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危急的時代

　　一年多來，獨立運動的空氣十分沉悶，臨時政府認為，不能展開軍事襲擊，搞暗殺刺激一下也好。

　　——金九

　　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的頭兩年，以上海為據點的臨政運動可謂風雨飄搖。臨政領袖金九如此描述當時的悲慘窘迫：“我睡在臨時政府的辦公室，飯就輪換著在有職業的同胞家中吃(電車公司和公共汽車公司查票員六七十名)，可算是乞丐中的高級乞丐......打個譬喻的話，這個沒落的大家庭跟乞丐窟毫無二致。”(上引金九，第201、202頁)

　　當“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于1919年4月成立時，可以稱得上是人才濟濟，盛極一時。各派別的重要人物幾乎都聚集到了臨政的旗幟下，這從第一屆臨政的構成即可看出：李承晚(國務總理，親美右翼，后為韓國首任總統)、安昌浩(內務總長，民族主義者，獨立運動的著名斗士)、金奎植(外務總長，民族主義者，后為右翼民族主義巨頭)、李東輝(軍務總長，共產主義者，朝鮮共產主義運動的元老之一)、趙素昂(秘書長，民族主義者，日后“三均主義”的提出者)。(具體人事可參閱石源華、蔣建忠編著《韓國獨立運動與中國關系編年史[1919～1949]》上卷，第46～47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此外，呂運亨(左翼民族主義者)、申采浩(無政府主義者)、李光洙(臨政機關報《獨立新聞》主筆，資產階級啟蒙主義者)、柳東說(民族主義者，獨立運動軍事領導人)、金九(右翼民族主義者)等也紛紛加入到了臨政的陣營。

　　然而好景不長。意識形態上的分歧、“上海派”與“西伯利亞派”的對立、李承晚和安昌浩等臨政首腦之間的內斗，在其背后是幾百年中“黨爭”、階級矛盾及地域矛盾下所形成的頑疾。到了1923年國民代表會議的決裂之后，臨政運動由盛而衰已經是無可挽回的大勢了。25年李承晚遭彈劾遠走美國，昔時人馬云流星散，金九遂掌握了臨政的實權：“這并非是只有看門資格的我有何進步，而是實在沒有人。”(上引金九，第202頁)這絕不只是謙遜之辭。

　　其后，上海臨政進入了金九所稱的“想死的時代”(上引金九，第188頁)，“連政府的名義也難以保持。”(上引金九，第187頁)盡管自嘲為“高級乞丐”，但“每年圣誕節我們至少要花數百元購買禮品送給法國領事、警務局和以前的老朋友，這是為了顯示我們臨時政府的存在。”(上引金九，第202頁)臨政運動氣勢日衰，變節投敵之事層出，甚至連金九非常信任的貼身警衛韓泰奎都成了日本的密探。為了穩定局面，金九等遂采取非常強硬之手段，包括處決叛變的未成年人。而到了1931年，以悲劇性的“萬寶山事件”為導火索，整個局面徹底惡化了。

　　1931年7月以降的“萬寶山事件”，表面上之起源頗類梅廷·埃爾克桑《干涸的夏日》(1964)的歷史擴大版——中朝農民之間圍繞水路建設爆發的沖突。但其背后則是日本帝國主義及關東軍的蠢蠢欲動。從更大的視野而言，是所謂“新樂土”多重幻想與殘酷現實的一次血淋淋的撞擊。

　　日本帝國主義為了侵略中國東北及轉移國內農村危機的目的，連哄帶騙地鼓勵日本農民向“新樂土滿州”進行大規模的“(武裝)移民”;而在其殖民地朝鮮，由于總督府的剝奪政策，大量農民失去土地，出于同樣的目的，殖民當局又鼓勵失地的朝鮮農民奔向“新樂土”。但是，正如“半國策”式的日德合拍電影《新樂土》⑴的結尾象征的那樣，所謂“新樂土”最終是靠日本兵的刺刀“保衛”的。于是，朝鮮的“開拓民”被日帝利用為了侵略政策的尖兵，與當地中國農民之間的矛盾也日積月深，結果引發“萬寶山事件”也就不是偶然了。當萬寶山的沖突出現之后，又因《朝鮮日報》特派員的虛假報導而釀成更大的悲劇。

　　7月3日，駐長春的《朝鮮日報》——當時之《朝鮮日報》與今日不同，其被視作民族主義“合法”抵抗的主要據點——支局長金利三在得到了長春日本領事警察署的虛假情報后，未加任何的核實，便發表了煽動性極強的新聞報導，夸大地宣稱“三姓堡同胞受難益甚”、“中國農民大舉暴行”;翌日，《朝鮮日報》再次大篇幅報導此事件，又謂“風云漸及”、“中國官民八百余名與二百同胞沖突……朝鮮農民多被殺害”云云，繼續散布毫無根據的流言。這些歪曲性報導迅速地傳開，其間又因李朝中期預言“易姓革命”的怪書《鄭鑒錄》中“魚羊亡于古月”一句，被附會為朝鮮(鮮)將亡于中國(胡)的征兆(韓洪九：《韓洪九的韓國現代史Ⅱ——從負面歷史中學什么?》，第25頁，平凡社，2005)，遂引起大規模的反華暴動。

　　暴動遍及全朝鮮：鎮南浦、釜山、全州、大邱、開城、沙里院、元山、咸興、興南、清州、公州、水原、順天、海州、安邊……襲擊事件超過400次，“全國的中國人街化為了血腥的修羅場。”(上引韓洪九，第26頁)暴動在平壤達到了最瘋狂的狀態。當時著名的小說家金東仁在悲劇發生的三年后，寫下了一篇高度紀實的“報告文學”：《大同江的惡夢——三年前之朝鮮·中國人事件回顧》。對1931年7月8日平壤的暴烈恐怖作了非常細致的描寫，留下了十分難得的歷史記錄。(《朝鮮近代文學選集》5：《金東仁作品集》，第317～329頁，平凡社，2011)，因為“萬寶山事件”作為戰后韓國社會的一大禁忌，普通國民自不必說，即便是專業的歷史學者很多也不甚了了——而同樣的作者(金東仁)在上作發表后的翌年，對同一背景的歷史采取了相異的視角和立場，以“受中國人迫害的朝鮮人”為內容創造了小說《赤山》，并在此后被韓國當成“愛國小說”收錄于中學課本中。

　　根據中國、國聯李頓報告書及朝鮮總督府的綜合數據，在這場暴動中，中國人傷亡近千，其中死亡130人左右。1930年末，在朝華僑為6萬9千余人，但經此摧殘，離朝返國者陸續增加。不久之后發生的“九·一八”事變又如同雪上加霜，到了1933年末時，華僑已巨減至3萬7千余人。而對于華僑的歧視一直延續到了戰后的韓國社會，韓國著名歷史學者韓洪九因此評論道：“‘沒有唐人街的國家、華僑資本不能成功的國家、華僑人數每年減少的國家’。能滿足這三個條件的國家就是韓國。”(上引韓洪九，第31頁)由于“萬寶山事件”與2個月后日本對東北的入侵，中朝之間的關系，特別是在一般民眾的感情方面，可以說是急劇地惡化了。“通州事件”中舉事者將眾多朝鮮人婦孺毫不留情地殺死，在很大程度上，顯然是那種對于“高麗棒子”——被認為是日本人的爪牙——的仇恨心理所導致的結果，這不能不說是中朝民族間最為悲劇性的一頁。

　　為什么在朝鮮，尤其是在平壤發生了那樣慘烈的事件?在殖民地朝鮮，公共場所即便只是三人以上的集會也會受到驅散。而如此大規模且暴力性的聚集，自始至終殖民當局卻只是在一旁袖手旁觀，這背后的陰謀味道想來是不難嗅到的。但除了日本帝國主義及關東軍的陰謀之外——大多數史論對此并無異議——也許我們還應該考察一下關于朝鮮的中國觀的變化問題;更直接地說，就是朝鮮對于中國的負面意象的形成史問題。

　　一種流行的觀點是：1644年的明清易代是朝鮮的中國觀變化的重要分水嶺——同時變化的還有日本，即所謂“華夷變態”思想的產生——此前尊崇明朝的朝鮮，不接受“夷狄”(清)入主中華，并由之形成了矛盾的態度：在公開場合作為清朝的屬國而維持其在中華朝貢體系內的地位，但在私底下卻以繼續忠于已不存在的“皇明”為其統治階級內部遵行的政治道德“共識”。朝鮮在對外的“事大(清)”(現實主義)與對內的“尊周(明)”(道德主義)之間強化了被稱為“小中華”的思想。這一思想的主旨是：中原陸沉，所以“大中華”已不存在，而保留了“大中華”文化血脈的只有朝鮮，因此朝鮮就當仁不讓地成為了“小中華”。“小中華”看不起被夷狄“竊據”的中國，并且這種觀點延續到了近代，甚至一直影響到今日。

　　不過，對于“小中華”意識下形成的(負面)中國觀，我們不應過于夸大地看待。首先，在當時的朝鮮，除了蔑視和仇視清朝的思潮外，還有正視現實，主張向清朝學習的“北學派”(亦稱“實學派”)的存在。其代表者如樸趾源(有名的《熱河日記》作者)、丁若鏞(著有內容豐富的《與猶堂全書》)、洪大容(留有珍貴史料《干凈胡同筆談》)等，都是非常杰出的人物。其次，“小中華”意識歸根結底仍然是以“中華”為終級真理，它只不過是傳統“華夷觀”的朝鮮版本，這與近代以來認為“中華”是一種“毒素”的資產階級啟蒙思想或民族主義思想是全然相反的。正如上文提及的柳麟錫那樣，如此不妥協的“斥邪衛正”捍衛者，最后對清朝的批判也變得溫和，認為清朝的主要問題是沒有更進一步“用夏變夷”;而他對雖然是由漢族建立的“中華民國”卻持否定態度。在此，“華夷思想”中的核心——文化決定論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最后，在近代教育與近代媒體尚不存在的時代，再強烈的“小中華”意識也僅僅只是統治階級即兩班士大夫的一種影響有限的內部意識。所以，朝鮮對于中國的負面意象的實際形成，是從近代開始的，尤其是在甲午戰爭之后。這一中國觀的鼓吹者最初是被稱為“開化派”的早期資產階級啟蒙派人士，隨后在朝鮮面臨的內外危機的刺激下，又由真正近代意義上的左、右翼民族主義者所繼承發揚。

