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五六月份，文革高潮期間，北京中南海進行修繕，在新華門的影壁上，貼了毛澤東主席題寫的“為人民服務”標語，在門前兩側墻上，做了兩條標語，就是現在人們熟悉的“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1981年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明確提出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全國各地開始鏟除標語、語錄、口號等“文革”痕跡。與此同時，中央警衛局全面鏟除中南海里留下來的革命標語，僅有新華門前的三條標語得以保留。

　　我們為何與赤色主義決不兩立?根子上講，乃其宣揚之階級對立，也就是被壓迫階級推翻壓迫階級。你，我，包括海濱兄(鄒魯)，以及在座的諸位，我們這些人，按照赤色學說，都屬于壓迫階級。為什么?因為我們是田家，是鄉紳，是士人!諸位，我們反滿革命、反對軍閥，為了什么?不講大理論，(就是)為了我們自家的田地能安安穩穩地種，自家的產業能和和氣氣地生財嗎?田種得安穩，工廠開得和氣，這世道也便好了，這國也就漸興了，又何苦去為下田人捧角兒，最終了卻革了咱們自己的命?諸位，我們不是自利自贖，我們是當不起這個壓迫階級，受不起人家要推翻我們。我們革命，不是為了有朝一日，人家革我們的命!

　　——1925年《說幾句私房話》，葉楚傖，《民國日報》總編輯，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常務委員兼青年婦女部長

　　吾之敗，非敗于時，實敗于本黨同僚也。土地之改革，并非激進黨獨有之政，亦應為吾等革命者共有之政。非改土地的歸屬權，不能激發農民支持革命的戰力;非改土地的歸屬權，不能聚攏發展大工業的勞力;非改土地的歸屬權，不能破除鄉村族權、父權的統治地位;非改土地的歸屬權，不能打破黨內的鄉土集團;非改土地的歸屬權，遲早有一天，我們要敗亡在這個上邊!今日吾敗了，吾被黨內鄉紳們的代言者擊敗了。吾痛心，吾恐若干年后，吾黨因此而敗，敗于激進派的土地革命之手!

　　——1929年《吾之敗，吾黨之敗》，張靜江，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浙江省主席

　　【注：張靜江于1928年至1929年，在浙江鄉村主持土地改革，贖買鄉紳土地，均分給農民。因與黨內鄉紳集團的沖突，導致地方鄉紳武裝襲擊國民黨黨部、刺殺土改專員等，甚至釀成叛亂。最終土改失敗。這是國民黨敗逃臺灣前，在大陸最后一次土地改革嘗試。】

　　眾所周知，我是個中立的人，或者說，是個中庸的人。我不贊賞南京政府，同樣也不贊同赤色激進主義。大家可能聽出來了，我在先頭用了‘不贊賞’，而后面用了‘不贊同’。是的，我只是不欣賞南京官老爺們的做派，但對他們尊重學人與紳員，還是認同的。我們的這個國，自古以來是靠著良紳施善業、學人尊德行而立。如今，鄉紳操業不同了，學人治學不同了，可殊途同歸，他們還是國之脊梁、邦之干城。而赤色激進主義，我不贊同的，就是其貶低知識者、有產者，而妄舉群氓之屬，竟欲以無產無業之人，統領國政，籌立新統，這是我恕難認同的。中立之路，在乎持平。學人、紳員讓利于勞工階級，勞工階級賦治權于學人、紳員，這才是兩廂中庸的道理。妄圖完全剝奪有產者之利益，而盡賦予群氓，我是絕不能接受的。我反對激進主義，正在于此。

　　——1930年4月《中立思想之漫談》，梅貽琦，清華大學校長，西南聯合大學校務委員會常委兼主席，臺灣省國民黨政府教育部長

　　我黨有許多干部，不如共黨，甚至差得很遠。這不是長他人志氣，而是大實話。周部長(指周恩來，曾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在重慶時，他手下那些共黨是什么樣子，我想諸位應該都親見過。人家令行禁止，清廉自守，言辭平和，內藏錦繡，出入寒暄，往來交際，便是最敵對的人，也說不出他們的不是來。這些，我想在座諸位，還不至于不敢承認吧。我可以告訴諸位，我去過陜北，進過共黨的老巢，見多了他們的普通干部。如周部長手下之人，共黨何止千萬!這是可懼的啊!我們的干部，要正視人家的優點，要善于學習，而不是學那些過氣文人的嘴臉，一概以所謂 ”泥腿子”斥之。那些文人是什么嘴臉?他們家里的不義之財被共黨奪取，自然一腔殺親之仇。我們是革命同志，是黨國精粹，怎么能學那些個酸腐文人、地主的嘴臉?

　　——1945年11月《要對得起革命同志的稱謂》，張厲生，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臺灣省國民黨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

　　我們和匪軍自然是有區別的。區別在什么地方?照我看，主要有三點：首先，我們進到城里，就出不來;匪軍進城出城，滿身輕松。我們的軍人，進到城里，就和商人、士紳、學人打成一片，娶妻的、納小的、應酬的，骨頭很快松下去，哪里出的來?反觀匪軍，進城找工人，出城找鄉民，越是底層人士，越交往，自己也越剛健。這就是差別。再一個，我們越打越少，匪軍越打越多。我們給闊老爺闊太太們保家護院，又征召窮家子參軍，召一個跑兩個，勉強拉來，人在心不在;匪軍替泥腿子打富人，再讓泥腿子入伍護食，自然旗桿一立，八方來投，打掉一個召來兩個，殺不盡，斬不完。就這兩條，這戡亂要勝利，也難!

