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文化傳教：“抓住中國的腦袋和脊背”

　　2011年第2期《科學與無神論》的“學術動態”，介紹了北京師范大學召開“宗教在高校滲透應對策略研討會”的情況。讀后有感，在此奉上，不知妥否?

　　“學術動態”說：“目前在大學領域，漢語基督教神學運動影響廣泛，表現之一是推動非教會神學傳播。一般認為是一種學術觀點，不很在意。還有一種新的‘宗教市場論’，要將中國作為一個市場對宗教開放，反對接受國家依法管理，這都屬于文化傳教的范圍，它的影響比在農村傳教的危害要大得多。”①

　　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創辦的大學，它的基本任務是傳授各門科學知識。在有條件的大學里，講授一般宗教知識，讓大學生了解什么是宗教，很有必要。但這畢竟與教會辦的學校(神學院校、佛學院校、經學院校等)仍有區別。因為一般高校的任務不是培養宗教從業人員，或者說，不是培養傳教士。它與教會學校的任務是各有所司，兩者不能相互替代。把宗教視為主觀信仰對象抑或是視為客觀了解、研究對象，有著本質區別。對大學來說，它的任務決不是“推動非教會神學傳播”，或是推動“漢語基督教神學運動”。傳播神學是神學院的任務。嚴格說來，普及宗教知識與傳播神學、培養“職業傳教士”是兩碼事。

　　就個人的理解，神學是為論證所信奉的神靈(上帝……)存在、創世的一門學科。一句話，它是相對于無神論而言的有神論。無論教會神學還是非教會神學，它的對象都是有神論，而其反對的正是無神論。只是從事這類活動的人的身份、職業、地位……，可能有所不同而已。其中，有的可能是專職的傳教士，有的可能是兼職的傳教士，有的可能并無神職而熱衷于從事義務傳教的俗人，有的可能具有這樣那樣背景或身份的、“學術動態”中所說的“文化基督徒”。他們宣傳、傳播、闡釋……的形式、對象、方法可能有所不同，但其主張、說教、論述……的目的則同一無二。在當今社會中，特別是后一類人的身份、職業、地位……與前兩者有別，前三者有著明確的宗教信仰，對于一般老百姓來說，可能會與之保持一定的距離;最近在一些公共場所，有教徒在散發小冊子，并非人人都愿意接受其宣傳品就說明了這一點。后者可能是教徒，也可能無信仰，但在傳播有神論方面，他們卻更能吸引人、迷惑人，在很多地方，特別是在高等學府，可以起到傳教士難以起到的作用。表面上，他們往往創造出一種新的說法、理論、概念……，似乎是“屬于文化傳教的范圍”;本質上，仍然是為上帝的存在、創世論證、說教，實際上與傳教士的宣教布道無異，是在為有神論的信仰服務、辯護、張目。

　　那種把宗教視為商品，主張開放宗教市場的論調，無疑是為宗教在國內的無序發展制造輿論。正如允許商販可以走街串巷，在大街小巷隨地設攤，或是主張他們販賣各種偽劣商品一樣，反映的是為宗教賣不出去而急于推銷、甚而為之發愁的心態。應該說，宗教作為一種商品，由傳教士四處推銷，并不是什么新鮮事。20世紀30年代，在上海確實如此。那時，洋教士雇幾個人在大街上吹吹打打，吸引來往過路行人。他們在街邊放把椅子，看熱鬧的人會越聚越多。這時，洋教士登場，他手里拿著話筒，站在椅子上，開始傳教。配合洋教士傳教，那些受雇者就人前人后散發大小不一的彩色圖片。有的圖片印的是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像，有的是瑪利亞抱著嬰兒(顯然是耶穌)，有的是在馬廄前站著幾個畢恭畢敬而又穿著華麗者，有的是在羊群邊有個手持長杖穿著長袍的牧羊人……。圖片上的說明，講的是《圣經》里的故事。出于好奇的少年稚子，往往會索取、收集這類圖片。洋教士宣講過程中，聚集的民眾來來往往，等洋教士講完，聽講的人也就一哄而散。可是，在解放后再想開放宗教市場，讓洋教士像解放前那樣，推銷他們的商品，事實上已無可能。

