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怎么看待和界定二十世紀

　　我理解的二十世紀，是一個比較短的二十世紀。理解二十世紀，很難離開中國革命，因為可以說，二十世紀本身就是一個革命的世紀。

　　既然如此，又既然“告別革命”是過去二三十年間的一個學界定論，那么，我們就可以更早地將二十世紀終結 - 在1976年文革結束時，或者更早 - 從文革時期內部的自我否定開始。

　　這個世紀是從辛亥革命到文化革命的世紀。它的序幕是1898年的戊戌變法 - 或者更早時期革命派與改良派之間的大論戰，而其尾聲則是1976年前后到1989前后。不夸張地說，這是一段持續革命的歷史。

　　當然，我們可以把它的尾聲再向后推一點。畢竟中國、蘇聯、東德的大亂局，是以1991年蘇聯解體而正式謝幕的。英國一個史學家正是如此界定二十世紀的：上至1914年一戰，下至1991年蘇聯垮臺。按他的邏輯，這是一個極端的時代，age of extremes。但可惜得很，他的概念里并沒有對中國，對中國革命的討論。而沒有對中國，對中國革命的討論，怎么能稱其為二十世紀的真實歷史呢?

　　二、對于二十世紀的一個評價

　　左右翼對二十世紀(中國)的評價都是相對負面的。為什么呢?因為推動改革的基本前提，就是否定文革。換句話說，對待這段歷史的基本態度就是否定。但即便如此，還是沒有否定中國革命，沒有否定中國革命的大背景，因為推進改革的歷史前提，恰恰也是在二十世紀環境里萌發的。這就和蘇東的變革不同。不論怎樣，大致的語言、語境都是非常負面的：戰爭、屠殺、迫害，和建立在此之上的對這段歷史的批判和否定。

　　其實，這本身就是一個破碎的世紀。1957年到1976年間的歷史，更像是十九世紀歷史的延伸，它在上個世紀還沒有伸開拳腳，而終于在這時展開了。這段歷史復制了十九世紀的邏輯。

　　如何評價六十年代呢?比如，如何評價六八年席卷全球的革命運動呢?六八革命和六八學運、工運的共同起源，都是那個完完全全自我否定，不以為榮，反以為恥的中國。別國是如何評價六八?中國呢?

　　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官方什么東西也見不到，這里的一切靜悄悄。但是，我就注意到了網絡和民間討論的變化，質的變化。

　　這樣的困局，其實是有其雙重原因的。西方六十年代的環境，與中國相當不同。西方的環境是什么呢?自我批判。學生運動、工人運動、社會運動、反戰示威，其起因都是戰后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這些運動都是反體制的，反西方體制，反資本主義體制。而在中國，六十年代的含義完全不同。在世界范圍內，從萬隆會議開始，五十年代后期到整個六十年代，都是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大高潮，而這個運動是中國極力鼓勵、支持、推動和領導的。也就是說，西方的環境是“破”，非西方的環境是“立”。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體制內的社會主義政權 - 這是其所有成就及困局的根本。其困局最終導致了文革。進入七十年代以后，我們開始反思文革，之后更是徹底否定。

　　我們今日對歷史的一切模糊，不清晰的概念，都是由于這些條件造成的。對于六十年代世界歷史的理解，去掉了對六十年代中國的理解，去掉了對中國革命理論與實踐對世界重大影響的理解，去掉了中國大陸反帝反修對臺灣民主化進程重大影響的理解，去掉了中國大陸對香港、對澳門、日本、歐洲、美國重大影響的理解，我們對二十世紀的理解怎么能夠不模糊呢?

　　三、二十世紀的終結

　　國外，柏林墻的倒塌，中國，1989-1991年大論戰的終結，也就是二十世紀的終結，也可能是兩極化權力構造的終結?什么叫兩極化權力構造?中國從萬隆會議、不結盟運動那時開始，一直就在探尋第三條道路。不然，五六十年代的中蘇大論戰是為了什么?要記住中國六十年代的政治姿態：反帝反修。這正是打破兩級構造的開端--中國。

　　沒有對中國六十年代的理解，就不可能真正產生對二十世紀的根本了解。而中國六十年代的最特殊問題，是文革無疑。不論三年文革還是十年文革吧，我們在這里都不可能完全展開對它的討論。但是可以說，文革就是去政治化政治的形成時期。意大利社會學家Russell評論說，文革的終結在其開始不久后就形成了。這就是說，在文革早期“踢開黨委鬧革命”的底層無政府運動全面轉化為派系斗爭后，文革就已經終結了--派系斗爭自然成為了國家機器重新介入的重要因素。從這個意義上講，從“踢開黨委鬧革命”到國家重新介入的過程，正是一個從內部展開重新鞏固黨國體制的過程。

