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動與理論：哈貝馬斯批判

　　——《資本論》中的歷史唯物主義問題　　

　　許光偉

　　(江西財經大學研究員)

　　此文紀念《資本論》首版150周年

　　載《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6年第4期   第25-35頁

　　【摘  要】《資本論》文本的一個突出的特質是表達行動內涵。《資本論》中的行動理論在意蘊與模式上和標準的社會學理論相比，特質規定是豐富的階級實踐工作內涵。這種研究具象出“實踐態的歷史唯物主義”。與之類似但內涵邏輯殊異的是哈貝馬斯努力建構的“交往行動的理論”。后者和經濟學上的新制度主義理論廢墟相類似，其帶來了哲學上的“科斯問題”：試圖從行動圖型上抹掉“生產關系－交往關系”的構造。這是對行動與理論統一關系的嚴重背離。在具體理論構建上：哈貝馬斯的問題還在于過多強調了交往和其他行為模式的差別，而較少注意它們的結合和統一；與之相反，通過運用“整體范疇”，各種行為模式在《資本論》中是藝術地結成一體的。因此，是否追詢“行動如何可能”，從而實現階級、行動、理論科學的實踐統一，是馬克思和哈貝馬斯在理論認識生產方面的一個根本不同。

　　【關鍵詞】《資本論》;行動;理論;階級;科學;歷史唯物主義;實踐;批判

　　【基金】2015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資本論》與中國經濟學實踐創新研究” (15YJA790073)

　　“四卷結構”使《資本論》成為一體例完備的作品，毫不夸張地說，這得益于馬克思的基于階級行動圖景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理論，得益于其對科學性與階級性的“嚴謹統一”的處理。這使得《資本論》作為關于“歷史經濟”之記述系統，和社會學理論——關于全體行為的規范性認識的理論——是邏輯兼容的。認真梳理《資本論》的邏輯可以發現，馬克思是由主客觀統一的行動范疇界定與刻畫“資本運動”及其過程的，即運用“事的科學”的學科門類歸類法和過程分析之基本筆法。與之相反，“交往行動”理論建構行為和主張正在悄然破壞這一學術傳統，不可否認，哈貝馬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重建”帶來的是世界級別的錯誤影響。對此，我們必須鄭重地聲明：歷史唯物主義雖然不是普通觀念中的科學唯物主義，但也決不是可以任意庸俗化的行為主義、實證主義或任何形式的功利或實用主義;并且作為“行動主義”，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富有的積極內涵是統一了歷史、階級、實踐和行動，使之落實為有關于人類文明規劃的大寫字母意義的“概念”。一言以蔽之，其首要的是作為“行動理論”，而不是“知識理論”。①

　　在工作意蘊上，此種大寫意義的“邏輯構造”旨在消除具體科學之各自畫地為牢，通過對學科批判工作的指導，有效服務現實，實現階級、行動、理論科學的社會實踐意義的統一。為再現馬克思定格在《資本論》中的完整工作，我們從中特別地擷取有關“歷史唯物主義問題”予以闡述，用以和哈貝馬斯的理論相對照，凸顯二者的“同”和“不同”，尤其是后者，希望對有志于研究《資本論》邏輯者有諸多裨益。現把主要觀點分述如下。

　　一、引論：哈貝馬斯在社會科學領域內的貢獻與不足

　　哈貝馬斯是當今享有盛譽的世界級作家，被譽為“當代的黑格爾”。但哈貝馬斯和黑格爾終究是不同的。②按下此中爭議不表，其實，哈貝馬斯的理論貢獻可用他的一部著作的名稱代表：“交往與社會進化”。看來哈貝馬斯是希望根植于市民社會中，完成這樣的新型哲學的社會學理論實踐：“哈貝馬斯提出了批判的社會理論的設想。這個理論是經驗的、科學的，但又不能還原為經驗-分析科學;是哲學的，但是在意義上而不是在沒有任何前提的‘第一哲學’的意義上;是歷史的，但又非歷史主義;是實踐的，但是在以解放為方向的政治實踐意義上，而非技術-管理控制的意義上。”如此，“哈貝馬斯的結論是，如果社會系統分析確如以上建議的那樣將歷史-釋義學的測度和批判的測度合為一體，那么它將再也不能被理解為一種直接形式的經驗-分析科學，而不得不轉化為以歷史為指向、同時又帶有實踐意圖的社會理論。”(參閱哈貝馬斯：《交往與社會進化》，張博樹譯，重慶出版社，英譯本序，1989年，第1-10頁)

　　在以上提到的這部作品中，哈貝馬斯實質性地提出“重建”的研究方案(一個三層次并列的研究方案)：基礎層次——關于交往的一般理論(普遍語用學的發軔和作用范圍);中間層次——關于一般的社會化理論(交往性資質發展理論);最高層次——關于社會進化的理論(歷史唯物主義的全面重建)。哈貝馬斯的巨大理論成就在于恢復了馬克思的“行動理論”研究傳統，一個突出貢獻是，他堅持一貫地把交往命名為“人類行動”(Human Action)，而不是單純的個體行為(Individual Behavior)。但同時，這個理論貢獻也直接帶給其不足：行動已經成了交往的唯一涵義，以致忽略階級，忽略階級的歷史的特定的存在(規定性)，以及它們的變動之間究竟給行動本身帶來怎樣的影響。交往對“行動”的統治，使其看輕勞動，將之局限于工具理性;這樣，勞動和交往的并列成為了工具理性與交往理性的“并駕齊驅”，且二者雖然同樣是構成社會形態發展的因素，但后者似乎更為不可或缺，是決定文明進程的“力量柱石”。“因此，我要維護的觀點是：歷史唯物主義所說的衡量歷史進步的標準——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交往形式的成熟——有能力為一個制度(系統)的存在作辯護。”這誘導哈貝馬斯做出如此判斷：“馬克思并不是按照一個社會的復合性的增加來評價這個社會的發展，而是根據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和社會交往形成的成熟與否來評價社會發展。”(參閱哈貝馬斯：《重建歷史唯物主義》，郭官義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152頁)

　　哈貝馬斯忽略生產關系的方式，是把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同構化，又進一步將之一同歸于生產力技術形式的生成規定。其深刻性動機在于“諱言”上述不同類型的所有制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有的歷史替換關系!通過否認“社會客觀批判”，哈貝馬斯把歷史理性“語用學”化了。③而交往與勞動的脫離、分家，實則是交往活動和物質生產活動的疏遠、相異化，并通過一個曲解的交往行動概念(借以置換階級沖突行為)，令“市民社會理論”鼓吹者們能夠從容地背對著“社會生產”的規定。因為社會生產是基于完整概念的物質生產活動的勞動和交往(其中包含了它們的批判性認識行動)的有機統一，“重建者”(其實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現代庸俗化者)即要反復實施“切割術”，不光從思維上，而更要從現實生活世界中來實現這個“行動的藍圖”。