　　今天，對那些有著虔誠信仰的人們來說，信仰宗教，到寺院教堂去，為的是求得心靈上的滿足，精神上的需要。他們向寺院教堂有所奉獻(甚至包括一些施舍)，認為是一種善行，在履行功德，并沒有其他什么更多的想法或說詞。如果用什么“高深”的“市場論”，把宗教歸咎于商品，到寺院教堂去如同到早市去買豆腐、白菜或是到商場去買衣帽、鞋襪一樣，這些宗教信仰者顯然會認為是在貶損、糟蹋他們的信仰。

　　從歷史上來看，從古至今，宗教都與經濟有著密切的關系。宗教離開經濟，一天也活不下去。在古代，神廟被視為“神圣的銀行”，是財富之神居住的場所。對那些善男信女來說，到神廟去，可以保佑他們、滿足他們精神生活的需要;同時，也為心靈上獲得滿足而樂意向神廟奉獻，這就為神廟帶來經濟上的好處。那些侍奉神廟的祭司，則從中獲利受益。如果把宗教作為一種商品，這一古代的神廟和祭司也就成為賣方，不言而喻的是，那些善男信女就是買方。這樣解釋宗教行為，說宗教是一種商品，也就沒有什么新意了。用什么“宗教市場論”來說明極其簡單的道理，無外乎是讓那些有知識、有文化而涉世不深的年輕人，在宗教社會學的名義下，墮入其“市場論”的陷阱，在精神上受其影響，成為它的邏輯的俘虜。

　　至于“反對接受國家依法管理”宗教的人，這可能不是宗教界一般的信教民眾的思想。它反映的是境外教會的期望和觀點，或者說，是境外教會中那部分仍然持有早年侵華的傳教士的觀點。當前，它無外乎是通過境內的傳聲筒或代理人而在傳遞、推銷其商品而已。

　　“學術動態”說：“當代中國某高校，竟然聘請海外神學家長期開課，講授《圣經》。在這樣的氛圍中，有些博士生后來成為虔誠信徒和職業傳教士。”②“有大學出版社接受傳教士的推薦，翻譯出版反達爾文進化論和提倡‘神創論’的書，實際是傳播福音派的教義。”③

　　眾人皆知，近代基督教是在19世紀伴隨著帝國主義的入侵而傳入中國的。重溫歷史，有助于人們更清晰地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1887年，來華傳教士韋廉臣與控制中國海關的英國人赫德在上海創辦“同文學會”。赫德任董事長，韋廉臣任總干事。“同文學會”是西方基督教會在中國設立的出版機構。它出版的圖書，為的是介紹“西學”和傳播基督教，以“廣西國之學于中國”為宗旨。時任總干事的韋廉臣在一封信中說：“設立這個組織的動機，是要在思想上‘解除中國人的武裝，使他們俯伏在我們的腳下’”④。韋廉臣去世后，李提摩太繼任“同文學會”總干事。1892年(一說1894年)“同文學會”更名為“廣學會”。1899年，李提摩太在給上海英國總領事布仁南的信中，更為露骨地說：“我認為十分重要的課題是重新考慮我們如何控制中國輿論;如何對中國的主要高等教育學府取得更多的管理權的問題。掌握了這些機關和中國宗教界領袖，我們就抓住了中國的腦袋和脊背。”⑤

　　韋廉臣和李提摩太的書信，是在19世紀末寫的。當時，中國正處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民間的反抗外來入侵的活動從未中止。除了用槍炮屠殺中國人民外，用什么來解除中國人的武裝，用什么來抓住中國人的腦袋和脊背，侵略者并沒有什么秘密武器，唯一的手段就是利用傳教士來推銷他們的信仰。可以說，當時腐敗的清政府，只能任人宰割，對西方傳教士的傳教活動難有作為。加之，西方基督教會的宣教布道，有著治外法權的庇護，基督教是在一路綠燈下傳播的。