　　——1948年《各軍事長官通氣會上的發言》，安春山，國民革命軍暫編第3軍軍長，國民革命軍第104軍中將軍長

　　我們需不需要建國，或者繼承南京的中華民國，我個人，有不同意見。我們進行革命，歸根結底是什么?不是為了延續封建的王朝統治，也不是為了追求資產階級的所謂民族國家。作為共產主義者，我們的目的，是為了全世界無產階級的福祉與安寧。既然如此，我們有必要限定一個被叫做‘中國’的民族國家嗎?我們為什么不與蘇聯聯合為一個無產階級的聯合實體呢?腐朽的王朝國家體制，與同樣腐朽的資產階級民族國家體制，同是解放無產階級的障礙。我們的革命，為何要建立、或恢復這樣一個國家形式?所以，我的意見，在徹底打垮國民黨反動派后，立刻與蘇聯進行整體的合并，建立橫跨歐亞大陸的強大的無產階級聯合體，向徹底解放全世界無產階級邁進!

　　——1948年11月《請同志們不要忘記我們的信仰》，凱豐，中共中央宣傳部代部長，中共中央長江局宣傳部長，中共沈陽市委書記

　　我同意主席的意見，必須出兵，朝鮮不能丟。但出兵是手段，不是目的。出兵把美帝趕走，只是第一步，也是最容易的一步。趕走美帝后，要不要再保留朝鮮，保留這個國家，我的觀點是，不需要。朝鮮作為民族國家存在，對于我國與蘇聯的社會主義事業，沒有必要性。讓朝鮮人民加入到我國人民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讓朝鮮的無產階級成為我國無產階級一份子，這樣才真正符合世界無產階級大聯合的主旨。這種聯合，也為日后我國與蘇聯進行無產階級政治聯合，積累必要經驗。我們必須要牢記，革命的目的，絕不是為了資產階級的所謂愛國主義，而是解放全世界的無產階級。朝鮮要出兵，但朝鮮沒必要立國，這就是根本利益。“

　　——1950年9月《我們的目的與經驗》，王稼祥，八路軍總政治部代主任，首任駐蘇聯大使、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

　　有人說，殺人不對，太殘忍、太血腥、太激烈。我要說，錯!不是不對，而是太對!殺得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就因為殺得少，那些假學人真小人，才受毛匪蠱惑，充當赤色思想工具;就因為殺得少，那些心口不一的士紳，才隨風而倒，為虎作倀;就因為殺得少，那些雜系軍閥才左右逢源，視黨國如兒戲;就因為殺得少，我堂堂青天白日旗，才落幕金陵、忍淚山河!今日不殺，明日毛匪就會入臺，占了這中華最后一寸自由之國土，奴役我輩中華最后一部自由之國民。以殺止難，吾所為也!

　　——1951年《仁者殺人，謂之仁》，賀衷寒，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處中將處長，國民黨中評委，臺灣省國民黨政府交通部長

　　我們要有這樣的一個基本認識：東北留在我國，或者并入蘇聯，哪一個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最有利?我想，絕大多數同志都會認同，并入蘇聯，對無產階級革命的貢獻更大。相比于我國，蘇聯已經建立起高度發達的重工業體系，擁有令帝國主義望而生畏的強大軍事力量，是世界無產階級的保護者，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者。東北并入蘇聯，將極大地加強蘇聯的原料供給能力，最大限度地將資源轉化為打擊帝國主義的現實力量，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提供更強有力地物質支持。作為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我們不應固守狹隘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觀，而應從國際無產階級的整體利益上考慮問題。同樣的理由，也可以應用于北朝鮮、印度支那等問題上。

　　正是基于這一點，我個人保留以下建議：一，東北并入蘇聯;二，北朝鮮并入我國;三，印度支那部分地區，由我國執行主權管理。

　　——1953年9月《為了共同的信仰》，高崗，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

　　我們這些人，被人稱為革命元老、革命元勛，很光耀嘛。其實啊，我們老是老，老而不死是為賊嘛。這不是自貶，這是說實話。我們不就是投機革命的賊嗎?起初跟著季直公(張謇)搞立憲，為了什么?根子上是為了各自家族在地方上的勢力，是為了向清廷索要地方的治權;后來跟著先總理(孫中山)鬧革命，不過是清廷不肯放權，我們就要推翻它，找一個肯放權上來;再后來，跟著中央倒軍閥，又為什么?蓋我等之鄉土，皆在軍閥之手。不倒軍閥，則家族不能施為，族人不得掌鄉土之權柄也。而后輔助總統(蔣介石)殺共黨，這個簡單，共黨分我等之田，沒我等之財，奪我等之地位，不反何待……如此種種，就是我等老賊之畢生所為，卻無一處可配得上元勛二字，不過滿堂守財奴罷了。

　　——1961年4月《和老友們的心里話》，于右任，臺灣省，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執行委員，國民黨政府審計院院長，檢察院院長

　　那邊進行了熱核爆破，按理說，漢賊不兩立，我們應該沮喪和憤恨。但是，我想，和我一樣，情不自禁欣喜的，恐怕為數不少。這算不算媚匪通共?算不算侍領袖不誠?算不算置忠孝節義不顧?我告訴大家，不算!熱核武器是沒有政治屬性的，它既可以用來捍衛自由世界，也能被赤共用來奴役世界。現在，那邊搞出了這個，這是政治上的悲劇，卻是民族的壯舉。有朝一日，我們光復故土，悲劇就不存在了。那時，就只剩下民族壯舉，讓我們驕傲，讓我們爭雄于寰宇!

