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導致了世界經濟政治形勢的深刻變化和國際關系的調整，整個世界呈現出大動蕩、大分化、大調整、大變革、險象環生的復雜局面。這一情勢，不僅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造成嚴峻的挑戰，同時，也帶來了難得的機遇。我國面臨的挑戰，既有來自國際的，也有源自國內的。國際上的挑戰，既包括經濟的，也包括政治、外交、軍事、文化意識形態和周邊環境等各個方面。國內的挑戰，主要是我國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管理、思想文化意識形態等方面存在的諸多困難和問題。然而，機遇與挑戰總是相比較而存在，相斗爭而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看待這一問題，要多點辯證法，少點形而上學主義。

　　關鍵詞：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國際挑戰;國內挑戰;挑戰同時也是機遇;要辯證地看問題

　　自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發生以來，世界經濟和政治形勢發生了深刻地變化。與此相適應，國際關系尤其是大國之間的關系也已經或正在進行相應的調整，整個世界呈現了大動蕩、大分化、大調整、大變革、復雜多變、險象環生的局面。風云變幻的國際經濟政治形勢，必然會通過各種渠道，以各種形式，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生重大影響。這些影響，既包括嚴峻的挑戰，也包括難得的機遇。本文擬結合當前國際經濟政治形勢和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對我國面臨的挑戰進行探討。

　　一、 來自國際的挑戰

　　此次源自美國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給國際社會和各個國家造成的沖擊和破壞是巨大的，其影響是極其廣泛而深遠的。不僅表現在經濟方面，而且也涉及政治、科技、文化乃至國際安全等各個方面。不僅使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發生深刻變化，而且也給處于國際經濟政治鏈條關鍵環節的我國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

　　從經濟上看，這次金融和經濟危機給我國帶來的挑戰大體有以下方面：

　　第一，全球經濟增長模式的調整。持續發酵的金融和經濟危機，打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經濟長期的增長勢頭，嚴重沖擊了美歐發達國家過度負債消費、過度依賴虛擬經濟膨脹的增長模式，使長期形成的中東提供能源、亞洲生產、美歐等發達國家消費的世界經濟運行模式面臨巨大挑戰，從而使供給結構、需求結構深度調整的趨勢不可避免。全球經濟增長模式的這一變化，必然使我國長期形成的內需與外需、投資與消費等結構失衡的矛盾進一步尖銳化，使我國高度依賴出口、依靠外需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面臨極大的挑戰。

　　第二，國際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抬頭。金融和經濟危機發生以來，主要經濟體尤其是發達經濟體面臨經濟復蘇前景暗淡、失業率居高不下的壓力。世界各國為了保護本國產業，擴大出口，促進就業，振興經濟，紛紛采取各種貿易保護措施。據世界銀行統計，危機爆發之后，各國推出或計劃推出的貿易保護措施達78項之多，其中47項已經付諸實施。這些措施，主要包括提高關稅、貿易禁令、出口補貼以及各種形式的非關稅壁壘等。另外，還有一些旨在保護本國產業的措施未計入上述保護措施，如反傾銷調查等[1]。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不僅提高了我國貿易成本，惡化了我國對外貿易的環境，使我國穩定出口市場、擴大貿易份額的難度明顯增大，而且也強化了我國加快發展方式轉變、擴大國內需求、降低外貿依存度的緊迫性。

　　第三，歐洲主權債務危機。自2009年希臘主權債務危機爆發以來，葡萄牙、西班牙、愛爾蘭、意大利等國的主權債務市場也波瀾四起，相繼陷入危機的境地。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雖幾度采取措施，予以救助，但危機的陰影仍然揮之不去。歐盟是我國最大的貿易伙伴。歐盟各國為擺脫危機所采取的緊縮政策，必然影響其國內居民的消費需求和經濟恢復，從而使我國對歐盟的出口受到影響。同時，歐洲央行和英格蘭銀行為擺脫危機所采取的寬松的貨幣政策，抑制了歐元和英鎊匯率的回升，因而也會對我國向歐洲的出口產生不利影響。再者，由于歐洲的經濟停滯，許多國家為了保護本國產業，擴大就業，復蘇經濟，采取了較為嚴格的貿易保護政策，從而產生了對人民幣升值的更大訴求。這些政策的實施，也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不利因素。

　　第四，美國國債危機及其采取的量化寬松政策。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不僅使歐洲各國的主權債務陷于危機的境地，而且也使美國的巨額債務面臨巨大威脅。2008年危機發生以來，美國國債總額一路攀升。2011年5月16日，美國國債觸及14.29萬億美元的法定舉債上限。[2]2012年底，美國政府債務達到國會制定的16.4萬億美元的上限，只是由于美國財政部采取了“特別措施”，才沒有陷入債務違約的窘境。[3]為了擺脫債務危機，避免債務違約和經濟衰退，防止全球金融體系崩潰，美國國會不得不一再提高債務上限，采取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美國實行的這一政策，給我國經濟運行帶來了極為不利的影響。首先，它在擴大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同時，使美國貿易逆差增大。不僅強化了美國對人民幣升值的要求，而且還推動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情緒的上升。其次，它使流入我國的“熱錢”增多，使我國股市、房市泡沫面臨進一步膨脹的風險，增大我國宏觀調控的難度。再次，美元的流動性過剩導致國際能源、資源性產品的價格攀升，增大我國對這些商品的進口成本，引發輸入型通貨膨脹。最后，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美元貶值和人民幣升值，使我國持有的巨額美國國債和外匯儲備嚴重縮水和遭受重大損失。

　　第五，發達國家再工業化的趨勢。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促使西方發達國家對以往“去工業化”的發展模式進行反思，出現“再工業化”、重返現實經濟的發展趨勢。通過“再工業化”戰略的實施，不僅實現傳統產業在高新技術基礎上的復興，而且還將加快綠色能源、生物醫藥、新型材料、航空航天等新興工業部門的發展。發達國家傳統工業的復興和新興工業部門的發展，將會在擠壓我國產品市場空間的同時，增大我國培育并促進新興產業發展的壓力。

　　第六，全球經濟的“再平衡”。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發生，不僅暴露了全球經濟“失衡”的矛盾和弊端，而且還將推動業已“失衡”的全球經濟的“再平衡”。在這次全球經濟的“再平衡”中，西方發達國家一改過去低儲蓄、高消費甚至靠負債消費的發展模式，轉而實行提高儲蓄率、降低消費率、投資與消費、供給與需求基本平衡的發展模式。這一“再平衡”過程，將使發達國家的需求，轉向更多依靠發達國家國內和相互之間的供給來滿足，使我國以往靠外需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難以為繼，加劇國內經濟結構的不平衡。

　　第七，發達國家產業結構調整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戰略。此次金融和經濟危機的發生，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舊有產業發展潛力消耗殆盡，新興產業尚未充分發展的結果。能否在基礎科學領域獲得突破、現代科技體系能否迎來新的革命浪潮、新興產業能否拔地而起并獲得迅速發展，將是未來世界經濟擺脫危機，走出滯漲困境的關鍵。為此，各發達國家紛紛進行產業結構調整，推出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戰略。這一戰略的核心和重點就是以信息技術革命為龍頭，大力開發節能環保和清潔能源技術，搶占綠色能源技術的制高點，催生綠色經濟和低碳經濟。目前，我國正處在工業化加速發展的時期，科技發展和人力資源條件相對落后，傳統產業節能減排方面的技術改造尚未完成，能源資源消耗和排放總量較大，信息技術革命和綠色科技革命的態勢尚未形成。發達國家產業發展戰略的重大調整及其推出的綠色能源技術革命，將會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形成巨大的壓力。

　　第八，爭奪“人才高地”，即將或已經打響的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發達國家進行的產業結構調整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戰略，迫切需要大批高素質的人才作支撐。為此，西方社會的有識之士，出于他們的階級本能，正在鼓吹打一場“爭奪大腦”的“沒有硝煙的戰爭”。具體措施是：注重培養本國人才，大力扶持大學發展，積極吸引全球精英，重視合理使用和留住人才[4]。由于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工作環境等基礎方面具有優勢，再加上西方普世價值觀等人文思想的蠱惑和滲透，盡管我國采取多種措施，以較為優越的工作環境和施展才能的創業條件，來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但依然面臨著“人才流失”的嚴重問題。

　　第九，多極化趨勢的發展，國際矛盾的復雜多變。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發生，世界多極化趨勢的發展，使各國之間的相互制衡進一步增強，我國面臨的國際矛盾和困難有可能進一步發展。一是隨著我國產業技術水平的提高和產業結構的升級，競爭對手將逐漸從部分新興市場國家轉向發達國家，對手的實力明顯增強。二是隨著我國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速度的加快，在獲取戰略資源方面遇到的競爭將會進一步加劇。三是隨著國際競爭的加劇和我國經濟實力的進一步增強，發達國家對我國經濟、技術等方面封鎖的力度將會進一步加大。同時隨著我國國際地位的提升，要求我國在承擔減排責任的呼聲將會進一步升高。在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反恐、防止核擴散、控制流行性疾病、加大對最不發達國家的援助等方面，也將面臨承擔更多義務和責任的壓力。所有這些因素的出現，必將對我國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產生影響。

　　第十，全球化條件下的金融問題。金融是現代經濟核心。金融安全不僅是國家經濟安全，而且也是國家政治安全、社會安全乃至國防安全的一個重大問題。金融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具有二重性。如果運用得當，則可起到優化資源、促進增長、推動發展的作用。如果運用不當，則不僅會增大經濟風險，激化社會矛盾，而且還會引發政治和社會的動蕩。在經濟金融化、經濟全球化的今天，金融體系、金融市場和金融杠桿，是全球經濟運行各種因素相互作用的傳導機制。它不僅連結虛擬經濟和現實經濟，使金融系統中的各種矛盾尖銳化并進而傳遞到現實經濟，引發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而且還會推動危機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把危機從一個國家傳遞到另一個國家，發展成為國際性的金融和經濟危機。當前，世界經濟已經融成一個由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導和統治的有機整體，我國的金融經濟和現實經濟也成為世界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隨著我國金融業的股份制改造、外國戰略投資者的引進、國內私人資本的介入以及民間金融機構的創建和運營，公有制在金融領域中的主體地位，將會受到威脅，國家對金融經濟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宏觀調節以及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將會受到削弱。隨著我國金融業的進一步開放，資本跨境流動和市場投機因素的增多，輸入金融風險機率的逐漸增大，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金融市場的穩定性，將會面臨更大的壓力。隨著我國外匯儲備和金融資產的持續增長，國際金融市場的風云變幻，我國外匯儲備和金融資產的保值增值問題，也將面臨越來越大的挑戰。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國際貨幣體系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雖然擴大了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我國的代表性和發言權，但由于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仍然掌控著規則制定、體制運行的主導權和決定權，有關國際貨幣體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政策導向和重大決策，仍然以體現和保護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的霸權利益為宗旨，廣大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我國在國際貨幣體系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決策過程中仍然處于被動地位，在這些機構的運行中，依然存在被脅迫甚至被劫持的風險。

