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死了。

　　《鄉愁》又活了。

　　去年的11月，陳映真去世。除了一些左翼的有心人發文追悼之外，幾乎沒有多少主流輿論關注，與如今余光中的死后風光完全是兩般景象。

　　郭紀舟著《七0年代臺灣左翼運動》封面

　　“告密者”受吹捧，“左翼斗士”卻遭冷落，憤懣!不平!左翼大概多有此感受。但冷靜下來一想，這實在是個再“正常”不過的結果。休說區區一介左翼的陳映真如何如何，今年恰逢十月革命百周年，“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對中國如此重要的一場偉大革命的大紀念日，還不是“這里的黎明靜悄悄”?

　　其實，“知道”余光中的絕大多數人，恐怕也就知道一首《鄉愁》而已。就好象“知道”徐志摩的絕大多數人，無非也就知道那座虛假的“康橋”罷了。

　　當然，《鄉愁》要比“康橋”真實得多。那詩確是有真情實感流露其中。

　　而現在，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

　　不由讓人想起另一首同樣出自“國府遷臺”后人物的望鄉詩：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于右任：《望故鄉》)

　　現在解讀這些詩，總謂之表達了“海峽兩岸同胞割不斷的血肉親情”云云。我們不否認這一點，但考慮到這些詩產生的歷史背景，還是讓我們直說了吧：這些望鄉詩，主要表達的是“dang國”文人們，因對“反攻復國”的幻滅，悲傷絕望，想著從此再也不能踏上大陸的故土，所以才會如此的“慟哭”和心懷“鄉愁”。

　　不過，余光中畢竟比于右任幸運很多。隨著1980年代末兩岸從冷戰時期的絕對對峙狀態下脫離，人員、經濟、文化的往來日趨頻繁，憑著《鄉愁》在大陸受到莫大“愛戴”——甚至遠超其在臺灣的受歡迎程度——的余光中，來大陸來得相當勤快，而且名利雙收，早已不是那種眼巴巴望著海峽無可奈何的心境了。到如今，不僅有鄉愁的能來，沒鄉愁的的也能來;支持的統一的能來，鼓吹獨立的也能來;做方便面生意的能來，逛旅游景點的也能來;尋根祭祖返臺后為統一運動作貢獻的能來，在大陸猛撈人民幣一回去就大罵“zhi那zhu”的也能來......尤其是考慮到在臺灣，所謂“本省籍”的不論，“外省籍”的基本都已是在第二代以下，因此，《鄉愁》這樣的詩本身已失去了任何實際的意義。于此同時產生的一個極大的矛盾卻是：兩岸交流的空前頻繁，并沒有帶來臺灣人，特別是年青一代民族認同感的增長，反而是“臺獨”思潮日漸擴張。

　　曹征路先生在他的訪臺回顧文中提到一個關鍵點：即一名臺灣青年(毫無疑問在思想上是偏左翼的)表示，如果大陸搞社會主義，他愿意做中國人。乍一看，這不是很奇怪嗎?在大陸，無論他(她)有多么支持社會主義，反感資本主義，但極少會有人因大陸的變化，便動搖其國家—民族認同，而宣布要去做一個朝鮮人或古巴人。換言之，“我們”的國家-民族認同不會以大陸實行某種社會制度為大前提——盡管有些右翼人士受到關于“精神美國人”或“精神日本人”的指責時，會辯稱那是因為大陸沒有實現“自由民主制度”，但那實在與制度無關，而和財富密切相關。如果送他們到某個腐敗混亂的第三世界“自由民主國家”，他們保證是死活不會去的——但臺灣的情況就不同了。對于那名臺灣青年來說，大陸走什么樣的道路，是決定其國家—民族認同的決定性前提。實際上，不僅是臺灣的左翼青年，對于偏右翼的臺灣青年也是一樣，比如他們經常舉出的抗拒統一的主要理由，就是擔心統一后會失去現制度下的“民主自由”。

　　這給了我們什么樣的提示?最關鍵的就是，我們不能想當然地認為國家—民族認同，對于臺灣民眾是一個不言而自在的思想前提;正如我們之前已經說過的，“鄉愁”的時代已經結束了，對臺政策必須要面對現實。“臺獨”、“港獨”甚囂塵上，今天有些港臺的統派人士，他們宣揚一種種族的觀點(雖然是出于愛國心)，即之所以出現“臺獨”，是因為這些人大都是改了名字的“日本鬼子”的后代——臺灣大統派郭冠英甚至稱“二·二八”時謝雪紅、楊克煌組織的共產主義游擊隊“二七部隊”是“殺害中國人”的“倭寇部隊”——之所以出現“港獨”，是因為這些人大都是移民香港的“越南猴子”的后代。總之就是一句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真正的“中國人”(有時直接簡化為“漢民族”)是不會搞獨立的。這樣的觀點嚴重缺乏階級視野，以“民族”為超驗之物，使得問題完全無從解決——總不見得真來個“留島不留人”吧——要知道，相比“中華”的歷史，“中華民族”的歷史遠遠短得多。