　　——1965年《用科學與民族的視角看問題》，錢思亮，臺灣省，中央研究院院長

　　大陸搞文化革命，最近兩年，被海外中外媒體批判的厲害。大陸搞這個東西，為什么被批判?我個人看來，并不是它破壞了多少自由，也不是它害死了多少人。最根本一點：它顛覆了知識分子心目中的‘秩序倫常’!在大陸搞的這場運動里：體力勞動者被宣傳置于腦力勞動者之上;不修邊幅的群氓分子被置于知識階層之上;新進的青年干部被置于開國元勛之上;沒有資歷和背景的社會流民被置于書香門第之上;等等。這種顛覆倫常與秩序的舉措，在知識階層看來，就是一種原罪。

　　——1969年《有話大聲說出來》，李斯翰，澳大利亞悉尼華人報業聯合會干事，洪門澳洲分舵干員

　　經濟統制方案，不是洪水猛獸，更不是赤色專制下的共產共資。經濟統制是國家資本對流通市場的主動干涉、對金融市場的善意控制、以及對微利行業的特殊校對。經濟統制與自由經濟并不抵觸，它是自由資本流轉的監控器，是私有資本增殖的地基。只有希望極端壟斷資本暴政的人，才會反對經濟統制方案，進而反對國家資本的主導地位。這不是自由與專制的對峙，而是偽善與真誠的較量。

　　——1974年《對宣傳機構的一些建議》，張茲闿，臺灣省，國民黨政府經濟部部長，臺灣銀行董事長

　　土地改革不是列寧主義匪幫的專利，更不是赤色政權的專利。土地改革，是落后農業國向工業國快速轉變的必由之路，是不以傳統道德觀為轉移的。大土地所有者集團，無所謂善惡，其本身，對于工業化轉變，是具有原罪的，是必須執行死刑的，是不可饒恕的。無論對傳統田園生活與鄉紳美德多么留戀、多么贊美、多么仰慕，也不能做為毀滅大土地所有者集團的理由。土地所有權的強制有償轉讓，乃至部分無償轉移，是在缺少殖民地經濟的條件下，大工業文明碾壓小農經濟的必然政治覺層。它不應承擔道德評判。

　　——1974年《自由世界的“強制”掠奪》，鄭道儒，臺灣省，國民黨政府經濟部部長，外交部顧問

　　聯產承包制是新貴們干的最無智的事，說遺禍千秋，也不為過。聯產承包制的本質，就是承認同一化的不動產所有制，無法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被迫進行不動產使用權的私有化分割，來進行產業重生。這是向私有資本合法化妥協的第一步，一旦邁出這一步，新貴們會發現，他們將無法回頭。因為他們自己否定了自己存在的理論依據，使用權私有化分割，必然開啟不動產產權與非不動產產權的全民私有化需求。這種需求，是壟斷資本經營執行者的必然要求，哪怕這個執行者是組織內的高級干部，也不會違背這個規律。

　　——1980年《掘墓人在內而不在外》，李明顏，香港《大公報》政評人，香港啟德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社會主義革命，并非反對某個特定人群，也不是反對某個特殊階級，甚至不是反對某種特殊制度。社會主義革命，歸根結底，是反對流通資本的私有化增殖行為。資本主義廢除了權力的血緣繼承，卻賦予資本以權力特權。在資本主義體制下，一個人，沒有特權;但資本，卻擁有特權;而人，可以占有資本，從而繼承附著于資本之上的社會主權。社會主義革命，其根本目的是廢除資本的社會主權，從而廢除資本賦予人的權利。

　　——1981年《社會主義革命論》，李卓然，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共中央馬列學院院長，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對岸搞戰備，搞三線，搞核武，是不是勞民傷財?你可以說是，并延伸到抨擊赤色邪惡，然后你可以領取反攻津貼了。事實上，它是必要的，是至少遺惠100年的。對岸是大國，是無論如何不會符合強權們心意的大國，是無論如何要被罵被恨被仇視的大國，是無論如何要挑戰舊秩序的大國，也是無論如何要與兩超硬碰硬的大國。大國要就要搞戰備，就要搞三線，就要搞核武。一時不搞，茍安一時;一世不搞，遺禍萬代。對岸的民生差，我們要批判，都是中國人，我們感同身受;對岸建軍工、實國防，我們要支持，都是中國人，我們同享普惠。有朝一日，我們光復故土，再造青天白日大中國，對岸的建設，我們也是要用的嘛!

　　——1982年《中國人應該如何想，如何做》，王建煊，臺灣省，國民黨政府財政部長

　　(大陸)嚴打，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有人當笑話看，有人當課題考察，門外人看門內人，做的起勁，看的卻茫然。其實，用中共的話說，要透過現象看本質。現象是什么?是嚴打。本質是什么?這個難說。各人有各人的理解。我的觀點，是清肅。清肅誰?清肅文革期間習慣了下克上、習慣了粗人反文人、習慣了用運動反官老爺的人。這些人不怕老干部，不想老干部們過好日子，不想老干部們重整河山。這些人還想著自說自話，還想著借毛的名義反對知識分子、反對老干部，窮兇極惡嘛!罪該萬死嘛!萬死難恕嘛!所以，要嚴打了。以打擊犯罪的名義，清掃一切害人蟲!這是翻身做主人的老槍們，對幸進新貴的反擊，根本上，是對那個死而未葬的人的反擊。

　　——1982年《隔著大門向里看》，邵立儒，新加坡三立新聞集團華語部干事，新加坡華人商會干事

　　毛推行的男女平權運動，不是資本權利意義上的兩性平等，但確實中國在近百十年里，最具有進步意義、也最應該保持的運動。毛式的婦女能頂半邊天：其根本目的是為了解放蘊含在女性群體中的勞動力，增加進行大工業躍進的勞動力基數;其更深層次的內涵，則是為了打破傳統家族式忠孝觀，打破地方壟斷性質的族權觀與父權觀，確立符合激進化大工業改造的意識形態觀。這種由男性統治階層強制推行的男女平權運動，并非出于女性自覺的權利爭取，而且是以‘女人像男人一樣’為標準，其本質上依然存在男女不平等的內涵。但是，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可能會花費100年甚至更長時間建立大工業體系的國家，這種毛式男女平權運動，確實最佳的處理方式。它比西方的女權解放運動，更符合中國的實際國情，并將產生持久的社會正向作用。

