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階級分析和階級斗爭的觀點來看問題，就不可能真正科學認識社會形態尤其是國家意識形態。國家意識形態與國家的經濟基礎有著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不承認這一點，就絕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馬克思、恩格斯是馬克思主義國家及意識形態學說的創建者，《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德意志意識形態》、《哲學的貧困》、《共產黨宣言》、《1848——1850年法蘭西階級斗爭》、《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1852年3月5日馬克思致約瑟夫·魏德邁的信，構成了馬克思主義國家學及意識形態學說開端萌芽并初創的標志性著作，《資本論》、《反杜林論》、《法蘭西內戰》、《哥達綱領批判》、《路德維希·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90年9月恩格斯致約瑟夫·布洛赫的信及馬克思晚年的人類學歷史學筆記等，則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國家及意識形態學說的逐漸成熟和發展。列寧作為馬克思主義繼承人對于全面系統地闡述馬克思主義國家及意識形態學說作出了巨大貢獻，他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和叛徒考茨基》、《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的經濟和政治》等著作堪稱馬克思主義國家及意識形態學說系統成熟的代表作，也為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工人階級利用資本主義矛盾的發展及資產階級統治的薄弱環節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實踐奠定了理論基礎。而毛澤東則在比西方資本主義遠為落后的中國如何進行工人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進行了理論聯系實際的成功探索，并以《新民主主義論》、《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論人民民主專政》、《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等著作，理論聯系實際系統說明了中國革命階段論與不斷革命論的辯證關系，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不斷革命論，將馬克思主義國家及意識形態學說推向新的發展階段。

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它們是生產力有所發展但又不夠充分發達之必然歷史產物，并且是伴隨私有制和固定的社會分工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這時由于生產力不夠發達，有限的財富只能由一部分人所掌握并支配而進行有組織的社會生產和滿足人類生存發展需要，這種局面勢必造成人類的階級分化和利益對立，從而造成一部分人不勞而獲而另外的勞動者卻勞者少獲這種階級矛盾的產生，并有可能發展到矛盾不可調和的地步。這時，為了使那些無法調和的階級矛盾得到暫時的調和、緩解和控制，就需要有表面上代表各個階級利益的國家組織和國家機器這種強力組織凌駕于社會各個階級之上來進行各種關系的調節與規范，來維護國家社會的穩定與有秩序地發展。而“政治國家”或階級國家也就是這種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是依靠其經濟政治及軍事上的實力取得勝利而成為占國家社會支配地位的統治階級根據自己需要確立一定國家社會制度和社會秩序管理治理社會進行階級統治的暴力工具和手段。國家社會的性質取決于國家社會的經濟基礎，占主導地位的生產方式和經濟基礎決定著整個國家的政治上層建筑和社會意識形態。政治上層建筑和社會意識形態實質是在階級斗爭中獲勝的階級在取得統治地位后所確立的國家政權、政治法律制度以及由他們所肯定和倡導的思想文化及其社會意識形式。在整個社會有機體的運行演變過程或者歷史的發展進程中，構成社會有機體的各個層面、各種因素實際上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現代國家”仍然不過是階級國家，它不是資產階級國家就是工人階級國家。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制雇傭勞動經濟基礎上的“現代國家”，不管資產階級怎樣推行所謂的民主和法治，由于這時人的自由民主權力僅限于其金錢資本擁有的多寡所限定的財產權、商品交換權及與其相應的政治權力，所以它實質都不過是資產階級的總代理或“政治代理人”，它們歸根到底是為資本家攫取剩余價值和利潤并為維護和發展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社會秩序而服務的，也就是說，它們是為維護和發展資產階級的統治與剝削而服務的。國家的經濟管理職能、國家主權領土的捍衛與經濟社會秩序的維護職能實質都不過是為特定性質的經濟和經濟社會發展服務的。

