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論》史書工作意蘊：中國語境與中國運用

　　此文獻給《資本論》首版150周年

　　〔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7 (05) P1-11〕

　　【作者簡介】許光偉，1971年8月出生，漢族，安徽滁州人，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專業博士、南京大學理論經濟學博士后。江西財經大學經濟學院研究員。長期從事《資本論》和中國經濟學研究，具有文理兼容、中西貫通、亦理論亦實務的研究專長，專攻領域為方法論和基礎理論。發表有影響力論文百余篇?；緦W術主張：經濟學的回家，回歷史，回中國!學術理想：多學科路向的中國經濟學建構。近年來，以國學和《資本論》的“雙向貫通”為突破，工作切入并弘揚了“國學馬克思主義”路徑中的一系列開拓性研究。2017年5月，出版《保衛資本論》修訂版。

　　【摘  要】《資本論》邏輯的始源規定是“史”，從而和“中華史書”工作方法及邏輯內在契合。以此把握《資本論》史的結構，可整體顯露“事的科學”的性質，即“專業史”和“總史”的事的統一，以及相應地，以“批判”為內置工作結構的歷史與邏輯的統一。其整體要求將政治經濟學批判作為“學科方法”看待，以歷史-思維-語言的體式具體把握學科發展邏輯，從中升華出“邏輯科學”。該結構克服了科學主義弊端，并通過經濟學范疇構造，成功運用了黑格爾邏輯學，同時由于根本采用“條目體”的工作領銜體制，又能夠控制純邏輯的漫無邊際。以此審視《資本論》的“中國之用”，則借鑒意義完全聚焦于“副標題”之上，亦即在于體現中華經濟形態史與“政治經濟學批判”規定的結合，以促成研究上的“中華資本論”向“原創意義的中國經濟學”的創造性轉化。它的實質意蘊在于書寫“中國人資格”的經濟思維方法，通過闡明中國歷史文化語境之“批判邏輯”，實現“重新研究全部歷史”之導向的時代感召要求。

　　【關鍵詞】《資本論》;史書;中國;批判;辯證法;邏輯;發生學;學科方法;政治經濟學批判

　　【基金項目(Foundation)】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資本論》與中國經濟學實踐創新研究”（15YJA790073）

　　中國《資本論》研究的目的是尋求“中國辯證法”：一言以蔽之，就是道和德統一之經濟學。此乃中國“事的科學”方法論，與中華歷史、思維和語言接通，創造性轉化了西學語境的“批判規定”和“本質范疇”。重溫《資本論》的史書工作意蘊，無論對于理論邏輯把握，還是對于當代中國經濟學，意義十分重大。然則，探索的內容包括：“史的發生”規定，即鎖定發生學為辯證法的內置結構;從“百科中的一科”的學科路徑探究總體歷史規定，強調知事即史的專業史記述，以此把握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內在連通性;以專業史提升自身為“總史”的過程烘托中華道德一體、不離不棄的“通變”學說，等等?？傊椒ㄕ摰?ldquo;一元論”研究宗旨最終實現了對事物特性的深刻性把握。

　　一、總論：《資本論》為什么能夠作為“史書”(辯證法的中國工作語境)

　　《資本論》作為“史書結構”的研究由《保衛<資本論>——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提供。該著2017年修訂版創造性地提出：所謂研究內容的貫通，乃是在于“歷史經濟形態的貫通”，在于“實踐邏輯形態的貫通”，在于“理論形態或理論工作形態的貫通”，在于“批判形態的貫通”。由此可以說，《資本論》“鋪設的理論架構是‘大象無形’的”，而從另外的角度說，“方法論線索則至為明確——轉化史I、轉化史II、資本生產史、運動史I、運動史II、資本流通史、范疇史I、范疇史II、資本認識史一十二部白描之歷史路徑鮮明而層疊漸進，傳神刻畫了商品經濟形態的各個歷史發展側面(這同時是對‘經濟形態個性特征’之工作邏輯的藝術總寫)。”〔參閱《保衛<資本論>——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修訂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寫在前面：歷史之經濟學總說，第15-18頁〕根據《保衛<資本論>》的研究，《資本論》由三部巨史交織而成，它們分別是：對象史、研究對象史、資本史，所以，《資本論》不是從邏輯出發，乃是從歷史出發，從批判出發，——理解這一點對把握《資本論》標題結構的意蘊是非常關鍵的!進一步而言，《資本論》為什么是三大史的結構合成呢?乃是因為對象→研究對象的結構，在于生產道和德的規定(商品之道之德、資本之道之德);相比之下，《資本論》的成型結構——作為“資本史”，在于研究和辯證講述“道”和“德”(即商品生產的本質)，而對象史和研究對象史則是無所不包的“道”“德”研究。這從中國的《道德經》文本結構中可以得到啟發。《道德經》主旨是“生民養民”，從中提煉出“道”和“德”范疇，是民工作本位;作為其繼承的文本體系——《資本論》——則把工作主旨定格于“生勞養勞”，從中提煉出“本質”規定，是勞動工作本位。顯然，它們都是本質主義、批判主義的學說建構路徑。

　　這種比較研究突出一點：中國經典和馬克思《資本論》都并非“形式邏輯”知識體系，而毋寧說屬于批判的辯證法的知識構造。例如說，著名的六冊計劃可歸納為兩大命題：“以世界市場看資本”，即資本批判命題，以及“以資本看商品”，即商品批判命題;馬克思沒有按照形式邏輯的原則組合二者，而相反地，將它們看成內在的歷史發展結構，從而得到的結論是：商品并非資本的解釋學基礎，而是“批判基礎”，并且，商品本身也是“自我批判的”;這樣的一個完整的發展命題即“商品批判到資本批判”。這樣的學科方法和工作邏輯，從根本上說就是批判。如此說來，只有把馬克思的研究對象理解為從歷史的結構中出來的規定，即遵循六冊計劃的把握路徑，并且用于邏輯批判的工作結構和程式，才能根本說明“副標題”的產生。“馬克思據此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為‘學科方法’，以批判的發生學為工作邏輯，將二者的統一具象為‘實踐地批判’、‘總體地批判’、‘內在地(理論)批判’、‘全面地(認識)批判’，并以實踐態的研究方法將‘政治經濟學批判、發生學、勞動二重性三者的工作統一’(規定)賦予了辯證法;對象有了，研究對象有了，結構和思維也就有了，歷史支架和認識支架最終得以統一(此所謂‘馬克思的思維之成’)。”〔參閱《保衛<資本論>——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修訂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寫在前面：歷史之經濟學總說，第18-19頁〕由此，“《資本論》副題暗示：《資本論》是從事批判科學之‘百科全書’規定。這是把批判作為發展之‘歷史定義域’規定，從史書工作靈魂上把握批判和歷史、批判和發展的規定性結合，堅持理論批判與實踐批判之統一性。”〔同上，第679頁〕

　　其中的一個把握重點是“研究對象史(規定)”。概要如下：歷史I：歷史本身，即對象;歷史II：是對象的發展，形成社會歷史系統;歷史III：現象，把握現象的方法和程式;歷史IV：認識，即之于研究對象組成結構的歷史認識?！苍敱M的觀點和邏輯分析參閱拙文《馬克思勞動二重性理論思想史再發掘——兼析<資本論>結構發生的秘密》，載于《東南學術》2017年第2期〕這是決定對象提升為研究對象以把握“事的歷史”的科學規定性，從而凸顯了辯證法的“事的科學”工作邏輯。以此對接“中華科學”，可以從中發掘中華歷史科學的特殊工作語境。