　　——1983年《兩性地位的再申論》，劉宇，臺灣省，臺北婦嬰維權會研究員

　　現在有人覺得，當年的地主也有好人，不該搶他們的土地，更不該殺人。對這種看法，同志們應該怎樣理解?首先要承認，地主里肯定有好人，而且有很多好人。就中國中央財政弱勢，地方上很多修橋補路的營生，都是地主鄉紳出錢做的。有些地主，說是大善人也不為過。我們要實事求是。但，地主里有好人，與地主階級是好的，有因果聯系嗎?沒有。地主作為一個階級，代表著舊土地所有制度，是一個禁錮流動資本、抗擊大工業化進程的反動的集團，是一個占有不動產產權、收窄不動產資本流轉的落后的階級，從整體上講，是必須消滅的。個人的善惡屬性，與其所屬階級的進步或落后，沒有必然的關聯，這是馬克思主義階級論的核心，也是階級斗爭的根源。好的地主，和不好的地主，都是激進式大工業化的障礙，在這一點上，我們和資本家們，沒有本質的分歧。

　　——1983年《與青年同志的座談》，李學先，廣東省監察廳廳長，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

　　我們為什么反對資產階級法權?這個問題，要從資產階級法權的性質講起。資產階級法權的性質是什么?簡單而言，就是建立在資本本身平等化與資本權力差異化基礎上的社會契約。每一分資本，其本身是平等的，這也是資本主義制度相對于封建制度進步的主要方面;但每平等資本相聚合，由于其壟斷程度的不同，必然造成差異化的權力結構，也就產生了不平等，乃至基于資本所有權的壓迫。在這種產權壓迫基礎上的社會契約，即資產階級法權，理所當然是不平等的。無產階級專政，不能允許擁有資本量多的人，利用資產階級法權，‘合法地’占據優勢地位;同時也不能允許資本本身帶來的法律上的優勢地位。這是無產階級司法體系的核心，也是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必須避免的根本問題。所謂司法獨立，從根本上講，是大資本化時代最迷幻的夢境而已。

　　——1983年《在小組討論上的幾點意見》，李一清，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郵電部第一副部長，第六屆全國人大法委會委員

　　這兩年，我們放回了許多老貴族(指少數民族舊上層)和他們的后代。有些同志說這叫‘寬以待人’，還有人引經據典，說這是‘遠懷夷人’。我只想問在座的同志們，我們的民族政策原則是什么?主席曾說過，民族問題，歸根結底是階級問題。我黨處理民族問題的主要方式，就是民族矛盾階級化，化民族沖突為階級斗爭。我們就是靠著這個方法，團結西藏、新疆的少數民族勞苦大眾，推翻了貴族奴隸主統治，維護了國家統一與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完整。如今，我們卻要放回那些曾經的奴隸主和宗教頭子，寄希望于他們來’念我恩惠‘!是地地道道的政策倒退!丟了階級斗爭這件戰無不勝的武器，我們必將陷入歷代王朝與少數民族尖銳對立的怪圈，永遠不得解脫!

　　——1984年1月《大膽向中央建言幾句》，李學智，中共寧夏回族自治區委員會書記，寧夏軍區第一政委

　　【注：1980-1986年間，中共先后釋放超過9000名各少數民族原上層統治者與其家族后代人員，陸續返回本民族居住地，并返還其部分被沒收的財產。同時，不再要求少數民族聚居區地方黨組織、群眾組織，再進行“反壓迫、反奴隸制”的宣傳活動。】

　　主席(指毛)去后，我們就開始翻舊賬。翻了一年又一年，如今快10個年頭了，還沒看到頭。有些人，越翻越起勁，越翻越有奔頭兒，好像要靠這個吃一輩子!我不評論翻舊賬對不對，畢竟，我也是主席下令摘頂戴的，也是主席一句話，送到鄉下去改造的。要說翻舊賬，我比三四十歲的年輕同志，更有資格翻!我只說一句，眼下是什么時候?我們應該干什么?干什么最有意義?主席從來知道什么最重要：他把我們送到鄉下，三線挖洞就沒停過;他把書生們送到鄉下，原子彈、導彈也沒停過;他把秀才們送到鄉下，鐵路、大壩還是沒停建過。他要是只知道折騰，不知道干事，我如今第一個罵他!可他老人家一邊折騰一邊做事，這一點我服氣!如今的一些人們，你們學老人家的折騰，卻學不到他的做事。我這個老頭子，看不慣!