　　哈貝馬斯是此種思潮的始作俑者之一和助潮者。這樣，哈貝馬斯的批判集中在這一理念之上：“馬克思沒能將系統和生活世界加以區分，馬克思對于生活世界這一概念的理解，以及馬克思對于生活世界的概念與體系的概念這二者之間關系的把握。”也就是實施了市民社會意義的現象學批評：“馬克思的致命缺陷在于，他沒有把握住生活世界這個概念，因此，也就沒能把握住生活世界這個概念與其他的基本概念(這些基本概念是一種充分的社會理論所必需的)之間的關系。”(參閱洛克莫爾：《歷史唯物主義：哈貝馬斯的重建》，孟丹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37頁)我們來看哈貝馬斯的雄心勃勃的計劃的工作意指：“我在這里關注的不是三種立場究竟有怎樣的正確性，而是它們共有的理論弱點。一方面，馬克思、韋伯以及霍克海默和阿多諾都認為，所謂社會合理化，就是指行為關系當中工具理性和策略理性的增長;另一方面，他們又都在思考，一種總體性的社會合理性究竟是意味著一種自由生產者的大聯合，還是意味著一種合理的道德生活方式，或是與自然的和諧相處。而合理性的經驗過程的相對價值，可以用‘總體性的社會合理性’來加以經驗。但是，這樣一種總體性的合理性概念，必須和生產力、目的理性行為亞系統以及工具理性的總體承擔者處于同一個水平上。可惜，事實并非如此。在我看來，原因一方面在于行為理論過于狹隘：馬克思、韋伯以及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所確定的行為概念還不夠完善，不足以把社會行為中的一切社會合理化內容全部囊括進去。另一方面，則在于行為理論和系統理論的基本概念混雜不清：行為取向和生活世界結構的合理化，同行為系統復雜性的增加并不是一回事。”(參閱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第一卷　行為合理性與社會合理化》，曹衛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2-143頁)

　　結果可想而知，“歷史唯物主義正受到來自哲學解釋學的威脅”，不光如此，一種滿足于“把歷史唯物主義解釋學化”的認識行動正日益在理論界蔓延，其“把馬克思的哲學看作是解釋學”，全面地“用解釋學的范疇、理論來解釋社會歷史。”(參閱王金福、馮建華：《歷史唯物主義與解釋學》，《南京社會科學》2011年第5期)至此，結果也已經相當澄明：哈貝馬斯是想利用市民社會的批判理論內在地置換“馬克思的階級社會批判理論”。于是，哈貝馬斯的真實的批判愿景是這樣的：立足人類的交往理性，推進社會的進化行動。這意味著哈貝馬斯(其本著天然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改良立場)堅持認為：人類需要從語言的變革出發，完成一個“空想市民社會主義”的理論生產。為此，他呼吁：人類應該不斷消解“交往的不合理化”(行為)，實現“正常交往”，直至構型出十分合宜和滿足行動意愿的“合理化的生活世界”(秩序)為止。

　　二、續論I：何為《資本論》所提出之“行動規定”

　　經濟學確實長期陷入無法有效區分研究的對象是“BEHAVE”(行為)抑或“ACT”(行動)的理論苦惱之中。例如無論實證主義者，還是實用主義者，都堅持認為：“經濟學概念只是對于行動體系才有意義，但是它也適用于一個特定個人的行動體系——‘魯濱孫經濟學’。”(參閱帕森斯：《社會行動的結構》，張明德等譯，譯林出版社，2008年，第765頁)而哈貝馬斯的研究啟發了思識：在實踐圖式的意蘊上，單純的屬物或屬人的問題將被超越，即社會科學詢問“行動”，而非“行為”(無論人的行為或物的行為)。從以上對哈貝馬斯的反思看，歷史、實踐、批判意蘊的行動只能被命名為“社會管束個體行為”，或者說，是“社會”啟動“個人”(廣義的理解，也包括個體意義的組織單位)的行動規定。語言是行動的直接發生，社會語言(認識或理論范疇)則要歸屬于社會歷史“行動的發生”。因此，行動的狀況首先必須得到追問。換言之，以行動(狀況)詮釋研究對象，還是以行為(狀況)詮釋研究對象，涉及到對象→研究對象的發生學的規定。這是所謂“行動主義邏輯”的問題。

　　在此追問之下，顯然，歷史理性這個規定④，它決不是康德的自然目的論→道德目的論的涂抹了“物神論”的“純粹歷史理性批判”，而在于行動蘊涵了“主觀理性”的規定性。無獨有偶，哈貝馬斯也在這個問題上犯錯誤，例如他說，“無論是在目的行為模式中，還是在規范行為模式中，行為者本身都沒有被設定為一個可以加以反思的世界。只有戲劇行為才要求一個主觀世界作為進一步的前提條件，行為者在行為過程中本身就構成了背景，并與主觀世界建立起聯系。”(參閱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第一卷　行為合理性與社會合理化》，曹衛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9-90頁)但是，主觀和客觀不是截然對立的，其實體現的是個人和社會之間的能動實踐關系。馬克思這樣談到，“蒲魯東恰恰是把社會的東西稱為主觀的東西，而把主觀的抽象稱為社會。產品和資本之間的區別恰恰在于：產品作為資本表示著屬于某個歷史的社會形式的一定關系。所謂從社會的角度來考察，只不過是把那些恰恰表示著社會關系(資產階級社會關系)的區別忽略掉。社會不是由個人構成，而是表示這些個人彼此發生的那些聯系和關系的總和。”(參閱《馬恩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1頁)因為，“‘個人主義’的觀點是：必須從個人出發來理解社會。你必須首先理解個人的屬性;然后你才能理解他們的行為，爾后，才能理解作為這些行為的結果的社會。這個觀點不僅是斯密和李嘉圖的核心，而且對新古典經濟學來說是如此，對馬克斯·韋伯的社會學也是如此。”(參閱海里希、魏小萍：《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及其同古典經濟學的四個決裂——海里希教授訪談》，《馬克思主義研究》2012年第7期)與之相對立，從社會行動的觀點看，“奴隸和公民……在社會之外他們才是人，成為奴隸或成為公民，這是社會的規定，是人和人或A和B的關系。A作為人并不是奴隸。他在社會里并通過社會才成為奴隸。”所以，“蒲魯東先生在這里就資本和產品所說的話，意思指的是，從社會的角度來看，資本家和工人之間不存在區別;其實恰恰只有從社會的角度來看才存在著這種區別。”(參閱《馬恩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1-222頁)