　　甲午戰爭結束的1895年，朝鮮新刊行的教科書《國民小學讀本》中這樣寫道：“支那國與我國相同，亞細亞洲中之一國也。”(安德列·施密德：《帝國之間的朝鮮》，第47頁，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7)這也意味著千百年間視中國為“天朝”、“大國”、“中華”的朝鮮，在其中國觀上正發生著根本性的變化。翌年，由美國歸來的評論家徐載弼、尹致昊等創辦了朝鮮最早的諺文(朝鮮文)報紙《獨立新聞》(1896)。在這份報紙上，他們發表文章將華盛頓、紐約、巴黎等歐美城市的日均用水量與中國廣東相比較，間接表達出中國與歐美的文明差距就像兩者的用水量差距一樣巨大的觀點。(上引施密德，第50頁)此外，徐載弼等美籍基督徒又受美國當時盛行的排華思想影響，稱中國人到朝鮮來害多利少，甚至將中國商人比作水蛭。

　　上文已經提到，資產階級啟蒙派主觀上是為了祖國的文明進步，但在客觀的歷史過程中，又在某種程度上與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分享”了同樣的意識形態。由于所處地位的不同——被帝國主義、被殖民主義——這樣“分享”的結果最終導致了很多啟蒙派成為了“朝奸”。《獨立新聞》的創辦者之一，基督教領袖尹致昊(1865—1945)戰時積極協助日本，解放后落得畏罪自殺的結局;資產階級啟蒙運動的旗幟、朝鮮“近代長篇小說之父”、被同鄉金東仁稱之為“愛族狂”的李光洙(1892—1950)則是一個更著名的例子。

　　甲午戰爭雖然使朝鮮終結了與中國的宗藩關系，國名也變成了似乎是自主獨立的“大韓帝國”，但卻并沒有擺脫被其他大國控制的命運。在日俄戰爭之前，“大韓帝國”的“自主”也只不過是在帝俄與日帝之間做些周旋的活動而已。1904年以降，亡國的危機越來越緊迫，民族主義思想也空前地發展起來。

　　對于民族主義者而言，帝國主義的殖民正當化理論——“朝鮮受大國支配是歷史的宿命”——是他們必須回應的挑戰。因此，“發掘”出民族史中反駁性的證據，建立起新的民族國家時代下的“民族史的主體性”，已然是無法回避的歷史命題了。這樣做的例子之一如就“倭亂”(明萬歷時期的日本入侵)進行的修正性解釋。以往李朝統治階級對明朝“再造之恩”的稱頌，現在被視作是卑躬屈膝的表現。強調戰爭的勝利主要不是因為明的援軍，而是李舜臣等愛國將領及民間義兵運動的結果，這樣的觀點被樹立了起來。而對于明朝的援軍，則更多地強調將官(李如松等人)的傲慢冒功、士兵的劫掠騷擾，總之，確定了否定的基調。但面對著李朝漫長的作為中國屬國的事實，民族主義者只是發掘“本朝”的反駁性“證據”，就建立其歷史任務而言是非常艱難的。然而，1905年“廣開土王碑”的出土，在民族主義眼中猶如天賜的禮物，“民族史的主體性”終于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所在——“民族”的“古史”。

　　民族主義者在“我民族”的“古史”中發現了一個與今日迥然不同的光輝形象，正像申采浩(1880—1936)高呼的那樣：“然乎!然乎!我民族之性質乃如是也!如是偉大之人物(乙支文德)與偉大之功業，于古無比，于今無比，我民族性質之強勇如是也!”(上引施密德，第54頁)這種發現了傳奇寶藏般的激情，在一種浪漫主義的“考古”方法下，民族主義者建立的新的民族史從現實中岌岌可危的亡國危機中“解放”出來，信馬由韁，變得無拘無束甚至于無邊無際。在這個新的歷史敘述中，朝鮮不僅有著“四千年之家譜”(申采浩)的悠久歷史(現在則稱“五千年歷史”，北南皆同)，而且還曾擁有過遠比現今廣大得多的“國土”——按其奠基性思想家申采浩所說，渤海國是比中國唐朝更龐大的帝國——同時，由于“外來人”的形象在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下突顯出來，過去被奉為民族始祖的箕子的地位開始下降，取而代之的則是長期受到冷落的檀君。隨之而來的是對于“外來文字”的漢字(以往在朝鮮被尊稱為“真書”)的批判：一是批判使用漢字為事大、喪失民族獨立性的表現;二是批判漢字(象形文字)與西字及“國文”(表音文字)相比的“不科學”，是造成國家落后的根源。由此，世宗時代發布的《訓民正音》被放置到了一個不僅具有先進性并且和民族的獨立自主相聯系的解釋框架中，“世宗大王”也成為了新的民族史的偶像⑵。在所有這些觀點里，“失地恢復主義”是尤其顯著的一個。

　　大倧教第二代教主金教獻(1868—1923)在其《神檀民史》中宣稱，“檀君民族”在歷史上有三支主要“血統”：“南方血統”，即從扶余至新羅、高麗、李朝;“北方血統”，由扶余諸王國至高句麗、渤海;“大陸血統”，渤海國至遼、金、清。由此便推導出遼、金、清曾擁有的領土范圍都是“檀君民族”的“故土”。在此邏輯下，朝鮮不是清朝的屬國，而是中國成了朝鮮(所謂“大陸血統”的清朝)的屬國。“失地恢復主義”最重要的主題是“滿州”。申采浩這樣闡述“滿州”對于“韓民族”的重要性：

　　韓國與滿州間之關系密切果如何也?韓民族得滿州，則韓民族強盛;

　　他民族得滿州，則韓民族劣退......他民族中，北方民族得滿州，韓國則入北

　　方民族之勢力范圍;東方民族得滿州，韓國則入東方民族之勢力范圍。嗚

　　呼!此四千年間鐵案不易之定例也。[《韓國與滿州》(1908)，上引施密

　　德，第194頁]

　　申采浩對于“北滿州北方數千里與遼東七百里”的“失土”的熱情呼喚，影響極為深遠。而在中朝邊境上，圍繞所謂的“間島爭議”也爆發了一些小型的武裝沖突。日后作為新民府顧問、“獨立軍”運動代表的李范允組織了“私炮隊”以對抗清朝。不過在1909年，朝鮮統監府轉變了立場，與清朝締結條約，放棄了此前“大韓帝國”方面的領土要求(據說這里有宋教仁的功勞。他的這一客觀上幫助了死敵——清朝政府——的行為，引來了不少大陸浪人的戒備)。民族主義者遭遇到了雙重打擊：在想象的空間無情破滅的同時，現實的空間也越來越令人窒息，離亡國之日只剩下了一年。

　　為了對抗亡國的危機，結果在對于“古史”的想象空間中找到了擺脫苦悶的現實空間的途徑，又在這個想象的空間中發現了現實空間的希望(“失地恢復”)，但最終想象的空間因現實空間的崩潰(統監府政策變化與徹底亡國)而一同坍塌。正像早逝的怪才李箱(1910—1937)在離世前不久寫下的那篇著名的寓言《翼》(1936)中那樣，登上象征著殖民統治的三越百貨店的樓頂想要展翅高飛的“我”，悲哀地意識到自己不過是一只“無翼鳥”(金學烈、高演義編《朝鮮幻想小說杰作集》，第140～171頁，白水社，1990)。

　　在此后三十五年的歲月中，選擇與殖民統治斗爭者，其首要的目的是朝鮮的解放，沒多少余情余力去想象那遙遠的“黃金時代”。對于“選擇”在殖民統治下生活者，特別是失去土地陷入貧困之中的農民，關于“滿州”的“故土”思想與殖民當局鼓吹的“新樂土”思想重疊在了一起。如韓國學者金哲在分析李泰俊的小說《農軍》(1939)時所批判的——盡管這一分析有過于嚴厲之嫌——朝鮮移民與相關的知識分子在“擬似解放感”與“擬似帝國主義者”的錯覺下形成的“殖民地無意識”，成了引發前述“萬寶山事件”的一個主要的思想背景⑶。至于那些選擇配合殖民統治，特別是在日本向美英開戰之后表現積極的知識分子(如李光洙)，也似乎看到了一種新的未來。在他們想象的空間中，如果日本取得最后的勝利，朝鮮就會是“世界霸主”身邊的一員，那樣朝鮮的地位將大為改變，民族的獨立解放便非遙不可及的美夢。而如此荒謬絕倫的幻想，因為幻想者的“真誠”顯得格外可悲。但必須看到，當現實的空間發生重大改變的時刻，真正的想象的空間也將再次“復活”，重建“民族史的主體性”的任務就會再次開展。毫無疑問，1945年的“解放”就是這樣的時刻。

　　對于“解放”后的朝鮮民族來說，民族國家不是“重建”，而是才“破土”的問題——日本帝國主義滅亡的并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民族國家——但朝鮮民族的歷史不幸卻是想象的空間剛剛再次打開，現實的空間又變得烏云密布，朝鮮半島成了新揭幕的冷戰時代的前沿陣地。由于分裂為二個高度敵對的國家，在原先的建立“民族史的主體性”之外，爭奪“民族史的正統性”又突顯了出來。

　　如果歸納以申采浩等為代表的前期建立“民族史的主體性”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幾點：一)“古史”(包括“失地恢復主義”);二)漢字問題;三)檀君問題。這幾點實際上都與“去中國化”(借用一個流行的詞匯)相關。而在對待這份遺產的態度上，北南雙方既有共同點又有所區別。

　　北方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在“古史”問題上接受了“前期”大部分的觀點，尤其是強調了以北方為首都的高麗國家的正統性。但在“失地恢復主義”方面，因與中國的關系并經過相關的邊境談判，基本得到了解決;在漢字問題上，北方做得非常徹底，這也是朝鮮的共產主義者和左翼民族主義者的一貫追求;在檀君問題上，雖然建國之初持漠然態度(從唯物主義觀點出發認為檀君只是神話人物)，但當金日成體制確立之后，檀君再次被尊為民族的始祖，可以說完全采納了“前期”的立場。總體而言，由于北方終于獲得了夢寐以求的真正獨立自主的地位，建立“民族史的主體性”的任務基本上已經完成。應該說，北方的民族主義特征相比其社會主義特征至少是一樣強烈，但主要表現為保護其獨立自主的地位以及維系內部團結方面，在1990年代以降，這一目的更為明顯。