　　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不僅使我國發展的經濟環境面臨巨大挑戰，而且也使我國發展的政治環境變得嚴峻起來。在這次金融和經濟危機中受到沉重打擊的西方發達國家，面對在危機沖擊中一枝獨秀，仍然持續高速增長，并使自己實力大幅提升、國際地位顯著提高的我國，無不產生巨大的危機感和焦慮心理。為了阻止我國的快速崛起和自身霸權地位的衰落，西方國家尤其美國對我國采取了兩面手法，推行了“合作+遏制”戰略。一方面表示歡迎我國的發展和崛起，另一方面又對我國進行防范和遏制。在各種場合，利用一切可乘之機，設置種種障礙，牽制我國，延續和阻滯我國崛起的進程。近年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國際上制造和掀起的“中國威脅論”，一浪高過一浪。美國把我國作為潛在的對手，實施戰略重心向亞太轉移，強化美日軍事同盟，提升美印戰略關系，拉近并建立與澳大利亞、新西蘭之間的伙伴關系，力圖組織“亞洲小北約”。不斷掀起“民主潮”，策動北非、中亞國家的政權更迭，力圖建立“親西方”政府。拉攏、挑唆、利誘我們的鄰國，挑起與我國的領土、領海爭端，在我國周邊鬧事，圍繞我國構建“全月形”的包圍圈。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這些舉動，對國際關系尤其是亞太各國之間的關系，產生了極大的消極影響，惡化了我國發展的國際政治環境，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我國發展的精力，增大了我國發展的難度。

　　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深化和發展，國際關系和世界格局的變化，使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體系面臨著深刻地變革和調整。與之同時，我國的持續快速發展，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各國均把如何應對我國崛起作為戰略考量的內容。在我國發展的車輪滾滾向前的同時，對華借力、合作與疑慮、誤解、防范、遏制兩種傾向并存。這種相互矛盾的局面，在為我國提供較大發展空間的同時，也使我國面臨著來自世界各方尤其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壓力。在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中受到重創的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為了防止自己實力和國際影響的進一步衰退，穩住自己的霸權地位，保護自己在國際經濟和政治上的既得利益，在繼續實施強勢外交的同時，也加大了圍堵、遏制我國的力度。作為當今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美國，在實施戰略重點向亞太地區轉移的同時，還推行了涵蓋外交、軍事、經濟以及文化意識形態等諸多內容的“再平衡”戰略。在外交上，以形成于20世紀50年代的原亞太聯盟為基礎，不斷強化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核心盟國的關系，以圖鞏固其所謂“重返亞太”的戰略基礎。不斷深化與泰國、菲律賓等傳統盟國的關系，以圖增強其“重返亞太”的戰略支持。不斷提升與印度、新加坡等戰略合作伙伴的關系，以圖把握關鍵的戰略要地，鞏固其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優勢。拓展與中國、越南、老撾、緬甸、蒙古等戰略對話伙伴國的關系，以圖在競爭中求合作，在合作競爭中改變其在亞太地區實力下降的不利地位，實現戰略利益最大化的目標。同時，美國還千方百計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不斷蠶食我國的外交空間，大力推動“跨太平洋經濟戰略伙伴關系協定”(TPP)，制訂政策標準，引導地區關系朝著自己設定的方向發展，以圖抵消“上海合作組織”和“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的影響。積極參與東盟地區論壇、東亞峰會等多邊組織會議，鼓吹“中國威脅論”，大談所謂“安全”問題，離間我國與東盟各國的關系，攪亂東盟、東亞地區業已形成的互利、互信、合作、共贏的良好秩序。美國還運用冷戰思維，以社會制度和社會價值觀劃線，以“朝核”問題說事，挑動“領土”、“領海”糾紛，把我國說成“民族主義膨脹”、“擴張主義”和“強權主義”國家，拉幫結派，威逼利誘，以圖把我國周邊國家拉入其勢力范圍，變成與我國抗衡的工具。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這些動作，不能不增大我國改革開放的難度，不能不對我國發展和現代化建設目標的實現構成現實的挑戰。

　　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發生以來，隨著世界各種戰略力量對比的變化和國際關系的調整，由大國之間博弈引起的國與國之間公開的和隱蔽的競爭，也在世界軍事領域得到突出的表現。金融和經濟危機對世界各國的重大沖擊，不僅沒有影響各國軍事費用的投入，反而使之保持了較快增長的勢頭。2009年，全球軍費開支約1.531億美元，與2008年相比，增長了5.9%，與2000年相比，增長了49%。從地區來看，2009年，幾乎所有地區軍費開支都在增長，亞洲和大洋洲增長速度最快，高達10.9%。從國家來看，全球65%的國家軍事開支都在增長，其中包括G20集團中的16個國家。在全球軍費支出中，美國一直是軍備增長的主導力量。2009年，美國軍費開支的增長占全球增長總量的54%。從2000年到2009年，美國國防預算增長了約75%，占GDP的比例從3.1%增加到4.9%。2010年，美國發布的《年度防務評估報告》，提出2011年財政年度的國防預算為7080億美元，同比增長超過4%。[5]實際上，2011年財政年度美國政府的國防預算為6870億美元，加上國防部直屬機構消費和退伍軍人等花費，共8360億美元，約占聯邦預算的22%。[6]在全球軍費投入不斷增加的同時，世界大國都把核技術、導彈技術、導彈防御體系、信息網絡技術和空間技術等作為投入的重點。在信息網絡領域，美國在其《網絡空間國際戰略》指導下，進一步發布了《網絡空間作戰戰略》，正式將網絡空間視為作戰領域，并據此進行兵力組織、訓練和裝備。通過制定網絡作戰規則、優化整合三軍信息網絡、培訓招募網絡專家、加大預算投入力度、研發攻防軟件等方式，積極搶占信息網絡的制高點。英國、德國、俄羅斯、日本、韓國、巴西等國也加快了在信息網絡領域的建設步伐。2011年4月，英國成立了網絡安全策略小隊，舉辦全國性的網絡安全競賽，旨在全國范圍內尋找網絡安全專業人才。德國、巴西分別成立了國家和軍隊的網絡安全中心，統領國家信息網絡的研發和防護工作。韓國將網絡司令部升級為獨立部隊，并擬在三年內將該部隊人數增加一到兩倍。[7]在戰略核威懾領域，美俄兩國均在武器更新、運載工具研發、模擬實驗等方面保持了競爭的態勢。2011年，美國在其預算經費緊張的情況下，國家批準的相關核武器預算仍比2010年增加了約7%，而核安全局的活動預算經費則增加了約10%，以求通過對核彈頭技術的改進，升級包括“三叉戟”、“民兵”、“B-2”在內的核運載工具，實施次臨界核試驗等多種形式，促進核武器技術和運載彈頭技術的改進、更新和發展。俄羅斯在耗資巨大的裝備更新計劃中，更是將戰略核威懾作為優先考慮的項目。2011年初，宣布將在10年內更新70%的戰略核力量和90%的洲際導彈。在2011年將采購數十枚洲際導彈用于充實核武庫。同時，還把推進核運載工具作為研制工作的重點。在2011年，首次試射了先進的“萊涅爾”洲際導彈和“布拉瓦”導彈，并于2012年列裝。印度在不斷推進核運載工具研發的同時，先后試射了可裝載核彈頭的“薩尤爾亞”、“大地”、“烈火”等導彈，努力提高導彈的打擊距離。[8]在全球軍事領域，俄羅斯與西方國家關于反導系統部署問題的激烈博弈，伊朗核問題上的明爭暗斗，利比亞的激烈內戰，南海爭端中各國的態度和做法等，無不顯現出軍事領域中的激烈對抗。2011年以來，大國軍事干預手段更加多樣化，軍事策略謀劃方面的選項層出不窮，實施人道主義救援、開展軍事救援、進行軍事威懾、設置禁飛區和軍事安全地帶、利用無人機空襲、直接派兵參戰、運送軍事人員直接到別國領土反恐和救助本國公民等等。近年來，以信息技術、生物技術、納米技術等先進技術為代表的靜悄悄、低烈度的新形勢下的“冷戰爭”已經打響，愛沙尼亞全國性的網絡癱瘓，破壞伊朗鈾提煉進程的“震網”病毒發作，各國衛星不時出現的“屏蔽”現象，就是絕好的證明。為了遲滯和破壞我國發展及其發展所需的國內外安全環境，維持美國及西方國家在世界的主導地位，以世界警察自居的美國，積極在我國周邊排兵布陣。通過北約與中亞建立“和平伙伴關系”，以反恐為名，在我國西部多次進行軍事演習，從北約的邊緣接近我國西部邊境。高調“重返亞太”，將戰略重心東移，在亞太地區進行軍事“再平衡”。直接派兵在澳大利亞建立軍事基地，積極推動日本整體防衛思路和戰略轉變，把矛頭直指我國。在釣魚島和南海主權爭議問題上，指責我國，為日本否定二戰歷史，為菲律賓、越南等侵占我國固有領土領海的掠奪行為張目。為強化美日韓軍事同盟，推動日本、澳大利亞、印度組建聯盟，打造“空海一體作戰”體系，并設計了四條不同行動路線箭指我國。借宣傳“中國威脅論”，挑起亞太地區軍備競賽，等等。美國一手打造的針對我國的軍事包圍圈，造成了亞太地區的緊張局勢，惡化了我國的安全環境，對我國的發展構成了嚴重威脅。