　　哈貝馬斯是以典型社會學理論的思路展開對行動問題的探討的，但否認階級(生成)問題與之有內在關聯，他把行為模式看作是“雜亂的”社會學圖式。其行動構圖是四種類型：目的行為模式、規范行為模式、戲劇行為模式和交往行為模式。四種類型中，普遍語用學的緣故致使哈貝馬斯至為推崇“交往行為”。因為據說，“除了交往行為模式的語言概念之外，三種其它語言概念的片面性表現在：它們各自所代表的交往類型都是交往行為的臨界狀態，具體而言，第一種是間接溝通，參與者眼里看到的只是自己的目的;第二種是共識行為，參與者只是把已有的規范共識付諸實現罷了;第三種是與觀眾相關的自我表現。它們都只是分別揭示了語言的一種功能，即或發揮以言表意效果，或建立人際關系，或表達經驗。”相反，“只有交往行為模式把語言看作是一種達成全面溝通的媒介。”(參閱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第一卷　行為合理性與社會合理化》，曹衛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5頁)另外如上所論，哈貝馬斯把行為模式看作由“交往”主導的，分明是站在了資產階級語用學的改良主義的批評立場上，促成其獨愛“交往行為模式”，究其實質，仍然沒有跳出個人主義分析框架，致使批判與建構均帶有不同程度的虛假性。⑤

　　如果排除了哈貝馬斯的“交往至上”觀點，拋開其不良影響，我們應當可以真實還原出“《資本論》中的行動理論”。它所進行的是這樣的事件描述：《資本的生產過程》說明生產的經濟行動如何發生?是為歷史發生學的“邏輯”;《資本的流通過程》說明流通的經濟行動如何發生?是為系統發生學的“邏輯”;《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說明生活交往的經濟行動如何發生?是為現象發生學的“邏輯”;《剩余價值理論》說明批判性經濟認識的行動如何發生?是為認識發生學的“邏輯”。(參閱拙文《<資本論>的邏輯究竟怎樣練成?——我如何寫<保衛資本論>》，《經濟理論與政策研究 》2015年第8輯)這些行動彼此之間并非相互抵牾，而成功地完成一個統一行動模式的“社會角色轉換”。其方法論意蘊即在于追索“行動規定”，而迫使我們以事的科學邏輯審查《資本論》所代表的全部客觀工作內容。

　　第1卷中，《資本論》開篇以一個總體邏輯扼要地介紹“行動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工作內容——所謂的“價值規律的內容與形式”的闡述，其是比照人類歷史發展的總進程進行安排的。根據這個闡述，商品必須辯證地從產品體系中引申出來，價值形式必須辯證地從價值(發展)中引申出來，乃至貨幣必須辯證地從商品本身——作為它的形式規定——中引申出來，全部的結果就是，資本(它的本質規定性)最終必須辯證地從“商品”和“貨幣”的歷史生長運動中引申出來。即是說貨幣轉化為資本，實際上是一個“全體的行動”歷史發生的結果。所謂：“資本盡管如前所說，可以在貨幣形態上存在，亦可以在貨幣以外的其它當作商品和當作生產手段的物質形態上存在……卻始終是把貨幣作為其全運動過程的經緯。資本關系離不開貨幣關系的，正因此故，資本并不是可以突然在任何社會都可發生的。如其說，資本必須透過貨幣而顯現其作用，我們就不妨由貨幣關系來追溯它的起源。”(參閱王亞南：《中國經濟原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第155頁)

　　從中可以窺見，和哈貝馬斯所秉持的主張明顯不同，馬克思尤其強調了范疇來源上的客觀性標準，即個人之外的社會歷史語言生產的工作體式。這種語言和行為模式內在結合，以適應“闡明支配著一定社會有機體的產生、生存、發展和死亡以及為另一更高的有機體所代替的特殊規律”的工作需要。(參閱《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頁)所以，語言歸根結底是“行動的產物”，而行動又是“活的歷史”、“活的階級”，以致是“活的階級歷史”。這即是我們通常說的馬克思依據“我的辯證方法”進行的“范疇生產”。⑥并且以此種觀點看，“《資本論》在研究資本運動的同時，也全面地研究資本家的經濟行為，揭示這些行為的特征。馬克思既從總體上來評價這些特征，也分別從一般過程和特殊過程的角度來分析它的特征。”(參閱陳俊明：《<資本論>論經濟行為的特征》，《海派經濟學》2013年第2期)

　　第2卷中，馬克思闡述“真實的再生產”(規定)。有一種說法：《資本論》是從對現象的理論抽象，從而從“邏輯”和“認識”開始的。這是因為它的開局的一大段話，很容易被誤解為從現象開始。在這里，客觀批判行動容易被“主觀學識”直接取代。這是把產品全部轉換為商品(規定)進行思考了。于是，“價值決定”似乎僅僅被馬克思作為命題提取出來，馬克思“喋喋不休的”也只是交換決定論中的因果關系問題。這可能是不折不扣的“邏輯主義誤解”。《資本論》首篇三章工作內容的真實語境是：“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同步發展起來。”(參閱《馬恩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8頁)此消彼長、相生相克是一對互補的工作范疇，反映的是實際的歷史發展。第一卷結尾和第二卷的“真實的再生產”和屹立在開篇處的“潛在的再生產”(規定)遙相呼應而不同，在于還原一個真實的“再生產規定”的發展。初期的再生產的形式規定由產品經濟形態所賦給，是一種不連續的經濟形式的發展譜系，由此離散成“簡單偶然的形式”、“總和擴大的形式”、“一般價值形式”及“貨幣形式”這樣的序列。這種辯證闡述必須獨立進行。目的是從生產關系的發展中工作取出歷史地發生在人們之間的“交往形式”的規定。或者更恰當地說，作為“前史”的商品和貨幣僅僅就是經濟規定形式，相比之下，對于資本化的商品和貨幣而言，需要闡述的是內容和形式的如何“有機”統一。這樣，馬克思關于資本本質的歷史發生學的論述思路是：潛在的再生產→資本主義生產的發生發展→資本主義再生產。在馬克思看來，這也是符合客觀進程的一個辯證的敘述安排。

　　現在，我們追問流通行動如何可能?流通是交換關系的總和。這是“生產關系的總和”的反面，也是以生產方式為出發點的!可見，《資本的流通過程》是從生產力、生產關系、交往關系結合角度實施對“資本主義流通方式”的闡述。⑦它的工作地基是生產行動的生成，又以“再生產行動”的生成為結束。再生產運動合成了資本運動和行動者的規定，在質和量、內容和形式之間產生了“能動實踐關系”，例如絕對剩余價值生產和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相互歷史推動以及在循環過程和周轉運動之間的“社會行動”。第二卷中，這個運動過程始終沿著社會的軌跡衍生“行動”，展示出一幅運動結構生長的全景圖：質(資本循環過程的實現)→量(資本周轉過程的實現)→內容(單個企業再生產關系即企業資本生產關系的社會實現)→形式(社會再生產關系即社會資本生產關系的全部實現)。⑧