　　概言之，什么是中國辯證法?簡單說，就是道德一體的系統化的本質學說。它在語言問題上，強調行動在先;在邏輯問題上，強調歷史在先;在規律問題上，乃是強調“自然”(自然而然，即發生學)在先。例如，“一般認為‘道’與‘德’的關系為：道是體，德是用，但按照‘道體德用’的標準來劃歸‘道’與‘德’的外延，就會發現這兩部分中，‘道’與‘德’不僅在字符上而且在義理上都有相當多的交叉，特別是‘道’這個概念涵蓋較廣、義涵較雜”，這說明了什么呢?“總之，《道德經》中的‘道’與‘德’是十分抽象的概念，只有牢牢把握‘道’與‘德’的‘一體兩面’、‘體用結合’的總特征，并在不同層次上顯現其具體內涵及關系，才能對這兩個抽象概念有較為清晰的認識。”〔參閱俞天鵬：《論<道德經>中“道”與“德”的關系》，《社科縱橫》2013年第11期〕道、德一體深化了人們對于事物的整體性理解。一言以蔽之，中華的辯證用語在于強調：以“道”尺度規律范疇，以“德”尺度社會行動范疇，又通過強調道和德彼此之間的依存相通性，把“周易”(運動規定)建立為歷史“通變”的實踐化的學說體系。

　　徹查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中國化在于深刻說明“馬克思主義是怎樣以及為什么會變成存在于中國語境中的這種形式”?！矃㈤喬锍缴剑骸吨袊q證法：從<易經>到馬克思主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蕭延中譯，2008年，第15頁〕簡潔起見，我們從反向格義說起。“這種自覺地以西方哲學的理論方法和思維框架來研究中國哲學的方法稱為‘反向格義’”對應地，可以“將自覺地用現成的西方哲學概念來對應、定義中國哲學觀念、術語的方法稱為狹義的反向格義。”劉笑敢進一步認為，“自胡(適)、馮(友蘭)之后，西方哲學就成為研究中國哲學不可一日或缺的學術背景、理論指南和照亮方向的燈塔。不懂西方哲學似乎就完全沒有資格談論中國哲學。很多西方哲學的流派都已經成為或有可能成為研究中國哲學的理論方法和思維框架。”〔參閱劉笑敢：《反向格義與中國哲學方法論反思》，《哲學研究》2006年第4期〕

　　哲學的研究由于歷史和批判規定的缺失，必然遭致“邯鄲學步，失其故步”的惡果。與之不同的是“辯證法”的中國梳理。即總體認識到：第一，“唯物辯證法在20世紀初葉傳入中國，迅即在中國扎根、發展;并在中國人民為振興自己的民族、建設自己的國家的偉大實踐中，發揮了巨大的理論指導作用。中國人民之所以能夠接受唯物辯證法，并使之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得到發展……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華民族具有悠久的歷史文化和富有辯證思維的智慧和傳統;中國這塊土地上具備著唯物辯證法扎根、發展的厚實的思想文化土壤。”〔參閱田文軍等：《中國辯證法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前言，第3頁〕第二，“‘辯證法’在中國環境中已是一種宇宙觀和互系認識的方法。它提高人們對偶對矛盾體的敏感性，對彼此的既具個體性又具相互依賴性、既相互滲透又相互轉化的敏感性。在傳統中，這種性質象征于‘陰—陽’之中;用毛澤東的說法，則是‘矛盾的對立統一’。”〔同上，前言，第14頁〕

　　于是，一方面是西方語境的辯證法在中國的傳播，一方面是“中國辯證法”于歷史深處的工作發掘，中華《資本論》研究就可能越出文本解釋學的束縛。要之，是充分認識到：《資本論》的成書理想是整全歷史理解域內的“建構”，從而，乃是把“批判=發展”(規定)作為理論建構原則的。這要求把建構內容提升為“史書元素”，追求邏輯內容和邏輯方法的雙重唯物主義化。以實際歷史為依據，注意對“歷史時間”的范疇的把握——把邏輯括號于歷史，從而，既避免了唯物史觀和一般意義的歷史分析方法的等同化，又能夠有效揭示歷史過程，耙梳歷史認識進到唯物史觀認識論之全體規定。這樣，《資本論》研究的著力點應放置于：(1)以豐富的專業經濟史知識，牢牢把握住“歷史對象”的特點，實現“知事即史”;(2)以統一的學科路徑，看待它的科學研究現象，發掘“歷史科學”工作內涵;(3)努力實現和中國傳統的結合，產生新話語，以最大限度地引導當下之學術研究。

　　總之，《資本論》可以說是一部偉大的史書，同時又是一部書寫生產關系的“特殊歷史書”。蓋言特殊和別具一格，在于其在對自然史之必然性邏輯的揭示中定格化了社會歷史過程，作為研究對象的“邏輯”，形成了總體歷史發生學制約下的四卷體的闡述結構，據此提升專業史為“總史”，實現百科體式記述和有關于對總史的邏輯梳理的統一。往深層次看，這實際上是求“辯證法的中國語境”!!這需要一個徹底的“超越文本”的研究，把工作主旨建立為書寫“歷史本質”;即從“知事即史”到書寫歷史唯物主義發展境界，從“百科全書”到建立對“現實的歷史”的批判，重新祭起“歷史主義”的時代旗幟，深層次打破資產階級啟蒙運動的私有制“普遍理性”神話，還原歷史運動真相。

　　這就使歷史鮮活了，乃至重新“復活”了!概言之，以中國人資格研究《資本論》是要求做到如下四點：一是強調《資本論》是“史書”;二是強調辯證法和中國歷史人文方法的工作貫通;三是強調“政治經濟學批判”應作為學科方法論來理解，學科背景應定位于“百科全書”之上;四是強調打造史書工作的新境界，——這就是“斷代史”、“通史”并舉以及“專業史”和“總史”的熔于一爐，實現以中國工作本位為支撐的“歷史方法”到馬恩“唯物史觀”方法的轉化，全面透徹地掌握其中的邏輯銜接問題。這樣，以下的闡述將形成體例完備之“史學闡釋”，其完結辯證法之“中國工作語境”，暗示了《資本論》邏輯的某種程度上的普適性。

　　二、專業經濟史：知事即史

　　從某種意義上說，《資本論》的惟一目的是使“史書”規定大寫化。這種工作特色，一言以蔽之，即在于以“邏輯”寫歷史!!從而，馬克思完成了對黑格爾的“漂亮的轉身”。翻開恩格斯關于《資本論》的書評以及為《資本論》所寫的序和增補，可以發現馬克思的貢獻被強調的最多的地方，就是有效地書寫了歷史!恩格斯結論性的兩句話是：“毫無疑問，在這樣的時刻，應當傾聽這樣一個人的聲音，這個人的全部理論是他畢生研究英國的經濟史和經濟狀況的結果，他從這種研究中得出這樣的結論：至少在歐洲，英國是惟一可以完全通過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來實現不可避免的社會革命的國家。當然，他從來沒有忘記附上一句話：他并不指望英國的統治階級會不經過‘維護奴隸制的叛亂’而屈服于這種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參閱《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頁〕