　　冷戰結束以后，特別是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以來，西方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滲透，則是我國面臨的一個重要挑戰。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曾任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的艾倫·杜勒斯就在他拋出的《戰后國際關系原則》的講話中，提出如何實施對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和平演變”的問題。1951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制訂了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和平演變”的極其機密的《行動手冊》，以后經過多次修改，最后形成內部代號稱為《十條戒令》的完整的針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戰略”。這套陰險而隱蔽的“和平演變戰略”，導致了蘇聯的解體和東歐的巨變，使社會主義制度蛻變為資本主義制度。之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又乘我國改革開放之機，加緊策動了一場旨在促使我國也像蘇東地區那樣解體和蛻變的文化意識形態戰爭。他們運用的戰略手段，可歸納如下：(1)“盡量用物質來引誘和敗壞他們的青年，”使“他們藐視、鄙視、進一步公開反對他們原來的思想教育，特別是共產主義教條。替他們制造對色情奔放的興趣和機會，進而鼓勵他們進行性的濫交。讓他們不以膚淺、虛榮為羞恥。一定要毀掉他們強調的刻苦耐勞精神”。(2)“一定要盡一切可能，做好宣傳工作，包括電影、書籍、電視、無線電波······和新式的宗教傳布”。使“他們向往”西方的“衣、食、住、行、娛樂和教育的方式”。(3)“一定要把他們的青年的注意力，從他們以政府為中心的傳統引開來。讓他們的頭腦集中于：體育表演、色情書籍、享樂、游戲、犯罪性的電影，以及宗教迷信”。(4)“時常制造一些無風三尺浪的無事之事，讓他們的人民公開討論”。“在他們的潛意識中種下分裂的因子。特別要在他們的少數民族里找好機會，分裂他們的地區，分裂他們的民族，分裂他們的感情，在他們之間制造新仇舊恨”。(5)“要不斷地制造 ‘新聞’，丑化他們的領導”。(6)“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傳揚‘民主’”，“抓緊發動‘民主運動’。”“要不斷地對他們(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權。”使“他們的人民相信我們說的是真理。我們抓住一個人是一個人，我們占住一個地盤是一個地盤，一定要不擇手段。”(7)“要盡量鼓勵他們(政府)花費，鼓勵他們向我們借貸”。“摧毀他們的信用，使他們貨幣貶值，通貨膨脹。”使“他們對物價失去了控制”，“在人民的心目中”“完全垮臺”。(8)“要以我們的經濟和技術優勢，有形無形地打擊他們的工業。”使“他們的工業在不知不覺中癱瘓下來”，“鼓勵社會動亂”。通過“表面上非常慈善地去幫助和援助他們”，使“他們(政府)”“顯得疲軟”，“帶來更大更強的動亂”。(9)“要利用所有的資源”，“破壞他們的傳統價值觀”。“利用一切來毀滅他們的道德人心。摧毀他們的自尊自信”，“盡量打擊他們刻苦耐勞的精神。”(10)“暗地運送各種武器，裝備他們一切的敵人，和可能成為他們的敵人的人們”。[9]

　　近年來，特別是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為了應對我國的崛起，除了繼續采取上述手段之外，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對華手段：(1)利用互聯網進行文化滲透，推動“民主化進程”。2008年9月11日，美國國務院負責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務的副國務卿詹姆斯·格拉斯曼在倫敦塔姆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發表講話時宣稱：美國可以“通過(網絡技術)了解外國公眾，告知外國公眾，接觸和說服外國公眾”。[10]2011年2月15日，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在華盛頓喬治大學發表網絡自由講演時表示，在使用阿拉伯語和波斯語發送“推特”信息之后，將準備推出中文和俄文“推特”賬戶。美國政府在當年將花費2500萬美元用來保護網絡作者，幫助他們突破網絡限制。[11]早在2010年，希拉里在會見各大網絡公司負責人時就公開表示，美國會利用網絡推行“民主化進程”。[12]目前，美國把持著控制國際互聯網的全部13臺域名根服務器，不顧世界各國的強烈反對和多次要求，拒不交出根服務器的管理權，宣布美國商務部將無限期保留對13臺域名根服務器的監視權，并威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隨時給別國斷網。[13]美國政府以至總統奧巴馬公開并強力支持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御用工具谷歌公司藐視中國法律，傳播具有色情淫穢等內容有害信息的犯罪行為，并以“限制網絡自由”為由，抨擊我國對網絡信息進行管理，大動干戈，向我國發難。[14](2)利用宗教交流傳播宗教文化、舉辦宗教學術研討班等形式，進行以“西化”、“分化”、“和平演變”我國為宗旨的宗教滲透活動。2001年以來，北美某基督教學會打著學術交流、研討、傳授宗教文化、普及人文知識的幌子，連續舉辦數屆美國宗教與文化暑期高級研討班，每個研討班都有10位左右的我國學者參加，其中不少是我國高校和研究機構、宗教學及相關學科系、所的領導人。其中在2002年的第二屆研討班上，共安排了八次講座，分別由波士頓大學神學院、圣公會神學院、環球圣經公會和大使命中心等機構的中美神學教授和講師主講。此外研討班還組織了一系列考察和體驗活動，包括參觀早期歐洲清教徒到達美洲乘坐五月花號船和居住的普利茅斯等歷史遺址，探訪了美國東西兩岸的近20家中美教會，與教會人員進行對話和交流，期間還參加了四次儀式各異的基督教主日崇拜，七次團契和查經活動，一次布道會，親身體驗了基督教豐富多彩的敬拜活動和宗教生活。在隨后的幾次研討班上，又漸次參加了拜訪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接觸美國國會和政府人士，參觀各種類型的華人教會和家庭，感受華人同胞在美國社會的真實處境等內容。值得關注的是，目前，國外的神學教授、神職人員已經在我國的一些高校開設課程，舉辦講座，有的甚至被聘為兼職教授、客座教授和研究生導師。更有甚者，2004年12月26日至2005年1月12日，北美某基督教學會竟來我國舉辦了跨數省長時間的基督教“學術講座”。北美某基督教學會會長帶領兩位基督教徒兼學者，首選北京，然后是哈爾濱、長春、南京、杭州，利用18天的時間在5座城市的8所大學作了10場講座和座談。舉辦者稱，這項活動，“為中國知識分子了解科學與宗教的全新關系打開了一扇新的窗口”。2004年以來，受美國某基金會資助，國內某大學連續六年舉辦“宗教學高級研討班”，研討內容涉及歐洲和北美洲基督教現狀，當代流行的宗教社會科學理論、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宗教傳統對公眾生活和利益的影響與貢獻等。研討班不僅免收學費，而且還依據學員出勤、學習態度、成績等評出杰出學員、優秀學員，發給獎學金，同時還有可能獲得多項資助金額在5萬到8萬美元之不等的“個人課題”。從學術交流方面說，這些活動原本無可非議。但從舉辦者聲稱的宗旨和效果來說，不能不令人深思、懷疑和警惕。例如連續舉辦數屆美國宗教與文化暑期研討班的北美某基督教學會聲稱：舉辦研討班的目的，就是為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者提供一次親身考察、理解、感受和認識美國的宗教文化，反省中華民族的歷史、現狀以及更加全面地把握未來發展的方向，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思路啟迪。再如：參加研討班的一些中國學者也感到“受益匪淺”，一方面認為從中“看到了信仰的力量，看到了信仰如何使他們的生命變得喜樂與豐盛、更有意義”;另一方面，還認為“這種美國經驗對當下中國大陸可鑒之處甚多”，“這對于重構中國當代社會的信仰體系和價值坐標不無啟示意義”。美國前國務卿舒爾茨曾揚言要出資160億美元“把中國基督教化”。美國《時代周刊》前駐北京記者艾克曼在《耶穌在北京》一書中披露了西方對我國宗教滲透的效果：“在中國，上至政治學術精英，下至農民工人百姓，信仰基督的人數至少有八千多萬，超過中國黨員的人數。未來30年，中國經濟在實現持續高速發展的同時，基督徒的人數會達到中國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國這條東方的巨龍，或許會被基督的羔羊所馴服”。[15]而中國社會的現實是，近年來，基督教堂遍布城鄉，信教人數逐年增加。中共黨員甚至黨的干部中信教的人數有多少?我們黨和政府的相關組織進行調查和統計過嗎?(3)通過基金會資助扶持中國的西方精英和反華勢力，以實現對我國“和平演變”的目的。美國福特基金會和洛克菲勒基金會是實施美國這一戰略的兩個最大而且是最主要的基金組織。福特基金會對我國精英的控制計劃分為前后期兩個部分，前期即在我國改革開放之前，以資助美國及世界其他地區對我國的研究和了解為主;后期即在我國改革開放之后，直接與我國建立聯系，資助有關項目和研究機構。該基金會最早介入我國的項目是，調查1949年從大陸流亡到香港的大批知識分子“難民”情況，并協助對他們的安置。自1989年1月在我國建立辦事處之后，到2001年9月，該基金會在我國資助金額達1.28億美元，項目包括人權與社會公正、治理與公共政策、教育與文化、國際事務、項目支持等。洛克菲勒基金會早在1916年就開始在華資助美國教會創辦的協和醫院。改革開放后特別是近年來，更是與我國很多領域的科研機構合作，開展研究活動。與此同時，美國還通過“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扶植和控制我國的某些社會活動家、法學家，在我國制造政治動蕩和分裂，直接干涉我國內政。21世紀以來，美國政府越來越加大資金投入的力度，有統計顯示，美國財政對該組織的撥款，2006年為7404萬美元，2007年為5000萬美元，2008年為8000萬美元。此外，美國國會還劃撥專項資金，資助我國的“民運”、“藏獨”、“東突”等反華勢力，直接干涉我國內政。[16](4)實施“民主輸出”戰略，策動“茉莉花革命”。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非西方國家實施“民主輸出”戰略，干涉別國內政，以圖造成親西方政權，為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特別是為鞏固西方在全球的霸權地位服務的行徑，由來已久。冷戰結束后的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利比亞戰爭，無不是在西方“民主”的幌子下進行的。同時還在蘇東、中亞、西亞、北非等地區以“民主輸出”為名，策動了諸如“橙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的“顏色革命”。盡管這些所謂“革命”離我國甚遠，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目的，卻是企圖把“禍水”引向我國。[17]在策動上述地區“顏色革命”的同時，又軟硬兼施，利用各種機會，對我國發動“輿論戰”、“瓦解戰”、“法律戰”，“以我國市民社會對分配不公不滿的人，對現存漢族政權不滿的民族為友”，反制我國，使我國國內發生“茉莉花革命”。[18]自我國改革開放尤其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發生以來，從提出“和平演變”到推行價值觀外交，從插手“六四風波”到操縱授予劉曉波諾貝爾和平獎，從西藏3·14事件到新疆7·5事件，從“零八憲章”到2011年初一些城市發生的非法聚集活動，其背后無不具有美國等西方國家干涉的影子。[19](5)利用基金資助，吸引留學生和訪問學者，通過開設公共關系課程，進行各種培訓，推行“洗腦工程”，使之回國后在經濟社會部門擔任要職，對政府決策產生重大影響。[20](6)通過情報機構，在留學生和訪問學者中發展特工。據美國作家馬克·佩里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秘聞》一書中披露：自本世紀以來，美國情報機構在一些高校和學術機構加緊特工組織的發展工作，他們有計劃地每年在中國政府機關、經濟、文教、宣傳部門邀請一些對國家決策有影響力或潛在影響力的人士訪美或赴美學習考察，從中發現和挑選親美派，并招募特工人員。同時，他們還利用高校的各種學生社團組織，以基金的方式向他們提供美元，作為活動經費，在背后操縱各種秘密活動和特工活動[21]，2002年以來，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更加顯著地加強了監控和爭取中國留學生的工作，主要跟蹤核子物理、空氣動力學、導彈和空間衛星相關工程、納米技術、同超級電腦和加工等緊密相關專業的學生，力圖從中招募合適人員為特工。[22]西方國家對我國的文化意識形態滲透和“民主輸出”，在我國利益關系多元化，意識形態多元化的今天，不能不是一個巨大的威脅。