　　正是基于這個工作地基，馬克思把握了資本生活世界的真實邏輯：《保衛<資本論>》稱其為“現象發生學”，其實如上述，應同樣界定為“發生學批判”。為了實現生產、為了促進或加快剩余價值的社會實現，或者直接為了擴大規模的生產，資本必須要攜起手來，完成不同的人格化的社會職能，這使得“非職能的活動”同樣是資本職能所需要的。資本交往藉此發生在職能活動的內部、發生在職能活動與非職能活動之間，不僅如此，還將會發生在實體生產和極其稀薄的外表形式之間;它們擴展了資本主義的法的規范，使個別資本的交往升格成為社會資本的交往，并最終使資本行動得以“結構化”。一般利潤率是在“資本結構化系統”中實存的規定——為資本唯一共同關注的規定。這就迫使各種類型的行動者(資本家)為促成這個規定而劇烈爭斗，并為阻止其下降而不懈努力。這些行動的統一和整合既是生活世界的構型過程，也是不斷進行自我反思與批判的資產階級實踐的“再生成”。

　　生產行動→流通行動(二者合起來，即構成完整規定的“階級行動”)→交往行動(階級行動的生活化)，這個完整的鏈條為揭露認識虛假打下了堅實基礎，因為認識行動是深深根植于階級行動和交往行動當中的。換言之，認識行動如何可能之意蘊集中在對“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的揭露上，這凸顯了主觀批判和客觀批判的統一，撤除了知識論的最后的獨立存在性。從形式上看，現象學的知識理論是個二律背反的認識矛盾。它的根植生產關系的行動使其真相顯露，它的根植交往關系的行動則著力使真相掩蓋，既暴露又隱藏，換一種角度看，這個“二律背反”認識行動上的規定即是資本主義的認識本質。說詳盡一些，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歷史成長階段，是“顯露自身”的，但在其歷史衰落階段，則是“隱蔽自身”的。這個矛盾其實是行動的矛盾：既發展自身、又維護自身，而決定必須堅持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來研究資本運動和資本家的經濟行為，充分肯定資本的文明的一面和極其歷史消極的一面。

　　這就是《剩余價值理論》的偉大誕生!在馬克思看來，它的偉大意義在于——從創作過程看，這個主觀批判的工作結局(對資產階級理論的全部認識結果)剛好又是對“理論部分”的啟動。因為，這不過就是“道”和“德”(二者合起來是“本質規定”)的認識形式。生產行動→流通行動→交往行動→自覺的認識批判行動，這使“資產階級知識”得以改造。而圍繞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認識之所以被馬克思整體安排成有關于“剩余價值一般”的一個批判性的構造，蓋因剩余價值不過就是“生產方式的資本范疇”以及“生產關系的資本范疇”和“交換關系的資本范疇”。可見，抓住了這個“整體范疇”，揭示其思想根源，也就徹底掀翻了資產階級的全部認識論。這樣，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四卷中的認識把握路線是：生產方式的資本范疇，藉以否決生產方式層面的二律背反認識→生產關系的資本范疇，藉以否決生產關系層面的二律背反認識→交換關系的資本范疇，藉以否決交換關系層面的二律背反認識。很顯然，這個認識行動的歷史自發的生長，并且也是資產階級自覺進行的一種批判行動，因應了“系統”和“生活世界”的不間斷的激烈的發展。

　　三、續論II：奠基于社會階級規定的歷史行動如何可能

　　哈貝馬斯和馬克思不同的“行動觀”訴求，從側面折射出了“階級理論”與“去階級化理論”(建構行動)的嚴重對立，以致，“人們可以把理論歷史理解為自馬克思以來的‘兩種范例的不相混合’，這種不相混合不再能統一為一種兩階段的體系與生活世界相聯合的社會觀點。”(參閱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第二卷——論功能主義理性批判》，洪佩郁等譯，重慶出版社，1994年，第270頁)作為兩股歷史思潮，它們長久地存在。這就是橫亙在《資本論》文本和以《純粹理性批判》為發軔和代表的資產階級科學意義的批判理論之間的一個最大的不同之處，并且某種意義上，它們的內涵邏輯毫無相同之處。《資本論》文本的實踐內涵始終是“批判的革命的辯證法”，資產階級理論科學則是“時髦的東西”和永遠是暴發戶們的頭腦中的“美妙的裝飾物”。在兩者之間，哈貝馬斯越是試圖靠近后者，就越是離開前者相對的遠。

　　既然深層次的階級生成規定不是以人們之間的交往活動，而是以所有制的實際歷史形成為起點的，那么圍繞所有制的一切實踐關系：經濟斗爭、政治斗爭以及與之相關的發生在意識形態領域內的一切行為和認識，都應當被歸結于“行動”，因為只有在這個高度上，我們才可能看清楚社會階級關系發生發展的歷史全貌來。而《資本論》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是因為它的寫作背景建基于這樣的發展階段：階級關系已經全面展開，而直接導致階級和經濟行動的一體化。在這種活動中以至于我們可以說，“不存在‘純粹的’經濟生產，不存在‘純粹的’流通(交換)，不存在‘純粹的’分配。所有這些經濟現象，都是在社會關系中發生的過程，而這些社會關系，歸根到底(也就是說在它們的‘外表’下面)，其實是階級關系，是對立階級之間的關系，即階級斗爭的關系。”(參閱阿爾都塞：《馬克思主義與階級斗爭》，吳志峰譯，《新史學》2015年第14輯)這個階段的發展特征，概言之，是交換、分配、消費高度聚焦于社會再生產。如此看來，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馬克思是歷史上第一個把“階級理論”大寫化的專業作家，并且是將之首次推向頂峰的理論家。⑨那么馬克思的那些“警句”(發表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一個理解上的關鍵點即在于：提示如何正確理解“階級理論”與“行動理論”的統一性。分配關系型構在一定歷史形態的“生產關系-交往關系”中，使得社會中的人和人的關系時而“和諧”，時而“沖突”，但最終是沖突性質的。馬克思據此預告：這種史前史的結束狀態乃是在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歷史終結，因為，“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后一個對抗形式”，——但是，“所說的對抗，不是指個人的對抗，而是指從個人的社會生活條件中生長出來的對抗”，“但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胎胞里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著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因此，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參閱《馬恩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頁)《資本論》的理論結束部分，馬克思給出這樣的描繪：“就勞動過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間的單純過程來說，勞動過程的簡單要素是這個過程的一切社會發展形式所共有的。但勞動過程的每個一定的歷史形式，都會進一步發展這個過程的物質基礎和社會形式。這個一定的歷史形式達到一定的成熟階段就會被拋棄，并讓位給較高級的形式。分配關系，從而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一定的歷史形式，同生產力，即生產能力及其要素的發展這兩個方面之間的矛盾和對立一旦有了廣度和深度，就表明這樣的危機時刻已經到來。這時，在生產的物質發展和它的社會形式之間就發生沖突。”(參閱《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00頁)

　　根據行動的“理論”，全部的科學可以建設為“唯一的一門”，即歷史科學。物的科學轉化為“事的科學”，即“首先要解答的一個問題是：是什么形成階級?這個問題自然會由另外一個問題的解答而得到解答：是什么使雇傭工人、資本家、土地所有者成為社會三大階級的成員?”(參閱《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02頁)什么事情形成階級?!什么事情使上述三者成為社會三大階級!!這些追問顯然要從資本主義行動圖型上追索成功。同時，由于歷史行動的總構圖是型式相同或相通的，相應也就確立了一個大寫意義的“階級”概念。這些概念不斷向歷史深處繼續追索……引出馬克思的一個又一個的推論。