在生產方式經濟基礎或物質利益關系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必然也是在國家政治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領域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國家和社會意識形態是統治階級進行階級統治的工具和手段。人類歷史的發展表明，每當舊的統治階級掌握國家政權不能有效管理控制國家社會的階級關系和矛盾，導致階級矛盾日益尖銳且完全失控時，整個社會的階級斗爭就上升發展為嚴重的社會動亂和激烈的階級大搏斗。各個階級經過激烈的階級斗爭和實力對比最終根據其勝負決定他們重新確立其在國家社會中的地位和相互關系，國家政權及其組織這時也隨之發生改變或易手而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和歷史發展周期，由在階級斗爭中取得勝利的新的統治階級來主導國家社會，確立新的國家社會秩序與意識形態。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方式的變革最終影響決定著人們的階級關系結構和階級關系演變，影響決定著這種階級關系的性質和力量對比，進而影響決定著各個階級之間的斗爭和斗爭結局，從而在這種意義上影響制約著人類歷史的發展和發展階段及各個歷史發展階段的社會形態及其社會歷史屬性。

因人們的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不同，人們在生產關系中的地位和權力不同，因而人們的物質利益關系也存在分化對立，其物質利益的實現機制也各各不同。在這樣的情況下，在生產關系或物質利益關系中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必然也要利用其在經濟中的統治地位謀取其在政治法律上層建筑和社會意識形態中的統治地位和主導權力，使來源并服務于經濟基礎的政治法律上層建筑和社會意識形態成為為其經濟基礎服務的工具，使國家政權成為其政治附庸并為其整個階級的利益需要和各項權力與目標的實現服務。人們因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生產關系的不同所形成的利益沖突和矛盾是不可回避、不可抹煞的利益矛盾和分歧，因此而劃分的階級差別和對立也是不可回避、不可抹煞的客觀存在，這就決定著階級之間的合作與競爭關系實際上始終伴隨并反映著各個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的狀況，任何人、任何黨派都不可能真正超越這樣的利益沖突和矛盾，不可能真正超越存在利益沖突與矛盾的各不同階級關系之上，而只能是根據其處境和社會地位按照本階級或利益集團的需要去思想，去決策，去行動，想凌駕于全社會之上代表所有人——那只能是幻想或自欺欺人的欺人之談。

迄今為止，人類社會歷史上并不存在所謂超階級、超歷史發展階段的國家和政府，也不存在以執掌國家政權為目標的超階級、超歷史時代的黨派。任何黨派與國家權力都隸屬于一定的階級，人類社會若沒有階級的劃分與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也就根本不可能存在所謂的政黨紛爭與國家權力之爭。政黨與國家政權的思想政治路線、經濟政策、國家社會的管理治理大政方針、發展道路、發展戰略、發展方向目標的不同與分歧對立，實質體現的是它們所代表的階級政治路線與利益需要的不同，體現的是階級的矛盾和對立。國家在思想政治路線、發展路線、發展戰略、發展政策、發展道路、發展方向目標方面的斗爭及國家權力的爭奪，實質體現的就是不同階級為確立建立有利于本階級的經濟基礎和物質利益關系格局而進行的斗爭。盡管剝削階級國家統治階級都把自己的利益需要、權力及其意識形態與價值觀打扮成普遍的利益需要，打扮成社會公權力及其化身，把自己的思想觀念宣傳為所有人的思想觀念并在全社會推行倡導，甚至依靠權力強制人們遵行，但其意識形態照舊不能超越其階級與歷史的局限，其虛假虛幻性是欲蓋彌彰顯而易見的。剝削階級這些虛假虛幻的社會意識形態在本質上是顛倒黑白、混淆是非、以假亂真而且是具有歷史繼承性而代代遺傳不斷發展的，它們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存在基礎都是剝削階級的私有制經濟及極少數人剝削奴役多數人的生產生活社會秩序，而且為了緩和階級矛盾及嚴重的社會不公，它們無疑都要人為地、有意識地掩蓋這些關系的實質和矛盾，所以它們用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話來說那就是——它們都沒有伴隨時代發展而歷史地本質地發生改變的現實基礎和可能而具有“非歷史性”。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馬克思恩格斯在他們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鄭重地告誡人們，自階級和國家產生以來，以往歷史的所有“社會共同體”都不過是“虛假虛幻的利益共同體”，每個人的特殊利益、私人利益都是互相矛盾、互相對立而難以完全相互包容的；以個人私人利益為出發點的所謂“市民社會”不過是“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殘酷競爭斗爭的私有者階級社會”。而在階級利益對立無法調和的階級社會，在強權即真理、即法律的社會歷史條件下，任何人都只有取得社會支配地位、具有社會支配權、控制一定社會傳播渠道才能具有真正影響社會的發言權，順利表達自己的利益需要和意志，甚至將自己的需要和意志強加于人。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政治權力與法律怎樣貌似客觀公正，怎樣要求人的所謂“自然權力”、經濟政治法律權力人人平等，個人意志思想言論如何自由，也根本沒有條件和可能實現真正人人平等的“公民社會”，不能建立真正“自由人的聯合體”或“社會共同體”。這時，人類社會只能完全由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和規律性所決定按照“類似自然歷史過程的進程”來實現其發展和演變，人類由此也就只能處于由“鐵的歷史必然性”所決定的“必然王國”發展階段。這時，盡管有被剝削被壓迫階級的不斷反抗和革命，但人類歷史總難跳出類似于“惡性歷史循環”的“歷史周期律”，使人類文明的發展和進步每前進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價。