　　自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發生，美國高調宣布戰略東移以來，我國的周邊環境發生了急劇變化，熱點問題陡然增加，使我國周邊安全形勢面臨嚴重挑戰。究其原因，大體有以下方面：第一，我國與周邊國家存在的領土、領海、島嶼爭端，涉及主權和國家利益，政府讓步的空間較小，很容易引起事端;第二，近年來，東亞地區經濟獲得長足發展，現代化進程順利，綜合實力提高，各國人民自信心增強，從而引發了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第三，各國為實現新的發展目標，對資源、能源及戰略要地的需求進一步增大，從而激起國家之間在諸多問題上的競爭;第四，我國的迅速發展和崛起，使周邊國家在心理上矛盾重重，在尋求與我國合作的同時，擔心、防范、戒備的心理增強;第五，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借機利用周邊國家與我國的矛盾及其心理狀態，大肆渲染“中國威脅論”，制造事端，挑撥和離間我國與其周邊國家的關系，達到延遲遏制我國崛起、維護其霸權地位的目的。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在東部，釣魚島問題持續升溫，中日摩擦日益加劇。在南部海域，越南、菲律賓等國對我國單方面挑起事端，動用軍事力量加強了在爭端海域的軍事活動。在南亞，中印兩國在邊界、藏南問題上頻頻出現摩擦，出于對我國軍事力量增長的憂慮，印度正考慮在兩國軍事分界線實施大規模軍事力量升級的計劃。在美國的推動和威脅利誘下，美日軍事同盟日益穩固，美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的準軍事同盟正在形成。美國在東盟的一些傳統盟友如印度尼西亞、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在不得罪我國的前提下，也在逐步向美國靠攏。日趨復雜多變的周邊安全形勢，不能不對我國持續健康發展和迅速崛起的態勢，起到較強的逆勢對沖作用。

　　在我國的發展過程中，來自國際方面的挑戰還有許多，諸如能源安全、海洋安全等等，但從一個較長時期來看，上述挑戰是最基本的，對我國的持續健康發展起著關鍵的和重要的作用，其他挑戰都是由上述挑戰擴展或派生出來的。上述問題解決了，其他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二、國內面臨的困難和問題

　　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發生以后，我國依靠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運用強有力的宏觀調控和全國一盤棋的優良傳統，在很短時間內就走出危機的陰影，使國民經濟保持了持續快速發展的勢頭。但如果仔細審視國內經濟社會運行的實際，就會發現，要進一步實現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快速發展，還面臨著不少困難和問題。

　　經濟建設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總體布局重要的和首要的內容，同時也是其他各項建設的物質前提和基礎。筆者認為，當前我國經濟建設面臨的困難和問題在于：第一，我國的所有制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動，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有所弱化。從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來看，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的資本、產值和就業人數,至2006年，二者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為3:7。[23]從公有資產和非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所占比重來看，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的比重由2003年的57%、2006年的48.6%、2008年的35.2%，下降到2010年的26.9%，其中國有資產占22.2%、集體經濟資產占4.7%。而非公有制經濟資產所占比重由2003年的42.8%、2006年的51.2%、2008年的64.2%上升到2010年的73%。其中私營經濟資產占45.7%、外商經濟資產占25.1%、個體經濟資產占2.2%。非公有制經濟的資產比公有制經濟高出1.3倍，其中私營經濟比國有經濟高出1.1倍，外商經濟比國有經濟高出13%。[24]從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的增長速度來看，2005年同1998年相比，私營經濟的固定資產凈值增長了16.7倍，“三資”企業增長了31.5倍，而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僅增長了0.54倍。[25]從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在三次產業中的比重來看，目前，在第一產業中國有經濟僅占3.9%，家庭聯產承包制經濟占63%。在第二產業中，公有制經濟資產僅占27.6%(國有經濟占24.8%，集體經濟占2.8%)，非公有制經濟資產占72.2%。在第三產業中，公有制經濟的資產僅占24%(國有經濟占21.7%，集體經濟占2.3%)，非公有制經濟資產占75.9%(私營經濟占51.8%，外資占21.3%)。[26]從國有經濟的控制力來看，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相比，也有明顯變化。在工業部門的各個行業中，1992年國有經濟比重占50%—99%的行業共有23個，占全部行業的82%;到2005年，在38個工業行業中，國有企業產值比重占80%以上的行業僅為6個，占50%—69%的行業僅為2個，二者合計僅占全部工業行業的28.5%，非公有制經濟已占據工業部門行業資本的3/4以上。[27]目前，在我國40個主要工業部門中，國有經濟居控制地位的只有石油及天然氣開采業、石油加工業、電力工業、水生產供應業和煙草工業等5個行業。居相對控制地位的有煤炭開采業、電力機械制造業、燃氣生產供應業等3個行業，其余31個行業全部為非公有制經濟控制并占主體地位。在建筑業和第三產業，公有制經濟早已下降到20%以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外商經濟控制了我國將近一半行業。在我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商在20個擁有了資產控制權，其中絕對控制的有9個行業，相對控制的有11個行業。一些產業雖未完全控制，但卻控制了一些產業的排前5名企業。[28]總之，無論從各種所有制經濟的絕對量、相對量的比例，還是從近年來各種所有制經濟的發展趨勢來看，公有制經濟在所有制結構中的主體地位都在不斷弱化和下降。我們知道，所有制是社會生產關系的基礎，它決定著社會生產關系的各個方面，而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則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對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性質乃至對整個國民經濟運行和經濟社會的發展，都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同時，依據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經驗和教訓，如果沒有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或者沒有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國民經濟運行中就會出現各種經濟力量的利益對立和不協調，就會出現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我國傳統的宏觀調控優勢和全國一盤棋精神就會軟弱無力，就很難出現我國在國際上率先擺脫危機的困境，保持經濟社會持續快速發展的大好局面。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及其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對于我國，是與布帛菽粟一樣重要的東西。由此可知，目前，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主體地位的弱化和下降，對我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不能不是一個現實的威脅，不能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所面臨的和亟待解決的困難和問題。

　　第二，在就業結構方面。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關系是人們在社會生產中所結成的人與人的關系，在本質上是人與人之間的物質利益關系即經濟關系。而社會成員在社會生產和交換過程中所處的地位以及所起的作用，不僅是社會生產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還反作用于作為社會生產關系基礎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同時，在一定條件下，也對社會生產關系中的管理關系、收入分配關系起著決定性的影響。在微觀經濟中，企業成員在企業生產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僅反映了企業的所有制關系及其性質，而且也反映了企業內部管理關系和收入分配關系的性質。在宏觀經濟中，社會成員的就業結構及其在各種不同性質的經濟領域中的就業比重、地位和作用，也反映了宏觀生產關系結構、經濟制度結構包括管理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結構的性質。社會成員在社會不同性質的經濟領域就業結構、就業比重、地位和作用以及由此引起的管理、收入分配等社會生產關系和經濟制度的變化，必然會對社會成員在社會生產過程中積極性、主動性、責任心，從而對整個社會生產過程產生影響。這個道理，已經和正在被千百年來尤其是近現代以來世界各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史實所證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形成了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格局，勞動者的就業結構在不同所有制經濟中的就業比重也發生了重大變化。至2008年年末，在我國工業企業法人單位的從業人員中，國有企業及國有獨資企業占9.2%，集體企業占2.9%，私營企業占44.4%，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占10.7%，外商投資企業占11.7%,其余類型企業占21.1%。其中，在建筑業企業法人單位從業人員中，國有企業及國有獨資企業占12.7%，集體企業占6.7%，私營企業占37.0%，其他有限責任公司占34.6%，其余類型企業占9.1%;在批發零售企業法人單位的從業人員中，國有企業占11.8%，集體企業占3.1%，私營企業占49.4%，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占5.2%,外商投資企業占7.2%。通過綜合計算可知，在上述幾個產業部門中，公有制企業從業人員的比例不到20%。[29]2010年底，全國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的私營企業的雇工人數達到9183.1萬人，到2011年底，全國私營企業雇工人數即占全國的80%。[30]加上近2億人的流動農民工(基本上都在私營企業中就業)，私營企業雇工人數在全國占的比重更大。[31]1949年，全國有15萬家民族資本主義工商企業，雇工人數174.9萬人。而目前我國私營企業雇工人數比1949年全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企業高出10.6倍。[32]這一龐大的在私營企業中就業的雇傭勞動者隊伍，無論是從他們在企業中對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關系、在企業生產和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來看，還是從他們在企業收入分配關系中的地位、作用以及他們所得工資的數額和性質來看，與私營企業主的關系都不可能是平等的、和諧的。這種不平等和不和諧的勞動關系，必然會而且已經引發了雇傭勞動者與私營企業主之間的各種矛盾、沖突和群體事件。這些矛盾、沖突和群體性事件還有可能向社會蔓延，以至造成社會治安狀況惡化，社會秩序不穩，直至黨的威信和政府公信度的降低。這種局面必然增大黨和政府在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維護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等問題上的難度，從而使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面臨較大的挑戰。