　　這樣，在最高意義上，我們應該繼續接受阿爾都塞申明了的這一觀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核心是階級斗爭”，即“這個觀念就是：馬克思的整個理論——即馬克思所創立的科學(歷史唯物主義)，和馬克思所開創的哲學(辯證唯物主義)——的中心和核心，是階級斗爭。”⑩這表明：成熟類型的階級社會的經濟行動是徹頭徹尾的階級與行動的規定統一，換言之，經濟關系不僅是階級關系的成熟規定，也是其成熟的表達形式。關于資本“社會歷史本質”的系統學意義的刻畫，顯然是對現象生活的基礎的摹寫。這就是“階級行動”對“交往行動”的社會性關系。即如果說《資本論》中有一個完整的理論架構，那么它就是“階級的行動理論”，即作為統一這些行動(階級的歷史行動和階級的社會行動)的諸種理論。

　　因此按照理論構造，資本的交往行動僅僅是反映生活過程或資本在現象域內必然采取的行為形式。哈貝馬斯試圖撤銷這個實踐的關系，據以“重建歷史唯物主義”(基于交往行動的社會進化理論)。在其看來，資本交往的共識達成如下之定義：“如果參與行動者的行動計劃不是按照自我中心的成就計算，而是按照理解的活動而合作化的……就把這種行動稱之為交往行動。在交往行動中，參與者不是首先以自己的成就為方向;他們是在一定條件下遵循他們個人的目的的，就是說，他們能夠在共同狀況規定的基礎上，相互決定他們的計劃行動。因此，狀況規定的協議是為了交往行動要求解釋成就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參閱哈貝馬斯：《交往行動理論·第一卷——行動的合理性和社會的合理化》，洪佩郁等譯，重慶出版社，1994年，第362頁)這其實是需要一系列的法律規范作為基礎的，從反面看，亦就恰好對應了法的關系的生成。例如，就發生在職能資本和所有權資本之間的交往行動而言，“在資本的現實運動中，回流是流通過程的一個要素。貨幣先轉化為生產資料;生產過程把它轉化為商品;通過商品出售，它再轉化為貨幣，并在這個形式上流回到那個最初以貨幣形式預付資本的資本家手中。但就生息資本來說，回流和放出一樣，只是資本所有者和另一個人之間進行的法律交易手續的結果。我們看見的只是放出和償還。中間發生的一切都消失了。”“因此在這里，回流也不是表現為一定系列的經濟行為的歸宿和結果，而是表現為買者和賣者之間的一種特有的法律契約的結果。流回的時間取決于再生產的過程;而就生息資本來說，它作為資本的回流，好像只取決于貸出者和借入者之間的協議。”“但是，正因為作為資本預付的貨幣具有一種屬性，要流回到那個把它預付出去即把它作為資本支出的人那里，正因為G-W-G'是資本運動的固有形式，所以，貨幣占有者能夠把貨幣作為資本來貸放，作為這樣一種東西來貸放，這種東西具有一種屬性，即要流回到它的起點，并且要在它所通過的運動中作為價值來保存自己和增加自己……因此，這種貸放就是把價值作為資本而不是作為貨幣或商品來讓渡的適當形式。但由此決不能得出結論說，貸放不可能也是那些和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無關的交易的形式。”(參閱《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90-392頁)

　　據此看來，《資本論》提出的“行動”是階級化的經濟行為，它決不是單個的普通行為人的經濟行為——無論策略的行為、目的理性的行為還是規范語境中的行為，因為行動超出一般行為的地方，即在于同時發生和進行著“社會抉擇”;“因為這種行為本身是客觀的，長期的，有規律性的，所以，站在過程之外，在歷史考察的制高點上來研究，不僅可以揭露資本家如何發財致富，而且還可一方面從資本家執行一般過程職能時的合理行為中發掘一般的經濟行為規律，另一方面通過批判資本家行為的非理性、非人性，通過分析和表現他們的無意識的自私自利行為，說明他們往往歪打正著，從反面展示某種必要性，從而揭示了資本運動的基本規律。”(參閱陳俊明：《<資本論>研究的新方位：經濟行為理論》，《當代經濟研究》2012年第4期)本質上，這是一種實踐模式。行動，在這個意蘊上，方才堪稱為“社會管束個體行為的特定方式”。而所謂的“經濟范疇”，則是一定階級行為的客觀社會表現，是實踐態歷史的行為模式——行動方式的具體化——的認識形式。其內涵邏輯是天然多變的，蓋因以社會制度為皈依的經濟運動類型的變化。毫無疑問，這是經濟學和社會學別開生面的一個內在的交流場合。

　　四、作為統一構造之“生產關系－交往關系”意義如何可能（代結論）

　　總結以上的論述，以資本的行動理論(資本=行動)考察“資本的發生”終將達成一部實踐態的歷史。誠如歷史不容假設，行動亦不容假設，對主體的把握需要深入到主體關系結成的階級的社會歷史生活的圖景中，由“階級主體”界定主體的行為。行動在發生，亦處在不斷的變易中!但這并不是說行動是不可把握的，而是說它的軌跡定格于一定的圖型之上，有賴于對特殊階級之歷史發展特性的深刻認識。即是說，這個“圖型”鎖定了多模式行為，其本身則由階級行動的規定性所鎖定;反過來看，圖型在特性上又貼合了階級行動和主體行為，使之基于“一般性”和“特殊性”相互融合。為此，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在構造上要突出對于“行動圖型”的生產，即從“生產方式-生產關系-交換關系”的過程分析中取出行動認識構圖——生產關系-交往關系。這在認識生產上具有決定性作用和意義。⑾

　　與之相反，“工具理性”(哈貝馬斯義項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和“交往理性”(社會交往行動的合理化)則是想達成這樣的效果：行動者通過行動語境“尋求溝通，以便在相互諒解的基礎上把他們的行為計劃和行為協調起來。”(參閱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第一卷　行為合理性與社會合理化》，曹衛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4頁)“由此，同一個行為可以說是目的理性行為者之間的相互影響，也可以說是生活世界成員之間的溝通過程。”(同上，第274頁)毫無疑問，哈貝馬斯是嚴格否認交往關系隸屬于生產關系的，而堅決不從生產關系中引出對應的社會交往形式。⑿于是，以為唯有一個抽象的“交往行動”方可引導合理化的社會，哈貝馬斯的注意力就被牢牢吸引住了，而認定：“這種行為模式設定，互動參與者可以把我們迄今為止所分析的行為者與世界之間三種關聯中潛藏的合理性力量動員起來，以便實現相互共同追求的溝通目標。”(參閱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第一卷　行為合理性與社會合理化》，曹衛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0頁)所以，一個公允的說法是：“哈貝馬斯對于勞動價值論的獨特的批判，并沒有反映出勞動價值理論本應具備的經濟學特性，而是從現象學的思想背景出發，頗具爭議地將勞動價值理論描繪成一種試圖為觀察語言和理論預言之間的轉譯提供規則的嘗試。”但是，“哈貝馬斯對于馬克思的解釋以及他自己的理論之間顯然存在著矛盾。哈貝馬斯在解讀馬克思的時候提出，交往行為不可避免地依賴經濟因素，因此，交往行為依賴于目的行為。”并且，“這只是哈貝馬斯之前反復提到的馬克思由于依賴生產方式而沒能將勞動與交往加以區分這種說法的另外一種表述方式罷了。”(參閱洛克莫爾：《歷史唯物主義：哈貝馬斯的重建》，孟丹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37-243頁)