　　如果重溫馬克思為消除人們對《資本論》的誤解而親自作的“第二版跋文”，那么，事情的真相就會變得更為清楚。二版跋是對馬克思的“解決使我苦惱的疑問”以及“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性分析”的回顧，這里，他進一步借助考夫曼的不自覺的正確評價，表明《資本論》辯證法和黑格爾辯證法的本質區別。正是在此處，馬克思申明了“我的辯證方法”，將其歸結為自己在社會歷史領域內堅持唯物主義的工作結果。顯然，馬克思稱自己為“唯物主義者”，在這種場合，其指示的是對于經濟史的把握有著工作的優先性。所謂：“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后，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同上，第21-22頁〕對于《資本論》而言，馬克思提供的專業經濟史很多，但都是圍繞著優先地把“資本”作為專業史從而挖掘其事的特質這一點來選材的，例如貨幣史、銀行史、信用史等等，相關于工藝史的內容則包括分工和機器等，組織機構方面主要就是工廠史。這種取材超出了歷史編纂學的要求，為歷史科學備好了第一流的實證材料。具體而言，它在內涵上包括下面三點：

　　1.以發生學邏輯尺度材料的選取和組裝。如果以馬克思對“價值形式”的研究為例，應當能夠說明商品價值形式的專業史基礎主要是貨幣史的研究。從而在這里，馬克思堅持溯源追根，首次運用了“生生”推理法。一般認為，發生學作為歷史研究方法，乃是采用“起源分析+發展過程逆向追索”的體式。其實，它的更深刻的內涵乃是尋求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之工作統一，實現“徹底研究”和“辯證敘述”。所謂徹底研究，指的就是通過全歷史域的考察，把握事物的全體發展階段，實現“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所謂辯證敘述，指的又是“生生”的統合：此處的第一個“生”，指事物的發生，是事之初;第二個“生”，則是指生長和發展，是事之成。〔參閱拙文《<道德經>和<資本論>關系簡說——論中國經濟學的思維和語言》，《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16年第5期〕因為敘述整體服從研究，這種辯證敘述體式就合乎了事物的自然生長的秩序，這是方法論上的內容和形式的結合。概括地說，“徹底研究”要求把“簡單的、個別的或偶然的價值形式”作為發展開端，而“辯證敘述”則進一步要求建立交換等式的歷史邏輯。所以馬克思一開頭，就是這樣寫的：“價值表現的兩極：相對價值形式和等價形式”，“一切價值形式的秘密都隱藏在這個簡單的價值形式中。因此，分析這個形式確實困難。”〔《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2頁〕這明顯是個對立統一的例子。因為，發展的事物要求以“對立統一”為存在方式。但是，對立統一是有時間內涵的，矛盾雙方在形成的階段地位并不平等。“在價值形式發展的最初階段，抽象勞動，即價值的質的規定，獲得簡單的社會形式，然而這是偶然的，馬克思稱之為‘等價形式’;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即價值的量的規定，獲得直接的自然形式，馬克思相應稱之為‘相對價值形式’。”〔參閱拙文《<資本論>的邏輯究竟怎樣練成——兼談如何寫<保衛資本論>》，《經濟理論與政策研究》2015年第8輯〕這種極不對稱的關系能夠成為現實取決這一點：“即一切勞動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類勞動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義，只有在人類平等概念已經成為國民的牢固的成見的時候，才能揭示出來。”〔參閱《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5頁〕這初看起來，覺得不可思議，但對貨幣經濟史而言，則是極其自然的。因為，貨幣最初就是偶然的商品，其從勞動產品系列中游離出來，蓋因交換之需要，而又因為生產力發展水準歷史地提高使然。貨幣最初的萌芽不過就是某一產品的交易能力的空前提高，而集聚了一定的生產能力的結果。“一看就知道，簡單價值形式是不充分的，是一種胚胎形式，它只有通過一系列的形態變化，才成熟為價格形式。”〔同上，第77頁〕所以說，等價形式醞釀了“貨幣之成”。事之初和事之成結合敘述顯然是組織材料順序的必備的技術手段，也是顯露事物發展軌跡的內在要求。從而，《資本論》首章“第三節內容說明‘價值形式’，這其實是全部形式規定的理解基礎。”〔參閱拙文《<資本論>的邏輯究竟怎樣練成——兼談如何寫<保衛資本論>》，《經濟理論與政策研究》2015年第8輯〕

　　2.堅持把專業史作為過程來寫，寫出事的行動內涵!例如針對貨幣究竟是“特殊商品”，還是“一般商品”問題，既有的爭論突出了這一點：“貨幣是一般商品與特殊商品的統一，是完全可以的。但貨幣的社會屬性只能是作為一般等價物的一般商品。不能把作為其自然屬性的特殊商品也作為貨幣的本質即社會屬性。”〔《我與<資本論簡說>——對三個理論問題不同解讀的辨析》，《東南學術》2016年第1期〕衛興華教授的觀點無疑是正確的，但對“特殊商品論”之排斥，還是不會令人信服。其實，這一問題如從貨幣的專業經濟史處理，就很容易。第一，貨幣是脫離一般等價物后的獨立名稱，但這并不表明它不是“特殊一般等價物”了，相反，它在實質關系上仍然隸屬于這個層面。第二，貨幣是和一切特殊商品對立、并存的“一般商品”，指示此發展意義：貨幣是商品，貨幣是固定充當一般等價物之特殊商品，貨幣是固定充當一般等價物(特殊商品)之一般化了的社會商品。因而，貨幣只是和總商品相對應。第三，貨幣成為社會物之后，它和物質內容的關系并非說是完全脫離了，而在于對其加以“駕馭”，這樣就讓使用價值淪落為價值運行之“被動的載體”。從而，由貨幣特性的事的形成軌跡看，總是從一定的自然屬性向社會屬性過渡的;特殊商品是物質運動載體，它的普遍發展又一定導致一個“一般化的規定”。這個結局最能充分說明資本主義生產目的對于以前歷史生產方式目的之徹底扭轉性。結合三點分析，貨幣的本質是“特殊商品→一般商品”，是該種社會歷史意蘊的運動。一句話，貨幣的本質在于它是商品經濟社會形式的形態上的一個不斷的生成性。