　　——1985年4月《一個待罪之人的妄言》，丁盛，廣州軍區司令員，南京軍區司令員

　　大陸開始大講鄧小平理論了，開始淡化毛澤東思想了，這是輿論界的共識。大陸為什么要這樣搞呢?除了現實政治角力之外，我認為，還有更深一層的原因。什么是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就是對統治權威層級的顛覆。無論這個權威是封建帝王、資本所有階層，還是以馬克思主義信徒自居的社會主義者，都不例外。因此，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進行反對層級制度的斗爭，其結果必然指向對新生統治集團的再次斗爭。解決這個問題，理論上只能實現‘全民統治階級’，即‘沒有單一功能化的官僚體系，建立全面政治權利平均化的非國家體制’。很顯然，這套理論體系，對希望進行黨內資本瓜分的新貴們，對希望重新獲得輿論壟斷的知識階分子們，對希望重新獲得私有資本流轉權的新型資本家們，都是致命的枷鎖。也正因如此，他們把這套思想體系打入冷宮。

　　——1986年《思想解放的實質與陰謀》，馮曉陽，新加坡星月政策研究所研究員，《大公報》文化專刊記者

　　這次中央能及時出兵，我看就很好。這幾年，我們把繩子放松了，對這些老貴族們客氣了。人家就覺得我們好欺負了，覺得有外國人撐腰了，覺得又可以裂土封侯、繼續做主子了!表象上，是民族問題;根子上，還是階級斗爭。中央讓一步，人家進十步;中央好言好語，人家拔刀相向;中央息事寧人，人家上房點火……還是他老人家(指毛)說的好：有些問題，不張嘴，不動刀，是不行的!要我說，不用統計殺了多少人，掀了多少房，這些都沒意義。叫嚷自決的、自治的、獨立的，有一個算一個，殺了不為過!在這點上，天王老子老了，也干涉不得!

　　——1986年2月《這就是平叛，沒什么可隱晦的》，黃經耀，黑龍江省軍區副司令員，蘭州軍區副司令員，寧夏軍區司令員

　　反思前三十年，要做到真正的反思，而不是有一個刻板模劃。三十年的主要成績是什么?表面上，是大工業體系的創立與完善，是黨政體系正式邁入現代國家行列;實質上，則是有計劃、有步驟地鏟除地方家族體系、黨內壟斷集團以及忠孝等級秩序觀。現在有人肯定前者，而故意忽略甚至反對后者，實質上是似褒實貶，完全否認新中國的成績。這里的原因嘛，看看當下諸公的斑斑事跡，想想日后為政者將會至何地步，就可明了。一句話，前三十年的功績，正砸痛了后來者的神經!

　　——1987年《否定了什么，又肯定了什么》，賈靜，江蘇省委宣傳部社情采集員，新加坡《聯合早報》國際版編輯

　　人死了，自然不會分辯。所謂蓋棺定論，就是欺負死人的另一種說法而已。大陸這些年，對他(毛)的評價，逐漸走低。那個著名的三七開，現在看來，不過是新貴們安撫民心的妥協而已，當不得真。讓我們看看，新貴們在做什么：在(黨組織)里面，劃分了八大家，也有人說九大家，不管幾大家吧，反正派系分出來，架勢亮出來，就剩下拋骨爭肉了;在外面，大家族開始壟斷地方上的經濟，小家族依附在大家族上面，開始形成一個個資本集團，開始分割國家資本這一道大餐;軍工無用、國防無用、大工程無用論開始出現了，聲音越來越大，開始有人系統性的批判前三十年的重工業體系打造，開始羨慕日、韓的軍弱民富了。從這里看，就應該知道，人死了，為什么會被漸漸否定掉。不否定不行啊，不否定，后來者不好去發家致富，不好去干好事嘛。等等看，或者真個亂掉，亂成片片;或者出一個反復，終究要全否掉。我們來打個賭吧。

　　——1987年《隨便談一談，不要動真氣》，李煥，臺灣省，國民黨中常委，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長

　　關于(毛)主席搞的對外援助的問題，有些同志意見很大，甚至說怪話，說勞民傷財等等，我要說兩句。在那個時候(指1960、1970年代)，我們先后完成了兩件大事：一是通過援助東南亞、非洲國家，讓他們反殖民，鬧共產，拖住了美英法等國的步子，讓他們頭疼;二是通過和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羅馬尼亞等社會主義國家的交往，拖住了蘇聯的步子，讓他也頭疼。就這么一拖二拖，給我們拖除了搞原子彈、搞衛星、搞三線的時間。現在，我們其實是在吃他老人家(指毛)的家底。至于當下我們跟美國人挨得近，跟蘇聯人搞緩和，個人意見，這是權宜之計。終有一日，這兩方依然是大禍患。到那年月，為了爭取發展時間，我們大概還會搬出對外援助的老辦法。那時候，我們才能更深的理解他老人家的眼光。”

　　——1987年3月《對黨內一些思想問題的意見》，姬鵬飛，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外交部長

　　有些事情，當時不許說，有必須控制影響的道理，但不能永遠不許說，這不符合唯物主義。比如當年主席(指毛)力主入朝，一是怕蘇聯人摻合進來，霸住東北不走;二是要消耗掉400萬投誠國軍。再比如珍寶島那幾槍，兩國各自給自己的激進派一顆甜棗，把調門降下來，畢竟誰都怕真打。這些我們沒有刻意宣傳，但黨內一直沒有隱瞞，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黨內都不讓說，我們就會垮掉。那么，現在談西南那一仗(指1979年中越邊境自衛反擊戰)，在黨內就不應該由太多忌諱。那一仗必須打，這個是大家的共識。不打仗，軍內就無法清洗和控制，那么多二、三梯隊上來的小頭頭們，就不會真心跟著中央走;不打仗，幾大軍區始終跟中央別扭著，像丁鷂子(指原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這些人，就會層出不窮;不打仗，老干部們就不會放心，中央的位子就不穩;不打仗，美國人也不會給我們松韁繩，大鼻子頭(指戈爾巴喬夫)也不會明罵實夸地給咱們送笑臉——咱們是幫他拋掉越南人這個萬年大包袱啊!這些個，黨內要公開，不能都瞞著。黨內沒有民主氣氛，到了關鍵時刻，黨的戰斗力就體現不出來。至于那些個人道主義衛道士們，不用去管他們，他們只會汪汪叫，成不了事的。“

　　——1987年11月《黨內民主不是做給人看的》，尤太忠，原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原成都軍區司令員