　　國民黨并沒有改變國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會性質。這時，馬列主義、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已經獲得了傳播。1921年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它肩負著改變中國落后面貌的歷史使命。

　　在全國解放前夕，1949年1月，曾任駐華大使的傳教士司徒雷登，在給美國國務院的電報中說：“現在有思想的中國人都受到新主義的影響……因此基督教的圣經如果能廣泛推銷，必能有不可預測的價值。”⑥ 同年3月，世界基督教協進會會長穆德擬為美國圣經會征求50萬會員，企圖利用《圣經》來對抗當時在國內已經流傳的革命思想。他說：“圣經不但繼續在引人歸主上起著重大作用，而且現在又增加了一種政治價值，那就是它可以作為一個堡壘來對抗一種行將席卷全球而基于無神的人生觀。”⑦ 司徒雷登所說的“新主義”，無疑指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穆德所說的“無神的人生觀”，就是在世界范圍內已經流傳的無神論和社會主義思想。

　　顯然，這是外國傳教士以敵視、畏懼的態度對待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妄想以“廣泛推銷”其“基督教的圣經”，來抵制無神論和社會主義思想的流傳。他們重視、強調《圣經》的“不可預測的價值”、“政治價值”，并企求以此對抗馬列主義、對抗社會主義和無神論，其矛頭就是對著正在蓬勃發展的人民解放事業。

　　新中國建立以后，國家在宗教領域實行信仰自由的政策。西方基督教各差會，并不甘心退出在大陸的宣教陣地。它既不愿看到中國基督教界割斷同帝國主義的關系、擺脫西方各差會的控制;更不愿看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蓬勃發展，從而千方百計的，甚至是不擇手段的向大陸滲透以延續它們的影響。

　　就個人來說，我并不否認猶太教和基督教的《圣經》，是人類文明寶貴的遺產;同樣的，我也不認為解放前來華的傳教士都像韋廉臣、李提摩太、司徒雷登、穆德那樣，個個都敵視中國人民。可是，像韋廉臣、李提摩太、司徒雷登、穆德一類的基督教人士，不是單純的把基督教看作是一種信仰，不是簡單的把《圣經》看作是宗教經典，更為重要的是，在韋廉臣那里，是要“解除中國人的武裝”、“控制中國輿論”;在李提摩太那里，則是要抓住“中國的腦袋和脊背”、使中國人民“俯伏在”他們的“腳下”;在司徒雷登那里，還以其外交辭令含糊的說《圣經》有其“不可預測的價值”，把對抗“新主義”的一切期望都寄托在“推銷”《圣經》上;而穆德干脆肯定其“政治價值”，把它作為對抗“新主義”、無神論和社會主義思想的“一個堡壘”。這無疑是把基督教、把《圣經》政治化了。這就撕去宗教的外衣，赤裸裸地暴露出他們偽善的、卑鄙的政治目的。

　　西方教會在新中國建立前的夢想，未能實現的事，居然由有關的高校聘請海外神學家講授《圣經》予以落實，把大學神圣的講壇拱手讓給神學家;讓大學出版社接受傳教士的推薦，出版“神創論”一類圖書，真是令人費解。由此可見，宗教向高校的滲透，已到令人發指的地步。

　　有幸的是，“北京師范大學領導對宗教在校園傳播有著清醒的認識和明確的立場。”⑧ 如果所有高校的領導都能有北京師范大學領導這樣的立場、認識和態度，宗教滲透問題可能不會發生像“學術動態”所介紹的那樣，讓神學家在高校講課、讓大學出版社出版反進化論的宗教書。如果這些神學家是在神學院講課，那是宗教界的事;如果是神學院出版這類書籍，外人無權干涉。遺憾的是，目前的情況并非如此。

　　宗教向高校滲透，特別是基督教向高校滲透，不是什么新問題。事實上，西方基督教界早就認識到重視教育是最為重要的手段之一。“各個國外傳教差會相信，宗教一定要利用教育，這是因為宗教需要教育和教育所發揮的能力”⑨，曾任清華大學教授的費正清認為，“中國現代化大學，它們曾是美國思想和受美國訓練的人員的倉庫，是領導中國到我們道路上來的主要希望。”⑩ 可是，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迅速推進，徹底打破了在華傳教士的癡心妄想，他們隨著全國的解放而灰溜溜地離開了大陸。

