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共反毛、反中親美的“基督徒”孫海英（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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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誕節(圣誕節)如今已成為一個全球性的流行節日。關于這個節日，已故左翼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曾這樣分析：

　　家是資產階級最美滿的世界，因為在家，也只有在家，資產階級社會里的一切難題、矛盾方可置之腦后......在家里，也只有在家里，資產階級，尤其是小資產階級，方可悠然自得，沉浸在和諧、溫馨、只屬于統治階級才有的幸福和幻覺之中。家中擺滿的家具陳設展示了這種幸福，也使他們享受到這種幸福。這種夢境似的生活在圣誕節表現得最為淋漓盡致。圣誕節是為展示這種富有舒適生活才系統發展起來的家庭宗教活動。圣誕晚餐(狄更斯為之謳歌)、圣誕樹(是德國人首創的，但由于英國王室支持便迅速在英格蘭普及開來)、圣誕歌(以德國《平安夜》最為著名)皆象征了室外的嚴寒與室內的溫暖，以及室內、室外兩個世界在各個方面的巨大反差。(埃·霍布斯鮑姆《資本的年代：1848～1875》，p312～313，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

　　耶誕節雖然可能有著一個“古老”的出身，但它真正在基督教世界里普及卻是19世紀以后的事情;也就是霍布斯鮑姆所提示的，是在資本主義逐漸確立其霸權之后的事情。換言之，與基督教漫長的歷史相比，這個以紀念基督誕生為名目的節日，并不是一個典型的“傳統節日”，甚至長期為人所忽視。耶誕節的興起得益于近代資本主義的興起，它是資產階級尤其是小資產階級的一種自我欣賞或自我陶醉，它滿足的是資產階級對于理想之“家”的審美欲望。不過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需要在一切領域形成消費，如果節日里只是端坐在家而不進行消費，那顯然是不符合資本主義精神的。所以，耶誕節又成為一個大規模消費的節日。由此可見，耶誕節似乎是一個禮贊宗教的節日，實際上卻是一個禮贊資本主義的節日。關于這一點，今天我們在那些基督教傳統稀薄的國家——比如中國和日本——和地區中看得十分清楚。在那些地方，耶誕節的喧鬧程度有時甚至超過了一些傳統的基督教國家，這當然主要不是因為宗教的力量，而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功勞”。諷刺的是，當某些“假行家”批評中國人在過耶誕節時缺乏文化內涵和所謂“人文關懷”，只知道大吃大喝時，他們恰恰沒有意識到，中國人竟然是如此準確地把握到了耶誕節的精神本質：“圣誕大餐”、“圣誕狂歡”、“圣誕大搶購”(還有那些千奇百怪的本土化“創新”)...以索多瑪與蛾摩拉的方式“慶祝”耶穌的誕生日，基督一定會哭，但資本家一定會笑。所謂“野蠻資本主義”，它的“野蠻”或許就表現在與那些“文明”的資本主義相比，它一下便跳過了假正經的宗教和文化修辭，直朝著一絲不掛的肉體撲去。

　　基督教是一個有著沉痛世界觀的宗教，就其精神本質而言，與資本主義存在著格格不入的一面。從保羅二世、本篤十六世到現任教宗方濟各，都曾不止一次地對資本主義和美國的霸權——梵蒂岡與美利堅帝國的關系頗為微妙——提出批評。在他們看來，資本主義腐蝕了世道人心，良風美俗，造成了一個除金錢以外沒有任何信仰，沒有任何敬畏的世界;資本主義對支撐宗教信仰的最大根基“人心的虔誠”形成巨大威脅——雖然馬克斯·韋伯將資本主義的興起歸功于“新教倫理”，但包括上世紀出現的所謂“儒家資本主義”都對這一理論提出了質疑，據說作為“世俗倫理”的儒家思想同樣可以發展出資本主義精神，孰是孰非姑且不論，但過往的歷史已經證明，某種宗教“倫理”對“資本主義精神”并不具有壟斷權——《新約》頌揚過信徒們的“共產主義”精神：

