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銘：文學時代的回歸

2009年12月03日 世紀經濟報道

文學重新成為中國經濟政治討論的中心話題，《蝸居》走出了標志性的一步。這是新的時代將要來臨的信號。對于流行經濟法律領域二十余年的“程序正義”而言，文學浪潮復興意味著以社會爭論為基礎的價值倫理判斷的強勢回歸。在滔滔民意推擁之下呈現的價值倫理訴求，蘊藏了重塑中國市場法治道路的強大動能。

《蝸居》在藝術上并不見得有多成功，它也并沒有太明確地宣揚某一種價值追求，而是著重于“實錄”今天發生的事情。用以前的詞語，它是一部現實主義或者批判現實主義的電視劇。它點到了這個時代和社會的癢處與痛處（房奴、二奶、貪腐等現象），從圍繞現實的困惑中刺激出有關價值和倫理的爭論。這些爭論比這部電視劇更有意思。

這些爭論的要點不在于如何確認現實（部分現實大概就是這個樣子），而在于如何判斷和評價這樣的現實。而這種爭論的涌現，則使得價值倫理問題從現實中從突圍，成為中心問題，并且反過來從價值倫理的角度對現實提問。把事實留給自己，把判斷留給觀眾（其實也是挑戰觀眾），這是導演和編劇聰明的地方。不引來爭議，哪來收視率和市場影響力。《蝸居》被熱捧以及這類電視劇存在可持續發展的空間，將吸引中國的電視劇投資和創作者紛紛跟進，拿出更多的作品。而這一浪潮的客觀效應，則將推動價值倫理問題浮出水面。

這類電視劇的出現需要時機，那就是，社會結構在經歷劇烈變動之后開始有凝固和定型的態勢。在社會處于不斷的急劇變動的時候，社會大眾急于了解變動的方向，電視劇（它們必須為普通家庭和民眾服務，不像電影那樣熱衷于國際認可）只需順應潮流敘述現實動態。而在現實社會逐漸趨向板結的時候，也就是社會大眾越來越感到無可奈何、爭論也越來越多的時候，原來的路子就難吸引觀眾了。這個時候就需要在那些已經引起關注和爭論的點上做文章，把這些熱點的狀況亮出來，吸引觀眾進一步關注和爭論。“房奴”問題就是這樣的點。

事實上，近年來在小說和電視劇創作領域，自覺的介入已經有不少。一類是被稱為“新反思文學”的一批現實主義小說，如曹征路的《那兒》、《問蒼茫》，以及王躍文的《蒼黃》，等等。它們沒有像《蝸居》這樣引起社會廣泛討論，但呈露出文學介入現實的時代重新到來的動向。另一類是一大批對信仰等問題有自覺關切的電視劇（特別是歷史劇）引起社會關注，它們與社會的互動能力已經大大超過目前的電影創作，如《士兵突擊》、《人間正道是滄桑》、《潛伏》等等。

如果了解“文化”在“五四”運動以來的中國的重要地位，就能了解目前的文學介入現實的潮流興起所意味的重大社會變遷。文學和哲學的邊緣化是1990年代的事情，隨之而起的是市場法治話語的霸權時期。現在，被放逐的倫理問題、社會矛盾等等問題重新回到社會輿論的中心，重新與公眾的倫理價值意識和同情心展開密切互動，這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確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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