　　南部的“大韓民國”，在“古史”問題上幾乎全盤接受了“前期”的觀點，包括“失地恢復主義”。這種立場又與反共意識形態相結合(如指控金日成“賣國”，這當然也涉及到爭奪“民族史的正統性”問題)，但又不只是反共右翼的“專利”;對于漢字問題，李承晚時期作為對北方的反動，一度以標榜漢字為主流。但在樸正熙掌權后，逐漸向著北方的立場靠攏——這是頗有意味的現象。韓籍俄裔的左派學者樸露子因此在一篇文章中稱北南雖然表面上全然敵對，其實一直是在以對方為鏡——漢字的使用率(以報刊為統計對象)，1950年代依然達到46.16%，但到了1980年代已經低落至8.21%。而在韓國，“漢字”始終是政治問題。一般來說，提倡恢復漢字的多為右翼保守派，提倡“國字”的多為“民主派”。后者視漢字為精英式的、外來的、反民主的符號，反對漢字被賦予了與反對右翼保守政權同樣的象征意義;對于檀君問題，南方與北方已基本上一致。總體而言，由于南方到目前為止都不是完全獨立自主的國家，因此建立“民族史的主體性”的任務仍是未完成時，這就使得南方的民族主義始終處于“壓抑(主權的不完整)—反抗”和被扭曲(右翼保守派偽裝的“民族主義”，即在“民族主義”的面具下隱藏親美親日反共的意識形態實質，往往被調動起來反北或反中，有時也會以“反日”的面貌出現，但這純粹只是一種內向性的政治戰術。在此方面，中國國民黨的意識形態與之有相似性)的結構之中。相比北方，處于這一結構之中的韓國民族主義更為激烈與緊張。

　　近些年來，韓國民族主義的不少表現——從古史論爭到中秋節等文化爭議以及“韓劇”里(尤其是歷史劇)的中國形象等等——使很多中國人對韓國的“搶奪”和“歪曲”歷史的行為產生了反感，官方也啟動了“東北工程”以應對韓國方面的古史論(因為這與領土主權的合法性問題密切相關)，民族主義于是互相刺激。即便是在“韓流”大行其道的時代，即便是在赴韓旅游成為時髦的時代，即便是在兩國關系看似空前親密的時代，當最深層次的民族之“隔”(借用王國維的術語)仍然壁壘森嚴時——這種“隔”的復雜難解遠在韓國是追隨美國還是作其他政治選擇之上——表面上的熱鬧終究幻如云煙。

　　關鍵在于，指責或恥笑韓國民族主義對于歷史的的“搶奪”和“歪曲”是容易的，但需要指出的是，這從來都不是突兀之物。韓國暢銷書作家金洪信聲稱，中國引以為傲的漢字實際上是韓國創造的，因為蚩尤與伏羲的祖先都是“我民族的始祖”(野間秀樹編《知韓·知朝讀本》，第124～125頁，株式會社CUON，2014)。其實，早在1908年，呂圭亨就在保守派的《大東學會月報》上發表《論漢文國文》一文，提出漢字是朝鮮人所創的觀點。(上引施密德，第59頁)問題是，呂圭亨是否真的相信漢字是朝鮮人所創呢?如果我們聯系當時的歷史背景來看，呂圭亨很可能是在批判漢字的時代風潮下，為了維護漢字采取的迂回式戰術。從中我們或許能夠發現，在韓國民族主義看似咄咄逼人的行為背后，內里更多的卻是憂慮和不安。所以，我們必須回溯到它的源頭，思考它是如何產生的。

　　與今天在中國大肆鼓吹的“國學”一樣，朝鮮半島的民族主義思想也是空前的民族危機下催生的產物——因此就其起源而言，中國應對這一民族主義抱有更多的共鳴與同情——在民族國家的時代里，為了證明自己具備與之相稱的資格(所謂“自立于民族之林”)，那么建立本民族的“民族史的主體性”就是必然的一步。從這個意義上講，任何這樣的“民族史”都是“真實”的：它不必是“客觀”歷史的“真實”，但一定是此民族“民族史”的“真實”;惟有如此，“自立于民族之林”才不是一種虛幻。但這里的最大矛盾在于：當一個民族在建立其“民族史的主體性”之時，歷史上與它相關的另一個或多個民族如果也在進行著同樣的工作——因為舊朝貢體系內的成員(包括體系的中心)，在原有秩序崩潰之時，就(很大程度上也是被西方帝國主義逼迫著)同時進入到向新體系(民族國家)轉變的過程中(即便某些國家處于殖民狀態下，這種意識也已扎下了深根)——特別是這一個或多個相關的民族曾經與此民族構成過一種長期的、不對等的權力關系，在非民族國家的時代里(比如中華朝貢體系)如果不成為重要問題，那當進入到民族國家的時代后，彼此之間圍繞“民族史的主體性”的沖突就一定會產生。對于朝鮮而言，對華歷史觀的轉變主要體現在“距離”。朝貢體系時代的“小中華思想”，強調的是朝鮮相對于中國的“近”(“親戚大小家”)——“箕子”就是這一關系最重要的中介——在共同信奉的儒家倫理下，中國與朝鮮的關系是所謂“君臣父子”。這里更多的是基于文化上的階級意識。換言之，同樣作為朝鮮人，朝鮮的兩班士大夫在情感上與同階級的中國人更親近。對雖是自己同胞但不通“圣賢之書”、不識漢文的普通民眾持蔑視排斥的態度⑷;而在民族國家的時代，強調的是朝鮮相對于中國的“遠”——所以“箕子”這一最重要的中介是必須破壞的，至少需要如申采浩那樣將其貶低到一種無足輕重的地位——但由于現實中的中國就在身邊，這種“遠”便是通過把朝鮮“擴大”(“大高句麗國”、“大渤海國”、“檀君民族”)從而將中國“推遠”來實現的。因此，以“單一民族”的神話為基礎，中朝關系被解釋為一種長期的斗爭(從漢武帝開始中國對“朝鮮”的“入侵”及“朝鮮”在大陸“開疆拓土”的“黃金時代”)和壓迫—反壓迫的構圖。正像我們已經指出過的那樣，朝鮮半島的民族主義最初是為了適應民族國家的“新時代”，特別是為了回應帝國主義的殖民主義論調，以擺脫迫在眉睫的亡國危機而產生的。為了抵抗和反駁現實中的殖民主義威脅，借助“古史”來喚醒民眾的抵抗意識，證明本民族有著長期對抗外來壓迫并曾經取得了勝利的“證據”就是必須也是必然的——即便這樣做會使舊秩序(朝貢體系時代)與新秩序(民族國家時代)的歷史邊界變得模糊不清——不僅是朝鮮民族主義者，與他們同命運的其他民族也是(將)如此。越南反殖革命家潘佩珠“借古喻今”的《后陳逸史》一開篇便道：

　　起!起!起!我國民，我同胞，聽予小子談古事。予小子今日所談之

　　古事，非歐，非美，非中華、日本，非印度、暹羅，乃我祖先高曾之事。

　　(陳慶浩、鄭阿財、陳義等主編《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二輯第三冊，第

　　293頁，臺灣學生書局，1983)

　　通過書寫“我祖先”反抗外來入侵者“吳賊張輔”的故(古)事，來喚醒現實中越南民眾的反殖意識，這顯然與申采浩等人的戰略是一致的——舊帝國主義的矛盾之一便是在進行殖民的同時，卻又催生了被殖民者的民族意識——所以這是不可避免的一步。而朝鮮半島民族主義的復雜性還在于：這個民族連續地經歷了“屬國”——“殖民地”——“民族分裂”(其中南半部的再次“屬國化”)的痛苦過程，因此，從上世紀初就開始的建立“民族史的主體性”的任務仍舊沒有完成，想象的空間與現實的空間兩者之間的內在緊張始終在持續著。

　　1960年代以降，申采浩作為開創性的“民族歷史學家”的地位在韓國不斷地上升，各種的相關研究、研討會紛紛登場。申采浩的“古史”論對韓國左、右翼的民族主義甚至是偏向馬克思主義的左翼都有很重要的影響。他的“失地恢復主義”、“滿洲故土論”則在反共右翼特別是軍方的右翼強硬派那里得到了共鳴。陸軍將軍俞政甲在《北方領土論》(1991)中稱“中國分裂衰退之時”，就將是“民族長期之夙愿”實現之日(上引施密德，第234頁)。有觀點認為，韓國歷史學者只是強調了申采浩民族主義的一面，而對其晚年轉向無政府主義卻采取視而不見的態度(上引施密德，第232頁)。這種看法似乎忽略了：在朝鮮，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同時也可以是一個民族主義者。日本安插在金日成部隊中的女間諜曾作如此匯報：“軍(指金日成領導的抗聯第二方面軍——筆者注)指揮金日成具有強烈的民族的共產主義思想”(和田春樹：《北朝鮮現代史》，第11 頁，巖波新書，2012)“民族的共產主義思想”或“民族的無政府主義思想”，若以西方的馬克思主義或無政府主義標準會是完全矛盾難解的結合，但當時在朝鮮、在中國、在那些首先面臨著反帝反殖任務的地區，則是普遍的思想現象。

　　中韓邦交正常化后，以往無法親身踏上中國東北地區的韓國人終于有了一睹“滿洲”風貌的機會，報刊雜志也開始大量報導“滿洲”，其中以“失地恢復主義”為主題出版了多種的特集號(上引施密德，第234頁)。于是，在“新樂土”的幻想過去近六十年時，所謂“滿洲熱”再度出現。另一方面，1990年代以降的北方，在美國背信棄義及伊拉克與利比亞的教訓面前，選擇了核與導彈來維護國家的獨立自主(這里當然也存在著經濟的原因)，使得中朝關系陷于空前的冷漠。而朝鮮對中國的批評言辭同文化大革命時期(批判“托洛茨基主義”)相比，主要的已表現為“純正”的民族主義風格。