　　信的人都在一處，凡物公用，并且賣了田產、家業，照各人所需要的分給各人。(《使徒行傳》第2章)

　　又：

　　這一群信徒都同心合意，沒有一個人說他的財物是屬自己的;所有的東西大家公用......內中也沒有一個缺乏的,因為人人將田產房屋都賣了,把所賣的價銀拿來,放在使徒腳前.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使徒行傳》第4章)

　　而基督本人是如此的“仇富”：

　　我實在告訴你們，有錢人要成為天國的子民多難啊!我再告訴你們，有錢人要成為上帝的國的子民比駱駝穿過針眼還要困難。(《馬太福音》第19章)

　　我們想，基督這樣“仇富”，一定是因為當時作為被壓迫者的基督及其信徒們的“革命運動”，是不會有多少有錢有勢者來支持的。的確，基督教原本是個“革命”的宗教，一樣的鼓吹“造反有理”。雖然基督宣稱要讓人打完右臉打左臉，讓人拿走內衣拿外衣，但基督教如果真是這么逆來順受，恐怕早就死無葬身之地了。因此，基督的真實教訓其實在這里：

　　你們不要想我來是叫地上太平，我來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我來是要使兒子反對他的父親，女兒反對她的母親，媳婦反對她的婆婆。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里的人。(《馬太福音》第10章)

　　這段話像極了某些人所描繪的“文化大革命”，如果這不是最激烈的革命鼓動又能是什么?黑格爾驚呼道：“所以這里是解脫了現實界一切維系，甚至還解脫了道德倫常的維系。我們可以說，這種革命的言辭只在《四福音》里找得到，別處是找不到的”(黑格爾《歷史哲學》，p324，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革命必然會導致舊的一代與新的一代的沖突與斗爭，必然是要“解脫了道德倫常的維系”——因此，那些既指責“文革”破壞家庭倫理同時卻又親近基督教的人，實在是沒有資格信仰基督的——難怪當帕索里尼在《馬太福音》里將基督塑造成左翼革命家時，給人以強烈的印象。

　　但是當基督教一朝翻身做主，終于被帝國定為“國教”(公元329年)，羅馬帝國也因此成了“基督教的帝國”后，基督教原有的革命性就開始消失了，“造反有理”也就成了“造反無理”了。基督教確立起了無上的霸權，勢焰潑天，帝國皇帝如果不聽話也會被教皇革出教門，其結果便是長達一千年的宗教蒙昧(中世紀)。基督教統治下的歐洲文明，與同時期的中華文明或伊斯蘭文明完全無法相提并論;而基督教高層不會主動發動“文化革命”，更不可能“炮打司令部”，因此，“上帝最忠實的仆人”(教皇)及其近臣，紛紛被撒旦“和平演變”，教廷成了通奸和亂倫的淫窟。至于基督教對所謂“異端”的血腥鎮壓，其罪惡更是罄竹難書。格拉納達陷落與不久之后開始的哥倫布等人的大航海，使歐洲迎來了時來運轉的日子，這時的基督教扮演起侵略擴張的尖兵角色，基督教的宗教自負則使其布道精神相比其他宗教，顯示出一種固執甚至狂熱的特點。不過在歐洲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上升過程中，作為“基督教的帝國”，其力量實際上隨著歐洲絕對王權的崛起，逐漸受到了削弱，進而從“基督教的帝國”轉變為“帝國的基督教”、“權力的基督教”——就像我們在拿破侖皇帝與教皇庇護七世的關系中看到的那樣。

　　到了20世紀尤其是20世紀的中前期，傳統宗教受到更大的沖擊，在基督教方面，最終成立了一個妥協的產物：“梵蒂岡城國”。現在大概很少有人會提起，梵蒂岡能夠立國要感謝墨索里尼。1929年2月，代表國王的墨索里尼與代表教廷的紅衣主教加斯帕里簽署協議，貝尼托說：“梵蒂岡城國”，于是就有了“梵蒂岡城國”——不應忘記，法西斯主義的“左翼”也曾是標榜反教會的——20世紀的基督教，正如我們之前所說，由于失去了往昔的莫大權柄，越來越需要依附于國家權力，成為所謂“護持國體”的工具，并且留下很多不光彩的記錄。教會與歐洲的右翼軍事獨裁政權(代表者如佛朗哥將軍統治下的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右翼軍事獨裁政權狼狽為奸，同時利用身份便利向政府出賣大量個人情報，可謂是惡事做盡。當然，這樣的行為也能在基督教中找到理論依據：