上述歷史狀況只有到了資本主義歷史發展階段才出現新的歷史轉機。造就資本主義文明的資產階級是現代科技、現代工業、現代交通通訊、現代教育、現代思想文化等一系列現代文明的開拓實踐者，同時它也是利用現代文明將私有制剝削壓迫制度及其奴役性經濟關系發展到極端——發展成世界性的最為發達的雇傭勞動現代奴役這樣一個最文明、同時剝削奴役也最為殘酷的剝削階級。因此，這不僅使得資產階級曾經是世界歷史上最富有創造力、最激進、最具有革命冒險精神和科學真理追求精神、擁有最先進社會化生產力并擁有超過以往所有富豪財富的新剝削階級，也使得資產階級迅速成為世界上最奢侈、最荒淫無恥、最偽善虛偽、最腐朽反動兇殘的反動階級。另外，資產階級在創造發展了資本主義文明的剝削奴役新形式、新制度的同時，他們還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礎上制造了根源于這一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固有矛盾和周期性發生的經濟社會危機，而且自己為自己造就了埋葬自己的掘墓人。它使得工人階級除了可供剝削者剝削奴役的勞動力以外一無所有，使得這個勞動者階級在私有制社會除了自由地遭受剝削奴役再也得不到其他任何東西，使工人階級成為人類現代文明與財富的最大創造者和最大犧牲品，使工人階級既接受了資本主義現代文明的教育和洗禮，成為擁有先進文化、先進技術而且接受了現代社會化大工業生產洗禮與鍛煉的有文化、有組織、有紀律的勞動者大軍，同時也使得他們在這個社會成了世代遺傳的最沒有希望和前途而只能接受奴隸般待遇的雇傭勞動者，使得他們不消滅一切人間的剝削奴役與不公就不能實現他們自己的最后解放。因而，工人階級最容易接受揭露與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矛盾與歷史發展規律指出工人階級歷史使命的馬克思主義，最容易在資本主義已經創造了極為發達但資本家階級自己卻無力駕馭的生產力而引起資本主義社會各種矛盾不斷加劇引發資本主義全面危機時成為埋葬消滅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掘墓人，成為以勞動者自由聯合體公有制經濟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雇傭勞動經濟——從而成為代表先進文化、先進生產力和先進生產關系的最富有徹底革命性、組織紀律性、最富有民主自由精神和科學精神勇于為探索新的人類文明而獻身的革命階級。工人階級在歷次資本主義危機中是首當其沖的資本主義受害者，所以每次資本主義危機都必將激起工人階級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剝削奴役制度的重新認識和反抗。而每次革命斗爭的失敗都只能是促使工人階級進一步地覺醒和成熟，迫使他們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更好地在革命時機來臨時繼續進行革命的反抗和斗爭，直至他們奪取最后的革命勝利。

 