　　咱們黨內有淵源，軍內有山頭，這個不用回避，是客觀存在。如果沒有，他老人家(指毛)也不會大動干戈地整軍、整黨，自然也不會把人得罪光(全場笑)。有山頭，但不能唯山頭論，這時原則，否則我們就變成了軍閥。宣傳的時候，刻意避重就輕;但做戰例總結，咱們必須實事求是，不能為尊者諱，也不要為死者諱。就拿東線(指1979年中越邊境反擊戰的東線戰場)來說，現在說許瘋子(指許世友)是胡鬧，是昏頭，有沒有同志反對?三個軍，十幾個師，六成機械化行軍，大縱深突破，連人家一個完整的防區集團軍都沒兜住，最后搞了個交叉火力線(指東線停戰時，雙方火力接觸區的情況)，讓人家打了幾個反擊。這打得什么仗?爛仗、蠢仗、糊涂仗!

　　說句不好聽的，當年和印度人也這么打，直接火線槍斃，也沒人去喊冤!許瘋子人沒了，咱們不是揪住不放。

　　只是拿來做個比方，讓同志們知道，黨內軍內要民主，要實事求是，不要搞虛的。該怎么說就怎么說，該怎么罵就怎么罵。不讓說，不讓罵，都成了悶嘴葫蘆，將來打起仗來，是要吃苦頭的!“

　　——1988年1月《黨內要讓人說話，說真話》，陳錫聯，解放軍炮兵司令員，沈陽軍區司令員，北京軍區司令員，國務院副總理

　　那邊又再掃黃了，放在我們這里，叫‘打私娼’。不過對面不分私娼或公娼，所有性交易，在那里都是非法的。這本是赤毛時代引以為傲的功績之一，如今卻遭到頗多非議。非議主要有二：一是這違背人性，娼妓古來有之，只要有人在，就不可能被消滅;二是這違反人權，是對性從業者權利的侵害，是暴政的體現。其實，這種評價，頗有些雞同鴨講的味道。那邊禁娼的根源是什么?風俗道德次之，意識形態也次之，根本在于私人資本的支配權!性產業的根源，在于私有資本對性權利的支配，這是資本財富化與財富私有化的最主要體現。根據馬克思的學說，自從產生私有財產與階級分化，性交易就出現了。對面禁娼，根本上是否定私有資本對性權利的支配權，進而否定私有資本的合法性。以同一化的國有資本進行社會道德與意識形態的壟斷。這也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禁娼的根源所在。

　　——1988年《私有資本的非法性綜述》，李明睿，臺灣省，文化部“復興與統一”小組副組長，臺灣新青年統一促進會干事

　　階級斗爭需不需要年年、月月、天天搞?不需要，因為它的涵蓋面太廣，很可能成為一種形式主義的面子工程;階級斗爭需不需要搞?需要，因為無論你承認不承認，社會存在階級分化，有階級分化就必然有階級斗爭。其實，這不是我們搞不搞的問題，而是你敢不敢、愿不愿面對它的問題。為什么過去我們敢搞?因為過去我們是被壓迫階級，我們反對統治階級，反對統治階級利用資本所有權進行資本鎮壓與掠奪的行為;為什么現在有的同志不敢搞?因為他們已經變成、或正在變成鎮壓者與掠奪者;他們已經、或正在背叛無產階級，轉而向資本壟斷者靠攏;他們已經在內部或外部重建了宗族式資本體系，開始為了家族與個人而進行資本積累……總之，他們已經越來越接近新的資本統治者，所以，他們不敢再搞階級斗爭了!

　　——1988年1月《在當前形勢下的一些感受》，劉西元，全國青年聯合會主席，總政治部組織部部長，南京軍區副政治委員

　　這次是給同志們介紹情況的，也算是匯報情況的。內參已經發了，大略的事情(指1987年底在拉薩的平叛)，同志們都清楚了。沒錯，殺人了，還不少的。這個，同志們應該已經想到了。咱們不是報社的編輯，說漂亮話不是咱們的工作。殺人，這話好說不好聽，但還要說。不殺，不能平叛，對就是平叛。這個性，就是這么定。和自由啊、民族啊沒關系，就是叛亂。不管別人認不認，我們就定這么個性質。這是政治(需要)。近期，這是一陣風，從南到北、從東到西，風很盛，不過是虛的，掀起些小浪頭，翻不了船。我們殺人，就是告訴那些想復辟的貴族頭子們，30多年過去了，我們的槍口，還是熱的!

　　——1988年3月《談一些情況，講一講問題》，任榮，西藏軍區副政治委員，軍區黨委副書記

　　現在軍內有沒有問題?有!不只有問題，而且有很大問題!什么問題?明面上，是搞經營，搞三產，軍區大院變成貿易公司，當兵的不扛槍，改做買賣了。實質上，是軍內劃山頭、軍區分派系，一個山頭一個坑，自家坑里無法無天啊!老書記(指萬里)說的對：自己山頭怎么撐起來?要有錢嘛，沒錢誰跟你玩?怎么有錢?搞買賣嘛，倒騰軍需嘛，吃后勤嘛，搞這些個來錢快，那是其他買賣比不了的!就是這些個山頭主義，讓我們軍內畫地為牢、不務正職、空耗軍需，也讓我們沒了當年的精氣神兒。這些年搞輪戰(指兩山輪戰)，搞大比武(指1985年中原大比武)，戰斗力提高了嗎?我看未必!各個山頭都領著跑著做買賣，搞副業，指望底下的兵多厲害，這可能嗎?該干什么，不干什么;不該干什么，卯足了力氣干!這個鬼樣子，日后中央有行動，指望誰?槍都銹了，黨去指揮誰?