　　3.堅持工藝學和范疇的“相互對照”，藉以描摹工藝史軌跡。貨幣的爭論當然不是純粹思想認識上的爭鳴。它涉及到如何給經濟范疇“下定義”的問題。如果按照物的科學，形式邏輯的定義法(三段論法)通常是優選目標。這樣，貨幣在定義路線上勢必要套上“商品二因素”這駕馬車!但是，史書的“定義法”是采取歷史的敘述方式。即在這里，“馬克思尤其強調了范疇來源上的客觀性標準”，“《資本論》開篇以一個總體邏輯扼要地介紹‘行動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工作內容——所謂的‘價值規律的內容與形式’的闡述，是比照人類歷史發展的總進程進行安排的。”具體而言，“根據這個闡述，商品必須辯證地從產品體系中引申出來，價值形式必須辯證地從價值(發展)中引申出來，乃至貨幣必須是辯證地從商品本身——從它的形式規定中，被引申出來。”〔參閱拙文《行動與理論：哈貝馬斯批判——<資本論>中的歷史唯物主義問題》，《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6年第4期〕特殊論的錯誤是局限在物的科學，用形式邏輯下定義。但二因素的框框仍然需要。這迫使范疇和工藝學的發展相對照，范疇的規定性從中得到了統一：先是“一般等價物”，再是“貨幣”。“至于‘貨幣形式’對于‘一般價值形式’進一步的歷史改寫，那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所謂‘金銀天然不是貨幣，但貨幣天然是金銀。’生產力的歷史發展，使商品生產選擇了有金屬冶煉和鑄造工藝作為基礎的物質技術體系，用來支撐自身的廣闊地發展。”“這種發展最終使得抽象勞動具有了貨幣的社會抽象表現，即貨幣的社會形式;貨幣成為了一切商品的抽象代表，即一般商品。在最后這個階段上，抽象勞動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可謂是‘完全對接’了，以至于，可說是二位一體的規定性。這其實是抽象勞動的歷史發展，是質和量兩方面規定的歷史發展，是這個‘存在者(規定)’形成和不斷社會外化的發展過程，從而，也是‘質’不斷化為‘量’的過程。這一過程實現了‘價值之道’和‘價值之德’的歷史同一，然后在表述上，多少是采用‘邏輯’的方式，從而需要實際的歷史——第二章和第三章——予以補充。”〔參閱拙文《<資本論>的邏輯究竟怎樣練成——兼談如何寫<保衛資本論>》，《經濟理論與政策研究》2015年第8輯〕這事實上是對范疇生產的客觀性標準的說明，又由此準確說明了工藝學的發展，展示了廣闊的生產力推動生產關系發展，從而它的外表形式——交換關系不斷變化發展的一幅歷史圖畫，其中，歷史進階的軌跡就是工藝史到社會史。這種結合物的事，以及貨幣所依托的工藝學發展(例如金屬的冶煉、制造)，全面展示了客觀批判的內部聯系。實質上，這體現的正是事的科學之意蘊和邏輯。

　　很顯然，這一層次的史書規定體現的是“事件本體論”，而不是“本質本體論”。①歸根結底，“這是史書的工作特點——生生推理：發生的東西，同時是正在成長和衰弱的東西。顯然，這種歷史知識是史的認識形式，是結果，而不是前提。所以無論如何，它們不會是‘帶有支點的演繹’工作要求的出發點規定，不會是任何的邏輯演繹意義的起點或終點，即‘公理假設’知識。這樣，就理解了馬克思為何堅持主觀批判(即‘理論史’)和客觀批判(即‘實在史’)工作接通關系，這是對所謂馬克思善于把社會歷史形態的思考、論證和闡發與關乎這一問題的學說史梳理和評析緊密結合起來問題的一個判斷。”〔參閱拙文《<道德經>和<資本論>關系簡說——論中國經濟學的思維和語言》，《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16年第5期〕如此看來，中華發生學工作邏輯可被認定為這么一句話的規定：發生學乃是辯證法的內置結構。其思維與語言可實現對馬克思學說現象的“中華轉譯”。對中國人的理解與運用《資本論》而言，這就是徹底的方法論上的唯物主義。

　　三、經濟形態社會的自然歷史過程：書寫歷史唯物主義發展境界

　　本體(肯定)——本體批判(否定)——事件相通(否定之否定)，這就是“事件之成”的過程，或者說事物發展的“過程事件”。這促成馬克思的工作出發點是人類歷史的“所有制”。②馬克思集中刻畫“私有制的歷史”，由此，所確立的自然史觀形態研究的工作地基是商品經濟形態。

　　“這樣一種思維，把‘道’看作是‘變化之道’，或說是任何事物的‘變’‘通’之道。”〔參閱田辰山：《中國辯證法：從<易經>到馬克思主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蕭延中譯，2008年，第13頁〕于是在馬克思的考察中，商品生產勞動乃是從一般構造轉向特殊構造之經濟規定，即特殊之經濟形態的社會勞動規定。抽象勞動的概念則表明：人的生理耗費被裹進社會史的進程當中，成為一種抽象的互系運動。從目的論設定的要求看，其不是關乎人的自身活動和生產活動的存在特性，而是關乎人作為存在者(類存在的概念)的特性。例如，具體勞動指代“人的主動勞動”，而抽象勞動指示了人的勞動的被動方面。即具體勞動說明了工藝學的能動性，而抽象勞動則深層次地說明了商品社會的被迫的經濟合類性。顯然，這是一種“經濟必然性”規定。亦即，“歷史主體與社會客體的關系給社會史規定的這一特性儼然類似于主體與自然客體的關系給自然史規定的特性。這一特性使社會史在總體結果上表現為不依賴于主體的自覺參與活動，即外在于個體參與實踐的自在性過程。”一言以蔽之，“社會則成了盧卡奇和施密特所謂的‘第二自然’。”〔參閱劉森林：《超越“自然歷史過程”——也論重新理解社會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哲學研究》1989年第10期〕所以只是由于《資本論》對資本主義的歷史性解讀，由于馬克思的努力，使“歷史發生學”被總體建立起來。顯然，這是把歷史看作“邏輯”的基礎，而毫不夸張地說，只是由于《資本論》，人們才第一次發現蘊藏在歷史中的規律性邏輯，據此打通了“專業史”和“總史”?？偸返男纬赡耸侵T“事件本體論”的規定總和。③

　　因此，首先是“貨幣發生學”，其次才是“資本發生學”。準確地說，貨幣發生學對應于市民社會I，而資本發生學對應于市民社會II。“偉大的航程從《導言》開始”，“《〈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的寫作成功意味著《資本論》結構的‘最初成型’，因而，它是《資本論》邏輯誕生的秘密地。”〔參閱拙文《<導言>的革命：事的科學和研究對象的確立——兼析‘科學抽象法’的反思問題》，《江漢論壇》2015年第9期〕同樣以馬克思對“價值形式”的研究為例，可以說，“馬克思價值形態理論的形成，前后經歷了萌芽期：《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寫作;發展期：《政治經濟學批判》寫作;深化期：《剩余價值理論》寫作;接近完全期：《資本論》研究和完成期四個階段。”并且，“正因為這種不斷完善和深化，最終促使馬克思價值形態理論乃至馬克思經濟學理論體系的生成。”〔參閱陳建華等：《馬克思價值形態理論的形成研究》，《當代經濟研究》2016年第6期〕“究其原因，《資本論》結構的藝術高度是‘社會客觀批判’，這個結構在思維上的形成本身是一個自然過程。”〔參閱拙文《<導言>的革命：事的科學和研究對象的確立——兼析‘科學抽象法’的反思問題》，《江漢論壇》2015年第9期〕那么，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探討價值關系或價值形式的研究目的至此已經昭然了：揭示歷史上自然發生的并發展著的母子工作關系。進一步而言，即尋求“母子發生”之批判方法。“市民社會I，如同市民本身，是一個和單純商品生產工作形態彼此依存的社會人文形態。它同樣是廣義的特指資產階級社會之前的歷史經濟關系發生運動。”相反，“市民社會II應列入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范疇。即是說在發生前提上，以貨幣為主導的生產固然是依靠了單純商品生產的空間存在性，但實為商品生產關系類型的轉換：一種換成另一種……這個過程表現為貨幣性質的發生質變的發展時刻。”〔參閱《保衛<資本論>——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修訂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331頁〕這是經濟形態的自然歷史過程，它構成“經濟形態社會”之規定。顯然，經濟形態社會是一個不斷發展的規定。這促使“系統發生學”邏輯(《資本的流通過程》)必須服從于“總的歷史發生學”。“商品的發展起點和批判起點鎖定了資本批判的唯物主義基礎。商品——資本——商品，這個客觀的歷史進程說明資本主義客觀過程固有的特點：第一個環節是‘生產啟動再生產’(其中剩余價值生產本身是由‘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結合規定性’所啟動的)，延續下來的環節則是‘再生產啟動資本的流通’。實質內容就是強調‘資本生產’和‘資本流通’的有機統一。”〔參閱拙文《<資本論>的藝術高度：社會客觀批判——關于“商品批判”和“資本批判”的歷史辯證法》，《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學報》2016年第1期〕