　　作為結論，我們需要指出：民族之“隔”，也就是民族國家之間的所有矛盾，歸根結底是其所依托的歷史邏輯自身矛盾的結果。若想完全破除它，既不能是幻想回到過去的舊秩序，也不能天真地以為依靠經濟(或所謂的“文化”)上的“自由化”、“一體化”——(資本主義)“全球化”對民族主義尤其是右翼民族主義的刺激作用現在已經看得很清楚了——便能改變本質性的問題。如果人類無法超越民族國家時代的邏輯，最終走出人類的“前史”階段，民族之“隔”的問題將永遠難以解決。

　　1930年代初的上海，因“萬寶山事件”和“九·一八”事變而惡化了的中朝民族關系，令身為臨政首腦的金九苦惱不已：

　　當時日寇破壞中韓兩個民族間的感情，制造了萬寶山事件，于是在朝

　　鮮發生了屠殺中國人的事件，仁川、平壤、漢城、元山等地，一些無賴韓

　　人受日本人唆使，見中國人就殺。日寇又在滿洲制造了九·一八事件。在

　　此事件中，一些韓籍浪人仗日寇之勢，無惡不作，欺壓中國人。就連中國

　　的知識階層，也對我們民族抱有惡感。......在上海的街頭上，中、韓工人之

　　間也時有沖突。正是在這種情勢下，我們臨時政府開會決定成立韓人愛國

　　團，做些暗殺與破壞工作。(上引金九，第207頁)

　　——————

　　⑴  《新樂土》(1937)，由法西斯主義日本(日方導演伊丹萬作)與納粹德國(德方導演阿諾德·范克)合拍，原節子主演。之所以稱其為“半國策”電影，是因為對于此片，德日雙方在趣味上并不一致：德方更多地從東西方文化差異著墨;日方則為的是鼓吹“新樂土”的思想。當電影在上海上映時，引發了一場激烈的抗議，是謂“新地(當時的電影譯名)事件”。6月間，歐陽予倩、應云衛、茅盾、周揚、夏衍、巴金、周立波、許廣平、鄭振鐸、葉以群等500多名人士先后發表抗議與反對宣言，最終迫使上海東和劇場下片。(石子順：《日本的侵略與中國的抵抗——漫畫中的中日戰爭》，第72～74頁，大月書店，1995)“新地事件”與7年前同樣發生于上海的“《不怕死》事件”(即由洪深等文化人發起的對哈洛德·勞埃德的辱華影片《不怕死》的抗議)，為1930年代二大由外國電影而引發的文化—政治抗議事件。

　　⑵  關于李朝世宗頒布的《訓民正音》，另一種相反的解釋可參閱東洋文庫版《訓民正音》，其中趙義成的“解說”部分。(《訓民正音》，第194～200頁，平凡社，2010)

　　⑶  金哲：《何為殖民地無意識——朝鮮的滿州》，收錄于《抵抗與絕望——追問殖民地朝鮮的記憶》，第87～125頁，大月書店，2015。

　　⑷  這不禁讓人想起讓·雷諾阿的經典電影《大幻影》(La Grande Illusion，1937)。影片中，法國貴族戰俘與他的敵人德國貴族軍官——而不是自己的非本階級的同胞——有著更多的共同語言。這的確是一個很有啟發性的觀點：即使是在看似民族主義被高度動員了的一次大戰中，這種文化上的階級意識仍然在某些時刻“超越”了民族主義。而這一文化上的階級主義又與無產階級或資產階級基于經濟觀點的階級意識不同，它更多地具有封建色彩。此外，在很長的歷史歲月中，法國之于歐洲大陸的文化地位(“我只相信法國的教養”——尼采)確實就如同中國之于朝鮮等周邊國家。

　　七  殺人的時代

　　我是個瘋子！我是個強盜！魔鬼們！我要統統殺掉你們！

　　——崔曙海：《饑餓與殺戮》⑴

　　1950年犧牲在李承晚政權之下的金臺俊在其《朝鮮小說史》中如此評價道：“饑餓和殺人是新傾向派初期唯一的題材。”(金臺俊：《朝鮮小說史》，第214頁， 民族出版社，2008)這種“饑餓和殺人”的情緒在新傾向派的旗手崔曙海的代表作《饑餓與殺戮》(1925)中得到了最淋漓盡致的體現：漂泊異國的不安、極端的貧困、壓迫的日常化，所有這些都構成了一幅絕望的畫圖，而“殺人”成了對抗絕望惟一的武器。

　　郭沫若曾回憶1920年代時的郁達夫：“在那平滑如砥的靜安寺路上，時有兜風汽車飛馳而過。達夫曾突然跑向街心，向著一輛飛來的汽車，以手指比成手槍的形式，大呼著：‘我要槍斃你們這些資本家’!”(郭沫若：《歷史人物》，第235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看來在1920年代，“想要殺人”似乎在互不相識的中朝左傾的文學家那里達成了某種心境上的“默契”。

　　當然，在郁達夫、崔曙海“想要殺人”的心境背后，反映出的其實是世界性的動蕩氛圍，是正在現實中不斷上演著的真正的殺人劇。

　　1920年代的中國，經歷了軍閥的連番混戰(所謂“城頭變幻大王旗”)、北伐、“四·一二”政變、反共清洗、蔣系與他系軍閥的大戰等等血腥的時刻;此外，新興的“主義”、“思想”(包括了經濟、政治和文化的)也紛紛以強健的姿態登上了歷史舞臺。對于朝鮮而言，“萬歲后”⑵的形勢是：上海臨政運動、獨立軍的武裝斗爭(以著名的“青山里戰斗”為代表)、共產主義運動的形成及朝鮮共產黨的建立;另一方面，在通過所謂“土地調查”從而成為朝鮮最大地主——總督府的剝奪政策下，很多朝鮮人背井離鄉，大量地移民到了中國東北或俄國遠東地區。異國的生活對于絕大多數移民者來說都是異常艱苦的。在東北，作為其時獨立運動最大的基地，又因奉系軍閥與日本的勾結——尤其是1925年6月“三矢協定”締結之后——使得共產主義者和民族主義的斗爭受到了越來越嚴酷的鎮壓。

　　“萬歲后”，以奉行“必殺主義”的義烈團的登場為代表，抗日暗殺也日趨活躍起來，簡略敘述如下：

　　1919年9月，“海參崴韓國老人同盟團”成員，65歲的姜宇奎(翌年被處死刑)謀刺朝鮮總督齋藤實;

　　1920年9月，釜山警察署、11月，密陽警察署的襲擊爆破事件;

　　1921年9月，總督府爆破事件;

　　1922 年3月，金益湘(同年11月被處死刑)、吳宗義謀刺日本陸軍大臣田中義一;

　　1923年1月，金相玉于鐘路警察署等地實施暗殺;

　　1924年，東京二重橋炸彈事件。

　　不過，這些暗殺行動都沒有取得如1909年時安重根那樣的成果，而在刺殺田中義一的事件中，由于開槍時誤中了美國人，甚至一時導致了十分窘迫的局面。

　　時光一轉來到了1930年代初。正如上文所述，走投無路的上海臨政首腦金九決定以抗日暗殺作為起死回生之策。此時，李奉昌出現了。

　　......他常來買酒、肉和面在民團辦公室與職員們共飲，醉了就唱日本

　　歌，唱得非常流利，因此得了個‘日本老頭兒’的綽號。(上引金九，第

　　205頁)

　　漢城人李奉昌19歲進入龍山車站內的滿鐵研修所，1924年因病離職。翌年他前往日本，此后一直在日本過著“放浪”的日子。31年1月到上海后加入了金九的暗殺部隊“韓人愛國團”。金九謀除裕仁，通過在國民黨軍隊中服役的朝鮮人軍官金弘一(中國名王雄)和金鉉分別從上海兵工廠與河南劉峙處弄來兩枚手榴彈，奉昌自告奮勇，12月赴日執行計劃。32年1月8日，他在櫻田門外伏擊閱兵歸來的裕仁，但投向裕仁馬車的兩個手榴彈未能發揮應有效果，只造成一名近衛兵受傷，投彈后的他從懷中取出太極旗并高呼“大韓獨立萬歲”。同年10月10日殉難于市之谷監獄。

　　李奉昌事跡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他對金九所說的“訣別”之語：

　　我現在已31歲了，再活31年，也不會過上比現在更有意義的的生活，

　　因為已經老了!如果說人生的目的是享樂，那么過去的31個年頭中，相信

　　多少已經嘗過了人生的快樂滋味，現在是為了追求永遠的快樂，想獻身于

　　獨立事業，所以才到上海來的。(上引金九，第205頁)

　　以暗殺作為“追求永遠的快樂”的手段，這聽起來倒很像今天所謂“恐怖分子”的標準相。但是，李奉昌追求的“永遠的快樂”到底意味著什么呢?

