持續約有三年，遍及四大省份，我在一九二九年六月訪問蒙古邊緣上的綏遠省的幾個旱災區。在那些年月里究竟有多少人餓死，我不知道確切的數字，大概也永遠不會有人知道了；這件事現在已經被人忘懷。一般都同意三百萬這個保守的半官方數字，但是我并不懷疑其他高達六百萬的估計數字。

    這場災難在西方世界幾乎沒有人注意到，甚至在中國沿海城市也是如此，但是有少數幾個中國國際賑災委員會的勇氣可嘉的人，為了搶救一些災民，冒著生命的危險到這些傷寒流行的災區去。他們中間有許多中國人，也有一些外國人如德懷特·愛德華茲、O.J.托德和一個杰出的老醫生羅伯特·英格蘭姆。我有幾天同他們一起，走過許多死亡的城市，跨過一度肥沃、如今變成荒蕪不毛之地的鄉野，所到之處無不感到怵目驚心。

    我當時二十三歲。我想我是到東方來尋找“東方的魅力”的。我以為自己是個冒險家，那次綏遠之行就是那樣開始的。但是在這里，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驀然看到了人們因為沒有吃的而活活餓死。我在綏遠度過的那一段惡夢般的時間里，看到了成千上萬的男女老幼在我眼前活活餓死。

    你有沒有見到過一個人--一個辛勤勞動、“奉公守法”、于人無犯的誠實的好人--有一個多月沒有吃飯了？這種景象真是令人慘不忍睹。掛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著皺折；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的每一根骨頭；他的眼光茫然無神；他即使是個二十歲的青年，行動起來也象個干癟的老太婆，一步一邁，走不動路。他早已賣了妻鬻了女，那還算是他的運氣。他把什么都已賣了--房上的木梁，身上的衣服，有時甚至賣了最后的一塊遮羞布。他在烈日下搖搖晃晃，睪丸軟軟地掛在那里象干癟的橄欖核兒--這是最后一個嚴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來曾經是一個人！

    兒童們甚至更加可憐，他們的小骷髏彎曲變形，關節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滿了樹皮鋸末象生了腫瘤一樣。女人們躺在角落里等死，屁股上沒有肉，瘦骨嶙嶙，乳房干癟下垂，象空麻袋一樣。但是，女人和姑娘畢竟不多，大多數不是死了就是給賣了。

    我并不想要危言聳聽。這些現象都是我親眼看到而且永遠不會忘記的。在災荒中，千百萬的人就這樣死了，今天還有成千上萬的人在中國這樣死去。我在沙拉子街上看到過新尸，在農村里，我看到過萬人冢里一層層埋著幾十個這種災荒和時疫的受害者。但是這畢竟還不是最叫人吃驚的。叫人吃驚的事情是，在許多這種城市里，仍有許多有錢人，囤積大米小麥的商人、地主老財，他們有武裝警衛保護著他們在大發其財。叫人吃驚的事情是，在城市里，做官的和歌妓舞女跳舞打麻將，那里有的是糧食谷物，而且好幾個月一直都有；在北京天津等地，有千千萬萬噸的麥子小米，那是賑災委員會收集的（大部分來自國外的捐獻），可是卻不能運去救濟災民。為什么？因為在西北，有些軍閥要扣留他們的全部鐵路車皮，一節也不準東駛，而在東部，其他國民黨將領也不肯讓車皮西去--哪怕去救濟災民--因為怕被對方扣留。

    在災情最甚的時候，賑災委員會決定（用美國經費）修一條大渠灌溉一些缺水的土地。官員們欣然合作--立刻開始以幾分錢一畝的低價收購了灌溉區的所有土地。一群貪心的兀鷹飛降這個黑暗的國家，以欠租或幾個銅板大批收購饑餓農民手中的土地，然后等待有雨情后出租給佃戶。

    然而那些餓死的人大多數是在不作任何抗議的情況下死去的。

    “他們為什么不造反？”我這樣的問自己。“為什么他們不聯成一股大軍，攻打那些向他們征收苛捐雜稅卻不能讓他們吃飽、強占他們土地卻不能修復灌溉渠的惡棍壞蛋？為什么他們不打進去大城市里去搶那些把他們妻女買去，那些繼續擺三十六道菜的筵席而讓誠實的人挨餓的流氓無賴？為什么？”

    他們的消極無為使我深為迷惑不解。我有一段時間認為。沒有什么事情會使一個中國人起來斗爭。

    我錯了。中國農民不是消極的；中國農民不是膽小鬼。只要有方法，有組織，有領導，有可行的綱領，有希望——而且有武器，他們是會斗爭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證明了這一點。因此，在上述這種背景下，我們得悉共產黨人在西北特別受人民歡迎，是不應該感到奇怪的，因為那里的情況對于農民群眾來說同中國其他地方一樣，都沒有根本的改善。
 
二
    死亡和捐稅（下）

    這方面的事實已經等到你萬萬沒有想到的一個人士的生動的證實，我在這里指的是斯坦普爾博士①所提出的精彩報告，他是國際聯盟派赴南京擔任顧問的著名的衛生專家。他的材料是這方面最精彩的材料。斯坦普爾博士最近在陜西和甘肅省的國民黨統轄區進行了考察，他的報告所根據的材料除了是向他提供的官方材料以外也有他本人的觀察。