　　人人都應該服從政府，因為政權的存在都是上帝所準許的;那些執政者的權力是從上帝來的。(《羅馬書》第13章)

　　20世紀的后半期，傳統宗教出現了一個復蘇勢頭，梵蒂岡也變得野心勃勃起來。最初的目的是為了對付共產主義“威脅”：通過天主教私人銀行、主業團、共濟會秘密組織、黑手黨等一系列錯綜復雜的金錢關系，為諸如波蘭“團結工會”或拉美右翼政權“輸血”——這些內幕在科波拉的著名電影《教父》第三部中已有所涉及，朱塞佩·費拉拉的《上帝的銀行家：卡爾維事件》則進行了更為逼真的歷史還原——與此同時，各種關于梵蒂岡道德敗壞的指控一直不絕于耳，并且有根有據。這里還需要特別提到的是新教占統治地位的美國，其帝國主義政權利用宗教右翼勢力來作為顛覆社會主義國家——比如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顛覆性布教活動——的工具，宗教右翼勾結新保守主義的政治右翼，成為名副其實的“帝國的基督教”。

　　如此說來，今天對于基督教是否應該一概采取敵意的態度呢?

　　上文已經說到，基督教最初是一個“革命”的宗教，也就是說基督教具有人民性的一面，在它關于獻身和拯救的精神里確實有著非常崇高的東西。與“帝國的基督教”、“權力的基督教”針鋒相對存在著的是維護著基督教人民性的“人民的基督教”、“窮人的基督教”的一脈，而后者常常成為前者鎮壓和迫害的對象。關于“人民的基督教”，筆者立即想到周恩來總理留日時的好友，1923年關東大地震期間為了救助同胞而慘死在戒嚴部隊刀下的王希天牧師，1974年他被追授為“革命烈士”。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運動是“人民的基督教”或“窮人的基督教”的典型代表，因為這個運動直面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直面社會不公與剝削壓迫，所以才出現了在尼加拉瓜的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中，神甫牧師與馬克思主義者并肩作戰，反抗美國支持的索摩查政權與薩爾瓦多大主教奧斯卡·羅梅羅批判同樣由美國支持的軍事獨裁政府，站在窮人與被壓迫者一邊，最終慘遭暗殺的諸多感人事跡——當羅梅羅大主教被暗殺后，沒有拉美的左翼不為之哀悼。在我們的鄰國韓國，雖然有一個極具侵略性的強大右翼宗教勢力，但同樣不能忘記的是，還有因從事民族統一事業觸犯所謂“國家保安法”而身陷囹圄的文益煥、韓相烈等進步牧師。所以，如果是因為中國目前存在著顛覆性的“帝國的基督教”的現實威脅，就對基督教做那種過于籠統的反對，無疑是一種簡單化的觀點，而且也不利于打擊真正的敵人。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而左中右之中又有各自的左中右，基督教當然也不例外。這里再提及一件相關的事。就在不久前，美國的毛派領袖阿沃基安與進步的基督教激進學者科奈爾·韋斯特在紐約著名的河濱教堂——這個教堂在歷史上一直與進步政治發生關系，從金牧師到菲德爾·卡斯特羅都曾在此發表講演——舉行了一次對談，他們之間雖然存在著必然會有的信仰上的分歧，但與此同時，對于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種族主義等問題，卻又形成不少共識。