　　“永遠”，毫無疑問是與死亡相連的。李奉昌的暗殺計劃無論成功與否，他本人都肯定是有去無回。在投出炸彈后他并沒有想要逃離的舉動，也很清楚地說明了這點。至于“快樂”，如果是指“獻身于獨立事業”的話，那么“永遠的快樂”即是指“以死獻身獨立事業”。

　　除了國仇，李奉昌與裕仁的“私怨”可以追溯到1928年。是年11月裕仁即位，李奉昌只是因持有朝鮮文的信件就被拘留了11天。宣誓暗殺裕仁的李奉昌，留下了那張手持兩個手榴彈，面露笑容的著名照片——的確，那樣的笑容也惟有“快樂”二字才能形容。但在“快樂”的表象下，卻是亡國之民深深的悲與恨。

　　李奉昌的行動得到了中國新聞界的大力報道，評論也多持同情贊許之立場(其中最著名的當屬引起日本借機抗議的“不幸不中”句)。暗殺事件的十天后，日本利用法西斯僧侶在上海制造沖突;又十天后，“一·二八”凇滬抗戰正式爆發。在上海挑起戰火，顯然是日本為了扶植傀儡“滿洲國”而使用的障眼法。

　　雖然李奉昌行刺未成，但金九以暗殺刺激獨立運動的目的卻取得 了一定成果，這無疑鼓勵了他繼續實施這一戰術的決心。3月4日，中日戰事暫告結，日人預定于4月29日在虹口公園舉行天長節慶賀儀式，其時將巨頭云集，對于金九而言，這實在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1932年中國上海的虹口公園炸裂的一發炸彈，照亮了在日帝殖民統治下暗澹度日之韓國及同胞的歷史前途。(金學俊：《尹奉吉評傳——其思想與足跡》，“前言”，第 3頁，彩流社，2010)

　　任“尹奉吉義士誕辰一百周年紀念事業會”會長的金學俊對尹奉吉盛贊有加。如果單比較被暗殺者的重要性，安重根對伊藤博文的刺殺無疑應排在朝鮮抗日暗殺史上的第一位。但一次性地命中這么多重要目標，尹奉吉的確可以大書一筆。

　　尹奉吉為忠清南道禮山郡人氏，原名禹儀，字鏞，號梅軒，奉吉為其別名。他的一生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少年時代隨伯父、村儒等習儒學，活動的主要舞臺是書堂。所謂書堂即是舊式私塾，以傳授三綱五常的儒家學問為主。值得提示的是，當時的書堂不僅存在著與新式學校針鋒相對的一面，還與殖民統治下民族的抵抗意識有關。因此，這一時期的書堂具有前節中已詳論過的“反抗的保守性”的象征意義。尹奉吉本人曾在1918年入過新式學校，但“萬歲后”自主退學，隨村儒崔秉大續學舊學。與金九就學于“斥衛派”的高能善一樣，這大概是最后一代仍在青少年時期受過傳統儒家教育的朝鮮人。

　　第二階段是作為農本主義者從事農村復興運動的時期。1921年時，尹奉吉進入鳥峙書塾，師從儒者成周錄。在學期間發生的“墓標事件”——一名青年農民因不識字而找尋不到父親的墓，焦急之下亂拔墳地墓標的事件——對他觸動很大。毫無疑問，農村問題對二十世紀前半期的東亞歷史乃至世界歷史產生了重大影響：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那里發現了取得革命勝利的金鑰匙;日本的農本派在法西斯主義“新樂土”的身上看到了“希望”;朝鮮出現了大規模的人口遷徙，并由之形成了中國與俄國遠東地區的“少數民族”的歷史。1920年代到1930年代，基于農村的振興與革新運動蔚然興起，如中國有晏陽初、梁漱溟等人的鄉村建設運動;日本有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和橘孝三郎的“兄弟村”運動。同樣的，在朝鮮也出現了相似的農村復興運動，其最高潮便是1931～34年的“務納羅德運動”⑶——一個頗類知識青年“下鄉”的運動，但最大的區別體現在“下鄉”者的身份意識上：前者“下鄉”的目的是對“貧下中農”進行“啟蒙”，后者的“下鄉”目的則是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毋庸質疑，產生這些運動的直接背景是農村地區因戰爭、動亂、失地、天災、世界性經濟危機等等不幸造成的荒廢凋敝;而最本原性的問題是資本主義的工業文明與都市文明(盡管各國發展程度不同)對農村的“吸血”。

　　傳統農村秩序的崩潰，對資本主義文明的反感但同時又拒絕左翼的戰略——如將階級斗爭引入農村的革命方式⑷——使得很多這類運動的鼓吹者多持有文化上的保守立場，對未完全受到資本主義都市文明“污染”的舊日鄉村社會保有田園詩般的懷戀之情，如梁漱溟在《鄉村建設理論》中所說：“中國固有的社會是一種倫理的社會、情誼的社會;這種風氣，這種意味，在鄉村里還有一點，不像都市中已被摧殘無余!西洋風氣——個人本位的風氣進來，最先是到都市，所以此刻在都市中固有空氣已不多見，而在鄉村中倒還有一點。所謂‘禮失而求諸野’，在鄉村還保留著許多固有風氣。”(梁培寬、王宗昱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梁漱溟卷》，第359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所以，長期接受儒學教育的尹奉吉轉向農村運動就是非常自然之事了，況且他本人就是舊鄉村世界逐漸解體的直接見證者。從1926年開辦夜校掃盲到1929年組織月進會，尹奉吉一直作為農運活動家而活躍在朝鮮的舞臺上。被認為是啟動了此后以“務納羅德運動”為代表的農運的先驅者之一。在此期間，他編寫了三卷本的《農民讀本》，其中反映出了他的農本思想。該讀本在第三卷第一課“農民的前途”中說道：“‘農者乃天下之大本’之語絕非古舊的東西，此語是億萬年不變的大真理。”并預言未來的朝鮮是以農民為中心的社會。

　　第三階段是尹奉吉最著名的時期。1930年在書寫下“丈夫出家生不還”的語句后，他離別朝鮮前往中國。當火車奔馳在南滿鐵道上時，他望著一望無垠的東北平原，感慨萬千，向同志(獨立軍系)李黑龍等生發出對于“失土”的太息(上引金學俊，第154～155頁)。從中也可窺見上節詳論過的朝鮮民族主義與“新樂土”相重疊的雙重幻想的影響力。此后，經大連、青島，最終于31年5月抵滬并與金九相見。他白天在僑民樸震的工廠里做事，晚上在英語學校學習，計劃前往美國。由于局勢變化，32年他接受了金九的暗殺委托。金九再次通過金弘一由上海兵工廠渠道獲得了炸彈，并且吸取李奉昌時的教訓，對炸彈的效力進行了更嚴密的試驗。最終，4月29日虹口公園內轟天一聲巨響：

　　上海派遣軍司令官白川義則重傷，5月26日死亡;

　　上海日本人居留民團團長河端貞次重傷，4月30日死亡;

　　日本海軍第3艦隊司令官野村吉三郎中將重傷;

　　日本陸軍第9師團長植田謙吉中將重傷;

　　駐華公使重光葵重傷;

　　駐上海總領事村井倉松重傷;

　　居留民團書記長友野盛重傷。

　　儀式臺上的7人無一逃過。

　　同年12月19日，尹奉吉殉難于日本金澤市郊外的陸軍工兵作業場。日人將其遺骨秘葬在陸軍墓地的垃圾焚燒場內，直至1946年3月被重新發掘。中韓建交后，官方在上海魯迅公園(即原虹口公園)內造亭(梅亭，1994)、立碑(事跡碑，1998)、立像(半身雕像，2003)，現在時常能見到特意前來憑吊的韓國人的身影。

　　尹奉吉的炸彈響徹了上海，但很多人卻不知道，若非事有變故，當時的虹口公園內很可能會爆發出另一聲由朝鮮人制造的巨響。那個最終沒有能夠進入會場實施暗殺計劃的人名叫白貞基：一個無政府主義的信徒;一名安那其的刺客。

　　——————

　　⑴  《崔曙海小說集》，第107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

　　⑵  這個概念來自小說家廉想涉的代表作《萬歲前》(1924)。“萬歲”(三一獨立運動)前后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無論對于獨立運動(方式)還是殖民統治(政策)來說都是如此。

　　⑶ 語出俄語“внарод”，即“到人民中去”、“到民間去”之意。原為1860年代俄國青年與大學生所發起的運動。該運動成為朝鮮同名運動的靈感來源，1935年被總督府下令終止。

　　⑷  這是因為這樣一種觀點：來自西方的左翼革命思想被看作是與資本主義同源，仍然是以“都市”壓迫“農村”，以“工業”吸血“農業”，不符合東亞世界的“傳統” 和“文化”。對此，可以回想一下毛澤東與梁漱溟之間的著名爭論。

　　八  安那其的刺客(上)

　　所以我們從歷史上回看二十六年前，才可更深刻的了解當時蔣介石先

　　生清黨反共重大意義，才可以更深刻的了解吳稚暉先生舉發共產黨叛國陰

　　謀的呈文的重大意義。......在二十六年前，吳稚暉、蔡孑民諸先生等一班元

　　老在當時的危險環境里，大膽的出頭控訴共產黨“亡黨賣國”的陰謀，主

　　張“出以非常之處置，護救非常之巨禍”，確是一種重大的道義力量。這

　　種道義的力量，在我們無黨派的自由主義者的心目中，是確實發生很大影

　　響的。

　　——胡適《追念吳稚暉先生——實事求是，莫作調人》⑴

　　頗具權威性的《民國人物大辭典》在“王亞樵”的條目下這樣寫道：“......1932年，日本外相重光葵至上海，用定時炸彈炸傷重光葵。”[ 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增訂本)，第109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 ]而在歷史紀錄片《黑幫》中，也稱日軍司令官白川義則是死于王亞樵之謀劃。很多相關的歷史介紹中都一致認定是王亞樵為尹奉吉的暗殺計劃提供了支持，但此種流傳甚廣的說法存在著一個較大的疑問，即：與蔣氏國民黨政權勢不兩立的“暗殺大王”王亞樵，是否會與主要受到蔣氏政權庇護的金九系的人馬合作?此外，作為事件主謀的金九在其自傳《白凡逸志》中，也并未提及王亞樵與該計劃的聯系。事實上，王亞樵的確試圖在4月29日虹口公園的天長節儀式上發動襲擊，也的確選擇了朝鮮人刺客，但作為中國著名的無政府主義同路人，他所委托的并非金九系的尹奉吉，而是朝鮮的安那其派暗殺者。

　　一直以來，無政府主義對于“暗殺”、“炸彈”都懷有強烈的熱情。這與其那種要“摧毀”“一切權力”的烏托邦理想不無關系。

　　因為沒有廣泛的和劇烈的破壞，沒有求生性的和有效的破壞，就不會有

　　革命，因為正是從破壞中，而且只有通過破壞，才能孕育和產生新的世界(巴

　　枯寧：《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第34頁，商務印書館，2013)

　　中國最初的無政府主義者自然也不例外。

　　“在歐洲，留法學生吳稚暉、李石曾等，于1905年(此處的成立日期似有誤，實際上應是1906年——筆者注)創辦無政府主義組織‘世界社’，1907年創辦《新世紀》雜志，第24號專門列有‘世界暗殺年表’，起自公元前44年止于1908年，共列著名暗殺事件49例，高呼只有暗殺才是‘速亡政府’的唯一手段”[ 黃佳：《無政府主義的傳入與辛亥革命時期的暗殺風潮》，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4卷第2期，第61頁，2000 ]。而中國無政府主義的元老吳稚暉當時還專門寫了一篇文章，名曰《暗殺進步》。