　　一邊是天然依賴的相互關系，一邊是天然合作的交往活動，哈貝馬斯斷定：以致可以“常常用‘技術至上’的思想去理解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辯證法，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的上述原理則意味著：生產技術不僅制約著勞動力的組織和動員的一定形式，而且通過勞動的社會組織，也制約著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生產過程被設想成為一個統一體，因此，人通過生產力也從自身中制造了生產關系。”(參閱哈貝馬斯：《重建歷史唯物主義》，郭官義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155-156頁)而實際上，依靠歷史特定的所有制理論和勞動價值論，馬克思基于兩條路徑闡述歷史上已有的“生產關系-交往關系”。一條是“生產關系-依賴關系”，另一條是“生產關系-交換關系”，這是針對產品經濟形態與商品經濟形態的特質性的不同而特別設置的。⒀

　　這樣，我們得到了就意義和發展形態兩方面來說都是嚴格不同的四種類型的人類交往的歷史形式。其摹寫交往關系“歷史演進結構”之實現。第一種是直接依賴關系的意蘊上的交往行動圖型，其對應的所有制生成結構是“家有制”(一種準財產關系意義的“亞私有制”的所有制類型);第二種是個體意義的交換關系意蘊上的交往行動圖型，其對應的所有制生成結構是個體私有制關系;第三種是社會化意義的交換關系意蘊上的交往行動圖型，其對應的所有制生成結構即是資本主義私有制關系;最后一種，即第四種，乃是勞動間聯合發展的關系意蘊上的交往行動圖型，其對應的所有制生成結構是“社會所有制”(財產關系揚棄意義的“公有制”的所有制類型)。⒁

　　關于上述圖型的“知識構圖”不在本文任務之列。但從周延性上考慮，需要指出：基于產品批判-勞動批判發展鏈條的聯合關系，同時也是別樣的“社會依賴關系”，即作為對私有制生產關系進行歷史揚棄的社會財產關系的實現形式。其對應了產品社會的高級階段在手段上的發展要求。這是交往關系的非合作類型對“依賴關系”的替換，以及在復歸意義上的向合作類型的再次歷史過渡的“否定之否定”圖景。⒂用馬克思的話語：“毫不相干的個人之間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賴，構成他們的社會聯系。這種社會聯系表現在交換價值上，因為對于每個個人來說，只有通過交換價值，他自己的活動或產品才成為他的活動或產品;他必須生產一般產品——交換價值，或本身孤立化的，個體化的交換價值，即貨幣。另一方面，每個個人行使支配別人的活動或支配社會財富的權力，就在于他是交換價值的或貨幣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裝著自己的社會權力和自己同社會的聯系。”(參閱《馬恩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6頁)通過物的形式的社會交往，使資本以異化的手段形態占有了社會權力，相比之下，聯合的勞動者的合作交往關系則是“復歸的積極行動”。這些關系——從強制合作到非強制合作——寫就了人類交往關系的合作類型。盡管嚴格地看，在當下這些圖型的發展還未全部結束，并且仍然具有歷史的“不成熟性”，但其為未來社會開好了“行動藥方”，備好了所有制的設施基礎。

　　這種區分通過使所有制生活實踐化，使歷史時空得以內在統一。它們合起來構成“社會客觀批判”，決定了人類歷史生生不息的社會形態的演化秩序。因為，不同類型的所有制關系分別對應不同的處于發展變動中的交往形式，相應決定各自不同的交往行動的發生關系，進而聯結了不同的社會的整體行動，直至定格社會有機體的本身。⒃但是，哈貝馬斯的歷史唯物主義的重釋、重建、批判、否定的道路只是試圖給我們還原了一個“空想市民社會”的烏托邦圖景。其錯誤性亦如他自己的陳述：“歷史哲學所遇到的困難，是在試圖把發展理論用于世界史的著述時產生的。歷史理論所起的作用，不能指望進化論來發揮，因為歷史本身是沒有理論能力的。進化理論不是應用在歷史著述中，而是應用在實際對話中。”(參閱哈貝馬斯：《重建歷史唯物主義》，郭官義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197頁)這里的行動與階級無涉，覆蓋住了生產關系的客觀批判規定，從而是徹頭徹尾的市民工作話語而已，并且按本性來說，它們和批判工作也是了無關聯的。

　　由此可見，階級，行動，科學，從中可發掘出來的顯而易見的聯系就是：社會階級理論是歷史行動與科學的真正統一。這是“社會科學”應獲得的基本意義，也是馬克思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最后兩句話的寓意所在：“舊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市民社會，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的人類。”“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參閱《馬恩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頁)某種意義上，行動和行為本身是不同的，其不同之處在于這些“行動”(或行為規則)是可以歸整的，“言語者把三個世界概念整合成一個系統，并把這個系統一同設定為一個可以用于達成溝通的解釋框架。”(參閱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第一卷　行為合理性與社會合理化》，曹衛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9頁)但與哈貝馬斯不同，馬克思沒有依賴普遍的語用學和采用解釋學和現象學的立場，即不是從直觀的個體交往活動中提取出“一種社會進化理論”，而與之相反，采取了歷史實踐的、發生批判的工作方法。這樣，通過“實現哲學”和進一步的“實現科學”的行動，語言就處在了行動的末梢狀態中，而階級上升為行動的始源的規定。這本質上是政治經濟學對象的理論生產過程，而事物的本質從這些工作方法中顯露出來，并提示給我們以有關于“歷史生長運動”的真實軌跡。

　　注釋：

　　①不可否認，馬克思無疑是首位系統提出客觀存在批判任務的人類學家、歷史學研究者和理論家。依托《資本論》理論實踐，歷史唯物主義以不同形式強調了以下幾點工作內涵：第一，突出了“行動范疇”的語言生產，而高度強調了理論語言在來源上的客觀性;第二，采用大寫邏輯構造方式，以生成性規定統一階級、行動、語言，這種研究越出了語言本身，構境出“真正的實證科學”——階級與行動內在統一的歷史科學;第三，通過“唯物主義的辯證法”(作為“歷史學科方法”)和“唯物主義的發生學批判”(作為“歷史工作邏輯”)的一致性和統一性，完結了理論實踐的“意蘊”;第四，整體采用歷史實踐的、發生批判的工作方法，謀求規避“解釋學”、“現象學”，實現“哲學”和“科學”的行動;最后一點，把對“行動的發生”的研究置于優先位置上，而謀求關于社會客觀批判的“行動理論”。