　　“現象發生學”邏輯(《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本質上由流通過程啟動。其隸屬于“總的歷史發生學”的地方在于：“資產階級社會有一部特殊歷史：資本主義‘道’和‘德’的發展。它扎根在生產史中，顯露在流通史中，最后和生活史合而為一。‘道’和‘德’的形成中已經包含了它的發展規定。這部特殊歷史是具有獨立發展形態的分配史。分配運動在反方向上拱衛資本主義的生產流通過程。由于這個特點，價值和價格的運動可謂是表里如一、相互加強的。這使得資本從來不會表現出行動遲緩的特征，始終以積極的并且是分配形態的面目問世。為了這個理由，資本寧愿作為一架永不知疲倦的社會積累機器，同樣要把生活領域變成自己的主戰場。”〔參閱《保衛<資本論>——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修訂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432-433頁〕

　　經濟形態社會的自然歷史寫就社會客觀批判過程：生產行動→再生產行動(《資本論》第一卷)，再生產行動→流通行動(《資本論》第二卷)，流通行動→社會生活行動(《資本論》第三卷)。這樣一來，《資本論》第四卷(《剩余價值理論》)的“邏輯”亦只能寫就為隸屬客觀批判的“社會主觀批判過程”，即社會客觀批判過程的自我認識(所謂資本的“認識發生學”)，工作形式是：社會生活行動→經濟認識行動。“歸納起來說，這種認識生產包含的批判意義即在于根本弄清楚歷史唯物主義發生學領域內的各種‘母子’工作對應關系，以確保找到‘事物的發生’、‘事物的發展’、‘事物的生長運動’之間的固定在認識上的種種內在聯系。”通過事的統一安排，從個別上升到一般的過程規定得到了全面彰顯，“‘剩余價值’(資本的認識范疇)，就能夠同時作為認識規律的規定性來予以工作對待，實際上，它是資本主義客觀批判和主觀批判的總的‘認識形式’。”〔參閱拙文《<資本論>的邏輯究竟怎樣練成——兼談如何寫<保衛資本論>》，《經濟理論與政策研究》2015年第8輯〕

　　當此階段，“一切事件的內部或事件之間錯綜復雜、千變萬化的關系都是內在的，可以看為一個基本形式，那就是‘陰-陽’及其之間的相互作用與相互依賴。”〔參閱田辰山：《中國辯證法：從<易經>到馬克思主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蕭延中譯，2008年，第13頁〕于是可創設《資本論》的新的理解架構：陰陽(《資本論》第一卷)——五行(《資本論》第二卷)——八卦(《資本論》第三卷)，這是所謂的“《資本論》之于中華經典文本的思想性銜接”，可見，“立足方法和邏輯，‘歷史-思維-語言’的實踐態的工作體式得以整體凸顯。”〔參閱拙文《國學感召與<資本論>在今天——紀念<資本論>第一卷出版150周年》，《黑龍江社會科學》2017年第3期〕

　　然則，什么是弘揚歷史唯物主義發展境界?扼要說，就是繼承發展、相生相克、代代相繼之母子工作體式。純粹的歷史過程(尤其實證主義)偏重于專業邏輯，使經濟史局限于“專業史”。統一史規定則升華了專業史，消弭了專業史的編纂性質，撤除橫亙在專業史之間的“邏輯隔板”(如資本總公式的矛盾)，就達成創造性理解的境域。④可見，發生學工作邏輯的連通意義上的“四卷結構”較好布局了主批判和客觀批判，實現了它們的統一。這是把握總史的條件，也是“總體歷史(規定性)”最終實現的條件。由此工作起步，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解釋學逆轉”被終止，學科工作邏輯由“解釋的方法”轉向“發生的方法”。反過來看，只有遵循專業史→總體歷史的行動邏輯軌跡，我們才能夠深入體會“自然歷史過程”的深義。它決不是說把社會設想為同自然界一樣有規律，或者說對“客觀規律”之存在性的一種全面貫徹和推廣，而在于強調“歷史研究指向的是‘客觀批判’。”從而，“在馬克思那里，‘道的規定’和‘歷史’更多地被統一起來。”〔參閱拙文《<資本論>在何種意蘊上是“史書”——兼析<21世紀資本論>的歷史書性質》，《江漢論壇》2016年第5期〕

　　四、總體歷史規定：書寫“百科中的一科”

　　深受馬克思影響的盧卡奇，這樣歸結總體性理論：“只有在這種把社會生活中的孤立事實作為歷史發展的環節并把它們歸結為一個總體的情況下，對事實的認識才能成為對現實的認識。”并且，他指出：“具體的總體是真正的現實的范疇。”〔參閱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關于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研究》，商務印書館，杜章智等譯，2012年，第58-59頁〕

　　但在馬克思看來，總體歷史是歷史存在與發展的總方式。并且在他看來，總體性的辯證法是徹底認識社會歷史之惟一現實可能的方法。這毫無疑問地提升了事件相通性，達到“通變”的層級。后來者如盧卡奇則認為：“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正是拯救了黑格爾的這一方法，馬克思的歷史道路鮮明地體現為具體和總體的雙重原則：一方面是對歷史趨勢、歷史動力、歷史發展進程的大致描繪，這一描繪不是為了頒布鐵的規律，而是要破除決定了歷史發展進程的絕對者，歷史發展的方向與趨勢就包含在歷史自身之中，而不需要向歷史之外去尋找;另一方面，馬克思堅持歷史道路的具體性原則，歷史發展的特殊性成為晚年馬克思社會歷史研究的主題，尤其是對東方社會特殊性的洞察構成了馬克思豐富發展歷史唯物主義的素材。”〔參閱何瑩：《歷史性、總體性與現代性——赫勒現代性批判視域下的歷史哲學研究》，《學術交流》2016年第3期〕

　　一言以蔽之，歷史總體(規定)是辯證法在歷史領域里的總體性表現。由此看來，所謂“總史”(總體歷史)，是“多學科統一”(百科全書規定)研究意蘊的總體歷史科學建構觀。這樣，我們在討論貨幣發生學時，需要把“商品發生”作為它的建構元素，需要考慮完整意蘊的商品發生學。同樣的道理，當討論資本發生學時，順推下來的結果是，亦必須考慮完整意蘊的貨幣發生學。這些過程的聯動迫使歷史只能作為“整體邏輯”來書寫。然則，歷史必須作為“整史”進入考慮之中，由此，“勞動二重性”表達的是一既具現實性根據、又在內涵邏輯上不斷變化之歷史動態理論規定性。而這基本上就是勞動二重性學說原理出籠的憑據。勞動二重性工作連通的是商品批判“政治經濟學”之對象規定和研究對象規定。這種邏輯書寫歷史的方式旨在克服類似以下的研究缺陷與工作不足：“由于堅持把歷史仍然當成‘歷史邏輯’研究……但行動的內涵的表述較為模糊。這導致可能無法講清楚資本的生產行動、流通行動、生活交往行動的質的區別基礎上的內在聯系……‘商品和貨幣發生學’、‘貨幣轉化資本發生學’、‘剩余價值發生學’、‘資本積累發生學’……等等，某種意義上，工作努力仍然是一種‘邏輯構圖’：在諸文本間尋找聯系鏈條，尋找各類‘邏輯歷史’之間的文本的結構聯系。”〔參閱拙文《我為什么與如何寫<保衛資本論>》，《政治經濟學報》2015年第4卷〕