　　第三，在收入分配方面。馬克思主義認為，分配關系是與生產關系相適應并由生產關系產生的，分配關系的形式和性質由生產關系的形式和性質所決定，是生產關系的反面和重要組成部分。生產關系變化了，分配關系也必然隨之發生變化，不管是全局性的還是局部的。[33]改革開放尤其是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發生以來，由于我國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勞動者在生產和管理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發生了變化，我國的收入分配結構和收入分配關系也在發生相應的變化。從一般社會收入差距來看，居民家庭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1995年，城鎮居民家庭中10%的最高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43613.75元)是10%最低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4953.59元)的3.92倍，2010年這一比例則上升到8.65倍。2002年，農村居民家庭中20%的最高收入組人均純收入(5895.63元)是20%最低收入組人均純收入(857.13元)的6.88倍，2010年，這一比例則上升為7.51倍。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也逐步拉大。按行業大類計算，1978年，城鎮單位就業人員人均工資水平最高行業與最低行業人均工資水平之比為1.81:1,2010年，這一比例即上升為4.2:1。如果進一步細分，2008年，人均工資水平最高的證券業(172123元)是人均工資水平最低的畜牧業(10803元)的15.93倍。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較大。2010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全國最高的上海市(31838.06元)比最低省份甘肅省人均可支配收入(13188.55元)高出2.41倍。同期農村人均純收入上海市(13977.96元)比甘肅省農村人均純收入(3424.65元)高出4.08倍。城鄉差距也在進一步擴大。1999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當于農村人均純收入的2.2倍，2011年則為3.13倍。我國金融資產也存在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趨勢。城市戶均儲蓄存款最多的20%的家庭的人民幣和外匯存款總額，分別占城市居民儲蓄存款總額的64.4%和88.1%。而戶均金融資產最少的20%家庭，則分別占城市儲蓄存款總額的1.3%和0.3%。[34]從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占有半壁江山以上的私營企業內部的收入分配來看，2010年，私營企業雇工9183.1萬人，形成產值17.7萬億元;工人工資約8264億元，每個工人年均工資1.08萬元;企業利潤11131億元，每個企業年均利潤136萬元，每個企業主年均純利潤68萬元，積累資產216.5萬元。每個私營業獲得的利潤約為每個工人工資收入的124.9倍，每個私營業主獲得的純利潤收入是一個工人工資收入的61.9倍。再從24.85萬個私營工業企業來看，2008年，獲得的利潤總額是8301.1億元，每個企業獲利337.6萬元，每個企業主獲利168.8萬元;擁有資產總額7.58萬億元，平均每個企業資產3086.3萬元，每個企業主資產1543.2萬元。這些企業雇工2871萬人，平均工資17076元，平均一名雇工為企業創造利潤34831元，每個企業主純利潤收入是雇工的72.1倍，剩余價值率高達216.6%。[35]私營企業主收入與雇傭勞動者出賣勞動力的收入差距之大，在當今世界絕無僅有!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國已出現了一批億萬富翁。據胡潤百富排行榜公布的資料，2009年，我國百名富豪中，擁有200億財產的26人，擁有100億元—199億元財產的39人，擁有75億元—99億元財產的44人，分別占百富總數的23%、35.7%和40.3%。2010年，資產超過千萬的有87.5萬人，超過億元的有5.5萬人，超過10億元的有1900人，過百億元的有140人。其中，北京千萬富翁15.1萬人，億萬富翁4400人，位居全國首位;廣東千萬富翁14.5萬人，億萬富翁8200人，位居全國第二;上海千萬富翁12.2萬人，億萬富翁7300人，位居全國第三。2010年，全國超千萬富翁人數比上年增加6.1%，超億萬富翁比上年增加7.87%。[36]我國貧富懸殊和不斷擴大的收入差距，不僅會引發和加劇各種社會矛盾，影響社會的和諧和穩定，而且也會降低群眾對黨和政府的支持度，從而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

　　第四，在需求結構方面，內需與外需的關系失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施了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利用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的低廉成本，向外國出口了大量低附加值的產品。這一戰略的實施，雖然對我國經濟增長起到了重要支持和拉動作用，但也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一定的不良效應。首先是增大了我國對外貿易的依存度。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貿易規模逐年擴大。進出口總額從1978年的204億美元，發展到2008年的25616億美元，30年增長了123倍。與此同時，外貿依存度也由1978年的9.74%，經由2004—2005年的70%、2007年的66%到2008年的58%。[37]近年來雖有下降，但2012年仍在47%左右。[38]在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經濟政治風云變幻的國際環境下，過度依賴對外貿易，必將增大我國經濟遭受外部沖擊的可能性，增大我國經濟運行的風險。其次，投資與消費的比例失調。近些年來，我國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投資拉動，致使投資率持續走高，消費率持續下降。2000—2009年，投資率由36.5%上升到47.5%，消費率則由61.4%下降到48.6%，其中居民消費率由45.3%下降到35.6%。[39]投資的高速增長和社會消費尤其是居民消費的持續低迷，不僅會導致國內產能大量過剩、多種資源的巨大浪費，而且也會打破我國國民經濟的內部平衡，不僅違背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而且也會挫傷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從而也制約了我國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

　　第五，在產業結構方面。改革開放特別是近些年來，我國經濟迅速發展，產業規模不斷壯大，許多產品已位居世界前列，國際影響力日益增強，跨行業、跨地區、跨所有制的大型企業集團不斷發展壯大，在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顯著成效。但是，與國際經濟結構發展的趨勢，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相比，我國產業結構還存在許多不適應的情況。農業的基礎地位還比較薄弱，現代農業發展滯后。第二產業還主要依靠投資及其量的擴張拉動，重化等傳統工業比重較大，對能源原材料的依賴程度較高;高新技術產業雖有較大發展但規模仍顯較小，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主要通過外商企業和加工貿易來實現，國內企業主要承擔勞動密集的加工組裝工序，技術密集程度、研發比重和產品附加值較低，整個制造業“大而不強”。第三產業發展滯后，以生產性服務業為代表的現代服務業比重較低，高端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緩慢，傳統服務業供過于求，新興服務業供給不足，第三產業內部結構有待進一步調整。綜合起來看。我國產業技術總體水平不高，自主創新能力不足，對外依存度較高，國內企業自主品牌、國際知名企業不多，國內產業技術還處于從屬地位。能源、資源消耗強度較大，產業能源效率較低，環境污染問題較為嚴重。區域產業發展不平衡，產業雷同現象較為嚴重，部分行業尤其是一些重化工業如鋼鐵、電解鋁、鐵合金、焦炭、汽車等產品過剩現象較為普遍。產業組織不盡合理，大型企業不大不強，缺少參與國際競爭的大型企業集團和龍頭企業，中小企業不精不專，大中小企業之間的專業化分工體系尚未形成，相互協作、共同發展的意向很難實現，專業化分工的整體效益較低。我國產業低水平和產業關系失衡狀況已成為產業安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乃至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一大難題。

　　第六，在城鄉發展方面。“三農”問題依然突出。目前，我國農業技術裝備落后，基礎設施薄弱，設備老化現象較為嚴重。我國長期以來形成的工業和城市優先發展的戰略未能從根本上改變，各種資源尤其是財政、金融等核心資源的配置仍然向工業和城市傾斜。國家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雖然逐年增加，但仍顯不足，并且從投入比例來看，還有進一步下降的趨勢。這種不利的發展條件和環境，與農村基礎建設項目較多、所需資金投入較大的現實，形成了尖銳的矛盾。目前，我國農業發展方式粗放、農業資源利用效率低下的狀況還未根本改變。隨著農村工業化和城鎮化步伐的加快，資源的過度開發和占用，資源單向減少的趨向難以遏制，這樣，必然與我國本來有限的資源要素稟賦和資源供給形成突出的矛盾。目前，我國農業抗拒自然災害的能力依然有限，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農田荒漠化的面積總體上仍呈擴展趨勢;農業、農田、農村廢棄物排放日益增多，工業污染向農村蔓延的現象有增無減，農村環境的污染程度有所加劇，農業、農村生態環境狀況堪憂。目前，我國農業科技投入總量依然較低，投入強度與國際水平相比也不大，由于農業經營體制的小農生產方式特點，科技投入分散，投資效率不高。這種情況不僅使農業生產成本高居不下，影響產品品牌的培育和農產品質量的提高，而且也使我國農業缺乏國際競爭力，在日益開放的農產品國際市場上處于低端水平。建國以來，隨著農村經濟、文化事業的發展，我國農民的思想文化素質、科學技術素質、身體健康素質都有很大提高，但從總體水平來看，目前，我國農民的文化基礎仍然比較落后，現代科學技術知識仍然比較單薄，社會主義的倫理觀念和法制觀念仍然不強，舊的封建意識的影響仍顯較深，農民的整體綜合素質與農業現代化的要求仍然不相適應，特別是由于近年來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大規模轉移，老齡化、女性化、文化素質較低成為留守務農勞動力的突出特征。這種情況的存在，與我國農業現代化人力資源的需求有相當距離。同時，由于我國二元經濟結構的長期存在，農村市場發育滯后，城市和工業利用農業農村的支持而獲得長足發展之后對農業農村的反向支持不夠，致使城鄉貧富差距、生活條件和生活環境懸殊并不斷擴大。這種狀況，不僅會挫傷農民的積極性，加劇城鄉之間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而且也會引起社會治安狀況惡化和社會不穩定因素的增加，從而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造成消極影響。