　　②《市民社會的哲學話語：黑格爾與哈貝馬斯》一文將其關系確定為：“二者都從‘需要’問題切入對市民社會的探討，然而，由于所立足的哲學范式與時代背景不同，他們雖然都強調市民社會與國家相分離，但是對市民社會的基本內涵、市民社會的限度、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以及如何對待市民社會等問題上的理解上又存在著顯著的區別。”根據這種睿智的劃分，黑格爾可稱為“保守主義的市民社會捍衛者”，其從經濟維度界定市民社會，并理解為“需要的體系”，開辟了市民社會理論研究的現代模式。與之相反和對立，哈貝馬斯——作為“自由主義的市民社會”批判的代言人——則從文化意義上規約市民社會，視之為“話語交往織構的社會文化體系”，試圖一舉實現市民社會研究的全面現代轉型。(參閱王磊：《市民社會的哲學話語：黑格爾與哈貝馬斯——基于“需要”問題的分析》，《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2期)

　　③很顯然，這種話語變革的行動試圖回歸的是康德傳統的知識論，試圖求得“行動理論”與“知識理論”的合謀。這種極端性的解釋學路徑勢必導致以“重建唯物主義”為理論行動的口號!與之對應的實踐根基是，“20 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渡過了經濟危機走向‘復蘇’，而蘇東社會主義卻被資本主義‘不戰而勝’。現實的反差必然導致理論的反思。歷史唯物主義批評家們如雨后的毒蘑菇，紛紛破土而出。”所以，“縱觀西方思想史，我們會發現，哈貝馬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重新組合或重建，并不是一種孤立行為。哈氏的行為既是其個人思想的表現，更是對時代思想境況的折射。”(參閱沈江平：《解釋學與重建歷史唯物主義》，《江海學刊》2014年第6期)

　　④馬克思的詞典中可能沒有直接安放這個詞，他更多是用“社會客觀批判”表達它的涵義，其在工作內涵上或可就對應了“歷史理性”這個詞。

　　⑤于是，哈貝馬斯使用了“理性的狡黠”。哈貝馬斯提到，“目的行為理論來源于新古典主義奠基者對于經濟學行為選擇理論的論證，以及馮·諾伊曼(Von Neumann)和摩根斯坦(Morgenstern)對于博弈論的論證。在社會科學理論發展過程中，規范調節的行為概念獲得范式意義，要歸功于涂爾干和帕森斯，戲劇行為概念獲得范式意義則是戈夫曼(E. Goffman)的功勞，而米德(G. H. Mead)和后來的伽芬克爾(H. Garfinkel)則使交往行為概念具備了范式意義。”(《交往行為理論：第一卷　行為合理性與社會合理化》，曹衛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5頁)但這并不是客觀的。因為從行動模式的規定的實際形成看，《資本論》全部涉及了上述“四種行動類型”，即由四卷結構所對應的資本的統一化的“行動的理論和范疇”。只不過，馬克思沒有采用語用學的工作體例。他相反強調的是：“為了避免可能產生的誤解，要說明一下。我決不用玫瑰色描繪資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過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經濟范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者。我的觀點是把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理解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參閱《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頁)

　　⑥遵循剛剛興起的資產階級科學傳統，馬克思把《資本論》區分成“理論部分”和“歷史部分”，但后一個歷史分明是“理論史”，是理論批判的自我認識形式，——按照通常的說法，它構成了各門專業經濟學的“概念”和“語言”;真正的歷史(實在史規定)是立在理論背后的規定，它生產出理論，相應產生了語言規范。

　　⑦拙著《保衛資本論》將其界定為“系統發生學”(批判)。

　　⑧在一些人的眼里，這些資本的行動是“自發的”，又抑或是“社會自覺的”，觀點中夾帶了濃厚的解釋色彩，往往傾向于將之歸結為某一行動類型。但是事實其實恰恰與之相反的。資本的行為規則是多變和過程化的。因為，“利益”是物格化的，亦是人格化的，既是客觀的范疇、又是主觀的范疇，既是直接個人的、也是社會歷史的。這些行動者規定，可以說，分別是從“道”(時間運動過程)和“德”(空間運動過程)方面完成了對資本本質的大寫字母意義的邏輯刻畫，同時又是階級行動意蘊的運動過程的歷史描繪與知識摹寫。毫無疑問，其顯露了“生產關系-交往關系”的社會歷史的發生學，是對它的整體詢問。這個構造是錨定在“生產方式-生產關系-交換關系”過程分析中的一個“行動構圖”。因此，系統學意義的刻畫深化了人們對資本行動特征的認知，彰明了《資本論》中蘊藏的方法的大寫規定。作為利益當事人和行動者，資本在行動類型上或者是一心為私利著想的“實業者”，或者是社會矚目的“公眾人物”，或者是樂此不疲的“交往者”，或者是“舞臺明星”(善于化妝的戲劇演員)。它們并非彼此對立，而是一脈相承，彼此相互衍生。行動者的多個行為特征是統一社會設施上的多種階級關系表現，它們服從一個總體行為特性：從工人手中社會歷史地奪取他們創造的剩余價值。

　　⑨哈貝馬斯試圖否認這一點，例如他的聲明：“物質再生產的過程，只是根據行動主體的展望表現出來的，這些行動主體有目的地研究他們的狀況，在這里，——社會再生產聯系的一切反直觀方面，都變得模糊了。”亦即，“如果我們把社會統一完全理解為‘社會的統一’，那么……是以交往行動為出發點的，并且把社會構思為生活世界。”(《交往行為理論·第二卷——論功能主義理性批判》，洪佩郁等譯，重慶出版社，1994年，第203-204頁)而這種否認使之成為了哲學上的“科斯問題”。因為，“通過嚴格追尋現象學的財產關系構造，這樣，科斯及其代表的學派儼然立于現象廢墟中了。”其全面走向物象科學，使“研究對象規定的徹底顛倒”;這是一座名副其實的資產階級“理論廢墟”，“也就是力圖把‘歷史主義對象’全部吸干吸盡，全部替換以‘物象研究對象’，相應使歷史存在(規定)全部被置換為物象存在(規定)。”(參閱拙文《廢墟中的景觀：新制度主義批判》，《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5年第2期)