　　——1988年4月《軍內的問題，需要認真對待》，秦基偉，云南軍區司令員，成都軍區司令員，北京軍區司令員，華北軍事演習總指揮

　　現在的危險，在內部，不在外部。外部的反對者，有些是敵人，有些僅僅是看不清方向的同志。但在內部，在我們當中，在這個屋子里，有些同志卻有變成敵人的傾向。他們對組織的限制不滿，對組織賦予的權利終將失去不滿，對利用職務獲取的利益可能無法保住不滿，甚至對不能把國有資產正大光明變成個人產業不滿!他們希望成為中國的資本統治者，成為中國的財閥領袖，成為中國的洛克菲勒。他們認為組織礙事了，認為只有借助自由、民主的名詞，才能獲得真正的權力。一句話，他們眼紅了!

　　——1988年9月《請各位同志們認真思考》，歐陽斗，北京市市長助理

　　局勢很緊啊，不過沒什么，天塌不下來，太陽照舊要升的。他們(指學生們)占理不占理?要我說，占理!從來學生都是要反官府的，當年我們這么干，如今人家也這么干，沒啥不對。那我們要不要讓步?不讓，堅決不讓!我們不是對學生不讓步，而是對他們后邊的那只手不讓步。這是大原則。至于我們自己，要改，要堅決改。(毛)主席反派系、反家族、反族權壟斷，如今都冒出來了。難怪人家罵娘!這樣是不改，天理不容!

　　——1988年12月《不要怕，更不要慌張》，王震，中共中央軍委常委，中共中央黨校校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

　　官方撒手的遺禍，在漢城一覽無遺。強大的體操隊失誤連連，零落的小球項目漸入困境，田徑游泳被被逼入死角……北京在1983年開始的放手政策，讓中國在奧林匹克競技賽場上，逐漸陷入被動，這是不可原諒的!奧運舞臺，強者為尊，金牌等于全部!這是和平時代，國力的比拼，榮耀的較量，尊嚴的抗爭。失掉金牌，不只失掉榮譽，更失掉了一個國家的尊嚴與民心。覽美蘇兩超，白刃搏殺;歐日諸強，戰不旋踵。唯我國家，喪城失地，此國家之恥，民族之辱，種群之慘禍!望在位諸君，以民族大義為念，勿吝于區區阿堵物。以財政供體育，以金牌設戰略，揚吾國威于賽場，致吾國旗于頂峰!”

　　——1988年12月《勸諭當政諸君書》，齊先勇，香港《文匯報》國內新聞版副主編，東南亞華人記者聯盟理事

　　【注：中國官方在1983年，宣布逐漸停止對體育領域的官方支持，減少財政對體育的投入，致力于“體育項目養體育人”的政策。1988年漢城奧運會，中國軍團慘敗，舉國嘩然，華人世界人心大痛。各地媒體強烈譴責官方的“緊縮戰略”，要求“財政投入，舉國支持，金牌戰略，壯我國威”。至此，中國官方自我反思，拉開了奧運金牌戰略的序幕。】

　　人要有所畏，而后能立世。人如此，黨亦如此。我們畏什么?就當下而言：(廣場上)坐在那里的學生，不需要畏，他們還是孩子，是我們的接班人，只是有些叛逆而已;那些戴眼鏡的先生們也不需要畏，他們大都是理想主義的書呆子，科學發展還要靠他們;那些個上躥下跳的幕后斗士們，更不需要畏，他們就是蚍蜉、小丑，搗亂都搗不好，更不會成事……我們要畏的，是我們自己!我們的有些同志，權力大了，可動用的資源多了，就開始反感組織約束了，開始幻想私有化自己當資本家了，開始想著自由競選自己當大總統了!打著紅旗反紅旗，說的就是這些人，這些想把組織賦予的權力無限化的人!這些人，是我們需要畏懼的，也是我們必須消滅的。他們，只有他們，是我們的事業的最大的敵人!

　　——1989年5月27日《我們需要真正警惕的》，賈春旺，北京市委副書記兼市紀委書記，國家安全部部長

　　從蘇聯發生的事中，我們應該得出什么樣的教訓?我認為：首先，敵人在內，不在外。真正威脅我們事業的，是我們內部的那些渴望斬斷組織監管、渴望竊取國有資產、渴望成為資本家的干部，是那些國有企業的領導、軍工產業的頭頭、強力部門的負責人們，他們在感到手中的權力越來越受到組織約束時，就會跳出來倒戈一擊;第二，制度要健全，這不是說好聽的話，而是為了我們事業的生存!只有健全的制度，才能將所有內部的野心家們，都置于組織的監管體制下，讓他們沒有機會實現野心，讓我們的事業始終處于高度的安全狀態;同志們，外部的威脅始終存在，我們從來不怕;內部的危險也長期存在，我們要嚴陣以待!

　　——1990年《我們當前面臨的局勢》，羅志敏，四川省第四屆政協副主席，中共四川省委紀委副書記

　　這十來年，這些紅孩子們(指中共高層的子女)確實很不像樣子，很不像話。學生們(指1989年)當時的目標，很大程度上，就是他們，這個我們不要避諱。我的子女在干什么，在座同志們的子女在做什么，有幾個當工人、當農民的?有幾個靠工資過日子的?包括我在內，我們有個能不為子女打小算盤的?……中央這回下決心了，都送出去，統統送出去。這個不會改了，已經定了，只有執行一條路。不管你紅幾代，不管你爹媽是神是佛，都送出去。你在國外花天酒地也好，酒池肉林也罷，你不能回來，更不能干預國內的政事。這是原則……現在重點是省部級，以后要往下走，有實權的子女統統要走，絕不能留在國內狐假虎威，中央有決心，同志們最好不要挑戰底線……