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核心，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地批判資本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合乎邏輯的必然結論，也是無產階級國家學說和意識形態學說的內在組成部分。馬克思主義指出，工人階級要建立屬于自己的完全新型的國家，首先必須奪取國家政權，利用國家政權對社會的生產方式和經濟基礎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使它們完全掌握在聯合起來的工人階級之手。不僅如此，工人階級為完成其歷史使命，它還要徹底摧毀而不是簡單地繼承舊的國家組織形式和國家機器，使國家機器和國家政權適合工人階級整個階級作為國家社會主人、作為經濟基礎財產所有者之經濟基礎需要。由此也就需要工人階級在奪取國家政權后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在無產階級革命專政條件下對整個國家政治上層建筑和社會意識形態進行適應工人階級經濟基礎需要、適應人民當家作主需要的深刻而全面的社會主義革命改造。

對于什么是政治，什么是無產階級民主政治或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列寧和毛澤東根據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都做過很好地說明。列寧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對“政治”作過精辟的解釋，他說，政治就是階級和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它是經濟的集中反映，而且是各個階級根據自己的利益需要和實現發展目標而進行的階級斗爭，包括斗爭手段、斗爭策略、斗爭目標、斗爭的主體和對象以及斗爭的藝術和過程。毛主席關于政治的有關說明解釋基本上是延續列寧的說法而做進一步說明的。他說政治就是把人民的敵人搞的少少的，把我們的人民和人民革命隊伍、社會主義建設隊伍搞的多多的，大大的。在社會主義歷史發展階段，尤其是其初級階段，由于還存在階級差別，存在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之間的斗爭，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顯然就是充分發揮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領導及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優勢，團結人民群眾，聯合與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改善人民生活，不斷鞏固完善發展社會主義，瓦解和孤立社會主義敵對勢力，限制與打擊資本主義勢力，與各種反馬克思主義、非馬克思主義思想進行堅決的斗爭，以無產階級專政或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保證社會主義事業轟轟烈烈、蓬勃健康地發展。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實踐的推進，正是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從中國的國情和實際出發，使工人階級成為革命與建設的領導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下以馬克思主義教育武裝廣大人民群眾，組織與改造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貧苦農民，使他們成為革命和建設的主力軍，引導廣大農民和全國人民聯合中小資產階級走上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集體經濟發展道路，最終才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開辟廣闊發展前景和道路的。而在這個過程所遭受的挫折和失敗，則無疑與中小資產階級及農民作為小私有者階級歷史形成的頑固的自私觀念及“官國”官僚特權思想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與落后陳腐的傳統習慣勢力、剝削階級舊思想舊觀念的影響和社會主義敵對勢力的和平演變有著密切關系，更與我們在一些時期政治路線的混淆不清——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把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團結爭取對象資產階級錯當作革命的領導階級、在社會主義階段把社會主義革命的對象資產階級錯當作社會主義依靠力量——把資本和資產階級錯當作社會主義建設依靠力量密不可分，有時我們還受到小資產階級及流氓無產者的左傾盲動主義與教條主義的影響干擾，這樣才導致我們走極端、“左”右搖擺等“左”右傾錯誤經常發生的。

共產黨在社會主義現階段還存在階級差別及一系列尖銳階級矛盾的情況下不講政治是非常危險的，講政治不講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政治，不講工人階級的政治，去講資產階級宣揚或能夠接受的政治，也就丟失了共產黨自己的政治立場、政治路線、政治策略、政治方向和政治目標，看不到自己的政治依靠力量、團結爭取對象和斗爭對象，這就容易敵我友不分，那同樣也是要犯顛覆性錯誤甚至要犯蛻化變質、迷失前進方向和目標的嚴重錯誤而非常危險。社會主義國家改革開放后，由于一些領導人不懂政治，不懂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犯了一系列嚴重的顛覆性政治錯誤，從依靠黨和勞動人民轉向依靠資本和市場，依靠資產階級來發展經濟，這不僅嚴重影響破壞了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瓦解與否定了占主體主導地位的勞動者當家作主的公有制經濟，而且在所謂“淡化政治”、“淡化意識形態分歧與對立”的名義下基本上丟棄了馬克思主義思想指導，大大削弱了社會主義政治上層建筑和馬克思主義思想意識形態正常地發揮作用。不少人在這種情況下甚至連階級斗爭和人民民主專政都不敢講，放任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在社會各領域自由泛濫，使改革開放逐漸偏離了社會主義改革初衷和改革的社會主義目標與方向，由此陷進了國內外社會主義敵對勢力和平演變我們所預先設計的新自由主義深淵，這樣才導致了不少社會主義國家在改革開放后出現了一系列新的階級分化和對立，一系列新社會矛盾的產生發展和激化。