　　1904年，革命黨在日本成立作為暗殺團的軍國民教育會(前身為拒俄義勇隊)，主導者是當時就學于早稻田大學的楊毓麟(后改名守仁)。楊氏“專主暗殺。研究爆發物十余種，嘗就橫濱梁某學制炸藥，因拂案觸藥屑失慎，一眼失明。黨人能自造炸彈，自守仁始。”“甲辰夏，守仁偕周來蘇、蘇鵬等組織暗殺隊，由日攜炸藥進發燕京，約張繼自湘至，何海樵自滬至，設機關于津門，圖炸內城宮殿，及頤和園，以傾動天下之耳目。守仁潛住京師，周歷地形，相機待發，狙伺數月，無隙可乘，南旋至滬。”(上引曹亞伯，第371頁)楊守仁為革命黨暗殺行動最重要的主持者之一，是吳樾(楊曾與其共組“北方暗殺團”)、汪精衛等人行刺計劃的幕后。后因獲知黃花崗起義挫敗，悲痛憤懣，在英國利物浦投海自盡。不數月，武昌起義竟然成功。

　　軍國民教育會成立后，很快地便向國內發展：“暗殺團成員龔寶輇等回上海籌組機關，發展蔡元培、劉師培等，聲勢漸壯......后蔡元培在暗殺團基礎上擴大改組為光復會，陶成章稱：‘元培之組織光復會，本為暗殺記，然亦招羅暴動者’。”(上引黃佳，第62頁)蔡元培、劉師培，都是無政府主義系的革命黨人。傾倒于暗殺的無政府主義與革命黨內素來對于《刺客列傳》的崇拜思想，真可謂是同氣相求。這里典型性的人物之一可以舉出1912年后轉向無政府主義并成為其巨頭的劉師復(所謂“師復主義”的創立者)。在革命黨時期他是積極的暗殺者，甚至因此被炸掉了一只手。1910年2月時,師復與同志在香港組成“支那暗殺團”，團員有他的女友丁湘田及朱述堂、謝英伯、高劍父、林冠慈、陳炯明等人;翌年，暗殺團行刺革命黨之死敵李準和廣州將軍鳳山，炸死鳳山之炸彈即為師復制造。

　　必須看到，在上個世紀初的東亞，“黑旗”(無政府主義)成了“紅旗”(共產主義)的先導。在中國，“......許多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前，都經歷過無政府主義的階段。”(阿里夫·德里克：《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第2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中國無政府主義的代表人物江亢虎在“1911年11月成立中國第一個社會主義組織‘中國社會黨’......在其高潮時期，共擁有200個分會，400，000個會員。”(上引德里克，第115頁)1912年后，李石曾、吳稚暉等“發起的、意在教育在歐洲的中國留學生的‘勤工儉學’計劃成了無政府主義者的‘征兵站’(有意思的是，中國一些最杰出的共產主義者，如周恩來和鄧小平，也是這個征兵站的‘兵’)......”(上引德里克，第13頁)此外，“無政府主義者參加了1918年中國第一次‘五一’慶祝活動，同年，他們幫助組織了一個‘廣東茶工聯盟’，從行業協會和茶工中吸收了11000名工人成員。第二年，廣州的理發匠也在無政府主義者的影響下組織了起來，通過謝英伯，無政府主義者對‘機器工會’也產生了影響。這些聯盟被認為是中國第一批現代工會，師復的弟弟劉石心在這些活動中起了領導作用。”(上引德里克，第160頁)

　　但是，當共產主義運動在1920年代正式登上中國的歷史舞臺后，無政府主義這位“前輩”就將他年青的“后輩”當作了自己最主要的政治對手乃至死敵。在1920年到1922年春之間，共產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曾有過一段短暫但并不融洽的“聯盟”，即所謂的“安布合作”(或稱“安布攜手”)時期。由于思想分歧過大，雙方最終不歡而散，“安布合作”也逐漸轉向了“安布論爭”。1921年8月1日發行的《新青年》(九卷四號)上，以《討論無政府主義》為題刊載了陳獨秀與區聲白之間往復三次的著名筆戰(上引紅色起點第11冊，第449～480頁)。簡單說，這場論戰的特點是陳獨秀發問“現世”當如何，區聲白對以“彼岸”將如何。在一場關于現實問題的辯論中，勝負自然是不問可知，而區聲白本人也是在該年退出了一度由無政府主義者掌握的廣東共產主義小組。之前已經提到了東亞地區“黑旗”與“紅旗”的歷史關系，因此，1920年代初開始出現的共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對立絕非中國所獨有的現象。就在中國“安布合作”終結的同一年，日本發生了山川均(布爾什維克主義)同大杉榮(安那其主義)的激烈論戰。若是細作分析，會發現這些論戰的發生自有其歷史必然性。陳區論戰前的不久，恰是中國共產黨橫空出世之日(1921年7月);山川均與大杉榮的論戰亦白熱于日共的成立年(1922年7月)。換言之，“安布論爭”的激烈化與該地區共產黨組織的正式成立⑵密切相關。對于無政府主義運動來說，不僅是在“理論”更是在“組織”(這是該運動最大的弱點之一)方面，如今已出現了最為強勁的挑戰者。這或許多少有些奇怪，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在某種程度上(如反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都可以歸入左翼思想的范疇，無政府主義者也聲稱要實現共產主義社會(雖然是所謂“自由共產主義”或“無政府共產主義”)，可為什么兩者卻勢同水火呢?

　　......正如在政治生活中，人們一般都更猛烈反對與己相近的對手，而不

　　是較遠的對手，因為落入近敵觀點的傾向更大，因此必須特別防范這種內

　　部的誘惑。(卡爾·曼海姆：《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第245頁，商務印

　　書館，2002)

　　的確，且不去說安布對立，只要考察一下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激烈的內部斗爭就足以說明其緣故——就好比六、七十年代左傾的意大利大學校園內，最著名的足球比賽是“中國隊”與“古巴隊”之間的較量。

　　1927年發生的“四·一二”政變，是中國無政府主義運動史上的一大轉折點。在這場政變中，除了國民黨反共右派及與他們勾結、作為其行動部隊的青紅幫分子之外，無政府主義者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1953年，“黨國四元老”之一的吳稚暉(另蔡元培、張靜江、李石曾)病逝臺灣，敗逃海島未久的國民黨隨即為這位“天下之大老”舉行大出喪：蔣中正親題挽聯“痛失師表”，島內及海外的“黨國”名士紛紛撰文紀念，除引用胡適當年捧吳稚暉為“中國近三百年的四個思想家”⑶的諛辭外，多低調“稚老”安那其的歷史，而盛贊其反共之先覺：

　　十六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先生鑒于匪黨逆謀之日著，乃毅然向中

　　央提議清黨。北伐之師所以終底于成，而蘇俄所以未能以我中華民國為其

　　陰謀暴行之試驗場者，實有賴于先生之倡議與 蔣公之決策。(《吳稚暉先

　　生事略》，中央日報)

　　稚暉先生是反共的先知先覺，假如世人對他的警告早能領悟，今天也

　　不會是這樣的局面了。(《敬悼吳稚暉先生》，中央日報)

　　吳稚暉先生，是中華民國的開創者。是世界思潮的傳播者。也是反共

　　抗俄的先覺者。(于右任：《悼念吳稚暉先生》，新生報)⑷

　　“在朝”的國民黨內親無政府主義大老吳稚暉、李石曾等人將政變看成是清除夙敵的大好機會。今天已經不算鮮為人知的是鼓吹“兼容并包”的蔡元培也是政變的主要參謀之一，因為“他本人是一個哲學無政府主義者，長期參加無政府主義在歐洲的教育活動，他也極力支持在教育中將知識和勞動相結合的主張。1926年以后，他與國民黨的‘元老’和無政府主義者李石曾、吳稚暉、張靜江合作，積極參加了‘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反共產主義者的活動。”(上引德里克，第242頁)同時，政變也對“在野”的無政府主義者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更激進的年輕一代無政府主義活動家剛開始時反對與國民黨建立任何形式的聯系，但在1927年國民黨鎮壓共產黨后，他們就不再反對國民黨了，而是步李石曾、吳稚暉的后塵加入了國民黨，希望從此能重新掌握群眾運動——特別是工人運動——的領導權，為無政府主義服務。”(上引德里克，第22頁)由此，開啟了一個所謂“安國合作”的新時期⑸。可絕不能忘記：這個“安國合作”是踏在共產主義者和國民黨左派的尸骨上建立起來的。

　　不過，并非是所有的無政府主義者都投入到了“安國合作”的懷抱，號稱“暗殺大王”的王亞樵便是其中之一。王亞樵策劃了數次針對蔣系國民黨巨頭的暗殺行動，并且與在上海的朝鮮人無政府主義集團進行了密切的合作。

　　朝鮮三一獨立運動的爆發及之后上海臨政的建立，使得各派別的活動家都紛紛來到了當時作為獨立運動一大基地的中國上海，這其中自然也少不了無政府主義系的人馬。

　　真是應有盡有，除了共產黨外，連無政府主義者也出現了。李乙奎、

　　李丁奎兩兄弟與柳子明等是上海、天津等地活動的“無政府主義派”猛將。

　　(上引金九，第198頁)

　　在強烈的民族主義者金九眼中，無政府主義大概是比共產主義更不可理解的“主義”了。

　　在中國的朝鮮無政府主義者除了從事民族性的獨立運動之外，他們自然還追求更具國際性的基于無政府主義信仰的活動。這樣，中朝無政府主義者之間關系網的形成便是自然之勢了。李丁奎(1897—1984)與蔡元培及李石曾相善;而該派巨頭申采浩也在李石曾的庇護下，一時隱居于觀音寺內出家修行。然而，這同時也意味著在得到中國無政府主義同志各種援助的同時，不論是主動或被動，對于中國所上演的一幕幕政治劇及其所產生的沖擊與震蕩，朝鮮無政府主義者很難獨善其身，必然地會受到相應的影響和牽連。