　　歸根結底，總體性是根本方法。總體聯系不再是孤立的“生產一般”、“分配一般”、“交換一般”、“消費一般”，而在于把消費當生產來寫，把交換當生產來寫，把流通當生產來寫，乃至把分配當生產來寫，將它們作為總的學科建構元素來予以對待。這樣，“總生產”的概念得以確立，國史、天下史、世界史的規定性得到統一，“物本體論”的理論規定被拒斥，“事本體”規定得到確立，而產生事科學語境下“本體論批判”之工作效果。例如以《資本論》首章工作體例為例：(1)以商品的存在批判來書寫“商品歷史的存在”，工藝學和政治經濟學的區別和聯系就得到極大地彰顯。一言以蔽之，就是“商品體”這個特殊存在。如對使用價值而言，“物的有用性使物成為使用價值。但這種有用性不是懸在空中的。它決定于商品體的屬性，離開了商品體就不存在。”〔參閱《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8頁〕另外一方面，“假如商品能說話，它們會說：我們的使用價值也許使人們感到興趣。作為物，我們沒有使用價值。作為物，我們具有的是我們的價值。我們自己作為商品物進行的交易就證明了這一點。我們彼此只是作為交換價值發生關系。”〔同上，第101頁〕(2)以本質批判書寫“商品歷史(生產)的本質”，這使我們清楚地看到“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二重性”。一方面，具體勞動是自我歷史批判，這促成了勞動分工的發展;另一方面，人類勞動本身亦是批判的發展的，這樣就產生了“簡單平均勞動”的概念。這種社會標準的形成“是在生產者背后由社會過程決定的，因而在他們看來，似乎是由習慣確定的。”〔同上，第58頁〕(3)首章說明的是“商品的概念”，即“價值(形式)”，同樣是從批判角度進行的。這樣的概念批判的目的是說明：價值決非是在交換中被設定為“假設前提”的純粹認識形式，它體現的是抽象勞動的歷史生成與發展，而后者又是生產勞動本身伴隨交換關系的發展。這種概念史是對價值規律歷史的批判性表達。(4)最后一點是關于“商品拜物教”的精神現象學和歷史現象學的批判。“《商品的拜物教性質及其秘密》是對價值之道、價值之德實施的歷史視角的認識批判，或者說，也就是摹寫‘價值的認識形式’。如果我們把它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進行對照，可以發現：馬克思這里運用的是‘白描手法’，即努力撇開文化史，專注‘歷史的敘述’。這種以‘立’代‘破’的運筆方式旨在高度彰顯‘商品的精神現象批判’的歷史性，并進一步把它歸結為‘歷史現象學批判’。”〔參閱拙文《<資本論>的邏輯究竟怎樣練成——兼談如何寫<保衛資本論>》，《經濟理論與政策研究》2015年第8輯〕

　　透過“總生產”，我們看到，《資本論》書寫資本運動和結構的基本圖型是“生產關系-交往關系”。其最高宗旨是確立工藝史、經濟史、思想史、文化史之統一。這就要求綜合考量生產方式，突出它的“客觀批判史”和“主觀批判史”的統一。這種工作一旦做到，我們就能夠認定：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乃是一種自然史的過程。⑤而能夠做出結論：“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參閱《馬恩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頁〕

　　五、建立批判：破除“現實的歷史”存在論

　　《資本論》建立總體歷史觀，其目的絕非為了屈從“現實的歷史”，真實工作意圖委實是指向了“歷史批判”——尤其對“現實的歷史”的批判。“自然史”進程是合規律的，然而是合“必然性規律”?？梢?，“超越社會發展的‘自然史過程’是馬克思哲學的最高期望的表達。”〔參閱劉森林：《超越“自然歷史過程”——也論重新理解社會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哲學研究》1989年第10期〕因此，《“現實的歷史”：〈資本論〉的存在論》一文(以下稱“孫文”)錯誤之處在于：把《資本論》非法為“存在論”，這樣就把客觀批判主觀認識化了，特別是混淆了“批判(=發展)的規定”和理論邏輯建構的工作關系。孫文的核心觀點在于：“《資本論》是關于‘現實的歷史’的存在論”，認為這是“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存在論’”。這樣的路徑是使總體歷史重新退回到專業史的理解水準，而無助于把握“經濟形態社會的自然歷史過程”。我們且看一看“存在論建構”的理論旨趣是什么!按照孫文的講法，不外乎是這么兩項：(1)“為‘縮短和減輕’社會發展過程中的‘陣痛’和實現人類解放指明了現實道路，也為反思現代性提供了深層的存在論解釋”;(2)表明“馬克思是真正的人道主義者，馬克思主義并不是抽象的人道主義”?！矃㈤唽O正聿：《“現實的歷史”：〈資本論〉的存在論》，《中國社會科學》2010年第2期〕

　　但是，人類之自由是通過克服“自然必然性”達到的?？陀^批判歸根結底是“史”的進程。于是，“將歷史發展過程說明為由這些‘史’的內容和形式的統一規定所構筑，乃是升華了《資本論》的工作邏輯。這是絕對的歷史主義和行動主義。”〔參閱拙文《<資本論>的邏輯究竟怎樣練成——兼談如何寫<保衛資本論>》，《經濟理論與政策研究》2015年第8輯〕對此，我們必須說《資本論》的藝術高度是社會客觀批判。按照孫文的講法，資本實現“現實的歷史”的線路為：資本的邏輯——運動本質——現實的歷史。這當然是純理論建構的路數：建構-批判-建構;內含的邏輯期望不過是：“自覺地實現了以邏輯的運動去展現‘現實的歷史’。”〔參閱孫正聿：《“現實的歷史”：〈資本論〉的存在論》，《中國社會科學》2010年第2期〕于是，“我們對此提出真實反批評(即確立正確批評方式)的線路(批判-建構-批判)是：資本的存在批判(資本的歷史)——運動本質(資本的邏輯)——現實的歷史批判(資本的自我揚棄運動);以此直擊所謂：‘資本運動的邏輯既構成人類存在的現實的歷史，又構成資本主義的自我否定。’”〔參閱《保衛<資本論>——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修訂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19頁〕