　　第七，區域經濟差距不斷擴大，不平衡狀況仍在發展。從人均GDP的增長率來看，東部地區人均GDP增長率，1998年為0.093,2007年為0.123,10年年平均增長率為0.110。中部地區人均GDP增長率，1998年為0.080,2007年為0.142，10年年平均增長率0.107。西部地區人均GDP增長率，1998年為0.076,2007年為0.125,10年年平均增長率為0.097。三地區相比，在1998—2007年的10年間，東部地區人均GDP年均增長率比中部地區快0.003，比西部地區快0.013。東部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明顯快于中西部地區。[40]區域協調發展指數是指區際實際收入和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程度及其過程。從區域協調發展指數來看，東部地區，1998年為0.600,2007年為0.616,10年區域協調發展年平均指數為0.600。中部地區，1998年為0.405,2007年為0.402,10年區域協調發展年平均指數為0.405。西部地區，1998年為0.369,2007年為0.355,10年區域協調發展指數年平均為0.363。三地區相比，在1998—2007年的10年間，區域協調發展年平均指數，東部地區比中部地區高出0.195，比西部地區更高出0.237。[41]區域聯系強度，是從一個角度反映區域差異對分工和貿易的效率，反映收入水平差距的人均收入呈現出的區域內收斂，區域間發散的程度和特點的指標。我國區域聯系強度，2006年和2007年分別為0.3383和0.3484，比1998年和2005年的0.5—0.55分別低0.1617和0,2016。這說明我國區域經濟差距的不斷擴大已經對資源配置、分工和貿易效率產生較大影響。[42]以上情況說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我國經濟社會雖然從總體上看是獲得了快速發展，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極大提高，但區域之間的發展差距仍在不斷擴大，不平衡狀況仍未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狀況的延續，將會影響社會安定和民族團結，進而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

　　第八，在能源資源環境方面，我國面臨的形勢也不容樂觀。我國能源資源總量雖然較為豐富，但人均占有量卻較低。水資源人均占有量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石油儲量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1%，天然氣人均儲量為世界平均水平的4.5%，鐵礦石人均儲量為世界平均水平的42%，銅的人均儲量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8%，鋁土礦人均儲量為世界平均水平的7.3%，比較豐富的煤炭資源，人均儲量也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79%。據有關測算，按目前探明儲量和開發利用能力，我國石油、天然氣的剩余可采年限僅有10年和30年。[43]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快速發展階段，能源資源消耗程度高，需求強度大，供需缺口逐步擴大，且浪費嚴重。2005年，全社會能源消耗量為22.2億噸標準煤，其中工業企業耗能15.8億噸，占71%，在工業中，鋼鐵、建材、化工、石油化工、有色金屬五大行業又占工業全部耗能的69%。[44]2000—2008年，我國能源消耗量年均增加1.8億噸標準煤，2008年達到28.5億噸標準煤。[45]近年來，由于我國重化工業的加速發展，城鎮人口比重不斷增加，對能源的需求不斷上升，傳統能源無法滿足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需求，新興能源產業發展又相對滯后，致使我國不得不擴大對外進口。目前，我國原油和鐵礦石對外依存度已達到50%。根據有關預測，這種局面如果延續下去，至2020年，我國能源需求量將達到50億噸標準煤，原油對外依存度也將上升至65%。[46]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在國際經濟、政治、意識形態、地緣關系、傳統和非傳統安全等因素作用下，國際上能源資源的爭奪日益加劇，確保我國能源資源供應安全的難度系數將會逐步增大，從而使我國能源資源的穩定供應面臨越來越大的挑戰。如果不能有效應對，將會影響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目標的順利實現。

　　第九，在糧食供應方面，我國也存在安全問題。建國以來，由于我國一貫重視糧食安全問題，長期堅持自給自足的糧食發展戰略，總體安全形勢較好，糧食品種日益豐富，綜合生產能力不斷提高，供求關系基本平衡。但由于國內外糧食生產的自然環境、社會條件以及經濟政策等不確定因素的影響和作用，我國糧食安全問題也將面臨較大挑戰。從糧食生產能力來看，建國以來，我國糧食的生產能力和產量雖然增長很快，糧食單產水平和糧食總產不斷上升，1949—2008年間，糧食總產平均每年增加703.9萬噸，年平均增長率2.65%，2008年糧食總產是1949年的4.76倍。2008年，農村農業經濟形勢總體較好，糧食總產達58505萬噸，總產和單產分別增長5.4%和4.3%，為歷史最高水平。但是，隨著人口增長、工業化和城鎮化步伐的加快，近年來，我國糧食播種面積卻呈現下降趨勢。2003年，糧食播種面積為建國以來的歷史最低水平，只有14.9億畝。2000—2007年，糧食單產年平均增長率增速放緩，甚至出現負增長現象。從一個較長時期來看，由于糧食生產受資源、氣候、技術、市場、比較收益等因素影響，大幅度增加的難度系數不斷增大，糧食供給面臨的形勢不容樂觀。[47]從糧食需求來看，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大、增長快，再加上城鎮居民收入水平提高、膳食結構改變、城鎮化進程加速進行等因素的影響，我國糧食需求總量呈逐年上升趨勢，1997—2008年間，年均增長0.8個百分點。[48]隨著糧食需求總量的增長，糧食需求結構也發生了變化，人均口糧需求呈下降趨勢，但質量和品種要求卻逐年提高，飼料糧需求越發成為糧食需求增長的重要因素。由于生物能源工業的興起和原油供應緊張、價格居高不下等因素的影響，工業用糧需求不僅在國際而且也在國內大有攀升之勢。更值得關注的是，近些年來，我國對糧食的奢侈性消費、鋪張性浪費之風盛行。據中國烹調協會調查：目前我國僅商務宴請一項的人數就占用餐人數的24%，浪費量為20%至30%。[49]一些宴會之后，服務員要倒掉一半以上的菜品，我國餐飲業一年要吃掉兩億多人的口糧。[50]一方面糧食供應形勢嚴峻，另一方面需求逐年增長，再加上糧食消費的奢華浪費之風，我國糧食供求關系平衡的難度將會逐步增大。這種狀況，不能不對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產生較大影響。

　　第十，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之后，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金融風險將是我國長期面臨而必須重點解決的一個重點問題。近年來，我國金融業改革發展的步伐不斷加快，并取得了顯著成就，但由于我國經濟社會處于快速發展和轉型的關鍵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盡完善，因此，金融業在快速發展的同時，還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風險隱患和問題。在貨幣政策的調控方面，調控目標與現實要求有時存在距離，前瞻性、預見性、針對性不強，調控效果難以達到政策要求。同時，政策效果的監測機制、預警機制和應急機制還不健全，容易在政策實施過程中急轉彎，增大經濟運行中的不確定性和風險。在金融體系方面，金融結構不盡合理，金融服務存在缺口，潛在風險易于發作，直至轉化為現實風險。在金融監管機制與部門之間的協調方面，宏觀監管體制還不完善，與微觀監管的有機結合和協調配合不夠。金融監管渠道不多，協調機制不順，監管部門往往各執一端，難以從整體上監控跨國界、跨地區、跨部門、跨市場等領域的系統性風險。分業監管與綜合經營之間存在矛盾，難以發揮綜合化金融模式在金融創新和服務一體化方面的優勢。由于缺乏明確的法規，政策性銀行的定位和功能難以界定，再加上本身經營管理不善，不良資產率較高，風險準備金不足，政策性銀行市場化改革，商業化經營呼聲的增大，政策性金融機構的發展受到一定影響，難以在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的綜合平衡、規避宏觀經濟社會風險方面，發揮應有作用。我國金融業統一征信平臺發展滯后，信用評級機構還處于初創階段，信用評級的權威還未完全樹立起來，在金融監管和風險預警方面的作用還未充分發揮，相關法規還待進一步建立和完善。金融業發展中存在的上述風險和問題，如果不能在短期內加以解決，將會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的穩定和持續發展。[51]從金融體系的運行來看，各種風險不僅已經存在，而且還有滋長蔓延的可能。(1)地方政府的債務償還和融資風險較大。2009年，國家為抵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沖擊而出臺的4萬億元的救市項目，拉動了地方政府投融資的積極性。但由于地方政府資金投入大多集中在投資規模大、回收周期長的基礎設施項目，再加上地方政府因經濟增長放慢、土地出讓金減少、財政收入增長減緩等因素，結果使地方政府債務負擔加重，償還能力降低，債務償還和銀行金融風險增大。據國家審計署統計，截至2012年底，我國地方政府債務金額已上升至107174.91億元，其中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占62.62%，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占21.8%，負有救助責任的其他債務占15.58%。[52]對這些債務，如不加以調整，將會帶來嚴重后果。(2)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以來，中小企業經營困難的局面尚未根本扭轉，再加上地方政府償債高峰期的臨近，償付能力不足，銀行業的壞賬率將呈上升態勢。在國家為治理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而實行信貸擴張的背景下，商業銀行的業務大幅擴展，2011年，理財產品發行金額達3.3萬億元，比2010年增長1.4萬億元。[53]同時，銀行從業人員在績效考核或個人利益的誘惑下，參與高利貸融資，違規開展理財業務的事件屢有發生。商業銀行機構主體迅速膨脹的對外業務和基層個別從業人員違規事件的出現，暴露出銀行金融機構和基層人員在開展業務和經營上的道德風險。[54]這種業務治理上的混亂和道德風險，不能不對我國金融系統的健康運行構成威脅。(3)民間融資急劇增長。近年來，因銀行信貸緊縮，正規融資渠道不暢。中小企業尤其是私營企業的融資活動轉向民間借貸市場。這樣，在正規金融體制之外，便催生了民間借貸市場。這些民間運作的借貸資金雖在正規金融體制之外，但大都與正規金融體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民間債務鏈條一旦斷裂，勢必會影響整個金融的穩定，引發社會動蕩。此次 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以來，頻頻發生的民間非法集資案件及其帶來的嚴重后果，至今仍未從根本上消除。(4)進入21世紀，尤其是2008年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以來，我國的房地產市場成為資產泡沫的溫床。2009年，從年初到年末，北京的房價幾乎翻了一倍，政府的房價調控幾乎毫無效果。2009年以來，北京、上海、廣東等地房地產價格上升的幅度遠遠大于全國平均值。北京、上海、廣東等地房地產價格的上揚，帶動了全國大部分城市和地區的房地產價格，國務院雖然多次制定調控政策，但房地產價格上漲的趨勢至今仍遏而不止。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今年2月份70個大中城市住宅銷售價格變動的信息，新建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性住房)價格變動，與上月相比，價格下降的城市有1個，持平的有3個，上漲的城市有66個。環比價格上漲的城市中，最高漲幅為3.1%。與去年同期相比，70個大中城市，價格下降的有8個，上漲的有62個，2月份，同比上漲的城市中，最高漲幅為8.2%。[55]另據網易上海房產成交數據中心報道：2012年上海住宅網簽76595套(不含商改住/辦公樓/配套公建/車庫等)，相比去年減少了2萬套左右，但今年22227元/平米的成交均價卻比去年高出37.14%，其中保利葉語繼去年后再度蟬聯成交套數冠軍，而成交總額的榜首則被海珀旭暉47.45億摘得，并高出去年銷售冠軍13.15億，單價冠軍則繼續由華洲君庭以162619元/平米保持。[56]房地產具有高度產業的關聯性，房地產價格不斷上升的趨勢不能不對我國經濟的平穩增長造成壓力。(5)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前后，外國資本大舉進入我國，再加上我國金融體制和金融機構改革采取了“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的舉措，我國的金融體系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截至2006年9月，國內被外資參股控股的金融企業有67家，包括16家銀行，4家信托公司，19家保險公司，19家基金管理公司和4家汽車金融公司，外國金融投資者的投資幾乎涵蓋了銀行、保險公司、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等所有金融領域，至2007年5月，已經有42個國家在華設立了75家外資銀行，資產總額達9896億元。[57]近幾年，在有關政策的許可下，不僅民營銀行正在興起，而且民營資本也正在參與我國金融業的股份化改造，以實現金融業投資主體多元化。有人擔憂，這種情況發展下去，將威脅到我國國有金融機構在金融業的主體地位，削弱國有金融機構對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能力，給我國經濟社會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在當今世界。金融和國防是國家強盛和安全的兩大支柱，金融安全是國防強大和國家安全的經濟基礎。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后我國面臨的金融風，不能不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大隱患。