　　整個六十年代，西方眼中的“黨國體制”出現了很大的危機。這種黨國體制，其實并不局限于社會主義國家，戰后資本主義國家也是一樣，無非是一黨制和多黨制的區別。政黨體制是二十世紀的關鍵模型。二十世紀初期，各國基本形成了現代政黨的形式。到六十年代，這種體制的危機終于爆發了。六十年代各國運動的對象，都是不同的黨國體制。

　　從那時起到現在，政黨角色出現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今天，在世界范圍內，黨、國之間的關系也在發生重要變化- 二者越來越趨于一體化了。不要講中國的內部整合(internal integration)吧，在西方，政黨也越來越變成國家政治的重要部分。這是一個“從黨國到國黨”的變化。黨的角色和價值都轉變了：在今日“現代化”的框架下，黨價值體系的趨同化觸目驚心。這種趨勢，從赫魯曉夫提出“全民黨”建設時就開始了。問題是：黨代表誰?西方國家體制內的兩黨也越來越無法回答這個問題了。這就造成了西方制度的危機。黨代表誰?回答不了。那么，為什么爭呢?那就為權力而爭唄。這樣，代議制民主本身，能不出現危機嗎?伊拉克戰爭就是一個例子。民意在重大問題上的無用性，在這里暴露無遺。反戰民眾那么多，為什么它們的行為毫無效果?這就說明了代議制民主的社會參與性差，已經淪為了權力的游戲。一邊是政治冷漠，一邊是動員機器。什么動員機器?戰爭的動員機器。什么是戰爭的動員機器?議會、國會。

　　而在中國，也出現了相似的趨勢。本來，新中國有著一套和西方完全不同的，清晰的價值觀。現在呢?對比五十年代與今日的中國，看看黨、國關系的調整，看看從人民民主專政、無產階級專政到……，今天的政黨，已經成為了一種中性的，普遍的政黨。本來，按Max Weber的理論，所有建立政權的革命黨必須也會如此，從巴黎公社的無政府主義到蘇聯的國家體制，從革命黨到執政黨。 可是，怎么解決官僚化國家的問題呢?文革的方法是自我沖擊;實行工廠、學校自治;大量吸收工農兵成為兩會代表，進入中央政權。而現在呢?用一位自豪的兩會代表的話來講，從“代表工農”到“工農代表”了。

　　處在危機中的民主模式的自然運用，只能是去政治化政治的延伸。

　　四、政黨壯大與其路線斗爭的內在關系

　　民主不是能“自我糾錯”嗎?政黨也能。這就是路線斗爭的作用。沒有內部的不同路線，沒有肅反、盲動，妥協就會占上風。當然，共產黨解決好通過而非確實斗爭來處理路線問題，但別的方式本來也是不可能的。

　　理論斗爭是政黨壯大的最有力的成分。國民黨最強大的1930年左右，就爆發了對中國社會性質的大辯論。而理論斗爭的結束，則基本宣告了國民黨政治生命的結束。

　　今天物權法和“原罪”引發的辯論，正是路線斗爭的一種延續。所謂一種延續，是因為最后的理論斗爭已經在七十年代末勢微，而于八十年代終止了。為什么呢?“不管黑貓白貓”，“摸著石頭過河”。于是，沒有理論問題，只有實踐問題了。可是實際上，這兩條語錄本身的反理論特性，就是理論性的。

　　1974-1975年左右，以毛澤東的一系列講話為背景，張春橋、姚文元和鄧小平分別利用兩報一刊和政研室班子展開空前激烈的理論討論。討論的內容是什么呢?(社會主義還有沒有)商品經濟，價值規律，資產階級法權，唯生產力論。1975年，為了配合辯論的進一步展開，我們翻譯了不少蘇東討論這些問題的文章。我查到的就有一本叫《摘譯》的，它第五期上登的文章就很蘇聯：《商品貨幣關系與蘇聯的宗教》。這樣引入的文章和論述很多，都是合法化商品生產的基調。讓我們看看鄧小平第一次復出時的那些觀點：批評無政府主義、三要三不要、回到一五時期的計劃經濟體制等等。可是幾年后，到1979-1980年的時候呢?就完全相反了。更不用提之后嘍。從計劃經濟到商品經濟到市場經濟。

