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讀《毛澤東文藝論集》，其中提到人的階級區分，不只是源于“出身”，亦且源于所受到的“教育”，我覺得甚是，張維迎便是很典型的一個例子。所以對于底層的人來說，如何才能不“忘本”，不被“統治階級”的思想俘獲，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現在教育的基本功能是喚起人們對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幻想”，讓人追求有房有車的生活，追求精英的話語權與身份、地位，連一些出身底層的人也是如此，全然拋棄了對自身處境的清醒認識，對自己父母、家鄉的關切與同情，這是很可悲的。現在的大學生所追求的大多是這樣的生活，連一些“打工詩歌”也充斥著這些不切實際的想法。而我自己，亦經歷了這樣的思想階段，是很值得反省的。前幾天，祝老師講到現在不論是貪官還是民工，對“家庭”還都是認同的，而一旦“個人主義”極端發展，如果連“家庭”這個共同體都被拋棄，每個人都成為一個個原子化的個體，在資源有限的環境中進行惡化、盲目的競爭，那么社會的前景是極為可怕的。

　　前一段時間看伍迪·艾倫的〈賽點〉，講的是一個下層青年奮斗的故事，類似于《紅與黑》、《美國的悲劇》和《罪與罰》，影片的故事與風格都極為簡潔，與伍迪·艾倫以前的電影大相徑庭，我所感興趣的是，一個下層的青年，為什么就那么容易被資本主義的邏輯所俘獲？為什么就那么容易進入對金錢、美女和身份地位的追逐？影片沒有提供答案，但故事本身是有意味的。在這類故事中（還包括巴爾扎克的《幻滅》，路遙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等），最為深刻的是《罪與罰》，它所探討的一個核心是：一個人能否犧牲一個也許毫無用處的人，去成就一番可能的大事業？經過痛苦與反復的思索，它所得出答案是否定的。它背后的思想資源是東正教，中國自古以來也有“大同理想”和相互扶助的傳統，這在當今是很值得闡發的。

　　又，討論《我們走在大路上》時，一個經常的疑問是：這個戲的對象是白領和小資產階級，對真正的勞苦大眾實際上有什么用呢？我覺得，現在不論是文化還是教育，都充滿著中產階級的幻想，在這樣的“文化生態”下，出現這樣的戲劇還是很有意義的。列寧對“兩種文化”的區分并沒有過時，只有通過對“統治階級思想”的批判，“被統治階級”的思想才能浮現出來，只有取得了“文化領導權”（葛蘭西意義上的），“被統治階級”才能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處境和世界的本來面目，才能擺脫那些花花綠綠的“幻想”，腳踏實地地做自己該做的事情；也才能使出身于底層的青年，不會那么輕易地忘本，那么輕易地被俘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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