　　由申采浩撰寫成立宣言的義烈團，早期具有強烈的無政府主義色彩，極偏愛暗殺手段。不過，當義烈團的主要成員金元鳳等進入黃埔軍校學習后，逐漸認同了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的政治觀點，從無政府主義向共產主義傾斜，并于1926年在廣州召開改組會議，將義烈團改組為朝鮮民主革命黨。此舉遭到了義烈團內部安那其系的反對，主要的反對者除柳子明之外，還有一位面貌清秀的安那其青年：白貞基。

　　白貞基，字榕(溶)善，號鷗波，全羅北道扶安郡人氏，貧窮農戶之子。他最早的抗日舉動可以追溯到十八歲時毆打了一個日本警察。“萬歲后”，白貞基一度流亡中國東北，1921年又前往日本，在那里邊勞動邊接觸社會主義學說，并逐漸被無政府主義思想所吸引。1923年，在早川水力發電所工地偽裝打工的白貞基與同志密謀暗殺嘉仁，豈料當年發生關東大地震，不僅有巨大的天災，還有屠殺朝鮮、中國人之人禍，而白貞基也因此同志盡失，只得于當年8月返回故鄉。

　　1924年4月，白貞基再次流亡中國，寄居于北京的李始榮家。始榮與其兄會榮都是名門出身的獨立運動家——李始榮在解放后曾任大韓民國副總統(1948—1951)。朝鮮戰爭全面爆發后，李承晚帶領少數親信，瞞著包括副總統在內的人逃之夭夭，險些使李始榮成了人民軍的階下囚——而會榮又與安那其同路。在李家，白貞基與同志李丁奎、李乙奎、鄭華巖過起了同榻而居的生活。6月時，這幾人發起組織了“在中國朝鮮無政府主義聯盟”;9月，白貞基轉赴上海。

　　此時的上海，正是臨政運動開始退潮的時期，但是與后來的“高級乞丐”金九相比，臨政首腦李承晚、安昌浩等人的生活仍然很氣派，這引起了這位無政府主義青年的強烈不滿。白死后，其同志吳冕植以“楊子秋”的化名在安那其系的出版物上發表紀念文章稱：“強權狂思想者們在高等洋房和大飯店用餐起居之時，白君們在東屋的(小房子)內過著饑寒不知溫飽的生活。”(《黑色新聞》，1934，“國民文化研究所”編著《韓國獨立運動家鷗波白貞基——一位無政府主義者的人生》，第301頁，明石書店，2014。本章關于白貞基的生平活動，多引用此書，除特殊情況，不一一注明)不僅如此，年輕氣盛的白貞基甚至對被他認作是獨立運動的“欺世盜名”之徒拳腳相加，對象包括了安昌浩、金奎植、呂運亨、呂運弘這樣的大人物。由此也可見其性格之剛烈。

　　1925年，通過在上海的無政府主義關系網，白貞基參加了著名的“五卅運動”。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積極介入到“五卅運動”中，其核心人物為陸不如與毛一波，他們組織了上海工團聯合會，主要目的是在上海對抗由李立三領導的共產主義工人運動，同中共一爭工人運動的主導權，而白貞基正是為此“事業”而奔走。

　　上文已述，1927年是中國無政府主義的轉折年，這一年拉開了“反共清黨”與“安國合作”的大幕。夏季時，作為對梁龍光、陳春培等鼓吹的“農村自治自衛運動”的三國(中朝日)安那其合作建議之呼應，并且在得到福建重要政治人物秦望山支持的情況下，在華朝鮮無政府主義者的活躍分子李乙奎、李丁奎、鄭華巖、柳基石及日本安那其巨頭巖佐作太郎、近衛師團逃兵出身的赤川啟來等人前往福建泉州，在當地的民團編練處設置運動本部，開展農村運動。除了在“宣傳員養成所”做培訓工作外，據李丁奎證言，他們的基本任務是為了針對當時“活躍的共匪與土匪”而對“農村自衛軍”施以“組織訓練”(李丁奎：《鷗波白貞基烈士行狀》，上引白貞基，第331頁)。這一時期，中國其他的著名無政府主義者如大能、幻如、陳君冷、劉沛等也在廣東、湖南的農村活動。很明顯，與在上海組織工人運動一樣，歸根結底，“往鄉村去”仍是以“反共”為頭等要義，而安那其又一向自詡比共產主義更為重視農村和農民——諷刺的是，也正由于這種“重視”，使得貌似激進的無政府主義與保守復古的農本主義思想結盟，彼來此去，結果便向完全反動的一面傾斜，這尤以日本的無政府主義者為最;而在城市，無政府主義又多鼓吹革命工團主義，眾所周知，此種流派成為了法西斯主義“左翼”的主要來源——不過，正是通過在福建的活動，中朝無政府主義者的福建關系網得以確立和鞏固。

　　但對白貞基而言，1927年卻是不幸之年。是年，他因受到一名“義烈團”成員的傳染，患上了那個時代最恐怖的疾病之一：肺結核。

　　韓國“國民文化研究所”所編白貞基生平傳記中，將他患病的原因歸咎于上海的惡劣空氣與水質條件(書中稱當時的上海為“結核病天國”，上引白貞基，第142頁)。這樣的說法或許有些道理，不過此種疾病不僅在當時，即便是現在仍然是一種世界性的可怕病癥(特別是在第三世界)。如果再考察一下白貞基時代的朝鮮，以多早逝者的朝鮮文學界為例：批判現實主義的代表性作家玄鎮健、羅稻香;現代派文學團體“九人會”的成員李箱、金貞裕等，都是被肺結核奪走了生命。

　　患上了就當時來說的“不治之癥”，絕非白貞基面臨的惟一難關，更現實和急迫的困難是生計問題。此時期，包括臨政在內的獨立運動的財政狀況都已是左支右絀。在由福建歸滬的鄭華巖建議下，白貞基等人于1928年5月間在霞飛路開設了一家冰淇淋店，開張日兼試吃會的當天，除李氏兄弟等無政府主義者出席外，還有為冰淇淋店提供幫助的共產主義者金枓奉。

　　金枓奉號白淵，曾師從朝鮮著名的語言學家周時經(1876—1914)，“萬歲后”流亡上海，在申采浩主筆的《新大韓新聞》擔任編輯。該報停刊后，分別加入過呂運亨、金奎植的“新韓青年黨”和李東輝的“共產主義者小組”，后者為朝鮮最早的共產主義組織之一“高麗共產黨”(上海派)的預備團體，因此1921年5月建黨時金枓奉也隨之成為該黨黨員。由于上海派與伊爾庫茨克派為爭奪正統權爭斗不休，互不相讓，兩派最終于翌年在共產國際的指示下一起解散。1924年時任上海僑民團之學務委員長，從事海外朝鮮人的教育工作。此后在中國輾轉周折，于1942年進入延安，擔任華北朝鮮獨立同盟延安支部負責人及原組織改編后的朝鮮獨立同盟主席，直到朝鮮解放。1948年著名的北南聯席會議發表“四金聲明”，金枓奉便是北朝鮮和左翼代表之一(另三人為金日成與代表南朝鮮和右翼的金九、金奎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為勞動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長，是黨內“延安派”的首席。

　　顯然，金枓奉可說是朝鮮老資格的共產主義活動家了。但他與信仰無政府主義的白貞基等人卻保持著很好的友誼。不僅是金枓奉的妻子為白貞基等人的冰淇淋店幫手，一次白貞基去金枓奉位于法租界望志路的家拜訪，時枓奉之子正臥病在床，十分可憐，白立即跑到當鋪，將身上衣服典當，為金枓奉的孩子買來了藥品與食物。也許正是皆在異邦漂泊的同胞相助之情，得以暫時超越意識形態分歧的緣故吧。

　　這年7月，白貞基以朝鮮代表的身份參加了在南京舉行的“東方無政府主義聯盟”成立會;12月，由于病情加重，入徐家匯療養所治療。期間，他與在同院治療的日本少女生發出一段終無結果的戀情，在白貞基短暫而激烈的人生中，這或許是少有的浪漫插曲了。

　　金九掌握臨政權力后，為了穩定浮動的人心，在統治方式上也日趨強硬，這使得視“一切權力”為仇讎的無政府主義者更為不滿，認為金九、安敬根等人“獨裁專斷”，遂紛紛嘗試其他的運動策略。1929年的3月下旬，李乙奎等人前往當時屬吉林省的海林地區，與獨立軍運動“新民府”的領袖金佐鎮接觸。1920年10月間因痛擊日軍加納大隊的“青山里戰斗”而聲名大振的金佐鎮，是獨立軍運動的一面大旗。不過，二十年代中期后該運動漸入低谷。外因是日本利用奉系軍閥對朝鮮獨立運動加強了壓迫。25年6月，奉系的警務處長于珍與朝鮮總督府警務局長三矢宮松締結所謂“三矢協定”，雙方形成了共同鎮壓朝鮮獨立運動的勾結體制。而更嚴重的問題則在內因。之前的章節已有所論，朝鮮長期封建社會下階級結構的矛盾，造成了各種形式根深蒂固的歧視與對立。表現在政治運動中，就是派系斗爭、派中有派——韓國現在仍有“三個人中能產生五個派閥”的笑話——新民府內部存在著軍政派和民政派的路線沖突，兩派之間傾軋不斷，勢同水火，隨著軍政派核心人物李白虎的被殺，危機進一步地加深。此外，即便是軍政派，也以不同的地域背景形成了忠清道出身的金佐鎮與咸鏡道出身的鄭信為主流派，平安道出身的崔永浩與獨孤岳為非主流派的對立。外部的壓迫，內部的明爭暗斗，尤其是包括新民府在內的獨立軍三府(另正義府、參議府)多為舊兩班、右翼民族主義、大倧教信徒、地主、資產階級分子的組織，缺乏群眾基礎，年青一代于是大多轉向共產主義運動，新民府只得走入解體之路。1928年底，新民府軍政派與民政派分裂。在此形勢下，金佐鎮急需得到新援，而無政府主義者的到來恰逢其時，兩者一拍即合，在“反日”、“防赤”問題上達成了共識。李乙奎等遂于7月在海林小學成立“在滿朝鮮無政府主義者聯盟”(“在滿無聯”)，該聯盟在其“當前綱領”中開宗明義地稱：“我等為在滿同胞抗日反共思想之啟蒙及生活改革之啟蒙而獻身”;同時，金佐鎮等也成立了作為新民府軍政派后繼組織的“韓族總聯合會”，“在滿無聯”與“韓族總聯合會”的同盟關系乃宣告確立。