蘇東劇變，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更旗易幟，數千萬共產黨員沒有一個是男兒勇于站出來表示反對，這實則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是自赫魯曉夫開始一直到戈爾巴喬夫、葉里欽等這些工人階級叛徒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里自己做新資產階級卻宣稱“已消滅一切階級差別，共產黨已不再只是工人階級政黨，社會主義國家已不再只是工人階級工農聯盟國家，而是全民黨全民國家”，而且把工人階級科學革命的堅持社會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專政的馬克思主義改造成為適合他們需要的所謂“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是長期推行這樣一種理論和實踐的必然結果。前蘇聯東歐國家在這樣的一條路線長期指引下，黨的建設和國家建設都發生了背離馬克思主義指引的正確道路的顛覆性錯誤，在經濟上推行了私有化、市場化（實質是資本主宰一切的市場化）、契約經濟、自由貿易；在政治上丟棄了工人階級勞動者階級的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丟棄了自下而上的群眾監督和制約；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丟棄了馬列主義思想指導，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鼓吹抽象人道主義和抽象人性論，“全人類利益至上，全世界都是一家人”，“和平過渡，和平發展，和諧世界”，等等；一些社會主義國家正是在這樣一條錯誤路線指引下，工農勞動者階級完全放松了自己應有的警惕和必要的階級斗爭，新生資產階級在人們不知不覺的情況下逐漸實現了他們對黨和國家及社會制度的全面滲透和根本性改造，逐漸實現了他們的和平演變圖謀，重新成為壟斷和統治一切的剝削階級統治階級，使黨和國家都發生了根本性質的改變，所以垮起來也就是一夜之間極其容易的事情了。

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國家學說毫不諱言工人階級政黨與工人階級國家的階級性和政治性，它指出工人階級社會主義國家只有堅持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使億萬勞動人民成為國家社會的真正主人，才能保證整個國家社會在馬克思主義思想指導下，在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規范下，對不勞而獲的剝削階級進行革命改造，對剝削階級產生的一切土壤和條件進行不斷地鏟除清除，并順利實現對整個社會的全面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改造，從而也使階級國家或“政治國家”在逐漸失去其存在基礎的條件下逐漸走向消亡，使工人階級政黨和政治國家因其敵對階級的最終消滅而逐漸退出歷史舞臺，使人民大眾在真正沒有利害沖突和階級對立的情況下實現高度的聯合自治、善治和共治，實現國家社會這個以往作為“虛假利益共同體”的社會組織真正變成包含了每個人特殊利益的社會普遍利益的社會共同體。人類社會也只有到了這樣一個由革命的工人階級主導和統治的歷史發展階段，社會意識形態才有可能在工人階級先進的自覺的階級意識——馬克思主義思想指導下無私無畏地拋棄一切金錢利害關系的羈絆僅以科學真理為追求目標，以實現和發展廣大人民的共同利益根本利益需要為出發點和發展目標，使虛假虛幻的非歷史性的剝削階級意識形態被徹底顛覆為科學求實不斷創新發展的革命的意識形態所代替，使社會意識形態發生歷史的本質的全新飛躍和革命性轉變。所以，無產階級專政或曰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階級和向無階級社會的過渡，不過是為了順利實現這一發展過渡而進行的工人階級的全面社會改造和社會主義的不斷革命實踐，除此之外，它沒有任何不可告人而必須向人們隱瞞的其他任何東西。無產階級國家或社會主義國家實質就是這樣一種過渡性的國家，實質就是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思想指導按照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原則而進行國家治理管理的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的依法治國實質也就是這樣的一種依法治國家或社會。那種排斥馬克思主義思想指導和共產黨領導，否定人民民主專政即人民當家作主的所謂“法治國家”，絕不可能是具有任何社會主義本質特征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只能是資產階級或其他剝削階級的國家。