　　政治建設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總體布局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的主要內容。近年來，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下，通過全黨、全國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國在政治建設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民主形式更加豐富，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得到進一步發揮，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日益高漲。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得到落實，法治政府的建設任務基本完成，司法的公信度不斷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人權得到尊重和保障。各級黨政干部和工作人員的思想政治素質和業務素質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滿意度不斷增強。但是我們也必須清醒地看到，在政治建設的道路上，還面臨著諸多困難和問題。(1)所有制結構的多元化，各種經濟形式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目標下，將會產生不同的利益追求，這種不同的利益追求將會導致利益主體多元化。目前，各種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經濟矛盾、政治矛盾和思想意識形態等方面的矛盾不僅已經產生，而且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深化和發展。這些矛盾和問題將會對我國改革開放的方向以及戰略方針的制定和實施產生影響。(2)所有制結構和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在收入分配中也會充分反映出來。這些年來，收入分配不合理、不公平問題較為突出，收入差距擴大、貧富懸殊的趨勢遏而不止，階級階層分化現象已經出現。收入分配、貧富懸殊、階級階層的分化，必然會導致各種社會矛盾的產生、發展乃至社會領域多種突發事件的出現，從而影響社會的安定、和諧和團結。(3)近年來，由于西方管理理論、管理技術、管理模式的輸入，封建社會吏治管理觀念的復活，在我國政府管理方面，一些地區和部門存在著為管理而管理，甚至家長式管理的傾向。工作方式方法簡單，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為“政績”而管理，只討上級歡心、不顧群眾痛癢的現象不時出現。民主集中制流于形式，黨的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在一些干部的心目中淡漠，干群關系日益疏遠，對立情緒不斷滋長。(4)反腐倡廉工作形勢依然嚴重。反對腐敗，建設廉潔政治，是我們黨一貫堅持的鮮明政治立場，是廣大人民群眾十分關注和切望的重大政治問題。十四大以來，經過全黨努力和全國人民的密切配合，反腐倡廉工作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時至今日，形勢依然難以樂觀。錢權交易、色權交易、行賄受賄、貪贓枉法現象屢曝屢現。亂管理、亂投資、違規挪用、以權謀私現象及數字觸目驚心。在國有資產改組、改造，特別是大型國有企業整體出售中，內外勾結、化公為私，以各種名義侵吞國有資產的現象十分嚴重。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吏治腐敗和政治理論的腐敗，為特權階層張目的“高薪養廉”論，鼓吹腐敗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潤滑劑，“腐敗有理”和“腐敗有功”論等等不時出現。此類歪理邪說，對目前業已存在的腐敗現象起了推波助瀾作用。在腐敗現象叢生的同時，豪華辦公樓、豪華辦公室、豪華公車、豪華接待、公車私用、高檔餐飲等現象泛濫成災，浪費驚人。黨和國家屢發文件，風頭上臨時收斂，風頭過后我行我素，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明的不行，暗地而行，巧立名目。這些貪腐奢華之風，不僅嚴重腐蝕了黨和政府的肌體，也極大地傷害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感情。(5)黨的建設也面臨著嚴峻的考驗。進入新世紀以來，圍繞加強黨的理論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制度建設，加強黨的執政能力，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這條主線，我們黨認真開展了“三講”、“保持黨的先進性”、建設“學習型”政黨等整黨、整風、學習教育活動，在黨的建設上取得了很大成就。然而思想教育也不是萬能的。目前，在我們黨內，有的黨員理想信念不堅定，甚至出現“信仰危機”，不信馬列信宗教。有的黨員甚至相當級別的黨員干部，置黨紀國法而不顧，在一些場合，在言談話語甚至行動中，公然違反憲法，宣揚“非公有制優越”論，說什么現在“大家都不提公有制為主體，而提公有制為主導了”。在一些地區明目張膽地出售國有企業，推行“私有化”運動。有的群眾痛心地說：“某某干部來到這兒，什么都賣，就是他自己沒賣”，“賣得越快，升得越快，賣得越多，升得越高”，“好端端的國有企業，賣得一干二凈”。有些黨員，對個人名利斤斤計較，不愿比別人多做一點工作，不愿比別人少得半點報酬，奉獻精神漸少。特別是在黨和政府的某些領導干部中，理論水平較低，唯物史觀淡漠，唯心史觀充斥頭腦，文過飾非，把功勞歸于自己，把錯誤歸于別人，在一些場合把自己說得功勛卓著，十全十美。有不少干部只關心GDP，關心自己的所謂政績，較少關心黨的建設，特別是意識形態工作，較少關心涉及黨和國家以及民族的前途和命運的全局性、戰略性和前瞻性問題。無怪乎我們歷屆黨和國家領導人一再警示我們國家尤其是我們黨在前進道路上面臨的諸多考驗和風險。

　　在社會管理方面，也遇到了一些新的情況和問題。客觀地說，通過改革開放，我們社會體制、社會管理與我國國情和社會主義制度在總體上是基本適應的。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進程的加快，經濟體制的變革，社會結構的變動，利益格局的調整以及思想觀念的變化，社會體制尤其是社會管理方面，還面臨著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例如社會體制、社會組織體系、社會服務體系的健全問題，社會管理體制、機制、政策法規的完善和落實問題，尤其是社會管理的目標、思路和方式方法問題，等等。目前最為突出的問題是，在社會管理方面，單純管理與社區無政府狀態并存，缺乏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我管理，你服從”，簡單粗暴的工作方式方法較為普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落實走樣或者得不到有效落實的情況，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社會服務不到位，服務質量較差，“人情”服務較重。社會就業還未從根本上解決，收入差距明顯擴大，群眾的“公平”感受度較低。員工福利待遇、企業改組改制和兼并破產、工人失業、征地拆遷安置補償以及環境污染等問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呈上升趨勢。由于基礎群眾與政府機關尤其是與中央上通下達的渠道被某些貪腐干部堵塞，聚眾圍堵甚至沖擊黨政機關和企事業單位，妨礙或堵塞交通、打砸搶燒、聚眾械斗等過激行為時有發生。這些問題，如果得不到及時而妥善處理，很有可能被內外敵對勢力所利用，導致矛盾激化，釀成社會安全事件。

　　最后，文化建設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的重要組成部分。意識形態工作是文化建設的靈魂，文化建設和意識形態工作是建設社會主義偉大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動力和有力支持。近年來，我們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為指導，高揚社會主義主旋律，在文化建設和意識形態工作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但由于國際形勢風云變幻，世界社會主義處于低潮，我國又處于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的加速發展時期，思想意識形態領域已經或正在出現多元化、多樣化、變化多端的趨勢，我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意識形態工作正在經受著嚴峻的考驗。目前，新自由主義、新教條主義、歷史虛無主義、新憲政主義、公共知識分子、普世價值觀、新干涉主義等社會思潮揮之不去，并呈現強勢發展的趨向。境外敵對勢力造謠污蔑，攻擊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乃至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一些人打著政治體制改革的幌子，企圖從根本上否定四項基本原則，否定我們的國體和政體。境外“民運”分子在西方勢力的支持和授意下，大肆活動，為1989年的政治風波翻案。一些接受西方金錢和培訓洗腦的所謂公共知識分子，與境外勢力沆瀣一氣，鼓吹經濟上的私有化、政治上的多黨制、意識形態和指導思想上的多元化，以圖改變我國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方向。自改革開放以來，文化界存在著一種“去政治化”傾向，歪曲毛澤東同志關于文學藝術兩個標準的內涵，割裂文學藝術兩個標準之間的關系，片面追求所謂藝術性、娛樂性。一時間，歪曲戲說歷史、低級庸俗甚至充滿色情的文藝作品和演出充斥文化市場。文藝批評不能發揮其應有的批評假、惡、丑，弘揚真、善、美的功能，甚至成為執意炒作，互相吹捧，撈取功利的工具。某些文藝作品崇洋媚外，為了追求國際各種獎項，不惜歪曲中國、抹黑中國，以所謂“寫真實”為名，把中國老百姓丑化為愚昧無知、丑陋粗獷的野人。甚至在改編革命題材的影視作品時，歪曲、丑化革命英雄人物。也有一些人，以弘揚“國學”為名，不分良莠，把孔孟之道全盤托出，在社會中傳播，以圖用封建禮教教育大眾，尤其青少年。這些現象，如不及時糾正，將會對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乃至對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