　　因此，今天對于基督教，第一：我們極大的尊重那些反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進步的基督徒;第二：對于雖然不反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但愛國守法的普通基督徒(相信這是中國基督徒的大多數)我們尊重其信仰上的自由;第三：對于那些以顛覆體制為目的的“帝國的基督教”分子，必須堅決驅逐。因為“帝國的基督教”在意識形態上偏執反動，在政治行為上狂熱好斗，對待“帝國的基督教”，就像對待打著伊斯蘭幌子的分裂主義運動一樣，這已經不再是一個宗教的問題。

　　2

　　多年前有一部美國人拍攝的紀錄片，名字叫做《毛澤東的激情》。這是個立場多少有些混亂的電影，其中既采用了李志綏之流的謠言和使用了一些格調不高的動畫，但同時卻又以韓東屏、柏棣等旅美左翼為主要采訪對象。影片本身并沒有多少驚世駭俗之處，但其相呼應的一頭一尾倒是頗有些意味。

　　開頭的引言，一個小故事(觀影時間較久，僅陳其大略，細節或許稍有誤)：梵蒂岡的人員發現了一幅動人的畫，畫中的青年洋溢著偉大布道者的光芒，主啊!這是何方圣人!?于是他們把畫掛到了緊挨教宗辦公室的地方;可是不久，畫又被拿了下來，梵蒂岡鬧了個大烏龍，原來畫中的青年是毛澤東。

　　結尾呼應開頭，是用動畫表現的：安眠于水晶棺中的毛主席突然打破玻璃，一下坐了起來，隨后變成了頭戴荊冠的基督。

　　我們不清楚那個梵蒂岡故事的真偽，或者究竟是哪幅畫“誤導”了梵蒂岡，使得他們竟把世界上最著名的無神論者的畫像送到了人間最接近上帝的一群人的身邊。但是當我們看到像《毛主席去安源》這樣的革命畫作時，梵蒂岡故事的確可信了：蒼山白云，一個青年，一襲長袍，夾一把紅油紙傘，筆直挺立的身軀，正準備邁出腳步，發出那歷史的巨響。僅就筆者有限的美術史知識而言，如果把這幅革命油畫看作是一幅宗教作品的話，那無論是以基督還是以圣徒為人物的宗教畫，在表現那種布道者的偉大氣魄時，恐怕沒有一幅能與之相比;而就某種意義來說，基督和毛澤東同是布道者，也許他們的區別正在于：基督將上帝的福音帶給人民，毛澤東將革命的福音帶給上帝(人民)。

　　正好在“耶誕節”翌日的“毛誕節”(或“人民節”)，最近越來越成為一個正式的節日，尤其是這十幾年來信息傳播技術的發達，使得情感共同體的形成比之以往更為迅速和有效。由于“毛誕節”從來不是一個左翼專享的節日，因此我們在紀念日會看到多樣化的紀念方式和各種宗教信仰的人士。其中，有的紀念方式是向毛主席像行跪拜禮。對于這一行為，不少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難以接受。他們認為，毛主席這樣尊重人民，喊出“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人民萬歲”，而現在以跪拜這樣的方式紀念毛主席，多少有背于毛澤東思想。立足于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這種觀點百分之百正確。可正如我們前面提到的，紀念毛澤東，并不是左翼的專利。

　　首先，1992年第一波“毛澤東熱”發生時，所謂民間形態的左翼即使存在，恐怕也沒有多大影響力。在沒有“新左派”，沒有黃紀蘇、張廣天的《切·格瓦拉》，沒有毛澤東旗幟網，沒有烏有之鄉，更沒有今天形形色色的左翼學習會讀書會或類似同人組織的時候，由草根自發形成的紀念就已經初具規模;而在此紀念風潮中，出租或公交車司機以及商店經營者懸掛、擺放毛主席像是一種相當主流的表現形式。毫無疑問，“毛主席”在這里，是作為“保佑平安”或“商業順利”的半宗教性力量出現的，這也是某些右派對當時的“毛澤東熱”抱以輕蔑的原因。但關鍵的一點卻是：無論左右翼是褒是貶，“毛主席”已經實實在在地成為了一種民間信仰或半宗教性的文化現象——至于在某些少數民族宗教地區，“毛主席”就是宗教神。我們也清楚地看到改革開放后在這樣的地區宣傳“毛主席是人不是神”“毛主席犯了錯誤”，結果造成了怎樣的政治混亂——在中國歷史上，這應該是絕無僅有的。這說明了“毛主席”這一信仰，其在情感上的根扎得非常深，在當下庸俗無神論(金錢是唯一的神)與庸俗唯物論(唯物欲主義)盛行的中國，這絕非什么壞事。如果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對于包括跪拜在內的看似“封建”或“迷信”的紀念方式，就會多一份同情之心。