    他指出在“公元 前二百四十年據說有一個名叫鄭國的工程師”在中華民族的搖籃、歷史上有名的陜西渭水流域“修筑了一個能灌溉近一百萬英畝土地的灌溉網，但是后來年久失修，水壩崩塌，雖然經常修筑了新的工程，到清朝末年（一九一二年），灌溉面積只有二萬畝不到”——約三千三百英畝！他弄到的數字證明，在大災荒期間，陜西有一個縣，死的就有百分之六十二的人口 ；另一縣死的有百分之七十五；如此等等。據官方估計，單在甘肅一省就餓死二百萬人——約占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二十。要是官廳禁止囤積糧食 ，交戰的軍閥沒有干擾賑濟物資的運輸的話，這些人有許多是可以不死的。

    這里引述一段這位日內瓦來的調查人員關于紅軍到達以前在西北見到的情況的話：

    在一九三〇年災荒中，三天口糧可以買到二十英畝的土地。該省[陜西]有錢階級利用這個機會購置了大批地產，自耕農人數銳減。中國國際賑災委員會的芬德萊·安德魯先生一九三〇年報告中的下述一段話充分說明了該年的情況：
    “……該省外表情況比去年大有改善。為什么？因為在甘肅省內我們工作的那一地區，饑餓、疾病、兵燹在過去兩年中奪去了大量人口，因此對糧食的需求已大為緩和。”

    許多土地荒蕪，許多土地集中在地主官僚手中。特別是甘肅，有“數量大得驚人”的可耕而未耕的大批土地。“一九二八到三 〇年災荒期間，地主極其廉價地收購了土地，他們從那時候起就靠修筑渭北灌溉工程而發了財”。

    在陜西，不付土地稅被認為是件體面的事，因此有錢的地主一般都免稅……特別可惡的一件事是征收在災荒期間外出逃荒的農民在此期間積欠的稅款，在欠稅付清之前，他們被剝奪了土地所有權。

    斯坦普爾博士發現，陜西的農民（顯然不包括地主，，因為他們“一般免稅”）所付土地稅和附加稅達收百分之四十五左右，其他捐稅“又占百分之二十”；“不僅捐稅如此繁重驚人，而且估稅方式也似乎很隨便，至于征收方式則浪費、殘暴，在許多情況下貪污腐敗。”

    至于甘肅，斯坦普爾博士說：

    “在過去五年內甘肅稅收平均超過八百萬……比中國最富饒的、也是收稅最重的省份之一浙江還重。也可以看到，這種稅收的來源，特別是在甘肅，不止一兩種主要的捐稅，而是名目繁多的許多雜稅，每種收集一筆小款，幾乎沒有一種貨物，沒有一種生產或商業活動不收稅的。人民實際所付稅款要比公布數字還高。首先，收稅的可以從所收稅款中保留一份--有時極大的一份。其次，除了省政府、縣政府所收稅款以外，還有軍方領導人所征的稅，官方估計這在甘肅省約一千多萬。②
    造成人民負擔的另一個原因是地方民團，這本來是為了防范土匪而組織的，在許多情況下已墮落為魚肉鄉里的匪幫。”

    斯坦普爾博士引證的數字表明，民團的維持費達地方政府總預算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當然，在維持大規模正規軍的負擔之外，再加上這一筆負擔是很可觀的。據斯坦普爾博士說，正規軍的維持費占去了甘肅陜西兩省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我在陜西遇到的一個外國傳教士告訴我，他有一次曾經跟著一頭豬從養豬人到消費者那里，在整個過程中，看到征六種不同的稅。甘肅的另外一個傳教士談到，他看見農民把家里的木梁拆下來（在西北木料很值錢）運到市場上去賣掉來付稅。他說，甚至是有些“富農”，雖然在紅軍到達之初態度并不友好，但也是無所謂的，而且認為“隨便什么政府都不會比原來那個更壞”。

    但是從經濟上來說，西北絕不是個沒有希望的地方。它的人口不多，許多土地都很肥沃，要生產大大超過消費，是輕而易舉的事，只要改進灌溉系統，它的一些地方很可能成為“中國的烏克蘭”。陜西和甘肅有豐富的煤礦。陜西還有一點石油。斯坦普爾博士預言，“陜西，特別是西安附近的平原，很可能成為一個工業中心，其重要性僅次于長江流域，只需把煤田用來為自己服務就行了。”甘肅、青海、新疆的礦藏據說非常豐富，很少開發。斯坦普爾博士說，單是黃金，“這一地帶很可能成為第二個克朗代克。③”

    這里，肯定地說，存在著早已成熟的實行變革的條件。這里，肯定地說，存在著人們要起來反對的東西，即使他們還沒有斗爭的目標！因此，當紅星在西北出現時，無怪有千千萬萬的人起來歡迎它，把它當作希望和自由的名勝征。

    但是紅軍究竟是不是好一些呢？

①見斯坦普博士著《西北各省與其發展前途》，由國家經濟委員會非公開出版（一九三四年七月南京）。不幸，像斯坦普博士和國聯其他調查華南和華中的專家的許多說明問題的報告一樣，這本書沒有公開發行。
②這是個保守的估計，因為它沒有提到甘肅和陜西兩省軍方主要的非法稅收——多年以來一直是鴉片稅。西安府給我的數字表明，馮玉祥將軍控制這一帶時，每年可從這一來源得到八千萬元。從那時以后，此數無疑已大為減少，那是由于南京鴉片專賣的競爭，但仍每年有好幾百萬。
③在加拿大西北邊境，上世紀末曾發現金礦。——譯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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