　　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面臨的上述困難、風險和問題，是客觀的和錯綜復雜的，并且也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轉移的。在這些困難、風險和挑戰面前，我們要保持清醒的頭腦，予以高度重視。寧可把事情估計得容易些，不如把事情估計得困難些，做好精神準備，周密計劃，集中精力，積極應對。只有如此，才能使我們的事業興旺發達，立于不敗之地。

　　三、挑戰與機遇的辯證法

　　毛澤東同志早就說過：“事物都有兩面性：有好的一面，有壞的一面。在我們的社會里，一定有好的東西，也有壞的東西”，“世界是美麗的，但也不是美麗的”。[60]當今世界，在我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所謂“好的東西”，就是我們持續、穩定、快速、健康發展所面臨的“機遇”。所謂“壞的東西”，就是我們前進道路上正在面臨的嚴峻的“挑戰”。“好的東西”和“壞的東西”，相比較而存在。“在一定的條件下，壞的東西可以引出好的結果，好的東西也可以引出壞的結果”。[61]對于“挑戰”和“機遇”這一對立統一的矛盾關系，如果處理得好，“挑戰”也可以轉化為“機遇”，成為推進我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強勁動力，反之，如果處理的不好，“機遇”也可以變為“挑戰”，轉化為我們前進道路上的“困難”、“風險”、“危機”。“我們有很多經驗證明，搞錯事情常常是因為看了這個側面，沒有看到那個側面，只聽這一面的話，沒有聽那一面的話。”[62] “我們必須學會全面地看問題，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63]既要看到光明，也要看到困難。我們是革命的樂觀主義者，但又是革命的現實主義者，不但要有革命的熱忱，更要有實際精神。我們要充分估計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困難、風險和挑戰，要準備走曲折的路。我們也要高瞻遠矚，冷靜觀察，勤于思考，絕不放過任何一點一滴的有利機會，積極創造條件，揚長避短，趨利避害，奮力爭取好的結果。只有如此，才能使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斷發展，才能使我們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乘風破浪，不斷前進。

　　通訊地址：安徽省淮北市東山路100號：淮北師范大學當代經濟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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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0561-3802313 13965888940

　　作者簡介：張作云(1945- )，男，安徽蕭縣人，淮北師范大學當代經濟研究所所長、教授、碩士生導師 。主要研究方向：《資本論》與社會主義經濟理論。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資本論〉與當代資本主義金融危機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09BKS035

　　[1] 參見張幼文等：《金融危機后的世界經濟：重大主題與發展趨勢》，人民出版社 2011年版第335頁。

　　[2] 李雪蓮、魏民：《美國國債危機與解決前景》，《國際問題研究》 2011年 第5期 第112頁。

　　[3] 參見望海樓：《“懸崖”過后，還有峭壁》 人民網——《人民日報》海外版 2013年1月4日。

　　[4] 參見張幼文等：《金融危機后的世界經濟：重大主題與發展趨勢》，人民出版社 2011年版第299—300頁。

　　[5] 蘇曉輝：《當前世界軍費增長態勢》，《國際問題研究》2010年第5期第67頁。

　　[6] 羅援：《對美國軍力的十個質問》，《馬克思主義文摘》2012年第10期第47頁。

　　[7] 參見張德廣主編：《國際問題研究報告》(2011-2012)，世界知識出版社 2012年版 第76頁。

　　[8] 參見張德廣主編：《國際問題研究報告》(2011-2012)，世界知識出版社 2012年版 第76-77頁。

　　[9] 參見錢海源：《帝國主義的戰略陰謀：在中國搞意識形態多元化》，《當代思潮》 2000年 第4期 第58-60頁。

　　[10] 唐小松、劉彥社：《奧巴馬政府網絡外交論析》，《國際問題研究》2010年 第6期 第21頁。

　　[11] 匡長福：《西方對華文化滲透的新路徑》，《馬克思主義文摘》 2011年 第8期 第52頁。

　　[12] 匡長福：《西方對華文化滲透的新路徑》，《馬克思主義文摘》 2011年 第8期 第53頁。

　　[13] 匡長福：《西方對華文化滲透的新路徑》，《馬克思主義文摘》 2011年 第8期 第53頁。

　　[14] 唐小松、劉彥社：《奧巴馬政府網絡外交論析》，《國際問題研究》2010年 第6期 第21頁。

　　[15] 參見匡長福：《西方對華文化滲透的新路徑》，《馬克思主義文摘》 2011年 第8期 第53-54頁。

　　[16] 參見匡長福：《西方對華文化滲透的新路徑》，《馬克思主義文摘》 2011年 第8期 第55頁。

　　[17] 參見顏旭、陳曉靜：《認清西方“民主輸出”的實質》，《馬克思主義文摘》2012年 第7期 30-31頁。

　　[18] 參見劉江永：《日本介入釣魚島的圖謀與法律制約》，《國際問題研究》2012年 第5期 第16頁。

　　[19] 參見顏旭、陳曉靜：《認清西方“民主輸出”的實質》，《馬克思主義文摘》2012年 第7期 31頁。

　　[20] 參見(美)邁克爾·赫德森：《金融帝國：美國金融霸權的來源和基礎》，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8年版 第12-14頁。

　　[21] 參見蘇言、賀瀕：《美國情報機構對中國究竟采取了哪些行動》，《馬克思主義文摘》2012年 第7期 36頁。

　　[22] 參見蘇言、賀瀕：《美國情報機構對中國究竟采取了哪些行動》，《馬克思主義文摘》2012年 第7期 36頁。

　　[23] 項啟源：《關于科學地判斷公有經濟主體地位的探討》，《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 2012年第11期 第20頁。

　　[24] 宗寒：《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問題》，《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3年第2期 第5-6頁。

　　[25] 項啟源：《關于科學地判斷公有經濟主體地位的探討》，《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 2012年第11期 第20頁。

　　[26] 宗寒：《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問題》，《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3年第2期 第6頁。

　　[27] 項啟源：《關于科學地判斷公有經濟主體地位的探討》，《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 2012年第11期 第20頁。

　　[28] 宗寒：《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問題》，《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3年第2期 第6-7頁。

　　[29] 參見何干強：《論公有制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中的最低限度》，《馬克思主義文摘》 2013年 第2期 第25-26頁。

　　[30] 宗寒：《目前我國新資產階層的現狀、作用和性質》，《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2年第5期 第5頁。

　　[31] 劉國光主編：《共同理想的基石：國有企業若干重大問題評論》，經濟科學出版社 2012年版 第248頁。

　　[32] 宗寒：《目前我國新資產階層的現狀、作用和性質》，《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2年第5期 第8頁。

　　[33]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 人民出版社 1974年版 第993、998-999頁。

　　[34] 參見田家官：《論我國國民收入分配模式的轉變》，《海派經濟學》2012年 第3期 第94-97頁。

　　[35] 宗寒：《目前我國新資產階層的現狀、作用和性質》，《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2年第5期 第8頁。

　　[36] 宗寒：《目前我國新資產階層的現狀、作用和性質》，《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2年第5期 第6頁。

　　[37] 李慎明主編：《美元霸權與經濟危機》(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 第136頁。

　　[38] 顧陽：《我國外貿依存度或將進一步降低》，《經濟日報》2013年3月21日。

　　[39] 參見張平主編：《“十二五”規劃戰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132頁。

　　[40] 參見張平主編：《“十二五”規劃戰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74頁。

　　[41] 參見張平主編：《“十二五”規劃戰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75-376頁。

　　[42] 參見張平主編：《“十二五”規劃戰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87頁。

　　[43] 參見張平主編：《“十二五”規劃戰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9、530頁。

　　[44] 參見張平主編：《“十二五”規劃戰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27頁。

　　[45] 參見張平主編：《“十二五”規劃戰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9頁

　　[46] 參見張平主編：《“十二五”規劃戰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9頁。

　　[47] 參見張平主編：《“十二五”規劃戰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83頁。

　　[48] 參見張平主編：《“十二五”規劃戰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84頁。

　　[49] 《經濟日報》評論員：《務必狠剎奢侈浪費之風》，《經濟日報》2013年1月30日。

　　[50] 《光明日報》評論員：《浪費之風必狠剎》，《光明日報》2013年1月29日。

　　[51] 參見張平主編：《“十二五”規劃戰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21-1423頁。

　　[52] 參見邱楊茜、陳穎、余軍、何孝星：《當前我國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運行的問題與對策研究》，《經濟學動態》2012年第8期第59頁。

　　[53] 參見邱楊茜、陳穎、余軍、何孝星：《當前我國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運行的問題與對策研究》，《經濟學動態》2012年第8期第60頁。

　　[54] 參見邱楊茜、陳穎、余軍、何孝星：《當前我國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運行的問題與對策研究》，《經濟學動態》2012年第8期第60頁。

　　[55] 王晨：《統計局：2月70個城市66個房價上漲，最高漲幅為3.1%》，人民網房產頻道 2013年3月18日電。

　　[56] 網易房產成交數據中心：《2012年上海住宅銷售榜、成交額》，網易房產，http://sh.house.163.com/ special/sh_2012shuju/。

　　[57] 參見張作云：《金融危機的根源、生成機制及其在我國發生的可能性》，《馬克思主義研究》2008年第11期第26頁。

　　[60] 《毛澤東文集》 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9頁。

　　[61] 《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8頁。

　　[62] 《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7頁。

　　[63] 《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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