　　⑩我們可立即看一下阿爾都塞對它的詳盡的說明：“有一種‘閱讀’《資本論》的方式，有一種‘理解’和‘闡述’馬克思的科學理論的方式，可能完完全全是資產階級的。說它是‘資產階級的’，意思是說它受到了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影響和滲透，打上了它的烙印，確切地說，是受到經濟主義意識形態或資產階級社會學至上論的影響和滲透，并打上了它們的烙印。比如，可以這樣來閱讀《資本論》，即把它當作是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來閱讀：從基礎開始，對‘勞動過程’進行考察，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進行區分，對商品、金錢、剩余價值、工資、再生產、地租、利潤、利息、利潤率下降趨勢等等進行分析，總之，安心地去從《資本論》中發現(資本主義的)經濟‘規律’，并在完成了對‘經濟’機制的這種分析之后，再追加上一個小小的補充：社會階級和階級斗爭。”因為，“未完成的關于社會階級的小小的一章，難道不是確實位于《資本論》的最后嗎?難道不應該在闡明了全部資本主義經濟機制之后，才去討論社會階級嗎?難道馬克思不是要我們把社會階級(從而階級斗爭)看作僅僅是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產物，它的最后的產物，它的結果嗎?難道社會階級不就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后果，階級斗爭不就是階級存在的后果嗎?”可是，“這種閱讀，這種對《資本論》的闡釋嚴重歪曲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因為，“這是一種(資產階級的)經濟主義歪曲。社會階級并不是出現在《資本論》的最后，它們從頭到尾都出現在《資本論》中。階級斗爭并不是從社會階級存在中派生出來的一個后果，階級斗爭以及階級的存在其實就是一回事。”(參閱阿爾都塞：《馬克思主義與階級斗爭》，吳志峰譯，《新史學》2015年第14輯)

　　⑾讓我們把目光再次聚焦到馬克思初次系統表述的《資本論》結構——“五篇結構計劃”認識行動之上。此處，馬克思也是第一次將“生產關系-交往關系”的理論圖型出來。之后，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導言第四小節，上述結構被基于更加廣泛意蘊的視角試圖加以演繹。總標題顯示出完整的歷史結構，其核心內容是“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構造。即在這里，馬克思試圖認真提出廣義而總體的唯物史觀：“生產。生產資料和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國家形式和意識形式同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的關系。法的關系。家庭關系。”(參閱《馬恩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頁)該構造是對“哈貝馬斯問題”的解決。因為，哈貝馬斯離開了生產關系談論的社會交往，充其量是抽象的語言理性主義。例如他這樣談到：“馬克思使用基礎概念，是為了給一些問題劃定范圍，這些問題是解釋新的進化時必然涉及到的。基礎理論告訴人們，新的進化所要解決的只是那些在社會的基礎領域中出現的問題。把‘基礎’和‘經濟結構’等同看待，可能會產生這樣一種認識：基礎領域始終和經濟系統是一致的。但是，這只適用于資本主義社會。”“在原始社會中，行使這種職能的是血緣系統，在文化高度發達的社會里，行使這種職能的是占統治地位的系統。只有在資本主義社會，當市場除了它的控制職能以外，還擁有穩定使階級關系的職能時，上述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才出現，并具有經濟的形態。后資本主義社會的理論甚至預測了這樣一種社會狀況，在這里，進化的優先地位將從經濟系統轉移到教育和科學系統上去。”可見，“不管怎樣，生產關系能夠為各種不同的設施和制度服務。”為最大地支持這種觀點，其舉出了所謂的證據：“在青年馬克思的著作里，恰恰是‘勞動中本質力量的對象化’這中唯心主義概念為上述原理奠定了基礎。在恩格斯、普列漢諾夫、斯大林和其他人的著作中，生產關系‘產生’于生產力的構想，首先表現為工具的行為模式。”(參閱《重建歷史唯物主義》，郭官義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154-156頁)

　　⑿可能，哈貝馬斯這樣考慮的緣故是他認為在社會形態發展與文明規劃中，“交往關系”是完全可作為獨立的一個標準和發展因素被加以考慮的。既然如此，他也就會無條件地認可下述結論：“在貨幣關系中，在發達的交換制度中(而這種表面現象使民主主義受到迷惑)，人的依賴紐帶、血統差別、教養差別等等事實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一切人身紐帶至少都表現為人的關系);各個人看起來似乎獨立地(這種獨立一般只不過是錯覺，確切地說，可叫做——在彼此關系冷漠的意義上——彼此漠不關心)自由地互相接觸并在這種自由中互相交換……這種外部關系并未排除‘依賴關系’，它們只是使這些關系變成普遍的形式;不如說它們為人的依賴關系造成普遍的基礎。”(參閱《馬恩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3-114頁)

　　⒀就《資本論》分析的“生產關系-交換關系”而論，其先決條件是“生產關系-依賴關系”。在所有這些場合，說穿了：生產方式在規定性上不過是一定形態和社會內容的“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的歷史運動，從而，它隸屬“生產關系的總和”的規定。并且在這些復雜性現實關系中，最為重要的一點是它們從形態方面完成了對物質設施、文化設施、社會設施的構型活動，使社會成為具有一定構造內涵的“有機體”。這些概括其實是馬克思表述了的“三種社會發展形態”理論框架的內涵邏輯形式。結論就是：“第二個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而表明：整全意義的所有制結構發展真正才是未來社會的生長起點，“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從屬于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參閱《馬恩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7-108頁)

　　⒁哈貝馬斯顯然不理會這些，他根本忽略掉“階級行動”(所有制歷史實踐關系)。為了完成心中的“空想市民社會主義”的理論愿景，他一味停留在關于“歷史哲學”的指責當中了：“迄今為止的關于世界歷史的學說，把生產方式分成5種或6種，這種學說確認了‘宏觀主體的單線的、必然的、連續的和上升的發展’。針對這種類的歷史模式，我想提出一種較為溫和的理解，我的理解不會被說成是眾所周知的反對歷史哲學思想的客觀主義。”(參閱《重建歷史唯物主義》，郭官義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149頁)

　　⒂當然，我們也不否認這一點：在生產力發展水準幾近相同的社會發展階段，人們的相互之間的直接依賴關系和交換關系I(獨立交往關系的初級發展形態)是彼此依存和共進的，而在另外的一個方面，人們的聯合發展關系和交換關系II(發達的商品社會即資本主義社會的獨立化的社會交往關系)則是對應著的，亦是相生相克和共進的。因此，結論仍然不像哈貝馬斯所設想的那樣，是過程“無方向的”，而委實充滿了“歷史過程的方向性”。

　　⒃亦即是說，社會由于“行動”而成為一定結構的各個特殊的“生產關系-交往關系”類型。這亦是特別的“交往形式的實踐”，因為生活世界確然是不同生產關系和不同交往關系的交叉結合、相互滲透的巨大時空體。

　　【附  注】本文可看作拙著《保衛資本論》的“寫在后面”。該著全名是《保衛資本論——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初版，2017年修訂版）。因為反復修改的緣故，當時未及放入其中，現在及時整理出來，以饗讀者。研究項目支持：《資本論》與中國經濟學實踐創新研究（2015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編號：15YJA790073）。

　　責任編輯：艾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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