　　歷史進入到了世界性大動蕩的1930年代。

　　30年1月24日，“韓族總聯合會”委員長金佐鎮突遭刺客樸尚實暗殺，聯合會頓時陷入到了組織與財政危機之中。接掌“韓族總聯合會”的佐鎮之弟金宗鎮，非常希望得到來自無政府主義方面的資金支持;而另一邊，在華的朝鮮無政府主義者決定于6、7月間在北平召開會議，宗鎮遂同李乙奎趕赴北平。

　　此時，聞知“北平會議”消息的白貞基也辦理了出院手續，與金圣壽、黃勛同往。在北平丁來東家，他與由海林歸來的“北滿”代表金宗鎮、李乙奎相見，可謂是老友重逢——1926年時白便在金九家中結識了云南軍官學校畢業的金宗鎮。

　　“北平會議”的主旨仍是安那其與“韓族總聯合會”的合作問題，誰料在會議召開期間，申鉉商等預會者突遭警察逮捕，雖然白貞基等人得脫，但原先的熱烈氣氛也一掃而空。金宗鎮之所以萬里而來，獲取無政府主義者的財政支持是其最大的原因——宗鎮的窮困，從他甚至無錢購買返回東北的火車票錢即可見出——在丁來東等人的幫助下，宗鎮才得以由北平返回海林。為解金宗鎮和“韓族總聯合會”之難，“北平會議”后的無政府主義者兵分兩路：李乙奎離京往福建籌措資金。然9月在天津碼頭欲搭乘太古洋行輪船赴閩時，被日本警察逮捕，隨后連同之前已被捕的李丁奎，兄弟二人一起被遣送回朝鮮，意圖通過福建無政府主義關系網獲取運動資金的希望也隨之落空了;白貞基偕同志吳冕植等人，往天津小王莊拜訪李會榮。會榮為他們在近郊尋找了住處暫作安身。10月間，白貞基等實施了對天津日本租界“正實銀號”的搶劫行動，計劃雖然成功，但所獲金額與期望的相差甚遠。盡管如此，眾人還是帶著這份來之不易的“禮物”趕赴東北支援金宗鎮。

　　不過，與“韓族總聯合會”的合作并不順利。一方面，構成聯合會主要班底的新民府軍政派，包括前領袖金佐鎮在內多是大倧教(檀君崇拜)信徒，這和反宗教的安那其性格相異;另一方面，獨立軍系統的運動此時都已是日薄西山。1929年，獨立軍三府的參議府(1923年成立)、正義府(1924年成立)、新民府(1925年成立)合并為國民府，且在奉系軍閥的支持下與共產主義者展開惡斗。1930年5月，中共滿洲省委員會總負責人劉少奇執行“立三路線”，為紀念“五卅運動”而指示發動“五·三0”起義，起義口號之一便是“消滅國民府—韓族總聯合會及其走狗機關”。“五·三0”起義帶有左傾冒險主義的缺陷，導致60多人被殺害、85人被捕的重大犧牲(關于起義，參見高峻石：《朝鮮革命運動史第2卷：共產國際與朝鮮共產黨》，第134～143頁，社會評論社，1983)，不過共產主義者的猛烈攻勢也的確動搖了國民府脆弱的根基。8月時，國民府與朝鮮革命黨舉行聯合代表會議，會上對國民府進行了激烈批判，要求兩組織解體重組的意見占據了上風，最終國民府解體，支持共產主義的力量組成朝鮮革命軍，中心人物李鐘洛隨后以30人的武裝部隊形成朝鮮革命軍吉江指揮部，即“李鐘洛部隊”，金日成便是該部隊的成員之一。

　　在這樣的背景下，與其他獨立軍系統的運動一樣，組織、財政雙重危機下的“韓族總聯合會”多以征收軍費等名目搜刮管轄區內的百姓，民心也愈見背離。目睹現狀的白貞基為此專門寫了一出戲劇，以安那其的眼光，對沒落中的獨立軍運動作了辛辣的諷刺，在當地上演時頗得群眾的共鳴。

　　1931年4月，白貞基的病情再次惡化，不得不臥病在床;到了5月稍有好轉后，便與同志鄭華巖往北京，在熊希齡香山靜宜園(上引白貞基中作“自由園”，疑為音訛)的一角作自費治療。但就在養病期間，他離開未久的東北地區開始天搖地動。7月初，“萬寶山事件”爆發;同月，“韓族總聯合會”領導人金宗鎮遭綁架，8月時被殺于中東線海林站附近，實行者為樸來春、李白湖和李益和。金氏兄弟先后喪命，表面上是當地共產主義者與右翼民族主義者矛盾激化的反映，但根據同樣遭到暗殺的《民聲報》編輯沈溶海之弟沈溶澈⑹的分析，這時期一系列的暗殺(金氏兄弟、沈溶海、“在滿無聯”李俊根、金野云)、逮捕事件(“北平會議”申鉉商等)都絕非共產主義者所為，而是該地區日本浪人與朝鮮族浪人在日本特務機關策劃下的陰謀活動，在其背后最大的黑幕則是以殺害大杉榮聞名的甘粕正彥(后“滿映”理事長)。因這連續的暗殺，加之“萬寶山事件”的沖擊，在東北的朝鮮無政府主義者已是人心惶惶，遂于8月間全數逃離，不一月，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

　　從北京再次回到了上海的白貞基，于當年11月成為新建立的“抗日救國聯盟”及其秘密結社的一員，與王亞樵為主將的偏重暗殺活動的上海無政府主義關系網發生了直接的聯系，而這也決定了他最終的命運之路。

　　“抗日救國聯盟”的前身之一是“南華韓人青年聯盟”。該聯盟創始于何時諸說不一，根據日本外務省警察史及有吉明暗殺未遂事件的相關記錄，該聯盟下設“南華俱樂部”，機關刊物為《南華通信》(另有史料寫作《南華朝鮮青年通訊》)。刊物的印行是在位于法租界圣母院路慶順里1號的公道印刷廠。印刷廠的整修費用來自王亞樵出資的二萬美元，負責發行任務的主要是柳子明和鄭海理。后者精通英語，能文善寫，曾在《泰晤士報》、《大公報》等中外媒體上撰寫評論。但是，若依著名的地下工作者華克之的證言，則王亞樵對于公道印刷廠的資助額及印刷廠的用途都與上述說法有相異之處。

　　華克之是王亞樵的安徽同鄉，稱王為“九哥”，兩人十分親近。華與妻子尹粹琳在1929年夏秋之交離開南京往上海，到滬的第二天上午就與朋友陳惘子去拜訪王。當時王對他說：“我早就說過，南京混不下去就到上海來。你這步棋走對了，不過我得問一句，老弟此番到上海來是跟我搞安那琪主義(即無政府主義)，還是追隨惘子搞馬克思主義?”(韓厲觀、陳立平：《華克之傳奇》，第85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按華克之所說，公道印刷廠是他受共產主義者陳惘之(陳處泰)之請，秘密印行《紅旗》的據點。這就使我們產生了一個疑問：公道印刷廠究竟是姓“布”還是姓“安”呢?有一種較大可能性便是：像王亞樵這樣的豪杰人物，只要是反“朝廷”(蔣介石)和反帝的，他都予以了支持。所以公道印刷廠既印共產主義的《紅旗》，又印無政府主義的《南華通信》及后來“抗日救國聯盟”的《自由》。這一點通過華克之的回憶可窺一斑：“公道印刷廠十九個工人中，有三個黨員，都是印刷工人......新經理是一個住中國的朝鮮人，姓鄭，名東悟，和惘子、克之都是好朋友，他的思想正在急驟地從克魯泡特金主義向馬列主義轉變。”(上引韓厲觀等，第99頁)十九個工人中有“三個(中共)黨員”，那余下的十六個是何政治立場呢?須知公道印刷廠所印的都不是普通刊物，工人自然也絕非普通工人了。至于華提到的朝鮮人經理鄭東悟(吾)，正是《南華通信》主要的發行負責人鄭海理，這極有力地說明了印刷廠內無政府主義者的存在。

　　1931年10月末，獨立運動巨頭李會榮偕子李圭昌來到闊別十年之久的上海，與其兄石容及兒子圭鶴等人相逢。會榮在法租界租了一個亭子間，意圖再謀運動之出路。不久后，他便和王亞樵搭上關系，兩人經過協商，預成立“南華韓人青年聯盟”與“在中國朝鮮無政府主義聯盟”的聯合團體。

　　1931年11月，“抗日救國聯盟”應運而生，并發行機關刊物《自由》，印行地點仍在王亞樵的公道印刷廠。據日本外務省警察史，負責刊物發行的有吳冕植、鄭海理，主筆是柳子明，協助者為中國作家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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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  《自由中國》第十卷第一期，楊愷齡編《吳稚暉先生紀念集》，第14～15頁，文海出版社，1954。

　　⑵  朝鮮方面，由于宗派斗爭十分激烈，成立統一的朝鮮共產黨要到1925年;而日本另一殖民地臺灣的政治運動則有一個明顯的晚熟期，所以臺灣共產黨(老臺共)1928年才于上海建黨。

　　⑶  其實胡適的原文是于反共清黨的同一年發表的《幾個反理學的思想家》，其中提到了“近三百年來四個反理學的思想家”。所謂的“四個”指“顧亭林(顧炎武)、顏習齋(顏元)、戴東原(戴震)”和吳稚暉。胡適原來只說是“反理學”的思想家，但到了吳稚暉死后的紀念文章中，直接就變成了“中國近三百年來的四個思想家”。

　　⑷  上引《吳稚暉先生紀念集》，第2～3頁;第7頁;第9頁。

　　⑸  1929年秋，“安國合作”期間吳稚暉創辦的《革命周報》遭到取締，標志著這個“合作”開始走向末路。

　　⑹  沈溶澈(1914—2000)，即沈克秋。兄長為無政府主義者茹秋沈溶海(克秋、茹秋為號，按朝鮮人稱名習慣，號加于名前，是較尊敬的表示)。新中國建立后，在延邊的歷史研究所任職，著有《我的回顧》，是書也是上引白貞基傳記的主要史料來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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