　　1979-1980年。就是這個時期，朱光潛提出了一個觀點，說沒有“資產階級法權”，只有“資產階級權力”。這樣，就把資產階級法權合法化了。而所有這些合法化商品經濟的論調，都是對七十年代中期那場理論辯論的回應。今天的物權法、商品經濟、先富論，等等等等，與之是一脈相承的，兩者是一樣的導向，一樣的關注。可是，從那時起到現在的這一整套理論脈絡，都隨著“不爭論”而被抹殺掉了。“實踐”變成了所謂純粹的“非理論”。

　　所謂“思想解放運動”的理論脈絡，要比“運動”本身早得多。人們往往忘記了八十年代與七十年代在理論上的延續性。比如1983年，在紀念馬克思去世一百周年的大會上，周揚做了一份由王若水寫的報告，講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和異化。而社會主義下的異化，是周揚在1964年就已經向毛澤東上報過了的觀點。結果二十年后，鄧小平評論周揚說：我看毛主席是吃了他的虧。如果這樣講下去的話，就是文革。你看，這正是在否定文革上的不同立場。兩者在政治上對立，卻在理論上關聯。鄧小平是提不得，絕對不允許;周揚是要回到文革的理論出發點。

　　這就是說，八十年代的困境其實仍舊是如何理解六十年代。我們今天也一樣。

　　五、階級問題

　　《讀書》雜志前幾年刊登過關于高默波《高家村》的討論，結果被《南方都市報》通篇大罵，被學者和政府一起聯合絞殺了。這就提出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社會如何理解階級的問題。

　　階級和階級斗爭是二十世紀的關鍵。更早些時候，馬克思本人并沒有為階級分析出一套很明確的理論體系。《資本論》第一卷第52章里講階級，可他只用了一頁多一點的篇幅，借英國的例子做了一些說明。他在這里分析說，在結構上對立的三大階級是資本家階級、地主階級和工人階級。他們的階級及其成員都是由于生產結合起來的。但與此同時，馬克思對路易·波拿巴革命時期農民的階級歸屬卻有前后不一的看法。他認為法國農民是一個階級，也認為他們不是一個階級。他認為法國農民是一個階級，因為他們是自在的。同時，他又認為法國農民不是一個階級，因為他們不是自覺的。

　　自在和自覺，也就是說，主觀狀態和客觀存在- 一個是政治性的階級概念，一個是結構性的階級概念。而政治性的階級概念對中國經驗影響最為深刻。中共早期的領導人，大都不是工人出身;中國革命的政治主體，也不是工人而是農民。這就是說，階級代表性和階級出身是不一致的。中國革命的階級觀是從運動的角度出發的階級觀，而不是機械的，結構性的階級觀。在這里，主觀構造幾乎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在蘇聯，1905年和1917年的兩次革命都是工人階級的革命。而在中國，卻是由農民完成了與其階級屬性完全不同的革命。《讀書》里最近發表過張承志關于遇羅克的一篇文章。張承志在文章里說：中國革命恰恰是反對血統論的。哪怕在遇羅克死的時候，當時的國家政權也是反對血統論的。

　　當然，中國革命還是體現了結構化矛盾的兩個方面。拿土地革命來說，這兩個方面就是土改和定性。土改時期的暴力，近年來學界已多有披露;但另一方面，其進步意義，也通過韓丁的《翻身》和周立波的《暴風驟雨》等紀實性作品客觀地反映了出來。

　　從七十年代后期開始，經歷了從階級斗爭擴大化到徹底否定階級的過程。而八十年代末期之后，中國左翼內部自己總結(而非用西方話語)的傳統就終結了。這樣，在二十世紀政治遺產出現新的分化后，我們就已經無法準確解釋二十世紀了，因為正當化我們批判的歷史基礎沒有了，自我創新的源泉也終止了。

　　中國究竟要變成怎樣一個社會?二十世紀是個活的遺產。沒有二十世紀，就什么都不可能。我本人既悲觀又樂觀。蘇東劇變后，東歐各國各階層對新自由主義的自覺抵制很少，差不多是“徹底認了”。但中國就不一樣，出現了空前激烈的反抗和抵制。為什么呢?一部物權法，就引發七年的大辯論，為什么呢?這就是說，中國革命相當多的遺產還有生命力。歷史是活的歷史，并沒有真正被“告別”。工人階級的遠大利益仍然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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