　　解放前西方基督教界不斷派遣傳教士來華宣教，他們的一個共同點，就是反對異己的思想、主張、學說和信仰。改革開放以來，西方基督教界意識到這是向大陸滲透的千載難逢的大好時機。西方教會為使滲透輕而易舉地變成現實，它不斷變化花招，向高校滲透從未中止。這是它向大陸滲透的重點所在。上世紀80年代，通過不同途徑到高校任教的外籍教師、專家，利用高校講壇，宣教布道已不是什么罕見的事。30年后，滲透仍在進行，它不擇手段地向大學滲透，有其咄咄逼人日趨嚴重之勢。因為西方基督教界歷來把高校視為“領導中國到我們道路上來的主要希望”，這是解放前傳教士夢寐以求的事;今天，它向大陸滲透的戰略意圖并未改變。有的高校是否以手中之權，在為傳教士向大學滲透自覺不自覺地開啟綠燈放行，在思想陣地放棄了“四個堅持”，這是人們不得不提出的問題。這類高校應否“亡羊補牢”，他人無法為之說項。

　　至于來華講授《圣經》的神學家，是否在貫徹韋廉臣的“解除中國人的武裝”、“控制中國輿論”的意圖，貫徹李提摩太的抓住“中國的腦袋和脊背”、“使他們俯伏在我們的腳下”的意圖，只有上帝知道了。至于究竟有多少青年學生的“武裝”被“解除”，“腦袋和脊背”受其影響、支配而“俯伏”在它的“腳下”，也只有上帝知道了。當前，這類高校與神學家聯姻，它的作為，是在不折不扣地適應了西方基督教界的需要。另外，還有“文化基督徒掌控”的教學、研究助陣，對我們的國家和人民來說，這并不是什么福音，而是值得人們密切關注的問題。

　　基督教向高校滲透問題，應有專題研究，本文擬不過多深究。因為就滲透而言，它有多種形式和手段。應該認為，神學家不過是掌握稍多知識的高級傳教士;而一般的傳教士不過是在掌握知識方面稍遜的神學家。兩者在宣教布道、信仰上帝創世造物方面，并無差別。至于由高校當局出面聘請神學家，即傳教士講課，顯然不是一般意義下的單純的滲透。如果從當前炒熱的“宗教市場論”的視角來看，應該歸于“招商”(招境外的神學家)、“引資”(引基督教之《圣經》，從而可以大量出售宗教書籍)一類。由于來到高校的神學家，是以“教授”身份、有著講學的任務，不是偷偷摸摸“滲透”進來的，而是冠冕堂皇、大搖大擺、受聘而來的，這可以視為宗教滲透形式的新發展、新演變。通過這類途徑“滲透”進來的“教授”究竟有多少，這是各地掌管教育部門的事。就個人來說，沒有條件從事相關的社會調查，也就沒有什么發言權。

　　總之，西方基督教界對我國的滲透，不是什么新問題。它們有專門的研究機構，從事有關對外滲透從戰略到策略方面的研究。對此，我們不能等閑視之。

　　【注釋】：

　　①《科學與無神論》，第64頁，2011•2，總第七十期。

　　②《科學與無神論》，第64頁，2011•2，總第七十期。

　　③《科學與無神論》，第64頁，2011•2，總第七十期。

　　④ 羅冠宗：《前事不忘 后事之師》，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83頁。

　　⑤ 羅冠宗：《前事不忘 后事之師》，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474頁。

　　⑥ 羅冠宗：《前事不忘 后事之師》，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376頁。

　　⑦ 羅冠宗：《前事不忘 后事之師》，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377頁。

　　⑧《科學與無神論》.第64頁，2011•2，總第七十期。

　　⑨ 羅冠宗：《前事不忘 后事之師》，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475頁。

　　⑩ 羅冠宗：《前事不忘 后事之師》，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4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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