　　這意味著，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是“本體論批判”，而這一批判顯然和本體批判相呼應，從而對事物發展的思考是從否定的環節被引入的。⑥這樣做的工作效果：如前所述，第一，判定“生產一般的規定是為工作批判準備的靶子”，而肯定：“從生產的發展(客觀批判)到生產關系的發展(社會客觀批判)，是理解‘一般的抽象的規定’置前的機要之處。”〔參閱《保衛<資本論>——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修訂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17頁〕第二，言明：“《資本的生產過程》從歷史批判角度摹寫‘歷史的資本’：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總之，這是由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總體制約著的資本自我否定發展的歷史批判結構。”〔同上，第20頁〕第三，由《資本的流通過程》整體摹寫“現實的資本”乃是“資本積累形式與社會形式之間的矛盾運動”，相應，“《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從現實角度揭露和批判資本主義經濟現象的發展：摹寫‘歷史現實’。”〔同上，第20-21頁〕第四，據此可以判斷：“《〈資本論〉的存在論》以歷史為解釋原則的理論建構主義命題與《資本論》的藝術結構在工作實質上毫無關聯性。其停留在‘存在的秘密’層次，并不能獲得關于‘認識的秘密’的真正知識，形成不了真正性理解。”引出深層次批評：“其立足于人的現實的歷史，研究手法是等同存在的秘密和認識的秘密，意味著對社會客觀批判規定的回避。”〔同上，第23頁〕

　　在“存在論”看來，主觀批判是自立的。這同史書工作意蘊是根本違背的，從而不可能在方法論上真正謀求對于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最大反動”，實際上恰恰相反，其對“結構主義”、“科學主義”、“形式主義”進行了適當的妥協。深層次看，這是研究方法上的唯心主義。它忽略了：《資本論》中的科學性和階級性規定是嚴謹統一的，蓋因它們藝術地結成統一體，才通過批判性，進一步結成了完整的工作邏輯，從而，又借助歷史自身的發展有效指導所服務的現實，并指引未來。“一言以蔽之，其首先是‘行動理論’，而不是‘知識理論’”，而對歷史工作規定的深掘則在于揭明“《資本論》中的歷史唯物主義問題”，進一步強調：“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富有的積極內涵是統一了歷史、階級、實踐和行動。”〔參閱拙文《行動與理論：哈貝馬斯批判——<資本論>中的歷史唯物主義問題》，《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6年第4期〕

　　至此，我們得到體例完備意義的“史學闡釋”。它從邏輯上對應了《資本論》四卷結構的生成。即《資本論》寫作發軔于《剩余價值理論》寫作，而馬克思又把《剩余價值理論》視作《資本論》的歷史部分，排列在理論部分之后。這不過又在說：在理論部分的對象的階段，主體正處在反思中，當其成熟發展之時，就是歷史反思成功之日。于是從后思索，形成批判工作邏輯，在敘述上則要求順著歷史生長本來進程來展示事物構造!所以必須堅持把認識反思和批判本身歸結為歷史成長的產物，從而，《資本論》歷史部分根本是理論部分在對象上的發展的產物。這些工作最終展現了主客觀批判的藝術性統一。

　　六、附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學科屬性之意蘊

　　以上的說明在于揭示“史書”的工作意蘊：以事的科學的構建把握“本質范疇”(道和德)，其指向了“生生推理”，又以事件的本體論批判具體揭示和系統把握“本體論的本身”(本質的本體論批判)。換言之，通過創造性地理解“歷史之事”，它促成政治經濟學批判成為“學科方法”。如上所論，全部落腳點就在于堅持把“批判”建立為工作邏輯，說到底，批判是方法，批判是邏輯，批判是道路，批判是歷史真實。因此，《資本論》史書工作意蘊有力地表明：政治經濟學批判方法論所依靠的學科規定始終是歷史領銜的“百科全書”。

　　最終得以解密這一問題：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學科屬性具有何種意蘊?突出辯證法，而且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它徹底解決學科工作邏輯究竟是采用“解釋的方法”，還是“發生的方法”的問題，賦予發生學批判工作內涵之“解釋”以突出的地位。從而，它真正要表明的是：研究方法的唯物主義取向在于把主觀批判原則歸結于客觀批判;相應，必須堅持把主觀批判的自覺性，即研究者的“研究啟動”(一般而言，主觀批判是客觀批判的先導行動)一方面歸結為“歷史的反思行為”，肯定為社會本身的認識行動上的自覺性，另一方面需要認定：其必然是從客觀批判的內在行動訴求中引出的，乃至是真正意義的人類史對于自己的自然史的“一種歷史召喚”。⑦

　　然而一般的認識是：討論辯證法問題必須是從資產階級古典哲學開始，尤其從對德國古典哲學的討論開始。該教條是忽略了政治經濟學語境中的“辯證法原像”問題，并且完全沒有把政治經濟學批判認識為“經濟哲學”之方法論的規定，——后者是馬克思站在“史的高度”提出的邏輯方法的總設想。于是人們談論辯證法，總是陷于抽象，忽略了抽象和具體關系上的物質內容——社會歷史生活?？扇缟纤?，“中國辯證法”的工作效果自然不會是孫文的主張：認為現實是不能“跳過”的，而一味謀求主觀批判上的認識自覺性。因此，上述教條也對中國語境之政治經濟學批判工作規定采取了同等程度忽略的態度。致使其不能認識到，“或許，馬克思主義是西方思想中提供與中國哲學傳統相應部分與之對話機會的最為重要的要素。”并且，“在這一對話過程中，發展出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的中國版本，這一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體系在毛澤東的思想中達到了成熟。”以致，我們甚至可以說，“現在中國流行的哲學術語‘辯證唯物主義’，不僅貫穿于哲學層次的對話之中，而且也已成為普通人生活和思維習慣中的日常用語了。”〔參閱田辰山：《中國辯證法：從<易經>到馬克思主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蕭延中譯，2008年，第1頁〕這些自然是屬于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廣闊的學科背景的規定。中國人以偉大的超越性文本和獨立的馬克思主義和《資本論》研究品格，在科學運動風起云涌的19世紀和20世紀，已然創造了偉大的中國辯證法的歷史與現實的工作語境。而在新世紀，又迎來和整體進入“保衛《資本論》”的研究時代。這就是中國人的工作特點：“堅持，繼承，批判，發展，創新，提高”，“這是所謂‘當代經濟學建設’之工作內涵。”〔參閱拙文《<資本論>在何種意蘊上是“史書”——兼析<21世紀資本論>的歷史書性質》，《江漢論壇》2016年第5期〕一言以蔽之，從歷史中批判，于文化、思維、語言中蘊存，其解放了辯證法的神秘性質，消除了公式主義的法則，將唯物辯證法認定為“循求相通”。并且，“正是在這樣一種‘東方式邏輯’的框架中，毛澤東傾向于‘馬克思主義’必須變成與‘中國具體特點’相通的東西;馬列主義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它與不同國家具體革命實踐的‘相通’性。”〔參閱田辰山：《中國辯證法：從<易經>到馬克思主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蕭延中譯，2008年，第143頁〕

　　總之，“《資本論》絕不是資本的客觀邏輯知識，指示歷史現實(即歷史的發展)，決非單純的現實歷史(即現實本身)。”歸根結底，《資本論》“摹寫‘現實’，為了更好地指示‘歷史’”;而在最終目的性上：“其指示資本的這種發展特性：資本一邊發展自己，一邊消滅自己。”〔參閱《保衛<資本論>——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21頁〕可見，這是力量之崛起，它超越了科學主義的一切弊端。