　　其次，我們需要注意“跪拜”行為背后的意義。眾所周知，中國人尤其是漢族，對于宗教向來持比較“豁達”的態度。類似“虎溪三笑”這樣的故事，無論歷史上是否確有實事，但其中表達出的宗教寬容精神，在西方的歷史中怕是很罕見的。中國人相對世俗務實，所以常常是見寺院拜寺院，見道觀拜道觀，見喇嘛廟拜喇嘛廟——清真寺無偶像可拜，天主教堂太一本正經，不然也是照拜不誤。這種“無原則”性當然是出于功利主義：佛祖也好，三清也罷，之所以跪拜他們，最常見的目的是為了升官、發財、考上大學、搞到美女、生兒子、彩票中大獎等等，也就是說，這是一種為了有所得而行的跪拜。然而在跪拜毛主席像的行為中，我們經常看到的是聲淚俱下地痛述冤屈與不幸的場面，痛述因為毛主席的“離去”而遭遇到的苦境：下崗、失地、生老病死失去保障等等，換言之，這是一種因為有所失而行的跪拜。為了有所得而行的跪拜建立在神秘主義和自利心理之上;因為有所失而行的跪拜建立在現實主義與社會批判之上，兩者的意義全然不同，這也是我們在考察“跪拜”行為時必須明確的一點。

　　最后，我們或許可以再討論一下“宗教”問題。無神論的共產主義者當然是反對宗教的：“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但我們也必須看到，世界性的宗教(三大宗教)經千年猶不倒，很多曾風靡一時的思潮如今卻都化做歷史的遺跡。所以，宗教一定會消亡，但其消亡并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此外，拉丁美洲最著名的共產主義者之一，何塞·卡洛斯·馬里亞特吉——曾有拉美左翼專文對毛澤東和馬里亞特吉進行過比較。除了毛澤東之外，馬里亞特吉或許是當時僅有的認真思考農村和農民問題的共產主義思想家，這與秘魯的基本國情有關。可惜的是，比毛澤東小2歲的他在35歲時就被病魔奪去生命——在《對文學的審理》一文中寫道：

　　我們知道，革命總是宗教的。“宗教”這個詞有了新的價值，新的意義。它除了指宗教禮儀或教會之外，還有其他用處。蘇維埃在它們的宣傳標語上寫著，“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鴉片”，這沒有多大關系，共產主義實質上是宗教的。(何塞·卡洛斯·馬里亞特吉《關于秘魯國情的七篇論文》，p208，商務印書館，1987)

　　這顯然是一個爭議性的觀點，她的關鍵在于如何理解“宗教”一詞。

　　今天，“毛誕節”的紀念者們，既有無神論者又有有神論者，既有馬克思主義者又有民族主義者，既有中國人又有外國人;紀念的理由未必相同，但紀念的名字只有一個。就此而言，至少在中國，“毛主席”或許正在成為一種超越所有宗教的終極意義上的“宗教”。對于這樣的現象，簡單地用“馬克思主義”去“糾偏”似乎顯得貿然，因為毛澤東思想(或毛澤東主義)的魅力正在這里，她既提供最明確的行動和斗爭原理，又提供最復雜的哲學與歷史思考。

　　由之我們也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雖然每到“毛誕節”，以網絡為代表的意識形態戰場，總是刀光劍影，硝煙彌漫，但無論反毛者為他們的“事業”付出多大的努力，最終惟一能夠“收獲”的只有絕望。

　　“你們很會觀察天色，卻不能洞察這個時代的征兆!”(《馬太福音》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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