　　過去左翼學者蕭喜東講(大意)“我們不是炎黃子孫，我們是工農紅軍的后代。”民族主義者對此一定難以接受，但其根本的歷史觀點是對的，或許這樣表述更準確：“因為我們是工農紅軍的后代，所以我們才是炎黃子孫。”倒退三百年，一個讀圣賢書的漢人，絕對不會認為某個少數民族是自己的“同胞”。不僅如此，在他眼里，這些少數民族不過是“夷狄禽獸”，野蠻的“生番”，稍認點漢字的也就是“熟番”而已，壓根不會承認自己與其是同一種族。同樣，如果當工農紅軍建立的政治實體不幸被工農紅軍的后代敗壞，國家像西方希望的那樣最終四分五裂，“中華民族”還可能保持現在的意義嗎?分裂之后，誰還會彼此相認為“同胞”?以蘇聯解體為證，烏克蘭是古羅斯的發源地，論民族之根要多正統有多正統，可現在如何?還不是分道揚鑣?

　　此次曹征路在臺灣參加關于十月革命的研討會之際，臺灣著名的左翼學者陳信行在其發言中談到，現在都認為臺南是“臺獨”思想的大本營，但在1980年代他們做農村運動時卻發現，當地很多農民的家中都供有蔣介石和陳誠的相片。這就說明，那種認為臺南人“天生”就傾向“臺獨”的觀點是非常概念化和主觀化的，而一個相對進步的社會運動(土地改革)顯然比起單純的民族主義說教有用得多。聯想到在西藏，人們供奉毛主席像，究竟是“廢除農奴”運動的結果，還是長期灌輸“五十六個民族是一家”的結果?在此問題上，我們不要做割裂性的解釋。完整而準確的觀點是：正是因為在西藏實行了進步的社會革命，才使得“五十六個民族是一家”的思想具有真實的說服力。所以，即使是在大陸的少數民族地區，“社會革命”、“社會制度”這些內容也影響著對于“中華民族”的認同感，更何況是長期受殖民主義統治的臺灣或香港了。

　　目前，大陸關于增強臺灣人(尤其是年青人)的國家—民族認同感的策略是什么呢?現在大致可以列出三種——需要說明一下，我們已將仍在實施但明顯失敗的“以商促統”模式排除在外。

　　第一種是“向回看”，官方一般稱之為“傳統文化”，我們卻愿意使用一個不那么文雅但貼近實質的稱呼：“死人路線”。因為這個策略主要是圍繞著一批古代死人展開的，特別是孔孟一類的儒家人物。在我們看來，這基本上是官方被兩岸的“公知”、“民國范”一流貨色忽悠的結果。在這幫人的長年洗腦下，真的相信了“中華文化在臺灣”的鬼話。蔣介石當年為了對抗大陸的革命文化、標榜“正朔”、“漢賊不兩立”而虛構出來的把戲，今天大陸精英竟然信以為真，以為多鼓吹“傳統文化”就能在兩岸之間找到共同語言，對其效用我們表示高度懷疑。

　　后兩種都屬于“向前看”，它試圖向臺灣民眾展示光明的未來圖景。其一是宏觀式的，以“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號召，希望臺灣人抓住這難得的機遇，趕上時代的潮流，避免最后被邊緣化的命運;其一是微觀式的，以鼓勵臺灣青年到大陸創業發展為號召，因為它意味著更多的機會、更好的工作、更高的薪資、更優越的生活條件。

　　總結一下，“向前看”提供的兩種遠景，一種基于民族主義邏輯，一種基于資本主義邏輯——惟獨沒有社會主義。

　　基于民族主義邏輯的遠景有足夠的吸引力嗎?對于連是否“中國人”都猶豫不決的人，“民族復興”簡直就像是某個遙遠星球上的故事。至于被邊緣化，就由“小確幸”應付吧。

　　基于資本主義邏輯的遠景有足夠的吸引力嗎?應該說，比起前一個確實更有吸引力。但什么是資本主義的邏輯?即使臺灣青年人受到這個遠景的感召，蜂擁而至大陸，能有幾個成功往上爬的?一定會有少數的資本主義成功者，高等的資本奴隸，但就算這些成功者個個認同了“中華民族”，大量在底下的人呢?而且如果說賺大錢就能提高民族認同，大陸那么多先發億萬財的，怎么會連錢帶人地往外國跑?

　　臺灣社會的問題，臺灣年青人的困境，并不是臺灣獨有的。大陸其實也面臨著相似的問題和困境。放眼一望，大半個世界都面臨著相似的問題和困境。這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新自由主義政策下的普遍問題和困境。假如不改變這一點，臺灣青年人來大陸和留在臺灣，難道會有全然不同的命運?來到大陸，結果問題和困境依然如故。當左翼思想不能及時介入之時，右翼民族主義情緒便會乘虛而入，高喊著“同樣是中國人，為什么給他們特殊待遇”之類的口號，本來希望借此提高國家—民族認同感，結果很可能徹底走向反面。

　　我們的結論很簡單：無須勞駕孔夫子或馬云。走堂堂正正的社會主義道路，向臺灣年青人展示一個充滿理想和希望的社會主義遠景，并熱情地號召他(她)們的加入，這是惟一可行的解決方案。

　　余光中死了。

　　“鄉愁”死得更早。

　　是時候直面現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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