　　七、結束語

　　《資本論》和《道德經》畢竟不同，洋洋灑灑，亦歷史亦邏輯;同時，《道德經》亦只能看作是邏輯版的“道史”和“德史”。這鎖定了“資本”的巨型條目體的體例構造：史書工作背景的“資本之道”、“資本之德”的批判性記述，說詳細點，亦就是政治經濟學批判邏輯與史書工作體例之統一。由此可彰顯《資本論》“史的結構”意蘊：(1)對象史：廣義的歷史學科探索;(2)研究對象史：在上述基礎上加入了“范疇史”研究;(3)資本史：在上述基礎上復加入“批判史”研究。這樣的行程其實是《資本論》四卷結構體式誕生的秘密，亦是“系統的歷史記述”和“批判的學科方法”之結合標題結構的產生由來和工作涵義。歷史-邏輯統一據此工作還原為“歷史-思維-語言”的體式，創造性轉化為“中華語境”的科學邏輯?？傮w看，這是中西方學術共演結構的一個有效聯結之點、理解之點，它啟蒙了“事的工作本位”，具體化了人的發展和物的發展，使它們分別定格為彼此依存的實踐態的社會行動邏輯，例如“生民養民”和“生勞養勞”，使得立足于總體經濟形態的理論科學建構有了可能。

　　注釋：

　?、傥覀兛刺锍缴降南嚓P論述：“沉淀在中國馬克思主義中的，也是‘事件本體論’，而不是‘本質本體論’。就中國馬克思主義而言，對某一人物的特性化處理，也是事件性表述;這種表述是在人物既是主體也是行為的互系性模式中進行的。在中國馬克思主義中不存在超越意識，蘊涵的不是二元論或兩分法的思維，它秉承的是互系性的自然宇宙觀。不同于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二分法理論基礎，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講的仍然是同一事物內部之間那種偶對體的關系，雙方均成為構成彼此目前狀態的必需條件。”〔參閱田辰山：《中國辯證法：從<易經>到馬克思主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蕭延中譯，2008年，第11-12頁〕

　?、谌缜八?，其破除的是“私有制的普遍理性”，即“人類商品生產具有兩種工作形態：單純商品生產以及資本主義生產。后者是前者的一個特殊化發展的規定，內容上固然涵括并延續了前者，工作形態是對它的直接否定。”具體而言：“單純商品生產以商品導引貨幣，資本主義生產剛好顛倒過來，是以貨幣導引商品;前者發展直接的商品-貨幣關系，后者則致力于發展貨幣-商品關系。即在基于商品的生產中，貨幣的規定為商品的規定所統轄，而在基于貨幣的生產中，商品的規定為貨幣的規定所統轄;前者在生產目的上可說是作為使用價值的商品生產(生產商品)，后者在生產目的上可說是作為價值的貨幣生產(生產貨幣)。”“這樣可以說，單純商品生產沒有脫離開普通的人類學意義，資本主義生產具有特殊社會學含義。商品生出貨幣彰顯了產品社會的發展，貨幣進一步轉化為資本則顯示出商品社會本身的發展。發展中介剛好就是‘貨幣(生產)本身’。”〔參閱《保衛<資本論>——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修訂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326頁〕

　?、勖擅?，非恒名?？擅疵?，是通常說的“下定義”。形式邏輯的定義法走的是解釋學路徑，為專業經濟史的系統研究所擯棄，因為所涉及的不是純粹的邏輯過程，乃是歷史過程，是對內部聯系加以詳盡說明的邏輯研究。由此立論，專業史研究始終是基礎和出發點。立足多學科的史的路徑，“總體發生學”歷史圖景就容易建立。所以，必須堅持把生產形態看作是“歷史的”，同時調用多學科手段解剖“生產形態的歷史”。如王亞南的這個說法：“在有關經濟的諸科學的成立順序上，經濟史學一般是要落在經濟學之后的。”但是，“經濟史的研究，其最困難之點，與其說是在史料過于繁雜的現代，卻毋寧是在史料過于簡單貧乏的古代以至現代以前的社會，而現在以前諸社會的認識，又會妨礙其對于當前社會的理解。”也因此，“必須由這狹義的經濟學的研究，理解了資本主義經濟運動法則，理解了資本主義經濟的來蹤和去跡，然后始能引導我們去探究前資本主義社會的(乃至后于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發展法則。”〔參閱王亞南：《中國經濟史研究的現階段》，載于國立中山大學出版《經濟科學》1943年第5期〕

　?、鼙疚膶?ldquo;統一史”界定為天下史和世界史的統一。由來是關于中國單調不變的論見被視為理所當然，從而，母子相貫、“道+德”內置和生生不息之中華統一體制被相對忽略。因為在近代，“中國發展失敗的例子不但使資本主義可以顯示其文明之特殊屬性，也呈現出其作為一種有效的政治經濟型式之優越性。”于是，“中國經濟取得發展的惟一希望則是告別過去，并從西方學習。這一見解在浪漫主義、黑格爾派哲學、實證主義等之學術傳統中愈來愈根深蒂固，迄于20世紀的最初數十年。”〔參閱《中國與歷史資本主義——漢學知識的系譜學》，新星出版社，古偉瀛等譯，2005年，第5頁〕但是，“在各歷史階段發展轉變過程中體現著的法則，當然是作用在一定社會經濟基礎之上的。但任何一個民族或國家，經歷無論哪一個歷史階段，很少有一個單純的或同一社會性質的經濟結構或經濟形態，讓它那種法則‘很爽快的’或不受阻礙的表現出來，反之，法則的嚴存性與貫徹性，卻正好是由通過種種阻力，或克服那些阻力，而被認識著、理解著。在一種新社會經濟形態取得存在的過程中，我們會看到，阻礙它的是舊的傳統的經濟制度，但當它已取得了社會支配形態的地位，它本身又必然要孕育出一種代替它的更新的社會經濟形態的因素，而使它自身變為被克服的阻力，這正是歷史法則的表現。”〔參閱王亞南：《中國社會經濟史綱·緒論》，載于福建省研究院《社會科學》1945年第1卷第4期〕

　?、堇玺斊吩浇淌谡J為：“人類歷史的確是人類有意識的實踐活動創造的。而這種實踐活動，不論是政治的、軍事的還是文化的活動，最后歸根到底必須訴諸物質生產活動才能真正得到實現。因此人們有意識進行的這些實踐活動最終通過物質生產活動而被物質化了，形成了獨立于人的物化勞動的世界……這個過程的不斷的歷史積累，形成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說的社會發展的‘自然史過程’。”〔參閱魯品越：《鮮活的資本論——從深層本質到表層現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64頁〕

　?、拊谶@里，“‘辯證法’被納進了‘通變’的視野。”而反映通變的一個語言現象是：“‘社會’和‘存在’在古漢語中沒有一起配合構成過一個詞……在‘通變’的哲學環境中，它們呼喚互系關系的宇宙觀念，歷史性、境域化的具體情勢，事物的特性和一種動態的變化過程。它們從來不表達概念性二元論。”〔參閱田辰山：《中國辯證法：從<易經>到馬克思主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蕭延中譯，2008年，第118-119頁〕

　　⑦按劉森林的講法：“這樣，我們就獲得了‘自然歷史過程’的本質內涵：它既不是指社會規律與自然規律客觀性的類同，也不是指社會發展遵循絕對必然性;不是指自然史與社會史在自組織的多樣化這一內涵上的類同，而是指社會史總體結果上的非主體性，人類主體對社會客體運行的非調控性，即社會史的自在性、盲目性和無計劃性。”〔參閱《超越“自然歷史過程”——也論重新理解社會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哲學研究》1989年第10期〕

　　來源：《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7年第5期

　　原題名：《資本論》史書工作意蘊：中國語境與中國運用——中國語境與中國運用

　　責任編輯：張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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