　　——1992年4月《關于中央決議案的補充講話》，呂楓，中共中央組織部經濟干部局副局長，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

　　【注：1978年以后，隨著文革期間被打壓的黨內老干部群體，相繼平反，并回到領導崗位。在北京和全國各大城市，掀起來一股猛烈的“紅二代、紅三代”從商、從政潮，這在當時被成為“大院兒沖擊”，又稱“第三梯隊提前上位”。整個1980年代，大量的“大院紅色子女”充斥各個領域的資本積累前沿，制造了相當嚴重的負面輿論，成為歷次運動中，學生、知識分子抨擊的對象，并受到社會各階層的普遍反感。有鑒于此，1990年以后，中央經過反復調研，出臺了”建議中高層領導干部子女出國留學“的內部決議，即“在尚未健全規范領導干部子女參政、從商條例，尚無法形成有效監管的情況下，盡量鼓勵中高層干部子女出國留學、生活，以此避免其干預國內政治生活”。從此后，中高層干部子女出國生活成為常態，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這個階層對國內政治運營的干預。】

　　最近這么高調(指1993年毛誕辰100周年時，中央大規模的宣傳活動)，有幾人是真心的呢?我看不多，群眾真心的多，越往上邊越少。這陣子風，多往軍事上刮，不錯，主席在打仗上是杰出的，這個你承不承認，都是事實。但主席之所以是主席，你后面的人，第二代、第三代……都取代不了，就不只是軍事上的事情……主席在建國后，干了三件大事：一是徹底剝奪文人群體的特權，打破他們對輿論的壟斷;二是堅決摧毀敵方宗族勢力與家族經濟割據，讓國法完全取代族權、族規三是堅決打掉黨內的資本集團，誰拉起山頭來就整誰。這三點，是主席區別于歷史上“定鼎中原”的各家皇帝的主要方面，不宣傳這三點，卻去糾纏于軍事問題，可笑啊……如今路走得不穩了，需要主席這面大旗撐腰了，等哪天又站穩了，這面旗是不是就可以徹底丟了?

　　——1993年5月《在老干部座談會上的發言》，宋任窮，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服務團團長，東北局第一書記，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央書記處書記

　　大家關注了兩個月，如今算是塵埃落定了(指銀河號被美方強制檢查一事)，可以簡單總結了。咱們有內參，有內訊，還有輿情整理，相信大家都看了。大體情況就是這樣，至少從我的渠道了解，咱們確實被冤枉了。當然，話不能說滿。政治嘛，尤其是國際政治，暗的多，鬼得很。咱們給那邊(指兩伊)，總有些關聯。咱們是五大國嘛，五大國踢加利(時任聯合國秘書長)的場子，正常。這次，咱們吃了虧，至少是吃了悶虧。人家沒搜出贓物來，卻不給我們道歉。一個多月啊，讓人家搜來查去，堵在海里，說不好聽的，就是嫌犯嘛。咱們抗議了幾次，沒用啊。人家有盟國，有航母，有國際大管家的身份，樣樣都比咱們強。在國際上，人家是這個(伸大拇指)，咱們是這個(伸小拇指)。虧吃了，日子還得過。今后的日子，估計還要難過一陣子。人家想一勞永逸，把咱們解決掉嘛。幾年前沒解決掉，今天也要解決掉。今天在這里說，日子難過，也得過，而且很快就會好轉。人家要如何，由他去。主席說過，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隨它去。我們扎好籬笆，多大的風，也刮不走屋頂的。

　　——1993年9月27日《給同志們吹吹風》，錢其琛，國務院副總理，外交部部長

　　這是值得高興的日子，但不用太興奮。它回來了(指香港回歸)，至少是名義上回來了。不過人家政治、司法、行政自成一套，本質上就是和當年的租界沒區別。這不是貶低它，而是有話直說。這種單方面的事實獨立，再結合我們處于弱勢的意識形態地位，最終只能導致一個結果，就是：它發展的好了，是它民主自由、法制健全，抗拒我們干涉的結果;它發展遇到困難了，就是它自由受我們限制、法制被我們破壞、經濟被我們拖累的結果。總之，無論回歸后，它是好是壞，都極有可能把我們當作對立面，進行導向型攻擊。我本人，一點也不看好兩邊能互利互惠地作為一家人過日子。

　　——1998年4月《回歸后續發展的幾點預測》，李欣欣，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院，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社會研究局副局長

　　誰最恨大陸目前的體制?和大多數人想象的不同，并不是學運領袖們，不是所謂的帝國主義們，更不是那些民族分裂者們。沒有目前的體制，領袖們就無法得到源源不斷的外援，帝國主義們就無法為國民樹立敵人，民族分裂者們就無法凝聚極端民意。這套體制，他們其實是最大的受益者。最敵視這套體制的，是那些體制內的、擁有決策權與審批權的、卻被體制束縛不能把資本個人化的黨內新貴們與重獲權力的元勛們!毛用他的畢生精力，與試圖建立黨內資本壟斷、地方家族壟斷的人戰斗，直到最后眾叛親離，被明曝暗貶地打入另類。如今，掌握者各種權力的元老們、新貴們，一方面借助體制威力謀求利益，一方面又憎恨組織的監管與限制，無時無刻不在試圖瓦解組織體系，將巨量資本化合法化地私有。堡壘，永遠從內部被攻破，這是古今中外永恒的真理。

　　——劉昆，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員、香港新馬克思主義學會副會長，《受益者與反對派》

　　中國官僚集團用三十年時間，堅持不懈地造謠污蔑，證明了毛澤東和那代革命者的偉大。

　　背叛革命，如此而已。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