現在一些人主張要適應市場經濟改革實現所謂“由黨國體制轉到國黨體制”，“由人治走向法治”，這實質上不過是割裂“人治”與“法治”的關系，將本來有機聯系的這兩者割裂對立起來，用以來否定共產黨領導、否定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全面顛覆否定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否定人民當家作主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德法兼治”國家社會綜合治理，以名正言順地實現資產階級專政，為全面復辟資本主義尋找借口和說辭。試問，在現代國家有哪個國家的國體、政體能脫離階級及其政黨的操縱和控制，能凌駕于階級和政黨之上進行超階級的國家社會管理治理和法治，世界上迄今為止有超越階級、超越一定階級政治的國家治理和法治嗎？有不體現統治階級階級利益需要和其意志的法律和法治嗎？任何政治國家它不是剝削階級專政就是勞動者階級專政，有超越任何階級的民主與專政而進行無階級統治的國家和國家政權嗎？如果事實上沒有，赫魯曉夫等人所宣揚的“全民黨”或“全民國家”不就是自欺欺人的謊言嗎？

但人類社會只有到了科技文化充分發達，現代工業技術普遍應用并得到不斷創新和發展，人們對自然、社會和現實生活的認識均已達到本質規律性認識而且能夠利用這種科學認識有效地改造世界，并且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即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歷史條件下才能使每一個人都獲得自由全面的發展，使他們擺脫以往人的各種關系限制和束縛，擺脫各種剝削和奴役，能夠自覺地認識利用各種符合客觀規律的認識來改造世界、改造自我。而只有在這時，真正的“自由人聯合體”或真正的社會共同體才能最終建成，人類也才能最終從“必然王國”進入到自覺地創造自己歷史的“自由王國”歷史發展階段，而這顯然有一個社會主義不斷發展完善并最終向共產主義高級階段不斷發展過渡的歷史過程。

以上歷史事實與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推論說明，國家社會的性質與人的自由解放和權力在任何時候都不可能脫離其客觀物質條件及經濟政治文化條件等客觀歷史條件和人的主觀精神條件的限制和制約，資產階級的“天賦人權說”、“契約國家說”以及以資產階級抽象人性論、抽象人道主義和資產階級法權來解釋的所謂資本主義社會是“自由平等、自愿合作、民主、憲政、法治、人權的市場經濟公民社會”之說法不過是自欺欺人的謊言，是毫無事實根據與歷史根據的，在邏輯上也是違背唯物辯證法、歷史辯證法不能自圓其說的思辨唯心主義主觀主義的荒謬邏輯。資產階級思想家根本無法說清人權為何是“天賦人權”而不是人經過各種現實可能的斗爭為自身爭取到的各項權力，傳統國家以至發展到“現代國家”為何都只能是“契約國家”而不是經過多種多樣的階級斗爭最終是經過決定勝負的階級大搏斗而建立的階級國家或“政治國家”，并且這些國家的所有法律或契約實質不過是根據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利益需要和意志而最終確定和建立起來的。無論是“自然賦予”、“上帝賦予”還是別人賦予的權力能是資產階級宣揚的不可予奪的“天賦人權”嗎？根據自由平等自愿的原則而制定的所謂契約或建立的“契約國家”能具有天然合理的“國家理性”合理調節與約束人們間的利益博弈及階級斗爭，使之成為受國家法律和“國家理性”絕對約束限制而符合“國家理性與秩序”所確定和規范的階級斗爭與利益博弈嗎？如此的假設和理論推定能成立并成為人類歷史發展、國家形成發展、人的權力的形成發展之歷史事實嗎？這樣的國家和人權還不是可以隨著人們的思想原則及人們理性的改變而任意改變的嗎？它能有邏輯的說服力和事實根據嗎？若資產階級國家都是根據資產階級思想家所宣揚的所謂自由平等公平正義原則及其“國家理性”確立和建立的，而且是超階級超歷史的自由民主公平正義國家，那資產階級及以往歷史上的剝削階級國家及其政權還會覆滅嗎，還能有改朝換代的歷史興亡與更替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